中国通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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嗾�台。分置左右。左察朝廷，右澄郡县。中宗复位后，复名御史台。仍分左右。睿宗时，命两台都察内事，旋又把右台废掉。贞观末，御史中丞李乾祐，奏于台中置东西二狱，从此以后，御史台就多受词讼，侵涉了司法的权限。

　　　　至于外官的变迁，则和内官正相反。内官的权限，日趋于轻；宰相九卿等，有独立职司的官，职权多见侵夺。外官的权力，却有日趋于重之势。秦汉时代的两级制，郡县。到汉末改设州牧，就变成三级制。也已见第二篇上。东晋以后，疆域日蹙，而喜欢多置州郡，以自张大。于是“侨置”的州郡甚多。往往有仅有空名，实无辖境的。于是州郡愈多，辖境愈小。然而这时候是个军阀擅权的世界；军阀的地盘，是利于大的；州郡虽小，有兵权的，往往以一个人而都督许多州的军事，其辖境仍旧很大。隋朝统一以后，当时的所谓州，已经和前此的郡，区域大小，并无分别了。于是把州、郡并做一级。唐朝也沿其制，而于其上再设一个道的区域。一道之中，是没有长官的；中宗复位的这一年，分天下为十道，每道各设巡察使。睿宗景云二年，七一一年。改为按察使。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七三九年。又改为采访处置使。肃宗至德七五六、七五七年。以后，把天下分做四十余道，各置观察使。这种使官，都称为监司之官。他的责任，只是驻于所察诸郡中的大郡，访察善恶，举其大纲，并不直接理事，颇和汉朝刺史的制度相像。然而到后来，往往侵夺州郡的实权，州郡不敢与抗。而且这时候，已经是军人的世界了。有军马的地方，就都设了节度使。凡有节度使的地方，任凭有多少使的名目，都是他一个人兼的。这正和现在的督军兼省长等等一样，又谁敢和他相抗呢？于是中央政府，毫无实权，可以管辖地方，又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形了。参看第三篇上第二章第一第二第五节。监司官的名目，还有许多，欲知其详，可参看《文献通考》第六十一、六十二两卷。

　　　　唐朝的官制，中叶以后，又有宣徽南北院和枢密院，其初特以处宦者，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职权。后来宦者的威权日大，这两种官的关系，也就渐重。到五代以后，都变做了大臣做的官。这个留待第三篇里再讲。又地方自治的制度，从汉魏以后，日益废坏。汉朝时候，重视三老、啬夫等职的意思，丝毫没有。而役法日重，这一等人，反深受了苦役之累。这个也是一个极大的变迁，也待第三篇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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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　教育和选举（）　
教育制度，从三国以后，是很衰颓的，无足称述。《三国志·王肃传》：“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之后，……太学始开。……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疎，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这是后汉以后，学校就衰的情形。从此到南北朝末，虽亦设有国子学，大学，四门小学，或又置有博士，然皆无足称述。唐太宗时，“屯营飞骑，亦令受经；高句丽、新罗、高昌、吐蕃，皆遣子入学”。表面上似乎是很盛的，然而实际，士人社会的视线，已经移到科举上了。

　　　　要晓得科举制度的由来，就要先晓得九品中正。九品中正之制，起于魏文帝时。这时候，“三方鼎立，士人播迁，详覆无所”。尚书陈群，就于各州郡皆置中正，品评其本地的人物，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而尚书用人时，凭以复核。这种制度的可行，原因为后汉时代，清议极重，乡评特为有力之故。史称“晋武帝时，虽风教颓失，然时有清议，尚能劝俗。陈寿居丧，使女奴丸药，积年沈废。郗诜笃孝，以假葬违常，降品一等。”然而乡评的有力，是一种风俗，风俗是要随时势改变的。九品中正，是一种制度，比较的总觉流于硬性。于是就生出种种弊病来。扼要些说，便是：

　　　　（一）中正的权力太大，而又并无赏罚之防。就不免有（1）徇私，（2）趋势，（3）畏祸，（4）私报恩仇等事情。

　　　　（二）一地方的人，中正本不能尽识；就使尽识，也未必能知他的好坏。就使能知他的好坏，也不应当以一个人的话为标准。况且中正至多能晓得这个人的品行德望，至于当官的才能历练，是全然不知道的。

　　　　然而这还不是最大的弊病。最大的弊病就是中正都是本地方人，谁没有亲戚朋友？一个人在社会上，本没有真正完全的自由。一个阶级里的人，受这阶级的制裁，当然最为严重，谁能够真正破除情面呢？于是所选举的，总不外乎这一阶级里的人。就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历代选举的制度，纵或小有改革。然大体总是相同。九品中正的制度，南至梁、陈，北至周、齐，都是有的，直到隋开皇中方罢。这种制度，于两晋南北朝的门阀阶级，是很有关系的。参看第七节。

　　　　“隋唐以后科举”的前身，便是两汉时的郡国选举。原来郡国选举的制度，到两晋以后，也弊坏得不堪了。东晋初年，为了抚慰远方的人士起见，州郡所举的孝廉秀才，都不试就用。后来实在弄得不堪了。于是要试之以经。秀才孝廉。就都不敢进京。到京的，也都装病不考。于是宽限五年，令其补习。九品中正的制度既不可行。于是不得不加之以考试。既然凭考试为去取，就索性“无庸郡国选举，而令他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加以考试，合格的再把他送进京去应考”。就变成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了。唐以后的科举，最重的是进士科。这一科，是起于炀帝大业中的（当时还是试的策）。这件事，《隋书》不载。只见于《唐书》所载杨绾疏中。大约当时还不甚看重他。“唐制，取士之科……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其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等，然而取之最多的，只有进士明经两科：进士试“诗”、“赋”、“论”、“策”。明经试“帖经”、“墨义”。这时候，崇尚文词的风气已成。明经所做的帖经墨义，又是毫无道理的。大家都看不起他。就有“焚香看进士，瞋目待明经”的谚语。不是天资愚鲁，不会做诗赋的人，都不肯去做明经。就把天下人的聪明才力，都消磨到“声病”上去。参看第六节。

　　　　《文献通考》卷二十九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惟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后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宇，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县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按这是责令默写经文。

　　　　又卷三十……愚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塾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盖十余条。有云：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则对云：七人，某某也。谨对。有云：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则对云：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谨对。有云：请以注疏对者，则对云：注疏曰云云。有不能记忆者，则只云对未审。……

　　　　这种考试的法子，现在看起来，真正是奇谈。然而也不足为怪。这是古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如此。原来古人都是把《经》就算做学问；所谓通经，又不必自出心裁，只要遵守先儒的注疏；自然就造成这种怪现象了。这种现象，一变而为宋朝的经义。再变就是明清的八股文，通看后文自明。

　　　　武举起于武后的长安二年，七○二年。也用乡贡之法，由兵部主其事。

　　　　制科的科名，是没有一定的。唐制科名目和登制科的人，详见《文献通考》卷三十三。

　　　　以上所说，是取士的方法，但登科以后，还不能就有官做，还要试于吏部，谓之“释褐试”。释褐试取了，才授之以官。一登进士第，便有官做，这是宋朝的法子，唐朝却不如此。

　　　　铨选仍是历代都由尚书。唐时分为文武二选：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文选有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辩正。书、楷法道美、判文理优长。四种。“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已注而‘唱’，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还得听其冬集。”较诸后世的铨选，似乎还要合理些。又后魏崔亮吏部侍郎。创停年格。补用的人，一以他停罢后岁月为断。后世说他是资格用人之始，都不以他为然。然而他实在是迫于胡太后时候，强令武人也要入选，才创此法，以限制他的。他覆外甥刘景安的信，说：“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可见此法之创，实是限制武人的意思多。况且以资格年劳用人，原不算得弊政，较诸在上的任意抑扬，在下的夤缘奔竞，就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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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章　兵制（）　
唐朝的兵制，也是沿袭南北朝的。近人南海康氏说：“中国承平的时候，可以算是没有兵。虽然有唤做兵的一种人，实在是把来供给别种用场，如以壮观瞻等，并不是要他打仗。”这句话最通。秦汉时代，承袭着战国时的余风，全国还有些尚武的风气；东汉而后，就渐渐显出无兵的样子了。参看第二篇上第八章第四节。从五胡乱华起，到南北朝末止，却可以算得一个长期战争，其中东西魏（周、齐）对立的时候，竞争尤其剧烈；所以产出一种略为整齐的兵制。

　　　　有名的“府兵”制，是起源于后周的。其制是籍民以为兵，但是拣其魁健才力的，并不是全数叫他当兵。——而蠲其租调。令刺史以农隙教练。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领军的谓之开府；一大将军统两开府；一柱国统二大将；共为六军。总数不满五万人（隋朝也沿袭其制，置十二卫将军）。

　　　　唐制：折冲府有上，中，下。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每府都有折冲都尉，和左右果毅都尉，以司训练。其兵的编制：是十人为火，火有长。五十人为队，队有正。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有兵籍的人，年二十而为兵，六十而免。平时居于田亩，教练皆以农隙。有事就出去从征；事讫，依旧各还其乡。据《唐书·兵志》说：唐初，天下共六百三十四府，而在关内一道的，倒有二百六十一，所以中央的形势颇强。当时宿卫，也是靠府兵轮值的，谓之“番上”。

　　　　但是到高宗武后时，久不用兵，府兵法就渐坏，至于宿卫不给。宰相张说，就请募兵宿卫，谓之“彍骑”。玄宗时，这种宿卫的兵，也是有名无实；诸府又完全空虚；内地竟无一兵；而边兵却日重。所以安禄山一反，竟无从抵御了。

　　　　唐初用府兵的时候：有所征伐，都是临时命将；战事既罢，兵归其府，将上其印，所以没有拥兵的人。其戍边的兵，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都有使。总管他们的谓之道，道有大总管。后来改为大都督，但行军时仍曰大总管。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的，谓之节度使。但还没有用它做官名。睿宗景云二年，七一一年。用贺拔延胡做凉州节度，这是以节度名官之始。玄宗天宝初。于沿边置十节度经略使，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北庭（治庭州，今新疆迪化县）、河西（治凉州，今甘肃武威县）、朔方（治灵州，今甘肃宁夏县）、河东（治大原，今山西阳曲县）、范阳（治幽州，今京兆）、平卢（冶营州，令热河道承德县）、陇右（治鄯州，今甘肃西宁县）、剑南（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县）九节度，岭南（治广州，令广东南海县）一经略使。边兵就此大重了。安史乱后，讨贼有功之将，和贼将来降的，都授以节度使（或沿其旧官）。于是节钺遍于内地，而“尾大不掉”之势以成。

　　　　然而制唐朝死命的，实在还不是藩镇之兵，而倒是所谓“禁军”。禁军的起源：是跟高祖起义于太原的兵，事定而后，愿留宿卫的，共有三万人。于是处以渭北闲田，谓之“元从禁军”。老不任事，即以其子弟代之。后亦与于“番上”。太宗时，在元从禁军中，选善射者百人，以从田猎，谓之百骑。武后改为千骑。睿宗又改为万骑，分为左右。玄宗用这一支兵平韦氏之乱，改名左右龙武军。又有太宗所置的飞骑，高宗所置的羽林，也各分左右。谓之“北衙六军”。与诸卫的兵，号为南衙的相对待。中叶以后，又有所谓“神策军”。其缘起：因天宝时，哥舒翰破吐蕃于临洮西的磨环川，即于其地置军，谓之神策。以成如璆为节度使。安禄山反，成如璆派军中的将，唤做卫伯玉的，带千人入援。与观军容使鱼朝恩宦者共屯陕州。神策军的地方，旋为吐蕃所陷，于是即以卫伯玉所带的兵为神策军。和陕州节度使郭英乂，俱屯于陕。七六三年，吐蕃陷长安，代宗奔陕。鱼朝恩以神策的兵，和陕州的兵来扈卫。当时都号为神策军。后来伯玉罢官，神策军归郭英乂兼带。郭英乂又入为仆射，这一支兵，就入于鱼朝恩手里。是为宦官专管神策军之始。鱼朝恩后来入都，便把这一支兵，带到京城里，依旧自己统带着他。然而还不过是一支屯驻京城里的外兵并不算做禁军。七六五年，吐蕃又入寇。鱼朝恩以这一支兵，入屯苑中。于是声光大好，出于北衙军之上。德宗从奉天还京，都不相信大臣，而颇委任宦官，专叫他统带禁军。这时候，边兵的饷，不能按时发给；而神策兵饷糈优厚。于是边将在外戍守的，多请遥隶神策。神策军数，遂至十五万。自关以西，各处的镇将，大都是宦官手下人。所以宦官的势力，强不可制。昭宗时，想改用宗室诸王带他，始终没有成功。而宦官每和朝臣水火，就挟着神策军里几个镇将的力量，以胁制天子，诛戮大臣。到底弄得朝臣借着朱全忠的兵力，打破宦官一系的镇将李茂贞，把宦官尽数诛夷，而唐亦以亡。这都是后来的话，参看第三篇上第二章第四节，自然明白。禁军的始末，《唐书·兵志》不详，见《文献通考》第一百五十一卷。总而言之，亡唐朝之力：藩镇的兵，不过十分之三；禁军倒有十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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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　刑制（）　
两汉魏晋刑制的变迁，已见第二篇上第八章第五节。从晋武帝颁布新律之后，张褧、杜预，又各为之注。泰始二六五年至二七四年。以后用之。然律文简约；两家的注，又互有不同；“临时斟酌，吏得为奸”。齐武帝永明九年。四九一年。删定郎王植之，才合两家的注为一。然事未施行，书亦亡灭。梁武帝时，齐时旧郎蔡法度，还记得王植之的书。于是叫他损益旧本。定为《梁律》。天监初，天监，梁武帝年号，五○二年至五一九年，又使王亮等改定，共为二十篇。定罪二千五百条，刑分十五等。陈武帝令尚书删定郎范杲参定律，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定律三十卷。大体沿用梁法。这是南朝法律的沿革。

　　　　元魏入中原以前，刑罚是很严酷的。道武帝入中原，才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约定科令。太武神中。四二八年至四三一年。诏崔浩定律。正平中，四五一年。又命游雅、胡方回等改定，共三百七十条，有门房之诛四。献文增其十三，孝文时定为十六。大辟百四十五。献文增其三十五，孝文时定为二三五。刑罪就是耐罪。二百二十一。献文增其六十二，孝文时定为三七七。

　　　　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四七四年。尚书令赵郡王叡等奏上《齐律》十二篇。系杂采魏晋故事。刑名有五：一死，二流，三耐，四鞭，五杖。又有所谓重罪十条。一反逆，二大逆，三叛，四降，五恶逆，六不道，七不敬，八不孝，九不义，十内乱。不在“八议”和“论赎”之限。

　　　　北周的律，定于武帝保定三年。五六三年。刑分死，流，徒，鞭，杖。不立十恶的名目，而重“大逆”、“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隋初，令高颎等重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也有十恶之条。一谋反、二谋大逆、三谋叛、四恶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义、十内乱。唐朝的刑法，大抵沿隋之旧。

　　　　这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刑罚的变迁。马端临说：“汉文除肉刑，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于死。而深文酷吏，务从重者，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案复肉刑的议论，两晋时代最甚。其理由所在，就是“死刑太重，非命者众；生刑太轻，罪不禁奸”两语。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传生议，于是伤人者或折腰体，而才翦其毛发；所欲陷者与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及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案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隋始定鞭笞之数，死刑只用斩、绞两种。这都是较前代为文明处。

　　　　还有一层可注意的，便是隋朝的刑法。是兼采魏晋和拓跋魏两种法系（这个大概是周、齐如此，而隋朝因之）。其斟酌轻重之间，固然较旧时的法律为进步。然而精神上，也有不如旧时的法律之处。即如晋律，部民杀长官，和父母杀子的，都同“凡”论。这是两汉以后，把经学应用于法律，文明之处。父杀其子当诛，见《白虎通》。隋律却就不然。这是拓跋魏的社会，进化较浅，“官权”“父权”太重之故。中国反改其旧律而从之，真是下乔入幽了。余杭章氏《文集》里，有一篇文字，专论这件事，可以参看。

　　　　隋五刑：死（绞、斩）、流（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杖（百、九十、八十、七十、六十）、笞（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十）。

　　　　总而言之，秦汉以后的法律：经晋朝的一大改革，而大体趋于完善；经隋朝的一番损益，而轻重更觉适宜。所以从西洋法律输入以前，沿用千年，大体不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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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章　赋税制度和民生（）　
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从战国到秦汉，是有一个大变的。参看第一篇第九章，和第二篇上第六章。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计是以农业为本位。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就须注意于农民。但是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却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

　　　　从晋到唐，其间的田赋制度，都有同一的趋向。为之代表的，便是晋的“户调式”，魏的“均田令”，唐的“租庸调制”。今各述其大略如下：

　　　　户调之式，起于晋武帝平吴以后。他的法度是：男女年十六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案这是指为户者而言。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后魏的均田，在四八五年。孝文帝大和九年。他的办法：是把田分成“桑田”、“露田”两种。桑田是“世业”；露田及岁而受，年老则免，身没则还。桑田的数目，有过于其应得之数的，得以卖出；不足的得以买入。但过于应得之数，及在应得之数以内的，不得买卖。大概当时把官有的地，授与人家做露田。其原有田地的，一时并不没收他；本无田地的，一时也不能补足。所以人民的桑田，有逾限的，也有不足额的。男子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有牛一头，许授田三十亩；但牛四头为限。

　　　　唐朝的租庸调制，高祖武德七年定，六二四年。是：丁男十八以上，给田一顷；以二十亩为“永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