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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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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7
精神病学家的作用
士兵如果因自身的缺陷（无论是怯懦、柔弱，还是“当真”神经错乱）而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那精神病学家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起作用：有他们在，可以从道义上说明战争的合法性；他们于“治愈”持异见的士兵也有着关键的作用。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第一个用场不应被低估。他们不会避开道德教诲，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道德的化身。传统上，这一职责是由神职人员来完成的，现在却越来越多地由社会科学工作者承担，后者有意识地扮演牧师的角色，用他们的语言。例见陆军弗朗西斯·普卢伊特上校，“军中医患关系”，《美国三军医疗杂志》，5卷2期（1954年2月），页204。另见本书第9章。军事训练成了“转化不曾适应的道德心”的手段，美全国科学研究会1944年编写的教科书《部队心理学》说。《部队心理学》（华盛顿，1945）。朝鲜战争期间，是医务人员提供了“精神指导”。陆军弗朗西斯·普卢伊特上校，“军中医患关系”，《美国三军医疗杂志》，5卷2期（1954年2月），页204。到越战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已经基本揽下了原先属于宗教的职能。斯科特·纳尔逊、E。托里，“精神病学的宗教职能”，《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卷3期（1973年4月），页362。用“退伍军人扩大服务计划”协调员的话说就是：“我们不仅是顾问；我们的所做已几近牧师。士兵来找我们，既寻求帮助，也是为了求得宽恕。”引自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68。
在军方看来，把某些道德责任从牧师肩头转到数据收集者和“心智医生”身上自有其好处。当时，心理学家在平民社会的根基尚不牢固，所以很愿意到军中做事。有社会学家在《陆军战斗部队杂志》（1955）中沾沾自喜地说，社会科学工作者向军方提供的信息须时刻“处于职业军人的监控下，后者会小心裁断、取舍有度的”。与编辑书，弗朗西斯·约翰斯顿，“同仇敌忾——社会学家的见解”，《陆军战斗部队杂志》，5卷10期（1955年5月），页7。社会科学家愿意遵从军队的道德标准，军队也急需这样的人来对付（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斯坦利·米尔斯的原话是）“不愿轰炸妇女、儿童的飞行员”，或为拒绝向因战斗而心神不定的士兵发放抚恤金的决定（理由是，给他们抚恤金实际是奖励心理缺陷）辩护。查尔斯·米尔斯博士在退伍军人福利协会医疗年会上讲话的报告，“战争恐惧症”，《柳叶刀》，1939年7月15日，页153。士兵如果因参战而出现心理问题，则不应获抚恤金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澳大利亚方面的例子，见R。埃勒里，“一个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精神病学项目”，《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卷14期（1946年4月6日），页459；C。麦卡锡，“战争恐惧症患者的康复”，《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卷26期（1946年6月29日），页911；H。威利斯，“战争恐惧症患者的康复”，《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卷26期（1946年6月29日），页915。二战时有个心理学的巡回讲座，题目是“应对杀戮”，就为其道德职责提供了很好的注脚。该讲座认为，杀害战俘是理所当然的；军事心理学家和其他军官得到的指令是，如有人对杀战俘持保留意见，只须告诉他不必为此背上心理包袱，道德责任自有上级来承担：也就是“服从命令”。有心理包袱的人，只消对他们说，杀害战俘的责任“由集体来负”，而且杀死战俘不仅保护他们自己和战友，也维护了“文明的理念”。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应有任何想法说处决战俘是“杀欲”的表现。“战争的心理学方面讲座摘要”，讲座题为“应对杀戮”，页5，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附录）。在军事心理学家的眼里，杀害非战斗人员不是道德问题，只是现代战争的一个基本事实而已。部队的宗教顾问无论怎么为杀戮正名，他们都清楚神学上“正义战争”的概念。社会科学没有如此权威的道德律。实际上，社会科学的主流——如本能学说、精神分析学说——都把杀戮看成人类心灵中不可或缺、无法避免的一部分。其他学派——如行为主义——所宣扬的实用伦理也很受军方的欢迎。这样的观点不见于宗教典籍，虽然通过阅读随军牧师的日记我们也看到，他们中很多人也接受了一些心理学理论，进而丢弃了部分忏悔、宽恕之类的传统说教。详见本书第9章。
但与救治无法临战的士兵比起来，为战争正名并不十分重要。精神伤员的数目之多让负责抚恤金发放的机构不得不向精神病学家求援，好（用英国一战时国务大臣的话来说就是）“为国家省下一大笔原本应该偿付给退伍军人的抚恤金”。国务大臣的备忘录，1915年6月30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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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疗 方 法
治疗一直以让旧能多的士兵眷地回到战斗岗位为目的。一战因患战斗疲劳症而入院治疗的士兵中，最终回到战场的只有两成：反过来说，一定要把这么高的“永久丧失战斗力”的比率降下来。对截至1917年6月30日的一年中从马格亨红十字军医院出院的731名士兵的研究，收托马斯·萨蒙，《英军精神疾病和战争恐惧症（“炮弹休克”）的护理与治疗》（纽约，1917）；《精神降》，1卷4期（1917年10月），页525。在这个背景下，有了一次大规模动员，请医务人员除了减轻士兵的苦楚外还指导军官的工作。这样到二战爆发时，全美执业医师中有近四成都应召到了部队，为1 200万军人也就是全美8％的人口服务。历史情况见罗伯特·阿伦费尔特，《精神病学在二战中的英国陆军》（伦敦，1958），页17。另见伊莱·金斯伯格，《表现方式》（纽约，1959），页13。注意，越战中澳军没有长期雇佣精神病学家。
在一战期间，对精神崩溃是因器质性失调到心理失调的认识改变，当然影响到治疗手段的选用。如是因“神经瘫痪”引起的崩溃，就会施用按摩、休息、电击和调整饮食等疗法。如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那“谈话疗法”、催眠和休息会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但不论何种情况，作业疗法（一战中近30％的治疗都采用了这种方法）“1921年6月17日周五在总部召开的医疗服务神经病学代理专员会议备忘录”，1921年，页1，伦敦档案局PIN15/56。和“灌输阳刚气”总是在推荐之列。就像英国约克郡布森炮场的医务主管在1920年所说的，医务人员虽要表现出同情，但患者“一定要学会像男人那样正视自己的疾病”。乔治·杰弗里，“与战争精神神经症相关的一些有趣的问题”，《精神科学杂志》，66卷273期（1920年4月），页140。男人要变得“硬朗”起来，就得干体力活。J。H。海布，“神经衰弱者的硬化”，1923年12月6日，伦敦档案局PIN15/2946。另见伦敦档案局PIN15/57，落款1922年6月20日的备忘录。
前面讲过，到二战时人们已经把身心疲惫视作精神崩溃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促成了军方自1942年起开始设立疗养所，以及用政策来限制士兵不经休假连续作战的时间。陆军J。斯帕罗中校（辑），《士气》（伦敦，1949），页13及陆军C。肯顿少校，“战争的医学史……1944年第2季度报告”，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458。与此同时，面谈和精神疗法等也被广泛采用，日渐流行。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认识了胰岛素、巴比土酸盐等药剂的疗效。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43。麻醉精神分析是指在对病人施用阿米妥钠、硫喷妥钠等催眠药的情况下与之面谈，对其言语进行精神分析。医生会跟患者说明，刚才给他服了催眠药，是为了帮他回想已经淡忘的事。等患者镇静下来后会给他明显的暗示，使他坚信自己完全可以康复。有个统计表明，这种方法在95％的患者身上都有效，尤其是区分起“真正的”癔病患者和诈病的士兵来更是灵验。陆军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少校，“战士诈病”，《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30及97。“暗示”还有更微妙的用途，可以让士兵重回战场。比如在一家疗养所，一名狂躁的士兵被留了下来，因为他总是兴奋地要求回前线，杀“坏蛋”。这种情绪传染了其他未必有这么急切、却特别容易受暗示影响的患者。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48—349。
电击疗法也有使用，或是单用，或是配合药物治疗，特别是像对精神失常、分裂和情感性精神病等。这种疗法要用到便携式电机。列兵弗雷德里克·布拉顿是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的一名士兵，他说这“非常痛苦，因为不给你麻醉……电压很高，所以不时有颌骨、腿骨或臂骨断裂的事发生。”列兵弗雷德里克·布拉顿，“被强征的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员”，页29—30，（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据说，这种治疗不只对患者有好处。陆军中校路易斯·L。特里恩和马丁·施泰因少校1949年时曾说，这
使精神病患者可以得到治疗而无须冒太大危险，而且不需复杂设备。它把对物件的损坏以及对医、患人员的损伤都降到了最低程度，大大降低了转运病人的难度，显著减少了药品和关押措施的使用频度。陆军路易斯·特里恩中校、马丁·施泰因少校，“后方精神病院”，《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27。
澳大利亚的精神病学家仍严重依赖处方药，特别是抗抑郁药和镇静剂，还有精神疗法。杰弗里·斯特莱默、克里斯托弗·坦南特，“越战的精神病学方面：对战士的影响”，收肯尼思·迈多克、巴里·赖特（编），《战争：澳大利亚和越南》（悉尼，1987），页236。自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在越战中，治疗方法大致可分三种：立即治疗、不离战场（当时认为，士兵离战场越远，以后再度上阵的几率就越小）和给予不日即可康复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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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和医务工作者的态度
士兵一旦精神崩溃就似乎别无他选，只能咽下怯懦的耻辱，眼看自己作为士兵和男人的名誉接连经受重创：同情几乎是奢望。F。莫特，“关于战时精神神经症的两篇演讲：（一）神经衰弱：因恐惧而起”，《柳叶刀》，1918年1月26日，页129及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45。狂轰滥炸、血雨腥风中，他们要是英勇过人，在战斗过后，其“脆弱的地方”就不会有人注意到。A。亚伯拉罕，“1914—1918：一名反英雄的回忆”，约1973年，页84，帝国战争博物馆及海勒姆·斯特迪，“与皇家炮兵团在西线的插图岁月”，页25—2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但酣战之时，旁人的态度就远没有这么体谅了。“躲一边去，胆小鬼！”一战时有英国士兵对惊恐的战友说。詹姆斯·霍尔，《基钦纳的手下：一名美国人在英国部队中的不凡经历》（伦敦，1916），页184。二战的例子见奥迪·墨菲，《地狱归来》（伦敦，1956），页24。在越南，谁要是敢哭，那战友一定会拳脚相加，以防怯懦像病毒般吞噬在场的每一个人。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89。精神伤员即使回国也得不到多少同情。一战中的英国，英国内特利医院专门收治战斗疲劳症的患者。可等患者到达时，迎接他们的只有寂静，人都垂着头，好像有“莫名的耻辱”。W。埃斯普林的打字稿，无日期，无标题，第1段，收伦敦档案局PIN15/2502。二战中有人注意到，精神伤员的家人、朋友都
对其处境不抱同情。他们还满脑子传统观念，认为成为“英雄”是所有参战士兵的天职。只要国家需要，就不应有任何迟疑，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罗伯特·克拉克，“进攻欲和军事训练”，《美国社会学杂志》，51卷5期（1946年3月），页423。
跟下章的主角随军牧师一样，精神病学家也会对罪感加身的士兵冷嘲热讽。陆军上尉詹姆斯·亨利·迪伯写过，神经衰弱的士兵让他“恼火”、“无法忍受”，恨不得“把这些世俗的家伙踢开”。陆军詹姆斯·迪伯上尉，“日记和帐单”，1914年8月24日条，页2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美国陆军医疗部二战时承认，医生对患神经病的士兵一般态度都不好。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讨厌呆在军队里：曾有医生诅咒说，“妈的，我要是陷在这儿，也一定不让你好受。”战争部，《陆军医疗部简报第36期》（伦敦，1944年6月），页5，引自《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第71期，1943年12月，页31。有越战老兵曾解释自己为何不愿求医：
是这样的，我怕得要死，怕挨罚……我怕什么呢：“好家伙，要是我说了……实话，还不得到莱文沃思堡［军事基地，在堪萨斯州东北部城市莱文沃思旁，内有军校和监狱——译注］炸石块去……甚至被处绞刑或枪毙也未可知。”我怕，因为……我毕竟杀过人啊。无名越战老兵，引自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165，省略号原文就有。
以精神病学家为代表的医务人员对因受不了战争压力、精神出现问题的士兵态度越来越差。一战时，医生还稍有点同情。一本关于战斗疲劳症的权威著作甚至指出，神经出了问题的士兵并未失去理智，反而是太多理智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理性在“痛苦地高速运转”。G。史密斯、T。皮亚，《炮弹休克及其教训》（曼彻斯特，1919），页2。精神出了问题的士兵其实“开化”程度更高，是本能学说的论点。但到二战时，不能英勇杀敌也成了一种病症。当时的观点是，一个大男人连杀人都干不了，那一定是“无趣加羞怯”的典型。这样的人不能理解像“爱国、胜利、传统等复杂的观念”，从型受“文明观念”的熏陶，以致“不能适应……其对立面”。“前线一次精神病学会议的报告”，1944年8月8—10日，页13，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550。杀人时情绪失控的人“心理不健全”，“不称职”，不救就“没治了”。陆军J。兰特里少校，“人力因素之于战争的影响”，《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07期（1958年4月），页14及陆军H。帕默尔少校，“伤员问题——对12000人的研究”，1944年，页3，（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要是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精神崩溃，那一定是“不沉着”、“自恋”、“像个女孩子”。安德鲁·麦克菲尔爵士，《一战中加拿大军队的官方历史：医疗服务》（渥太华，1925），页278及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56。和平主义是“恐怖的……是对自我毁灭欲望的文饰，”弗朗茨·亚历山大说。在1941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
任何人如对人类过去和现在无处不在的侵略欲视而不见，那我们满可以说，他没有正视现实。如果他智力没有问题——不是没有把握周围事物的能力——那心理就一定有问题，只能把他视为神经病患者。弗朗茨·亚历山大，“战争与和平的精神病学方面”，《美国社会学杂志》，46卷4期（1941年1月），页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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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让这样的士兵“摆脱”困境，强迫他以“人而不是动物的方式”来审视杀戮。约翰·麦克迪，《士气的构造》（剑桥，1943），页44—45。士兵不单要为国捐躯，还要时刻准备献上自己的“意志”和“胆力”。陆军H。帕默尔少校，“伤员问题——对12000人的研究”，1944年，页11，（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精神病学家不仅要考虑躺在医院里的士兵，还要挂念“仍在山里继续作战的小伙子们”。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尤金·R。黑林上尉这样介绍他的医生同事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
海军医疗部的口号是“让旧能多的人坚守旧能多的岗位，且撑得越久越好。”陆军的目标更简洁：“保持战斗力”。空军的是“继续飞下去”。这些不是空洞的标语；我们每日对待伤员时都应记住这些，任何情况下都是。海军陆战队尤金·R。黑林上尉，“医务官对上司的责任”，《美国三军医疗杂志》，4卷2期（1953），页1496—1500。
为这种态度正名不算难。国家在战时显然有权要求军人不只为祖国贡献四肢、眼睛或生命，而且也献出其“胆识”。与一般的做法不同，“主观抱怨”是不能听的：如果不能依据“可靠的病理学和生理学概念”作出诊断，就没有理由不让这些士兵即刻回到他们的岗位上去，这是名美国医生的见解。陆军罗伯特·奥古斯丁中校，“内科医师和理疗师之间的关系”，《美国三军医疗杂志》，4卷2期（1953），页1515。强迫患战斗疲劳症的士兵回到前线也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因为如给他转诊，“他就会继续病下去，为不能回到部队或岗位做出带有受虐色彩的悔过”。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58。
重要的是集体，不是个人。陆军中将尼尔·坎特利爵士，“书信文件集”，页1，对战争部问卷调查的回复，1946年，（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马尔克·克劳提尔，“敌后医护：秘密医院的历史研究”，《战争医学》，158卷12期（1993年12月），页817；乔治·戈德曼，“精神病医生在战时和平时的作用”，《精神病学》，9卷3期（1946年8月），页265；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19。“医务人员的首要任务是不鼓励人开小差，”J。C。邓恩上尉说，这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哪怕在执行过程中会“暂时伤害到某个个人”。陆军J。邓恩上尉，《步兵眼中的一战》，1938年首版（伦敦，1987），页585。十年后，麦迪逊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佩里点退伍军人医院的顾问菲利普·S。瓦格纳中尉也说了类似的话。他告诫读者，军队精神病学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看一个人还有没有“剩余战斗力”，他们管的不是“‘怎么治’，不是（患者）多打几天仗而可能有的精神上的痛苦，也不是最终会怎样影响其性格”。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48。伊莱·金斯伯格的表述最为完整，他建议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战争环境下要“牺牲他们对患者个人的人道主义态度，代之以对其诊断会对士气和战斗力产生何种影响的考量”。伊莱·金斯伯格，《崩溃和康复》（纽约，1950），页86。另见哈里·特罗斯曼、I。魏尔兰，“心理动力学原则在军队精神疗法中的应用”，《美国三军医疗杂志》，8卷9期（1957年9月），页1359。
医疗队的军事化
即使医务工作者愿意，他们能与患者为善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在军队里，心理学家能拿主意的时候很少。对心理学研究的经费支持与军方的需要直接相关，连有很大影响力的人力资源研究组织也被威胁，如果偏离了狭窄的“军事”目标，他们的经费就会无着落。梅雷迪思·克劳福德，“军事心理学和普通心理学”，《美国心理学家》，25期（1970），页335。美国陆军部新闻教育司（该司负责聘用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将研究限于“具体问题”，要能有“具体成果，和后勤政策、实务有确定、直接的关系”。罗宾·威廉斯，“二战期间政府内社会学研究评论”，《美国社会学评论》，11卷5期（1946年10月），页573。心理学家不得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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