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5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1955年，她调任《文艺学习》编辑，与黄秋耘共同耕耘这块培养青年作者的文艺园地。她潜心致志，不遗余力。到了1957年，祸从天降。因为刊物上讨论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了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又因黄秋耘写了赞扬刘宾雁的文章，被横加罪名，遭到批判，也株连了韦君宜。恰在此时，子冈主办的《旅行家》杂志，又发表了她的《乘公共汽车旅行记》，只因文章说了几句真话，描写了一点艳阳天下的阴暗面，恰好成为韦君宜错误的补充材料。
之后，她被打发到农村去锻炼一年，又下放到二七机车车辆厂生活了一年。二年多的基层生活，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源泉和素材。在农村，她写感到新鲜的人和事，写下放生活的感受和体会，后与人合编了反映农村新气象的散文特写集《故乡与亲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工厂，她和工人结合在一起，写就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北方的红星》。在写工厂史的过程中，她访问了当年参加“二七”罢工的老工人，情感的交融和精神的鼓舞，重新点燃了蕴藏在她心底的创作欲望，她忘记了那令人窒息的低气压，闷着头写作。1960年，她调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此后，她比较多地写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在那两年文艺界的波涛汹涌中，自己经受了点风雨，觉得除去干什么写什么之外，好像开始对社会生活有了一点看法，一点自己的感受了。”
韦君宜真正的写作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已经早两年来到了文艺界。从1965年起，她就搁笔不写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切写作都变为罪行，一切与写作有关的人，都变成了“黑作家”、“黑笔杆”，韦君宜当然也不例外，她被关进了“牛棚”，后来又同大家一道去了湖北咸宁干校，整天大会批，小会斗。这段难得的机会和特殊的身分，使韦君宜细腻地观察了社会，剖析了人生，她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她说：“这段生活简直奇妙到难以令人理解……我简直成了欧洲中世纪供人扔石子娱乐的小丑。起初，我心里恨极了，我简直是初次发现人类会如此之野蛮残酷和翻脸无情。在干校当贱民，一直到1971年，我才获得了'解放'。这以后不久，我却又成了连队指导员兼支部书记……这一段人生难得的机会，迅速变化的经历，'阶下囚'和'座上客'的反复互相转换，使我看清了好多人的内心。”
在干校，她的创作欲望虽十分强烈，但却无权写作。1973年，她被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工作很繁忙。每天要处理成堆的稿件，她利用工作之余，一点一滴地把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记录下来，以完成她多年的夙愿。从此，她一发而不可收，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创作的高峰攀登。
创作道路上的冷静思索
《女人集》收录了韦君宜参加革命以来写作的大部分小说，可以看成是作家的一部代表作。其中包括她在老解放区写的3篇，“文化大革命”前写的12篇，1976年10月以后写的2篇。这十几篇作品，记录了作家几十年的斗争生活，也真实地勾画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些什么和干些什么。”“先是诚心诚意地接受思想改造（《群众》、《三个朋友》）；再是使劲讴歌党、讴歌社会主义新人新事和革命传统（《阿姨的心事》、《奖品》及关于长辛店的那几篇）。在沤歌的同时，也依稀地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一点点小灰尘和小波折（《女人》、《访旧》、《畸人》），写出来是想把它拭掉”。
如果说，过去作家所沤歌的，确实是她自己感受到的美好的东西，那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写的一系列作品仍然是她亲身感到的社会上“存在着不小的阴暗面。”制造这些阴暗面的人，正是“四人帮”以及一些“挖”社会主义，“偷”社会主义的人。不断地探索生活发展的动向和规律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贯穿在她作品的始终；毫不掩饰的真挚情感，是作品的灵魂所在。使人信服，令人深思。
《女人集》中《清醒》和《参考资料》两篇作品，表现了已经老去的思想单纯的干部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思索。在思想内容上，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描写了两代人，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对现实的思索。一类是周青云和母亲式的老干部，年青时曾真诚地追随革命，出生入死。组织上的话，她唯命是听，即使在干校接受改造时，也依然如此。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她的思想发生了猛烈的震动，对于过去宣传工作中存在的欺人说谎，不讲真话的不良倾向，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们从温沌的状态中惊醒了，终于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我老实错了吗？我应该学乖巧点去哄哄他们吗？不！我不！一切歪曲和谎话永远是可笑的”。
另一类人是《参考资料》中的儿子，从小在革命环境中，在父母安排的“蜜罐”中长大，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单纯、幼稚，最相信马列主义。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并不是因为“马列主义比非马列主义有什么好处；他并不知道马列主义以外的任何主义。这种教条式的、填鸭式的教育，使年轻人思想简单，精神虚弱。当席卷全国的”风暴“掀起之后，他立刻迷失了方向，惊惶失措，盲目追随。随着斗争的深入，当他看清”四人帮“的骗局的真实内幕之后，便又虚无得一干二净，什么理想、事业、信仰、前途，只是一片真空。”这里的生活没有真理，没有忠诚，没有理想，没有糖也没有蜜。“儿子这一代人出现的思想真空，是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前进，年轻一代的心灵创伤是会得到治愈的，对此，作家充满了信心。母亲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想过，像我青年时代经历过的那样一个世界，都还能够改变，就因为有我们这样一群呆丫头、呆小子；现在这局面，如果也有这样一群人，难道就改变不了吗？那么厉害的'四人帮'不是已经垮了吗？“
两代人的思考是现实的，也是深刻的。尽管有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一定会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消除的。小说的主人公在思考，作家也在思考。这种思考是可贵的，是作家庄严责任感的具体体现。
随着时代的前进，韦君宜在创作中对过去和现时的思考更加深化，深入到解放后她所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及她亲眼看到、亲身经历过的人和事，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人性的根本。八十年代以后，韦君宜创作的主题，常常是人性的洗礼。她深沉地反思在惨无人道的日子里，对人性的摧残、扼杀乃至毁灭的悲剧，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倒退。
1980年夏，与她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的亲人——杨述逝世了，她默默地承受着失去亲人的不幸和哀痛，咽下了满腔的泪水，接连写了两篇感人肺腑的散文《当代人的悲剧》、《蜡炬成灰》。这是两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追述了杨述一生的不幸遭遇；以朴素无华的文字，剖析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描述了他们夫妇之间的深厚情谊。当作家和读者一起沉浸在情感的溪流中时，她却将笔锋一转，把他们引到高高的山巅，进入严肃的思考之中。杨述是一个真诚的革命者，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但历史却在一瞬间把所有的问题颠倒了，杨述直到生命的最后，还在日夜企盼着得到一个公正的结论。韦君宜在《当代人的悲剧》中称“文革”时代是“一台磨碎人的精神的石磨子”。因此，她在文章中，以一颗女人的心，呼唤着“道德”、“良心”、“爱和美”的人性的复归。文章的结尾，她告诫人们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人实际上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
小说《洗礼》的主人公王辉凡是作家在众多现实人物中概括出来的一个典型，作品通过对王辉凡爱情生活的悲欢离合和政治生活的坎坷、曲折的交错描写，表现了老一代革命者所经过的痛苦“洗礼”，以及灵魂的净化过程，对那个有其深刻教训的悲剧时代的人物灵魂进行了新的开拓。
王辉凡、刘丽文是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王辉凡是一个有着丰富阅历的老干部，但解放后长期受极左思潮影响，失去了原有的敏锐和热情，迷信、愚忠、僵化禁铜着他的思想。刘丽文则是一个头脑清醒，情感热烈、丰富，敢作敢为的新女性，她蔑视权势和荣华，追求纯真的理想和信念。这对经历、思想、性格迥然不同的夫妻，在“风暴”来临之前终于分手了，但在疯狂的浩劫中，却又重新结合。是什么力量使他们破镜重圆，殊途同归呢？是现实的沉痛教训，震惊了王辉凡，唤醒了他的人性，使他获得了觉醒的勇气和力量。这样，就使一个平凡的故事，赋予了极为深刻而广阔的社会意义，也就使小说的主人公升华到典型的高度，以独特的形象跨入了新时期文学的画廊、韦君宜正是以自己切身的感受，从探索的角度去开拓文学的新领域。她自己身为老干部，观察生活，搜集素材，描写人物都相当娴熟、真切。
如果说《洗礼》中的王辉凡是人性的复归的话，那么在《夕阳赋》中的高奶奶，就是作家对古老的中华民族孕育的富有时代光彩的完善人性的热烈赞颂。高奶奶世代贫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当了四十年保姆，在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却能明是非，辨黑白，用自己微不足道的行为支撑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她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和伟大人格，是不可战胜的。韦君宜这种对人类智慧的高度颂扬，有着深远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林海音
张默芸
台湾和北平是我喜欢的中国的一个省和一个特别市，我以能和这两个地方结不解缘为荣。
——林海音：《两地·序》
这是真的。她热爱它们，她把她对于这两个地方的爱倾注在每一篇作品里，熔铸于每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弄清楚这一点，就比较容易回答“林海音到底是个北平化的台湾作家呢？抑或是台湾化的北平作家这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了。应该说，她都是。确切地说，她首先是”北平化“的台湾作家，然后才是”台湾化的北京作家“。这是因为，她的创作活动虽然是在台湾才开始的，但创作准备时期却在北京。台湾是她的故乡，而故乡的人民、景物，自然是她沤歌、描写的对象。但无论她怎么”化“，她都是中国作家，这是毫无疑义的。
然而，这位六十年代就斐声台湾文坛的作家，大陆人民却无法读到她的作品。但一水隔不断骨肉情，她的作品一本一本地流传到大陆，很快，她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被搬上银幕。于是，1983年春，在她度过金色年华的北京，我们看到了这样令人欢欣的场面：人们相互传递喜讯：根据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城南旧事》，获得马尼拉第二届国际电影节金鹰奖！
于是，这部影片一下子风靡海内外。小说《城南旧事》也相继在北京、广东出版。畅销海内外的大型文学刊物《海峡》，也于1983年二期，全文刊载了这部情思切切，乡恋深深的小说。
从此，大陆人民认识了这位作家，并希望了解她的身世、读到她所有作品……
一
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父母曾东渡日本经商，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版，不久即返台，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其父林焕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小英子即在北京长大。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任《世界日报》记者。不久与报社同事夏承楹结婚。1948年8月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台湾，任《国语日报》编辑。1953主编《联合报》副刊，开始文艺创作，并兼任《文星》杂志编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创办《纯文学杂志》，以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讫今为止，已出版十八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二
林海音从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她的散文充满乡恋、哲理、亲情，浸润着人们的心。那北京风貌、台湾民情、异国景物，以及天伦之乐、同乡之亲、师生之谊，读书心得，偶闻杂感，都令人兴起缕缕情思。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大多文字都流露出作者对祖国母亲的挚爱，对第二故乡北京的怀念。“我漫写北平，是为了我多么想念她，写一写我对那地方的情感，情感发泄在格子上，苦思的心情就会好些。”（《陈谷子·烂芝麻》）她把满腔思恋，倾诉于对昔日亲朋好友的怀念中，表现在北京特有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市场变化的描绘上。至于北京的四季美景，在作者笔下，展现的是一幅幅彩色鲜明的图画：明媚的春，欢乐的夏，红叶满山的秋，鹅毛大雪的冬。“那古城曾倾泻我所有的感情，春来秋去，我是多么熟悉那里的季节啊！”“然而这一切，在这里何处去寻呢？像今夜细雨滴答，更增我苦恋北平！”（《苦念北平》）。作者的绵绵情思，真是“诉不尽，理还乱”！此外对天安门、故宫、景山公园、文津街、虎坊桥、天桥、地坛等地的深情描绘，都洒下了作者相思的泪。因为“那里我住得太久了，像树生根一样。”人同树，没有根是无法生存的。这也是她虽然长住台湾，但她这个人，她的作品却“有浓厚的北平味儿，”“甚至比北平人还北平”的原因。
她自然也爱她的故乡台湾。那里到处可见的相思树、香花，台北的温泉，狮子山的美景，妈祖生日的热烈气氛，高山族少女的恋爱生活……都再现在她的篇章中，倾注着她的温情。而对故乡的英雄，则更是无限崇敬，如《雾社英魂祭》，洋洋数千言，从雾社山民的祖先写到今日雾社的庄严美丽，从山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写到日寇入侵后的悲惨命运，又从山民的奋起反抗写到殖民地者的残酷镇压，更从英雄的顽强战斗写到烈士精神的永垂不朽。跨越了那么漫长的岁月，描写了那样壮阔的画面，全文感情深沉而主题深刻，笔势纵横而线索明晰，处处围绕着烈士精神与山河同在这个凝聚点取材，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熔于一炉，从而使这篇祭文成为一首缅怀英烈的颂歌。
林海音的另一些散文，则注重哲理的探求。如因“窗”的特殊作用而判“窗是有情的”（《窗》），而“门”则是“无情的东西”（《门》）；作者通过对“门”的有关成语的种种解释，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写得别具一格。更指出狗仗人势的可憎（《狗》），至于钱，也不是万能的东西，因为它买不到青春、生命的真理（《钱》）。只有春，才是充满希望的，“儿童，春天，希望，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春》）。这些内涵丰富、哲理深刻的散文，是林海音对人生深入观察的结晶。
林海音叙写夫妻情、母子爱、师生谊之类的散文，充满一种真挚。亲切的情趣美。如妻子为尽妇责，好心地把丈夫书桌上乱物整理好，反而引起丈夫的怪脾气，妻子据理力争，丈夫只好认输：“算你赢，还不行吗？”结尾多么风趣而亲呢！《今天是星期天》中的丈夫，为了让忙了一星期的妻子休息，不让她进厨房，他带领孩子们做饭炒菜，把他对妻子的体贴，以及他不会做家务事而闹出的各种笑话，渲染得满纸生辉。作者还常选用一些生活细节来突出这种情趣，如“丑小鸭”们“侦察出父母因熬夜写作而偷吃东西”的物证后，四张小脸冲着“我”要求“赔”的笑剧（《鸭的喜剧》）；为帮助学生默默改错误，以不损伤学生的自尊心，她又采用先叫学生一个一个走到操场，让偷球者自己去还球，小偷不敢还；后又用学生和老师一个一个走出教室又一个一个走进来，小偷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球放回原处，虽然老师明知是谁，也不点破，这一组细节描写，显得新颖别致，更体现老师一片爱心和巧妙的工作方法。……这样描写，妙趣横生，充满诗情画意，折射出作者热爱生活的底蕴。
优美的散文，常常是精巧构思的结果，林海音散文构思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为使散文神凝，她很注意“文眼”的安设，却又不露痕迹。如《贝多芬的力》，作者既写贝多芬父亲的酗酒和母亲的早丧，又写他负担全家生活和培育两个弟弟的艰难，也写他失恋的痛苦，耳聋的打击，以及他立了遗嘱又奇迹般地活了二十五年，直到完成《第九交响乐》才在贫病中逝世。全文紧紧围绕着这位杰出人物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把许多有关的片断汇集于“力”这个焦点上，从而使这篇散文凝炼、浓烈，并以它思想的光辉而使读者受到启迪。《辛酸餐馆泪》。《日落百老汇》、《诗的婚礼，诗的岁月》也体观这种构思的特点。有些篇章，用对比突出主题，如《五十两黄金·一块抹布》、《二弦》。但她大多散文，都以清新的文字和素淡的笔调，将一个短小的故事、一件普通的事物，舒徐自如地写出来，让读者得到丰富的感受。
林海音小说则为我们展开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并以反映我国特殊历史时代的真实面貌而得到人们的赞扬。
林海音特别关心中国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她大部分小说，不管是以北京为背景还是以台湾为背景，处于中心位置的，始终是妇女问题。她的许多反映旧中国妇女命运的作品，既是探讨中国妇女问题的记录，也是寄托乡愁的一种表现形式。如自传体小说《婚姻的故事》描述婆母、姨娘、“我”和妯娌、友人的不同婚姻，“给我无限回忆”。深深的乡愁也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城南旧事》就是通过宋妈、兰姨娘、秀贞和爸妈等人物命运的描写，表现作者对北京的思念之情。
描写大陆来台妇女和台湾妇女的生活际遇，是她探索中国妇女问题的继续。她们不是忙于事业而失去家庭的温暖（《春风》），就是为养家活口沦为受人凌辱的戏子（《风雪夜归人》）；不是为挣钱送妹妹读书而只好卖唱（《孟珠的旅程》），就是在失学失业的痛苦、寂寥中被变态的恋情吞噬（《晓云》）。而秀惠的自杀身亡，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台湾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玫瑰》）……总之，林海音笔下的妇女，不论贫富贵贱，年龄大小，文化高低，籍贯出身，“都是一群被虐待者”。她重现了二十年代旧中国妇女和五六十年代台湾妇女的苦难生活，也写了她们的反抗，如歌女玫瑰以跳楼自杀来抗议养母和社会对她的坑害。但大多数妇女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叶石涛语），林海音为被侮辱被损害者鸣不平，却找不到出路。这又一次证明，妇女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除了描写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外，林海音的小说，还反映大陆赴台人员的寂寞、对大陆亲人的思念（《晚晴》）和谋生的艰难（《蟹壳黄》），以及台湾城市贫民不幸的命运（《鸟仔卦》），台湾菜农的困苦生活和望子成龙的心愿（《要喝水吗？》）。而《萝卜干的滋味》、《爸爸不在家》等短篇小说，则是儿童生活的写实。
林海音还写了不少童话，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林海音童话集》，一本为故事篇，有《请到我的家乡来》、《迟到》、《三盏灯》、《哈哈哈）、《爸爸的花椒糖》、《金桥》、《骆驼队来了》、《察家老屋》、《童年乐事》；另一本为动物篇，内有《我们都长大了》、《小快乐回家》、《六趾儿》、《井底蛙》、《不怕冷的鸟——企鹅》。不管是故事箱或动物篇，都充满儿童情趣。作者将浅显的哲理、深刻的主题用小读者乐于接受的形式来表现，都使小读者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是寓教于乐的精品。
文学作品，总是通过塑造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生活的。“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屠格涅夫语）林海音致力于写人，写人的命运，灵魂，性格，井通过“最具体的个人”的复杂性格，折射出社会的风貌，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面影，这是她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林海音写了许多婚姻故事，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就是因为不管是哪一代的婚姻，哪一个具体人，都�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