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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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后来的文学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国文教师换了孟志孙先生。他学识渊博，精通古文，后来成了大学教授。他在中学教这群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大学的授课方法了。他把中国的诗歌按时间顺序自由圈选，教学生们从头读起，由诗经开始，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至元曲为止；他还指导学生阅读大量参考书。韦君宜极力适应孟先生的授课方法，经常去书店，就在这一年里，她学会了到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去选购线装书，书店的伙计们用惊讶的眼神看着这个钻故纸堆的少女。高中毕业时，韦君宜曾奉孟先生之命，写了一篇毕业论文——《读〈陶渊明集〉》。那时候，“学者”的头衔对韦君宜有着强烈的诱惑力，故纸堆、书斋，是她陶醉的地方，是她赖以生存的极乐世界。
　　在振聋发聩的炮声中惊醒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在豺狼步步紧逼面前，国民党政府则步步退让，北京危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韦君宜恰在此时，踏入了素有反帝斗争传统的清华大学，敌人的铁蹄踏碎了她成为学者的美梦。她从书斋中走了出来，面对着完全变化了的环境，感到惊异、迷惘。她拿起笔来，记录了自己的苦闷和朦胧的追求，散文《告诉》是她的一篇习作，也是她后来跟文学结缘的开篇之作。以后，她又接连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其内容大都是听来的革命故事和亲自观察的小市民生活。作者追忆这一段创作时曾说：“那是在追求党还没有追求到的时候写的，虽然很幼稚，文章却是一片真情，热烈的程度，有过于少男少女在热恋中。我是在热恋着革命，热恋着我的祖国”。
　　帝国主义入侵后，北京的街头和正阳门车站到处都写上了“片假名”，“何梅协定”、“塘沽协定”接连签定。学校里一面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一面是熊熊燃烧的反抗之火，抗日的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围绕着抗日救国的内容，同学们召开各种形式讨论会。韦君宜有时也去旁听或列席，她用心地倾听那些高谈阔论的男同学发表演说，开始觉得新鲜，有道理，渐渐听得入迷，信服了。从别人的演说中，她知道了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懂得了什么叫剥削、压迫，世界上为什么有穷人、富人……讨论会使她开阔眼界，明辨是非，她从旁观者逐渐成为一名自觉的参加者。
　　一次，一位女同学因参加左派革命团体，被特务迫捕。当时韦君宜正巧从图书馆出来，另外一个女同学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韦君宜便和其他同学一道，悄悄地跑到那位女同学隐藏的地方——清华大学生物馆最高层的花棚子上，让那位女同学坐在那里不动，由她们负责送水送饭，直到天黑。特务们由于没有搜查到，只好扫兴而归。漆黑的夜晚，韦君宜和其他女同学一起，前后簇拥着，把这位女同学送出了清华园，暂回山西老家躲藏起来。
　　韦君宜在访惶中坚定了信心，从胆怯中获得了勇气。经过这件事后，她懂得了革命不只是看几本书，发表几篇演说了事，革命要真干，要豁出命来干，提着脑袋干。
　　在“一二·九”风暴中摔打
　　随着共产党对抗日运动的领导，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此时，抗日救国已经不是少数先进人物的思想和愿望，而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和行动了。严酷的现实，使韦君宜迅速地作出抉择——站到广大人民一边，投入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去。随着知识的增长，阅历的广泛，她的爱憎感亦愈加分明。她决心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舍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她在后来写的《答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一文中说：
　　……我读的书更多了一点，我知道了资产阶级是怎样一个　阶级，知道了剥削工人剩余价值是怎么一回事，知道社会是向怎　样的方向发展。过去对我那个家庭腐朽生活，例如我的父母哪时　抽鸦片烟，每天睡到下午一点钟起床，这些事，我过去只是简单　地讨厌，当初步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我知道了像这种生　活将来一定得消灭，我应当自觉地离开它，决不跟它一起灭亡，　应当自觉地为它挖掘坟墓。
　　反动派的水龙、大刀，血淋淋的现实，使她从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名冲锋陷阵的猛士。她以从未有过的勇敢，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示威，和伙伴们手挽手，肩并肩，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喊出了心灵的最强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她在回忆时写道：“那时候……对敌人对奴才的仇恨，使我们每个人都像狮子，恨不得立即咬死这些坏人。”
　　“一二·九”运动过后，各地学联纷纷成立。共产党又提出了“青年学生到群众中去和农民相识，和农民拉手！”的口号，北平、天津学生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沿着平汉铁路步行南下，向沿铁路的农村居民宣传。每天走一站路，在当地小学校里住宿，这是广大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的开始。韦君宜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自然，那个宣传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效果，那甚至是有点可笑的，那样一群穿着工裤、旗袍、西装、长褂的学生们，跑到农村去告诉农民，日本帝国主义要打来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抢夺你们的牛羊了！实际上自己连那里是用牛耕地还是用驴耕地也不知道。可是，现在想起来，我总不能笑。因为我们是带着那样庄严的心情去作那个最重要的开始的。我们的脚走到农村去了，我们的眼看到了没裤子穿的农村孩子，我们的心真正感到自己的生活有改变的必要了！”
　　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韦君宜从一个知识分于家庭出身的小姐彻底地脱胎出来了。从农村回来不久，她成了第一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韦君宜的公开身分是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实际上主要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她被提任为学委干事，妇救会党组成员，奔走于各大学、中学进步学生和组织之间，组织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到门头沟等工矿、农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并创办《北平妇女》等刊物。这时，她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革命工作上，因而，虽选修了朱自清的宋词，刘叔雅的庄子，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却常常不去上课。
　　当时的学委，既无机关，也无经费，为了开展工作，韦君宜只好以自己早已厌恶的家庭为据点，召开各种会议。一天，北平妇救会的同志们到她家开会，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开会时又显得很秘密，加上家里早就听说过韦君宜在学校不好好上课，到处乱跑，所以这次会议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会议正开得热闹时，母亲让女工几次进去，把韦君宜叫出来，并且提出陪她出去，给她做新大衣。执拗的女儿对母亲的举动非常生气，听完母亲的话，二话没说，扭头就走，回去继续参加会议。她当时清楚地知道，在这二者之间，只能有一种选择，不放弃这些优厚的物质生活享受，就得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编刊物需要经费，而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又十分紧张。韦君宜的父母亲对女儿花钱，是从不吝啬的，她便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一次，学委领导的《北平学生》杂志，因缺少经费不能及时出版，大家正在为此焦急。韦君直跑到家里对父母说：自己急需一笔钱买一辆自行车。母亲毫无怀疑，如数付给，《北平学生》杂志才得以及时出版。
　　斗争长才干，实践出真知。韦君直下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她无所畏惧。曾多次逃避特务们的盯梢，转危为安。
　　一次，妇救会党组开会，先做了一个匾，上面写着宣传抗日的字样，足有三四尺长，以备开会时用。韦君宜带着这个匾晚间回家过夜。刚出师范大学门口不远，便发现后面有人跟踪，她转弯，跟踪的人也转弯。小巧、敏捷的韦君宜急中生智，快速挤上电车，企图甩掉跟踪者，没想到那个人却从另外的门跳上电车，她的心怦怦地跳着，想法窜到门口，佯装下车的样子，待车到了下一站停下来，等乘客们下完了，要关车门时，她纵身跳下车，机智巧妙地甩掉了跟踪她的人。
　　从事地下斗争，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战斗。不仅需要勇敢、智慧，更需要沉着和铁的纪律。吃一堑，长一智。韦君宜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时，对遵守地下工作纪律，很不习惯。有一次，市委一位同志去她家开会，她没做任何暗号。会后，那位同志严厉地批评她，并具体地告诉她如何做暗号，遇到危险时，如何发出暗号。
　　在清华大学的三年，她经历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成了一名合格的党的地下工作干部。
　　由于对文艺的兴趣和爱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常常抽暇阅读鲁迅及其他新文学作品。这时，她方感到中学时代所读的鲁迅的杂文和小说，实在是一点也没读懂，而现在才开始懂得一点鲁迅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向北京地区卢沟桥发动了进攻，中国守军在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影响下，奋起抵抗，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但国民党政府却节节败退，学委机关在北平站不住了，学校也要南迁。当时正值暑假，一切“关系”都无法办理。韦君宜及其妹妹，从天津坐海船经青岛到达济南，从济南又转太原，到太原后，很快就接上了“关系”。然后又到石家庄，在那里组织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事隔几天，国民党又撤离了石家庄，当时在石家庄的一位共产党的领导者告诉韦君宜，有两条路供她选择：一是留在石家庄，等待参军；一是到武汉去找流亡同学会。韦君宜选择了后者，到了武汉，先在叔叔家暂住，并恢复了党的工作，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公开的身分是在武汉大学借读。
　　1937年冬，日本侵略者又逼近武汉，形势很紧张。韦君宜在武汉做官的叔叔，虽不知道自己的侄女正在干着为他们一群挖掘坟墓的工作，但总感到韦君宜有什么事情瞒着他，所以很戒备。一天，他派韦君宜的婶娘，到武汉大学找韦君宜。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韦君宜只好装出顺从的样子，跟他们回了家。在家里，韦君宜表面上平静得如一潭死水，而内心却波涛澎湃。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逃脱的办法。一天晚上，她佯装要去看戏，婶娘、堂姐都陪她去了。待戏散场后，她趁人多拥挤时，混入人群，脱离了“看管”，又转了几条街，坐上轮渡，一口气跑到武昌，连夜找到武汉大学支部书记。遵照党的指示，和另外几位同学一道，转移到湖北黄安苏区，参加党训班学习。
　　在黄安党训班受训后，由湖北省委分配到襄阳，后转宜昌，仍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发展党，组织剧团，串连小学教师等。
　　盛夏的一天，省委来电将韦君宜召回武汉，有一项紧急任务要她去完成。当时的武汉政府，准备派一个合唱团到国外去进行抗日宣传，党组织想找一个会说英文、有大学程度的女党员随同。经别人推荐，韦君宜成了合适的人选。到了武汉，先找到董必武同志的住处。一进门，她看见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拘束感立即消失了。董老先让她吃饭，然后不紧不慢地向她交待任务。韦君宜觉得自己跟唱歌无缘，不能“滥等充数”，她爽快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经她反复陈说，董老同意她的意见，并取消了原来的决定。此后，她被留在武昌，住进了武昌地下党机关，做民先队工作。为了怕家人发现她的行踪，便假装在外地，给叔叔、婶娘发了一封信，工作时也尽量避开离家较近的那几条街。直到武汉失陷前两天，韦君宜才又回到叔叔、婶娘家，暂住几日。这时，恰好母亲从北平专程来到武汉，让她立即去香港，然后转赴美国留学。韦君宜断然拒绝了父母为她安排好的前程。武汉失陷了，她决定借助叔叔的方便，乘船到重庆。
　　在长期的严峻的斗争中，韦君宜结识了自己爱慕的男友孙世实，两个人志同道合，相亲相爱。本打算搭乘同一条船去重庆。待韦君宜挤上船找到自己的坐位后，未见其男友，只看到男友写的一张字条放在她的坐位上。上面写着：“我来送你，没看到你，我与钱大姐不能乘这条船走，过几天到了宜昌再去找你。”
　　到了宜昌以后，还不见男友的身影，韦君宜有些焦急。一天，她突然从《新华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从武汉开往重庆的船被日本飞机轰炸，死伤多人。她的心猛烈地震动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催促她立即赶到《新华日报》办事处打听消息。果然不出所料，男友牺牲了。韦君宜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第二天，钱大姐来看望韦君宜，并告诉她，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情绪，决定要她去革命圣地——延安。
　　艺术是感情的升华。韦君宜含泪挥笔写下了悼念亡友的散文《牺牲者的自白》（发表在《抗战文艺》3卷4期）。
　　这是一幅具有真情实感的纯真的艺术品，它袒露了一颗炽烈而赤诚，坚贞而痛苦的纯洁女性的心。
　　在民族的献祭台前，有人走上来说：“我献出金钱”。有人说：　“我献出珠宝”。有人说：“我献出劳力”。我将上去大声宣布：“我　献出我的爱人！”我总算倾其所有，使同献者无话可说了。我想退　去，但是民族的神灵对我说：“不！你还有！”“我还有什么呢？”“你　还有自己的生命！”
　　多么无私而又坦荡的情感啊！像珍珠一样闪光，像水晶一样透明。文章中，韦君宜还以自己亲身的感受，告诫那些“高谈和平”的学者们和“抗战与己无关”的中、上层人们，不要侥幸，不要逃避，战争的灾难总有一天要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于是明白，为什么还以为我们现在可以讲和，可以不抗　战？为什么有人还在为自己的子孙XXX的私人生活打算？为　什么有人无论如何不肯把自己的所有完全交给抗战？是因为自　己还觉得可以跟日本人生活在一起，日本没有给自己损害，觉得　日本不至于刚好就把自己那一份抢了去吧？是罢？可是朋友们！　当我接到这一噩耗的前一天，前一时，前一分一秒，我也没梦想　到，这件事竟会掉在我的头上呵！这和我不相干，正如和现在街　上的每一个路人之不相干一样。
　　多么衷心而又亲切的言语呀！好像是面对面的促膝谈心。
　　文章的结尾，她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大声地呼喊：
　　亲爱的朋友！我活着只为了报仇！痛痛快快地报仇，直接地　报仇，报这血的仇，性命的仇，我的仇，中国的仇，我们一百年来　千万万里列祖列宗的深仇大恨呵！我要把子弹直接打进敌人的　胸口，要敌人的血在我手中的刀底下流。亲爱的朋友，你已经想　好了你的办法了吗？
　　多么坚强而有力的声音，像犀利的钢刀，像进军的号角，令人猛醒，催人上阵。全文没有修饰、造作，更没有虚假语言，字字血，声声泪。这是一篇悼文，也是一篇誓词，又是一篇号召书，但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抒情散文，思想、感情、政治、艺术完美有机地结合。文章发表时，受到当时编者的赞扬，并向人们推荐。《编后记》中写道：“这篇文章给了编者以很大的感动，我想一定也同样给读者以很大的感动的……这更证明了优秀的文艺作品，绝非单靠幻想所能织成的，而真正出色的艺术本领也只有在战斗的现实生活中才能锻炼出来。
　　就是这篇文章连同韦君宜本人，在文革中，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
　　韦君宜在解放区经历了八九个春秋，战斗的硝烟，艰苦的生活，温暖的友谊，给她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使她增长了才干，锤炼了意志。如果说“一二·九”风暴使她成了一名革命者，那么解放区的生活，使她成了一名共产党的优秀干部。
　　进入解放区后，她的心情舒畅，怀念亲人的苦痛，很快被温暖的同志之情融化了。一到解放区，胡乔木就来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看望他们，并给他们分配了工作，韦君直被分配在青委会，编辑《中国青年》。1939年以后，她辗转于晋西北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做过中学教师、地方小报编辑、记者、新华广播电台编辑等工作。晋绥解放区，地处山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人们经常过行军生活。这是韦君宜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她和男同志一样，打上绑腿，背上背包，一走就是上百里。晚上在老乡家里住宿，常常睡到半夜，吹起集合号，几分钟就要打好行李，连夜出发。韦君宜的眼睛高度近视，晚上走路更加困难，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前面的人走，一脚踩在水泡里，浑身溅得湿漉漉的。
　　“百团大战”之后，晋绥解放区处于极端困难的阶段，粮食尤其困难，经常吃马料豆，有时吃料豆面做的黑窝。即使这样，也要经常挨饿，看见病号吃小米粥和倭瓜，会情不自禁地流下口水。后来连马料豆也吃光了，就把糠和枣核、枣皮磨成面，炒一炒混在一起用开水拌着吃，这对于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韦君宜来说，更为不容易。人民的苦难，敌人的残忍，磨练了她的革命意志，坚定了她的革命信念。
　　一个漆黑的夜晚，月亮升到河面上，满河如雪的月光，映照着冲天的大火——那是敌人烧老百姓的房子放的火。他们头一天刚刚离开这里，第二天再回来时，就看到了这幅凄惨的情景。韦君直看到这一片废墟和那山路上穿白带孝的人群，真是目不忍睹。战友们含泪写下的激愤诗句，正是韦君宜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今日残垣昨日楼，
　　几多鲜血几多头，
　　黑山悲怆风无语，
　　黄河呜咽水不流，
　　泪痕且自从心印，
　　血债还需用血酬。
　　抗战胜利时，韦君宜正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工作。当时的新华广播电台只有四个人，后来与韦君宜结为终身伴侣的杨述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可算是电台的创始人吧！采访新闻、写通讯都是他们亲自干。为活跃电台节目，他们还增加了短讯节目，想方设法请人来表演。事先不能录音，就把乐队请到广播室来，边演奏，边播放。播音员如果生病了，他们就顶上去播音。从事这些工作久了，也容易产生一些思想问题。韦君宜觉得，解放区的人没有收音机，听不见广播，只能给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听，如果那里的人听不到或者不听，那不就是一种无效的劳动吗？正当韦君宜的思想困惑时，传来了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消息。他们访问了刘善本，刘善本说：听了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以后，才促使我弃暗投明。原来自己从事的工作，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这是韦君直没有想到的。从此，她更加热爱广播事业，全身心地开展解放区的宣传工作。
　　此期间，韦君宜也间或写些短篇小说。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女人集》中收录的《龙》、《三个朋友》，就是这时期的作品。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也曾下过决心，把“一二·九”运动中的人和事，写成长篇小说，而且已经写成了半部，她把这半部稿子送给陈伯达看。过了很久，被陈伯达冷冷地退了回来，这瓢冷水把她写长篇小说的热情，一下子浇灭了。她在那值得怀念的近十年解放区生活中，为《中国青年》写了大量杂谈、杂论。
　　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
　　解放前夕，韦君宜回到中央机关，在河北省平山县参加筹备《中国青年》复刊工作，并任该刊编辑。北平解放后，先后任《中国青年》编辑、总编辑，经常在刊物上发表一些谈青年思想的论文和散文，后辑为《前进的脚迹》，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是她1949年至1953年五年间，根据青年读者所提的问题陆续写成的，作者称它是“青年们在前进的路上的几点脚迹。”这些文章“简直说不上一个名堂。在刊物上无以名之，名之曰'青年修养'”。
　　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工作需要，韦君宜甩开了自己敏捷的文思；搁置了如火如茶的学运生活；放弃了成名成家的道路，全力扑在创办《中国青年》杂志上，她成了青年崇敬的师长和知心朋友。在《前进的脚迹》后记中写道：“只要针对他们的问题，登一篇小小的，哪怕是极不深刻的文章，也有成百的青年写信来表示那样真诚的感谢。那热情使我不能不想：青年既要这个，就不容许我们不搞。只要自己搞的一点点东西，多少帮助青年摧毁他们在革命道路上遇到的思想障碍，能帮助青年变得更好一点，更健全一点，那么自己就什么名堂都搞不出来也该安心。我成不了理论家或文学家，我爱青年们，愿意为青年们服这一点务”。多么真诚的愿望，无私的奉献！
　　1955年，她调任《文艺学习》编辑，与黄秋耘共同耕耘这块培养青年作者的文艺园地。她潜心致志，不遗余力。到了1957年，祸从天降。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