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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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至伤人命及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头目归问。若僧俗相争，田土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

　　　　又

　　　　诸蒙古人因争及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

　　　　这种不平等，则异族人据中国时代，怕都有之，不但是元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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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章　租税制度（上）（）　
唐中叶以后的税法，和唐中叶以前，也起了一个大变迁。便是：唐中叶以前的税法，都是以丁税和田税为正宗；虽或注重杂税，不过是暂时之事。如汉武帝时代是。平时国家固然也有杂税的收入，不过看作财源上的补助；国家正当的经费，并不靠此（汉人说县官只当衣食租税，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所以隋文帝能把一切杂税，全行免除，参看第二篇下第一章第一节。——到唐中叶以后，其趋势却大异乎是；至北宋而新形势遂成。

　　　　这个由于：

　　　　（一）唐中叶以后，赋役之法大坏；参看第二篇下第三章第五节。又藩镇擅土，国家收入不足，不得不新辟租税之途。

　　　　（二）因藩镇擅土，竞事搜括；其结果，就添出许多新税来。

　　　　税目太简单，本是不合理的；专注意于贫富同样负担的丁税，和偏重农人的田税，更为不合理。能注重于此外的税目，诚然是进步的事。所可惜的，是当时所取的税目，未必尽良；征收的方法，又不甚完善罢了。现在且仍从田税丁税说起。

　　　　宋朝的田税和丁税，还是用唐朝两税之法。其名目有五：便是（一）公田之赋，也唤做税。（二）私田之赋，对于租而谓之税。（三）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四）丁口之赋，（五）杂变之赋。杂变之赋，是唐以来于田赋外增取他物，后来又把他折做赋税，所以又谓之“沿纳”。所赋之物，分为谷，以石为单位。帛，以匹为单位。丝线和棉，都以两为单位。金铁，金银以两为单位，钱以缗为单位。物产，藁秸、薪蒸，以围为单位。其他各物，各用他向来沿用的单位。四类。征收之期，则“夏税”从五月起，到七月或八月止。“秋税”从九月或十月起，到十二月或正月止。

　　　　这其中所当注意的，便是唐朝的所谓两税。已经把“租庸调三者所取之额”，包括在里头了。却是从唐中叶以后到宋，都另有所谓“力役”，这便是于“庸”之外再取“庸”。而又有所谓“杂变之赋”，则又是出于“包括租庸调三者之额的两税”之外的。所以这时候的税，实在远较唐初为重。

　　　　然而苦累百姓的，倒还不在税额的重轻上，而在其征收的方法上。征收的方法，第一足以累民的，便是“支移”和“折变”。“支移”是“百姓的输纳租税，本来有一定的地方的，却因他输纳的地方，官家未必要这样东西用；所不输纳的地方，却要用这样东西；于是叫百姓移此输彼。”折变是“百姓的纳税，应当纳什么物品，也有一定的。却是所输纳的物品，官家未必需用；所不输纳的，却反要用；于是临时改变他所输纳的东西”。“支移”看“户等”的高下，以定道里之远近。不愿支移的，便要另缴“道里脚价钱”。这简直是于纳税之外，又另课之以“运送的义务”。“折变”却说所取的物品，虽然改变，其“价格”，要和原取之物相当的。其算法，是用征收的一个月中的“中价”计算。然而“支移”往往不能按“户等”的高下，叫富的人输送到远处，穷的人输送在近处；而且“脚钱”就是道里脚价钱。本是所以代支移的，到后来往往支移之外，还要出脚钱。“折变”则计算价格，未必能公平。又往往只顾公家；阙乏了什么东西，便叫百姓改输，却不管百姓有这东西没有。又往往折了又折，几个转身以后，价格便大相悬殊。譬如西川起初，绢一匹=钱三百，草一围=钱二，于是输绢一疋的，叫他折输草一百五十围。到后来，却把草一围，估作钱一百五十文，再叫他改输钱。于是三百文的税，倒纳到二万二千五百文了。

　　　　其害人最甚的，尤莫如南宋的公田。原来宋朝从南渡之后，权要之家，占田甚多。其有籍没的，都募民耕种，即以“私租”之额为“官税”之额。然而私租之额，还有时而可以少纳，官税则不能了；而且还不免有额外的侵渔。韩侂胄死后，籍没他的田，合着其余籍没的田，置了一个“安边所”。收田租以供给外交上的费用。开衅以后，就用他去补助军费。末年钞价大跌，又有人替贾似道划策，说莫如多买公田；公田所收的租很多，得了这一大宗入款，就可拿来维持钞价了。贾似道听了他的话，就去用贱价勒买。有价值千缗，而只给四十缗的。又要搭发“度牒”、“告身”。官吏争以多买为功，买来的不都是腴田，却硬押承种的人，也要出腴田的租额，浙西六郡的人，因此破产的不少。

　　　　辽朝的制度，因史文简略，无从详知。但知其田有“沿边屯田”、“在官闲田”和“私田”的区别。种屯田的，“力耕公田，不输赋税”。颇近乎古代的井田制度。治在官闲田和种私田的，则都要“计亩出粟”。头下军州：唯酒税赴上京缴纳；市井之赋，均归头下。

　　　　金则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但知其大率分田为九等。税则“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五升。又纳“秸一束”，计重十五斤。夏税从六月起，到八月止。秋税从十月起，到十二月止。也是用唐朝两税的法子。其猛安谋克户所输，谓之“牛具税”，亦名“牛头税”。“以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

　　　　户丁税丁驱丁地税全科户粟三石粟一石每亩粟一升减半科户一石协济户一石每亩粟三升元朝则取于内地的，分丁税和地税，系仿唐朝的租庸调法。但两者不并纳。地税少而丁税多的，就纳丁税。丁税少而地税多的，就纳地税。而其取之，又有全科户，减半科户，协济户等等的区别。又有一种新收交参户，别第一年至第五年，减收其数，第六年才入丁税。取于江南的，分夏税和秋税，仿唐朝的两税法。官田不纳夏税。

　　　　役法的源起，和其扰民，已见上篇第四章第二节。司马光复差役之后，就旧党亦不以为然。于是诸役中的衙前，仍用坊场河渡钱招募，要不够才许签差。寻又变为招募。绍兴以后，讲究“推割”“推排”之法。推割者，田产傥有典卖，税赋和物力，一并“推割”。“推排”则三岁一行，查考各户的资产，有无变更。这种办法，原想查明各户资产的多少，以定其户等的高下；按着户等的高下，以定其应役的重轻；是求公平的意思。但是这种办法，手续是很烦难的。而经手的吏，又要视贿赂的多寡，以为物力的低昂。纳赂多的，就说他资产少。所以仍没有良好的结果。一一六九年，孝宗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倡行义役。其法：由公众共出钱谷，以助输充的役户。此后各处仿行。凡行义役的地方，役法就没有什么扰害，这是因（一）役户既无破产之苦。（二）官吏又不能借升降物力，以肆扰害。（三）把一处地方应役的费，均摊在众人头上，既由人民自办，自然易得公平之故。可见人民自治的力量强，什么恶政治，都可以设法防止的。

　　　　辽朝的役法无可考。《马人望传》说：当时人所最苦的，是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役。至于破产不能给。人望“使民出钱，官自募役，时以为便”。则亦是行差役法的。金朝则分有物力的为“课役户”，无物力的为“不课役户”。京府州县郭下，都置“坊正”。村社则随户口多少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又置“主首”，以佐里正督察非违。置“壮丁”，以佐里正巡警盗贼。猛安谋克户，五十家以上，置“寨使”一人，掌同里正。坊正里正，都出钱雇募。其钱数，则以该地课役户所出物力钱总额十分之三为准。此外如要签差，则先及富人。富力相等，则先及丁多之家。其役非一家之力所能任，而事之性质，又不可分的，则取以次的户协助他。

　　　　物力钱，也是计算人民的“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藏镪”等等，以定其数的。金朝的征收物力钱，很为严酷。上自公卿，下至庶民，无一得免。甚至出使外国回来，说他受了“饥遗”，就要多征他的物力钱。其查察物力的法子，最初系“三年一籍”，后来变做“通检”，最后又变做“推排”。通检推排，也是很骚扰的。

　　　　元朝科差的名目有两种：一种唤做“丝料”，一种唤做“包银”。丝料之法：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官，谓之“二户丝”。每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本位”，谓之“五户丝”。这是诸王，后妃，公主，功臣收的，但不得私征，仍由地方有司，代行征收给与。包银之法：汉人每户出银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等物。但其取之，亦因户而不同。此外又有“俸钞”。“全科户”输一两，“减半科户”输五钱。于是以合科之数，作“大门摊”。分为三限输纳。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

　　　　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丝银全科户甲系官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乙系官丝一斤五户丝六两四钱包银四两系官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系官丝十两二钱包银四两减半科户系官丝八两五户丝三两二钱

　　　　包银二两止纳丝户甲上都隆兴等路系官丝十户十斤每户一斤大都以南等路十户十四斤每户一斤六两四钱乙系官丝一斤五户丝六两四钱系官丝一斤六两四钱止纳钞户初年一两五钱以后每年增五钱增至四两为止此外“摊丝户”，每户科摊丝四斤。“储也速儿所管纳丝户”，每产科细丝四斤。“复业户”，“渐成丁户”，第一年免科，第二年减半，第三年与旧户同。

　　　　总而言之，从租庸调变做两税之后，又于其外另取庸调一类的税，实在是叠床架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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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　租税制度（下）（）　
田税而外，其余的租税，共有两种：（一）是官卖的东西，（二）是各种杂税。

　　　　官卖的东西，宋朝共有五种：便是盐、茶、酒、香、矾。

　　　　盐的被认为一种税源，由来最早。《管子》上，理论已经是很完备了。《海王篇》。汉武帝曾行专卖之法，已见第二篇上。从三国到南北朝，盐也大都有税。然而这时候，在财政上，还不占重要的位置。隋文帝既定天下，把盐税全行豁除。唐初还是如此。高宗时，才听右拾遗刘彤的话，重行“禁榷”。但是这时候的办法，又和前此不同。前此的官卖，是直接卖给吃盐的人。这时候，却专卖给大商人，听他去零卖。这便是所谓“通商法”。然而这时候，盐税还是粗略的。到肃宗时候，第五琦做了盐铁使，才大变盐法。其法：于产盐之地，设立“盐院”。籍民煮盐，谓之“亭户”。煮就之后，堆积在盐院里，卖与商人。后世的盐法，大都以此为本。盐价本十钱一斗，第五琦骤加了一百文。德宗时，陈少游为盐铁使，又加了二百文，共卖三百十文一斗。第五琦去后，刘晏代之。初年盐税的收入，四十万缗；末年加到六百余万。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顺宗时，李巽做盐铁使，初年也收六百余万，末年又加到三倍。宋朝的盐，依出产的区域，分为“海盐”、“解盐”、解州、安邑两盐池。“井盐”四川。三种。海盐、解盐，都由官卖（制海盐之民曰“亭户”，亦称“灶户”。制解盐之民曰“畦夫”）。四川井盐：大者曰“盐”，小者曰“井”。盐由官掌。井则听凭人民制造贩卖，只要纳税而已。亦行禁榷之法，又和“入中”“刍粟”有关。

　　　　茶税，也是起于唐德宗时候的。当时不过就栽制的人，课之以税。文宗时，宰相王涯，改变茶法，才禁民栽制；把所有茶树，通统移植“官场”。官自焙制，卖与商人。就和第五琦的盐法一样。宋时，植茶之处，谓之“山场”。采茶之民，谓之“园户”。园户除岁纳若干的茶，作为租税外，其余的茶，一概由官收买。买茶的钱，是预给的，谓之“本钱”。但是往往不能依时发给。在江陵、如今湖北的江陵县。真州、如今江苏的仪征县。海州、如今江苏的东海县。汉阳军、如今湖北的汉阳县。无为军、如今安徽的无为县。蕲州的蕲口如今湖北的蕲春县。设立榷货务六处，官收下来的茶，或送到榷货务，或就本场发卖。

　　　　“酒税”也起于唐德宗时候。五代时，相沿未废。宋时，州城内皆官置“务”自酿，其县镇乡间，则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其法：愿酿酒的人，官须查察其资产，长吏和大姓，共同作保。岁课不及额，保人须负赔偿的责任。当招商承办的时候，傥有两人以上，同时愿办，自然先尽认课多的。因而每当承办的人换易的时候，可以招徕商人，令其出价竞争，这个谓之“扑买”。其初承酿的，都是有资产的人。国家看了这一笔收入，也不甚认真，不过拿来补助补助地方上的经费。南宋以后，财政竭蹶了，酒税的进款，各路也就看作认真的收入。州县不得不解上去。而这时候，承办的人，又往往纳不及额，就有酒已不酿，而向来所收的岁课，仍责州县收解之例。其结果，就至摊在众人头上去，变做一种赋税，参看《文献通考》卷十七水心叶氏《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曲”亦归官专卖。其初唯三京有之。天圣以后，北京亦然。官卖曲亦有一定的界限，不得阑出界外。南渡以后，赵开又立一种“隔槽”之法，官设了场，并豫备了酿酒的器具。人民要酿酒的，都叫他自备了米，到官场上来酿；而官收其税。每米一斛，收钱三千。当时收数大增。但是到后来，就有酿不足额，而强迫酿酒之家，叫他缴“一定的额的钱”的弊病。譬如向来酿米一斛的，现在就只酿半斛，也要缴足三千钱的税。

　　　　矾的官卖，也是起于五代时候，而宋朝因之。管理鬻矾的机关，亦谓之务。有“镬户”，制造入官，亦有时“募民粥”，又有时候用作入中的预备。“香”则南渡后才官卖。其制，《宋史》不详。又由市舶运来的东西，属于“香药”、“宝货”两种的，必须要卖给官，由官再出卖。天圣以后，常用他偿给入边刍粟的人。南渡以后，又时时用他称提钞价。参看第七节。

　　　　“入中”是商人输钱于京师榷货务，官给以券到一定的地方，去取一定的官卖品。“入刍粟”，则商人纳刍粟于边郡，边郡给之以券，或到京师和其它积钱的地方去取钱，或偿之以官卖品。宋初，大抵以解盐为陕西之备，东北的海盐，为河东之备，东南的海盐，为河北之备。雍熙太宗年号，九八四年至九八七年。以后，茶亦为边籴所资。真宗时，又益之以香药犀齿。这种办法，是为收财利于中央，及减免运输的烦劳起见。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政策。然而官吏和商人，往往表里为奸，就生出许多弊病来。

　　　　真宗末年，以缗钱和茶和香药犀齿，偿给入刍粟于西北边的人，谓之“三说”。于是西北边郡，专想招徕刍粟，这句话还是假的，其中一定还有别种弊病。不惜将刍粟的价格抬高，谓之“虚估”。国家偿给入刍粟的人的东西，就都变成贱卖了。据后来所计算，西北边得了价值五十万缗的刍粟，国家却费掉价值三百六十余万缗的茶。又边郡收了刍粟，只顾发券，并不管国家现存的货物，共有若干。以致持了券，兑不到物品，券价大跌。入刍粟的，本是沿边的土人，得了券，并不自己去取物，都是卖给商人和京师的“交引铺”的。商人和交引铺，都要抑勒他的价钱，本得不到多少好处；券价一跌，更其反要折本；自然无人来入刍粟。于是国家虚费了许多官卖品，而边郡的刍粟，仍不充实。仁宗时，李谘乃议改茶法，行“贴射法”。宋初官卖的茶，本是除掉“本钱”，再加上利息，卖给商人的。譬如罗原县的茶，每斤官给园户本钱二十五文，卖给商人的价，是五十六文，则三十一文就是息。这时候，就不给本钱，令商人和园户，直接卖买。但园户仍须把茶运到官场，商人就官场买之。国家但收向来所取的“息”。譬如商人到罗源去买茶一斤，就得输息钱三十一文给国家。至于入刍粟于边郡的人，给券到京，一切都偿以见钱，谓之“见钱法”。这种办法的主意，在于国家“卖茶”和“买刍粟”，都以钱为价格的标准，不以茶与刍粟，做那“物物交易”的卖买。到后来，法又不行了。而且加之以盐，谓之“四说”。于是薛向出来，把入边刍粟废掉。边郡所需的刍粟，一概从京师运钱去和籴。这么一来，茶就和边备无关，而通商之议起。一○五九年，仁宗嘉祐四年。把向来息钱的半额，均摊在茶户身上，谓之“租钱”。茶户输租之后，听其自由卖买。惟建州腊茶，仍行禁榷。此为“嘉祐通商法”。历神宗、哲宗两朝，无甚改革。徽宗时，蔡京才重行禁榷。其法：产茶州军的人民，许其赴场输息，给与“短引”，在旁近州郡卖茶。其余的，悉令商人到榷货务纳金，银，缙钱；或沿边州军入刍粟。榷货务给之以“钞”。商人持着这“钞”，到茶场上去取茶。茶场发茶的时候，另给一张“长引”。长引上载明商人“所指的州军”。就是商人所要到的州军。商人拿着这张“长引”，就可以一直到“所要去的州军”去。既到之后，再完纳一次商税。这是一一○二年崇宁元年。的办法。一一○五年，又罢各茶场。令商人就京师或所在州县请给“长引”或“短引”，拿着“引”，自己向园户去买茶。南渡后，赵开总领蜀中财赋，所行的，也是这种法子。不过特立“合同场”，以稽察商人和园户的卖买罢了。这种法子，平心而论，自尚可行，不过蔡京的意思，在于聚敛，务以多收为功。茶税既重，而又废掉茶场，无以稽察商人和园户的卖买，私茶自然蜂起。却又峻刑法以治之，所以害人。

　　　　解池的“盐钞法”，亦为蔡京所变乱。先是“盐钞法”之行：积盐于解池，积钱于京师榷货务，积钞于陕西沿边州郡。入边刍粟的，得了券，或到京师取钱，或到解池取盐。当时愿得解盐的甚多。蔡京要行聚敛之策，就把解池盐钞，改在京师发卖。却又才发钞，就换钞；既换钞，又立个名目，叫人贴输钱；一共要出三次钱，才拿得到盐。有出了一次两次，以后出不起的，就把他所输的钱，全行干没。数十万金的券，顷刻都成废纸。做这卖买的人，有“朝为豪商，夕同流丐”，赴水投缳而死的。这简直是抢劫了。南渡以后，赵开所行的盐法，是和他所行的茶法一样的，而稽察得更为严密。

　　　　又有所谓“和籴”及“和买”：“和籴”是（一）什么地方丰收了，便派人去增价籴谷；（二）或者什么地方要米谷，而转运为难，便派人去设法收买。这种办法，其初大概是注重于边郡的，到后来才推广到内地。“和买”则所买的是布帛。亦有预先给钱，随后输帛的，则谓之“预买”。“和籴”也有预给钱的，便是陕西所谓“青苗钱”。但是天圣以后，罢不复给。这本是同百姓做卖买的事，并不是收税。然而到后来：便有（一）强买，（二）仰价，（三）不即给价，（四）给价不足，（五）但给“官告”、“度牒”等不值钱不能流通之物，（六）和籴则每石取“耗”，（七）预买则按户硬配，（八）或外加名目收钱，（九）或预买的帛，令折输钱，（十）或预付的钱，重取其息等等弊病，已不啻加重人民的负担。到南渡以后，就一概变为“折帛钱”，变成一种赋税了。

　　　　商税起于唐朝的藩镇。五代时，更为繁琐。宋朝虽尽力蠲除，毕竟不能废掉。其法：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的专官措置，小的就委“令”、“佐”兼理。税额分为“住税”、“过税”两种：住税取千分之三十，过税取千分之二十。所税的东西，随地不一。见于宋史的：有“耕牛”、“鱼鸡”、“果蔬”、“竹木”、“柴炭”、“力胜钱”、载米商船所出。“典卖牛畜舟车”、“衣屦”、“布絮”、“谷粟”、“油面”等等。这种税，一望而知其为苛税。南渡以后，更其苛细。而且有时候，竟是讹诈的行为。譬如（一）琐细的贸易，亦指为漏税。（二）空舟则说他是载货的舟。（三）食米指为酒米，衣服指为布帛等等。甚至行李亦指为货物。再甚就空身也要勒索。绕路避他，就更要拦截讹诈。

　　　　对外贸易，则北宋时的对辽、夏，南宋时的对金，都有互市。官设榷场而征其税。有时官亦“辇物与易”。王韶经略熙河时所设的市易司，则由官给本钱，纯粹为一种官营的业务。

　　　　而其和国用关系较大的，倒还要推海路的贸易。太祖开宝四年，于广州置市舶司。后来又于杭明州置司。元祐时，又置于泉州和密州的板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