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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政策·实务·案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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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节子公司的利润水平。运用转移定价调节子公司的利润水平主要是调低利润，以避免子公司利润过高而引起的一系列麻烦，主要措施有：第一，某些东道国政府可能要求重新谈判跨国公司进入的条件，分享其利。为了避免重新谈判，跨国企业可通过转移定价的办法，把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赢利悄悄转移出去，而只宣布较低的公司利润。第二，在跨国公司与当地合资的企业里，如果跨国公司投资比例较大，一般希望扩大该合资企业的资产额，减少所公布的利润额，从而减少因缴纳所得税和分红的损失；如果东道国合资方所占投资比例大，按投资比例分红原则，跨国公司获利较少，跨国公司不希望东道国合资方多分红，因此也不愿将更多的利润留在合资企业。运用转移定价策略，可减少合资企业的总收入，调低利润水平，实现上述目的。第三，运用转移定价调低利润可缓和与东道国工会之间的关系。如海外子公司宣布较高利润，有时会引致东道国工会组织代表工人利益，要求共享赢利，增加工资和福利。跨国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运用转移定价，调低这些国家或地区子公司的利润水平，避免陷入经营危机。
有时跨国企业也可运用转移定价调高子公司的利润水平。为扶持国外子公司的建立和发展，对新建的子公司，母公司除了向其融通资金外，还可利用转移定价，以低价售予子公司商品及劳务，以高价从子公司买进商品，使该子公司显示出较高的利润率，有助于提高资信水平，易于当地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或谋取信贷。
（3）规避各种风险。主要措施有：第一，规避外汇风险。为了避免因汇率波动而受到损失，跨国企业可求助于转移定价，“提前或延后”付款，以减少因货币贬值而带来的损失，甚至能获取汇率差价利益。第二，规避东道国的价格控制。一些东道国政府为了限制和管理跨国公司在当地的经营活动，实行市场价格控制政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反“倾销”，一种是最高限价。跨国企业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面临这方面的限制不少，它们应以转移定价为对抗措施，规避价格限制。当东道国限制跨国公司企业以“倾销”价格在当地市场销售时，母公司可采取调低转移定价的策略，以低价向子公司提供原材料、零部件等，使该子公司仍能以低价在当地市场销售商品，击败竞争对手，从而控制当地市场。反之，当东道国海外企业以高价销售时，母公司可采取调高转移定价的办法，使该子公司产品的成本增高，其结果仍能使整个公司获取较高利润。第三，规避东道国的外汇管制，回收投资和收益，调拨资金。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经营的我国跨国企业常会遇到东道国外汇管制和资金管制的风险。目前许多国家政府对外资企业内部调拨资金，特别是外国资本和利润的汇出，都作了许多限制性规定，这给企业跨国经营带来很多的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可通过转移定价降低该国子公司的利润，把相当部分利润作为价款转移到母公司或其他海外子公司。或者减少对当地的直接投资额，采取贷款方式向子公司提供资金，收取高利息，以此在短期内将资本调回本国，因为一般说来，各国的外汇管制都没有限制贷款和利息的汇出。
（4）争夺与控制市场。当子公司需要扩大新市场，或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母公司可以低价向子公司供应原材料、零部件或成品，降低子公司的生产成本，使其拥有价格优势，击败部分对手，争夺和控制市场。
4。国际转让价格的影响
国际转让价格能够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影响跨国公司的决策。从内部讲，国际转让价格能够提供数据，激励附属公司的管理人员，用来评估附属公司和其管理人员的业绩；从外部讲，国际转让价格可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关税、利润的转移及其全球范围内的所得税的大小，等等。当然，跨国公司与其子公司之间的国际转让价格可能不符合市场上通行的价格，这必然增加和加剧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不少国家已着手管理国际转让价格的制定，主要是防止逃税避税。
应该看到，国际转让价格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税收方面，它对跨国公司本身，对接受跨国经营的各国政府，以及对国际资本的流动都有广泛的影响。为此，一些国际机构如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商会等都十分关注转让价格的制定，颁布了关于制定转让价格政策的各种建议和指令。
9。3。3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
1。战略联盟的概念与动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冷战的结束和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迫于竞争压力，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合作竞争，其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就是建立企业战略联盟。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或特定事业和职能部门），为达到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协议、契约而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要素水平式多向流动的合作伙伴关系（或松散的组织形式）。
战略联盟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动因：（1）降低高新技术产品研制和开发成本的需要。一般而言，大型跨国公司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其产品往往具有技术和资金密集的特性，然而，随着技术的日益复杂化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新产品的生命周期明显缩短，使得新产品、新技术研究与开发风险加大，要求不断缩短研究与开发时间，降低研究开发成本，分散研究开发风险。世界主要跨国公司为了保持和扩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纷纷组建了不同形式的跨国战略联盟，加强在高新技术研究中的合作与交流，从而推动了跨国公司的科研开发日益走向国际化。（2）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需要。在技术日益分散化的今天，已经没有哪个企业能长期实行技术垄断，企业单纯依靠自己的能力已经无法掌握竞争的主动权。为此，跨国公司都尽量采用外部技术资源，与其他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借助与联盟内企业科研人员的相互合作、相互传递技术，加快研究与开发的进程，并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内外资源的优势相长。实践证明，跨国战略联盟更有利于开辟新市场或进入新行业，因而具有更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3）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需要。跨国公司为了适应世界市场的复杂性，降低新产品研制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在生产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然要从技术自给转向技术合作，以避免单个企业在研究开发中的盲目性，或因孤军作战导致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降低风险。（4）企业组织战略性革新的需要。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层次的增加、协调成本上升，使得一些跨国公司向官僚式的低效率迈进。跨国战略联盟的经济性在于不涉及组织规模扩大和机构膨胀，避免带来企业组织的僵化，使企业保持灵活的经营机制和资源使用的高效率。战略联盟还是绕开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措施，以避开反垄断法对企业规模过大的制裁。
据统计，1990—1996年间，仅在迅猛发展的信息产业中就建立了3。6万个各种类型的战略联盟；而在汽车行业，则已建立了1000多个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上述情况表明战略联盟已成为跨国公司，特别是汽车、电子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其他行业跨国公司谋求国际竞争实力、强化内部比较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2。国际战略联盟的特点
与以前的联盟方式相比，近几年国际战略联盟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1）主要是规模巨大的垄断企业间的相互兼并。积极参与这次企业合并浪潮的多为同产业中的超大型企业或公司，有的还是大型的跨国公司。如波音公司1996年在世界500强排名第43位，麦道公司在世界500强排名第80位，两家合并后远远超过了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空中客车公司。
（2）主要集中在高技术产业和以金融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由于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激烈的全球性竞争，世界各国第三产业市场的逐步放开，多数企业合并案集中在电子信息、金融服务、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国防工业等领域内。这与前几次企业合并浪潮主要集中于传统工业部门（如重化工等产业）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
（3）企业合并通过股票市场进行。近几年企业间合并活动多是通过股票市场完成的。例如，雷神收购休斯的方法是购买后者48亿美元的股票（占收购金额的50％以上）；摩根·斯坦利与丁·维特发现公司的合并就是通过股票市场进行相互间股权交易实现的。
“通过合作竞争”已成为公司有效地开展竞争及维持竞争优势的先决条件。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新态势意味着跨国公司间的竞争已不再是依托一个跨国公司内部资源的竞争，而是依托一个乃至数个“跨国公司集合”的资源的竞争。但是，它对东道国企业，对未参加联盟的跨国公司却产生了重大威胁。显然，作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经营的一种有效战略，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对发展中国家企业也是适用的。
9。4 国际要素流动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关系（）
9。4。1要素流动与经济贸易的替代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认为，如果两国生产函数相同，即两国采用同样的生产技术，则根据H…O…S定理及H…O理论，即可得出要素国际流动与产品贸易是完全替代关系的结论。蒙代尔的分析基于通常如下假定：两国、两种商品及两种要素的模式，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要素密集度不发生逆转，实行不完全的国际分工。
假定A、B两国，A国资本丰富，其出口比较优势产品Y是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而B国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丰富，其主要出口优势产品X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双方相互贸易情况。
A国出口量PaQa的Y商品，进口PaCa量的X商品，两国在MM′线表示的贸易条件下达成均衡。通过自由贸易已实现了两国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各自达到最大福利，所以不存在要引起要素流动的原因。
但是，一旦存在某种贸易障碍，就会刺激要素流动。假定B国对进口的Y商品征收了关税。这样B国Y商品的国内价格就会上涨，因而刺激生产的增加，导致生产Y商品的密集性要素（资本）价格相应上涨，于是便发生A国向B国的投资。如假定不发生劳动的国际流动，则A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缩小到a′a′，B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扩张到b′b′。根据雷布钦斯基定理，在原贸易条件不变的条件下，A国的生产点为P′a，B国为P′b。这样，最后的结果是：A国减少了PaQa量的出口商品Y的生产，而增加了P′aQa量的进口商品X的生产；B国则增加了SbP′b量的进口商品Y的生产，减少了PbSb量的出口商品X的生产。两国生产量的总和同自由贸易是一致的，要素流动与自由贸易是没有差别的，即两国之间是完全的替代关系。
蒙代尔模式结论的得出，除了其原有的假定以外，至少还暗含着以下假定：
（1）在将贸易转化为要素流动后，两国之间的贸易条件不发生变化，如果要素流动前后的贸易条件随着贸易量的变化而变化，则情况就不同了。若B国由于要素输入而使其贸易条件改善，则不能说要素流动与自由贸易是完全相互替代的关系。
（2）在要素流动前后，两国消费点相同，资本的报酬额相当于Y商品的MN量或X商品的M′N′量，即B国在支付资本报酬后的余额和自由贸易条件下的Pb点生产、在C点消费的状况相同，而接受资本报酬的A国也是一样。就是说，虽然发生了资本流动，却没有额外的利益。但事实上，许多国家在要素流动前后的利益是不同的。
从这些意义上讲，要素流动与自由贸易并非完全没有差别，因此两者也并非是完全的替代关系。
可以看出，尽管蒙代尔模式具有某种机械的、静态的特征，其结果也过于模式化、理想化。但蒙代尔所揭示的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互替代关系则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是在静态或较短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替代关系较为明显，这种相互替代关系使得要素流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逆贸易导向的特征。
9。4。2要素流动与经济贸易的互补关系
蒙代尔分析的情况对货币资本流动效果的解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直接投资的解释则还需进一步分析。日本学者小岛清教授认为，与货币资本流动相比，直接投资有以下两个特点需要强调：
1。直接投资是组合要素的流动
直接投资不仅是资本要素的流动，而且还包括资本、技术、技能、经营管理知识以及信息等要素的总体转移，即组合要素的流动。其核心不单是货币资本的流动，因为货币资本可以部分地在当地筹集，部分由出资方筹集，即可以采用合办的形态。出资（股权安排）部分多数是以体现为机器、设备或者中间产品等含有先进技术的生产资料的形式进行单方面价值转移的，再加上工人的技术培训、经营管理、市场销售等技能的转移——这一切才是直接投资的基本内容。因此，在理论模式中，可以不考虑投资国与接受国之间为数不多的货币资本的增减或转移，而把直接投资视为包括销售问题在内的先进生产函数的转移或移植就可以了。
2。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等的综合体
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向要素输入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子公司、合资企业等）的转移。它不同于单纯的货币资本流动，即不是作为流动性很高的一般生产要素流入要素输入国的。因此，也不会同该国的国内资本一起再分配到各种产业部门、各个企业。但是，一般来说，通过对工人、经营者的培训，以及诱发当地资本建立竞争性企业等形式，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先进的生产函数将逐渐普及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在不同的产业部门，由于新的生产函数和原有生产函数之间的差距大小、资本密集程度大小、劳动和经营训练难易程度等方面不同，它的普及也将有所不同。因此，小岛清认为：既然以投资国资本丰富为前提，那么要素输入国的商品越是劳动密集型的，就越容易具有比较优势；投资国和要素输入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移植、普及和固定下来。
小岛清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如果对外投资（特别是直接投资）是这样顺贸易类型的，则后进的要素输入国从中得到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小岛模型的分析也有一些缺陷：（1）关于直接投资的动因，小岛清已意识到产业衰落或比较优势的失去（或已是比较劣势）是直接投资的动因，但导致比较优势减弱或逐渐丧失的原因则没有说明。（2）按小岛模型的理解，只有当某一产业失去比较优势时才进行直接投资，这样，投资企业在要素输入国的优势很难持久。一旦输入国企业掌握了这些技术等先进要素，则在较短的时间段内投资国的投资企业将面临再次危机。因此，要素输入国在引进资本、技术时，也要考虑出口产业结构的替代或更迭问题，按不同的梯队进行抉择。（3）小岛模型追求的是投资导致资本输入国出口产业兴旺，但许多企业对外投资往往追求的是资本输入国的市场。因此，作为资本输入国来说，不能依赖投资国来扩张本国的出口，而应在外资引进时有所选择，并且，资本输入国也存在产品替代而导致产业兴衰的问题。（4）小岛模型中的A国之比较优势产业既有X产业，也有Y产业。若A国产业中的将要衰落的产业，也无法在B国迅速成长为出口优势产业，则A国对B国的投资是否没有意义呢？也就是说，若接受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与资本输出的发达国家技术差距较大，但该发展中国家却有可观的市场或巨大的潜在市场，那么该发达国家为什么不去占领这些市场，而去投资于具有出口优势的另外一国呢？这岂不是将丰厚的利益拱手送人吗？
【案例与实践】千年写就的中国移民史（）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人离开故土出外谋生的历史，如果从唐朝算起已历经千年的沧桑了。历史虽然悠远，但是在近代之前，由于人数少，规模小，区域局限，几无史料可查。16世纪以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出现了大规模迁居海外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00年里，中国人出洋人数将近1000万，足迹遍及五大洲数十个国家。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内地与外界的隔绝，正常的移民一度中断。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移民史又续写新章。
美国是一个主要的移民国家，也一直是中国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19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移民美国的浪潮，以此为开端，中国在美国的移民人数稳步增加，1890年达到了107488人的高峰。其后，由于一系列排华法案的实施，华人移民的数量在1920年下降到61639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了华人移居美国的第二次浪潮。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华裔人口已超过160万，其中近70％是移民。
早期的移民生活非常艰苦，除了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大之外，还饱受歧视之苦。旧金山湾有个“西埃利斯岛”，曾是美国移民局的审查中心。在1940年改为战俘营以前，许多企图移民美国的中国人被关押在这个岛上过活，有的甚至长达2年。不少人在墙上留下了文字诗画，记录了他们的辛酸与绝望。
1860年以前，在美国的中国移民大多数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及其他太平洋沿岸地区。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内陆地区修建铁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而为中国移民进一步向内陆拓展生存空间提供了有利条件。从19世纪80年代到战后初期，在美国的中国移民主要局限在族裔商业的范围内，以回避与白人社会的经济竞争和社会冲突，法律的不公正待遇使他们在更多行业内施展拳脚受到了束缚。最典型的歧视性政策是限制华人妇女移民美国，其结果是唐人街中的男性远远超过女性，形成了著名的“光棍社会”现象。不少外界人士对唐人街内没有少年犯罪感到诧异，其实道理很简单，在当时美国的唐人街内只有很少的华人家庭和儿童。直到1965年以后，唐人街中国人的男女比例才趋于接近，到1990年时几近相等。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至今，中国向美国移民的人数逐年增加，移民的知识结构和经济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美国方面分析，原因有两个：一是始于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扩大了各国移民的平等权利和平等待遇；二是1965年新移民法的颁布，废除了种族配额，建立了将直系亲属、熟练及非熟练工人、难民、科技人员列入不同范畴的优先类别的移民体系，从而使移民行为更为规范化。从中国状况分析，主要有三个因素推动了新的移民：一是台湾和香港60年代的经济起飞，大大改善了港台的经济状况，到美国的自费留学和投资移民大大增加；二是政治波动的冲击，如70年代美国与台湾的断交和海峡两岸的对峙，对香港回归的担心等；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更多的中国人开阔了视野，认识了世界，很多青年愿意去美国学习深造和开创事业。
自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到国外工作或移民的人数逐渐增加。其中前往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最多，平均每年3万多人。
另外，还有大量并未移民但在世界各国工作的中国公民。尤其从1998年起，每年对外签订的承包合同突破100亿美元，在外劳务人员近40万人。1999年中国冶金建设集团中标美国钢铁厂项目，进入美国本土。2008年年末中国在海外从事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人数有74万，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香港和澳门、俄罗斯、巴基斯坦、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截至2008年底，我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有3万多家（1978年不足10家），具有对外劳务合作和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的企业2000多家；对外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559亿美元，合同额599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62万人；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2630亿美元，签订合同额4341亿美元。
与早期移民相比，新移民少了几分辛酸，多了几分辉煌。新移民多数在国内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教育，拥有一定的社会经济资源，远渡重洋的目的是寻求更好的发展。与那些到美国旅居并期望尽快赚钱返回老家的早期移民不同，新移民大多数计划留下来，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并靠他们的知识和资金，逐渐在美国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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