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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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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狡诩湔谏缁嵫а芯科缆邸保睹拦缁嵫缆邸罚�11卷5期（1946年10月），页573。心理学家不得对有违军令者的量刑作任何评论，除非当事人“确实”因精神原因而不适于受审。陆军J。威斯哈特少校，“一名精神病医生的随军经历——1943年1月至1944年1月，尤其提到在前线工作经历”，1944年1月23日，页7，收陆军少将欧内斯特·考维尔，“书信文件集”，（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军队社会学家莫里斯·詹诺维支对研究有所谓的“启蒙模式”和“操纵模式”之分，两者间没有竞争。詹姆斯·伯克，“莫里斯·詹诺维支和军队和社会的社会学研究的起源”，《部队和社会》，19卷2期（1993年冬季），页179。
再有，军方听到刺耳的言论，会责令其封口。军医和其他军人一样，要是工作“马虎”也会受军法处置。比如陆军G。N。柯克伍德中尉，一战时在第11边境团第97步兵营做军医，就支持士兵说自己身心疲惫，没有能力再发动进攻。因为这，他挨了骂，还被解职、除名。第32师指挥官曾说：
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11
同情病人、伤员，在医生是美德，但军医的任务不是向司令报告他的下属不适宜执行某项任务。士兵只要在前线，就是能执行任何命令的最好凭证。“炮弹休克”，1915年7月，收查尔斯·伯彻尔爵士，“文件和报告”，（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
在1943年年初，因精神问题而被遣返的士兵超过了征召的士兵人数，于是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精神病医生不得建议遣返有精神疾病的士兵，惟一的例外是精神错乱的人。引自唐纳德·彼得森，“讨论”，《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23卷7期（1967年1月），页819。到越战时，军方的强硬态度使像唐纳德·B。彼得森这样的海军陆战队员要求精神病学家采取强硬措施。他们要是手软的话，就会有非医务人员的军官来“保持战斗力”。同上，页819。越战期间，当激进的军医试图反抗、帮助士兵躲避兵役时，军队指挥官干脆只把自己想开除的士兵送到他们那儿。L。克什纳，“对待军中异见者时的反移情问题”，《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期（1973），页657。
但实际操作中，这些很少能约束住心理学家。军队心理学没有一套专有的技术（这一点不像实验心理学），关注的也不止一些共有的问题（这与发生心理学不同）。它只与军队相关，是它的一个下级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有机会进入一个庞大的“实验室”进行应用研究，而且有这么多驯服的实验对象，心理学家自然非常欣喜，也愿意听从部队的要求。詹姆斯·德里斯凯尔、贝克特·奥姆斯特德，“心理学和军队：近期的应用和发展”，《美国心理学家》，44卷1期（1989年1月），页45。虽然有论者试图从工作划分的角度解释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军方需要间的矛盾，例见陆军罗伊·克劳森上校、阿琳·丹尼尔斯，“军队精神病治疗中的角色冲突及其解决”，《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23卷3期（1966年9月），页281；阿琳·丹尼尔斯，“束住手脚：军队精神病治疗中的行政限制”，《降和社会行为杂志》，10卷4期（1969年12月），页257；阿琳·丹尼尔斯，“军队精神病学：一门分科的兴起”，收埃利奥特·弗雷德森、朱迪思·洛伯（编），《医务人员和他们的工作》（芝加哥，1972），页160。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两者间其实没有“角色冲突”。社会工程正是他们要做的。
实际上，医务工作者就好战而言不逊于别的军官。虽然有人说“当别人都在毁灭生命时，挽救生命给了他们极大的满足”，《红魔：一支空降野战救护队在诺曼底》，1944年，页45，（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但也有很多医生向往在战斗中扮演更具攻击性的角色。至少，他们都认为救助伤员是为了能让他们继续去杀人。戈登·利文斯通博士，“在越南救治”，收理查德·福尔克、加布里埃尔·科尔可、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436—437及罗兹·桑代基，其访谈收基思·沃克，《心里话：26位越战美国女兵的故事》（诺瓦托，1985），页9。在训练中不断有人提醒他们，“你们到部队，是杀德国人、日本人的，是来赢得战争的。别忘了这一点！”列兵弗雷德里克·布拉顿，“被强征的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员”，页9，（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在有机会扛武器时（如二战伞兵团），大部分医务官都乐意全身武装，以“尽其所能，进入战争状态”。《44印度空降师：第一份训练手册：医疗服务》（出版地点不详，1944），页8及14。另见A。沃克，《澳大利亚海空军的医疗服务：有一章专讲医疗队中的女性》（堪培拉，1961），页512，有关于“前线”、“后方”界限日渐模糊，可能会导致医务人员武装的叙述。据二战时一份报告讲，他们“希望成为战士”，这种想法与他们职责间的冲突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经常粗暴对待或极度纵容士兵的原因。给所有医务官的通报，“军心、纪律和精神降”，二战中但未注明日期，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218。另见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18—19。在整个越战期间，全副武装的医务官是大头，不是少数。就像杰克·斯特拉汉回忆的，那些“既乐于被当作杀手也乐于当医者”的医生，并不认为这两个世界在道德上是互相排斥的。杰克·斯特拉汉，“医疗队员”，收J。托普曼（编），《越战文学选集》，增补本（费城，1990），页37。另见医疗队员李·雷诺兹的话，收埃里克·伯哲鲁德，《电闪雷鸣：一战斗师越南体验》（新南威尔士，1993），页55。
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12
尽管多数医务官在战时没有体验过职业和个人道德准则间的冲突，但有不少人试图弱化其工作的残酷一面，这种作为在军方看来与造反无异了。竟有少数医务官答应把持异见的士兵（英国有齐格弗里德·萨松，德国有恩斯特·托勒尔）送进疯人院或精神病院，以使他们不被送上军事法庭。向军方隐瞒实情的也大有人在。比如二战期间在瓜达卡纳岛某师做军医的M。拉尔夫·考夫曼，他的指挥官对情绪不稳定的士官态度之凶暴是出了名的。作为报复，考夫曼为苦恼军官做出的诊断都是器质性失调。M。考夫曼、林赛·比顿，“南太平洋区”，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461。在越南战争中，部分医生拒绝为部队培养护理人员，且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慷慨地开出缓役证明。J。盖革，“隐藏的职业角色：作为反动派、改革家、革命者的内科医师”，《社会政策》，1期（1974年3—4月），页28。加里·吉安尼诺托在越战中是海军的一名军医，他就向勉强参军的士兵传授打身体的什么地方为好，甚至还提供吗啡以帮助他们减轻自残的痛苦。加里·吉安尼诺托，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214。还有医生对违反军规者不理不睬。
更多的心理学家不愿意“治愈”士兵的“妄想”：即敌人也是有知觉力的。例见H。谢泼德，《说“不”：普通人的反战手册》（伦敦，1935），页68—69。萨拉·哈利越战中为波士顿退伍军人后勤医院工作。她工作不久就收治了一个曾经参与过美莱屠杀的病人。当听到这人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时，她不禁大吃一惊：
我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他们告诉我这人明显在妄想，绝对有精神病。我争辩说，仔细的观察表明他没有其他病征。在哄笑声中，我夺门而出。
“这些所谓的专业认识竟无视战斗的现实！”她咆哮了，“竟把现实叫做精神病！”哈利坚决反对这样的诊断，是因为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她父亲曾讲起过他二战时在北非作战遇到的类似情况。萨拉·哈利，引自威尔伯·斯科特，《重新适应平民社会：越战老兵的战后生活》（纽约，1993），页5。
别的激进的医务官也给出了回击。1946年，美国陆军威廉·尼德尔斯少校就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军队精神病学家，在其个性中有专制的一面（甚至是施虐倾向），他们认为人人都在诈病，以把士兵送回前线的数目多为荣（尽管不知道他们回去以后能否适应战斗的情形），滥用麻醉剂，且从身体、感情和心理上惩罚那些有神经精神病症状的人。他精选了些讽刺的话，来描述看一名“精悍有力、捶胸顿足的精神病学家、玩具手枪已经是其所见极限的人”跟战士大谈“站如松”的道理，真是次“难忘的经历”。尼德尔斯认识到，军队精神病学家有两个老板，但多数医生对患者甚至没有丝毫的关切。威廉·尼德尔斯，“精神病学在军中的倒退”，《精神病学》，9卷3期（1946年8月），页167—185。
最后，还有少数持和平主义立场的精神病学家，不愿与军方合作，他们的目标是结束战争而不是帮士兵去打仗。R。吉文斯、马丁·内托希普（编），《有关战争和人类侵略欲望的讨论》（巴黎，1976），页8。在越战中，最重要的非主流心理学运动是由退伍军人组织的讨论小组，激进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都有参与。这些人让老兵通过相互交谈、而不是与专家沟通来找到对症的疗法。见阿瑟·埃根多夫的大文，“越战老兵讨论小组和战后生活的主题”，《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11—124。传统的男性角色认同被一种新的、“较为温和”的阳刚气所取代。专家不仅鼓励老兵检视自己的心灵，也支持他们通过反抗军国主义来救自己。
“缝合”士兵的心理创伤，让他们早归战场，在民事精神病学某些领域（尤其是当精神病学家受雇于雇主而非患者时）也有应用。在战争时期，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地位就更不确定。他们满嘴和平，却在为战争贩子提供各项数据；他们治愈伤者，却是为了他们能回到战场被人杀掉；他们和军方有冲突，却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提供的研究可能。另一方面，医疗队就彻底地融入了军方，承认自己的“上帝”是指挥官而不是患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成了“俘虏”了。例见诺曼·巴尔、伦纳德·祖宁，“军中精神病医生的难题澄清”，《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1卷4期（1971年7月），页672—674；阿琳·丹尼尔斯，“束住手脚：军队精神病治疗中的行政限制”，《降和社会行为杂志》，10卷4期（1969年12月），页255—265；L。克什纳，“对待军中异见者时的反移情问题”，《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期（1973），页654—659；马尔克·皮利苏克，“越战老兵的遗产”，《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6—7。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发展史见诺曼·戴恩，“批评者和异见者：关于美国“反精神病学”的思考”，《行为科学史杂志》，25期（1989年1月），页3—25。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战争中发展了与原先截然不同的做法：不去抑制士兵的暴力倾向，而是挑起他们的杀人欲望。这样，精神病学家在军中的作用就显露无遗了：激励士兵去行凶，不用生悔。
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1
人都知道，惜命的
上帝坚决反对冲突
最讨厌的就是刀枪
英国人的是例外……
新戒律是“杀人吧
为实现上帝夙愿”。
伊恩·塞瑞里亚，“新学问”，1966伊恩·塞瑞里亚，“新学问”，收布赖恩·加德纳，《可怕的雨：战争诗人1939—1945》（伦敦，1966），页30—31。
一位年届30的天主教牧师，人称“矮妖精和少年先知的混血儿”，因支持造成广岛140 000人和长崎73 900人死亡的原子弹而“名扬天下”。两年前，这位年仅28、很理想化的乔治·扎贝尔卡神父参了军。他以能继承其澳大利亚籍父亲的事业而自豪，并且希望别人都知道他在勉力卫国。作为提尼安岛投弹手所在教区的牧师，他的“孩子们”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向日本军民扔下了凝固汽油弹、传统炸弹，以至最后被他们称作“噱头炸弹”的原子弹。
“是，他们打了也杀了，”扎贝尔卡回忆说，“但人们没有记住这些。我觉得他们没做错什么。”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他一直坚持自己祝福的是“美国的孩子们”而不是扔炸弹，但似乎没人愿意听他的辩解。他说自己熟稔圣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理论，应该更敏感于杀戮平民的事件中牵扯的神学问题，但也通过归罪他人给自己开脱：他曾辩解说，上级教会不是一直对此三缄其口吗？事实上，二战行将结束时斯佩尔曼主教［1889—1967，美国天主教会枢机主教，纽约大主教，曾任美国军队随军神父代理人，为越战中的美国政策辩护——译注］在提尼安岛主持大型弥撒时他也在场，其时斯佩尔曼大力鼓吹应为自由和公正而战。当时在岛上的宗教界人士也没有对轰炸是否道德提出异议：轰炸虽然残忍，但为了上百万美国士兵的性命也只有这么做了。炸弹落下后，扎贝尔卡惊呼：“我的天，这太可怕了，但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这帮孩子终于可以回国了。”只是后来发现长崎市民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徒时，他才开始有悔意，想着他也信天主教的“孩子们”竟一直在“从飞机上扔炸弹，轰炸别的天主教徒”。
扎贝尔卡神父后来终于后悔自己当时太过逞凶，那是轰炸过后他向幸存者讲话的时候。他去了一些医院，无辜的孩子在病床上等死。“许多小孩都很安静，没有一点声音。他们就这么静静地躺着，在死去，”他注意到，心中满是震惊。之后，扎贝尔卡放弃了回国，在日本北部做了名牧师。当他最后回到美国时，发现没有人愿意再提及那段往事。“战争结束了，忘了它吧，”别人说。但他没法忘记。先是朝鲜、后来是越南的战报使他忆起曾经目睹的恐怖，让他决定自己不能再保持沉默，从此积极为和平奔走。乔治·扎贝尔卡神父，其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531—536。
在一番思想斗争后，扎贝尔卡神父最终接受了战事过程中的大规模屠杀。这并不罕见，少有的是他投身和平事业的决定。英、美、澳三国的宗教界人士都认为，很难把对上帝的爱和满心杀欲的士兵这两者调和起来。宗教人士难以把握自己的立场，其社会地位又加剧了这种困难。世俗、宗教领袖都把神职人员视作道德的代言人，自有一套办法来激发“胜利精神”、给予宽恕。尽管他们中虔诚的人——像扎贝尔卡神父——选择了反战，但多数还是接受了军队的作为，并把这视作宣教的好机会，而且还希望扮演更积极、血腥的角色，这也使得有些人对他们冷嘲热讽。教士一方面积极鼓励别人去持刀杀人，一方面又不愿让自己的双手沾上鲜血，所以有人笑他们是“一群地道的懦夫”，乔·沃克，《牧师、战争和其他战时杂文》（布雷福德，1917），页3—4。但同时有人说他们心怀可怕的杀欲；在杀戮后祈祷只会让人觉得恶心。“飞行队一员”，《死在空中：飞行队员的战地日记和照片》（伦敦，1933），页69及查尔斯·拉文，《默想与回忆》（伦敦，1931），页166—167。一些德高望重的宗教界人士公然站出来为杀戮辩解，这使得有些人开始质疑教会是否有权利代表教规。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99—100。但直到越战前，只有少数异见者曾经有过抗议。
基督教与战争
“上帝既许人为圣物，则杀人无论何时都是非法的，” 给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做过老师的莱科坦提乌斯（卒于公元320年）说。莱科坦提乌斯，《神学摘要》，6卷，页20，引自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20。基督教早期作家，如查斯丁、塔蒂安、艾勒尼亚斯、德尔图良、奥利金、亚大纳西和西普里安等都同意莱科坦提乌斯的说法。公元四世纪，随着基督教在整个罗马帝国的胜利和政教渐近一统，基督教的反战立场有所减弱。公元313年阿尔茨会议后，拒绝出战的基督徒甚至可以被逐出教会。到416年，只有基督徒才有权参军打仗。
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2
13世纪时有牧师开始加入英国陆军。此后，宗教人士一直随军出征，虽其数量不多（一战时，每1 000名英军和美军才摊得上一名神职人员）。《随军教士：“美国”总统军队宗教福利委员会呈给总统的报告》（华盛顿特区，1950年10月1日），页7及战争部，《英帝国一战中统计数据1914—1920》（伦敦，1922），页91。教会在战争中的情况，见唐纳德·克劳斯比，《战场上的教士：天主教牧师在二战中》（劳伦斯，1994）；汤姆·约翰斯通、詹姆斯·哈戈提，《剑上星：军中的天主教牧师》（伦敦，1996）；迈克尔·麦可南，《战争中的澳大利亚教会：主要教会的态度和动作1914—1918》（悉尼，1980）；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陆军准将约翰·史密斯爵士阁下，《以这个标记的名义征服：军中牧师的故事》（伦敦，1968）；艾伦·威尔金森，《英国国教教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伦敦，1978）；艾伦·威尔金森，《反对还是同意？战争、和平和英国各教会1900—1945》（伦敦，1986）。稍小一些的教派（如贵格会、基督弟兄会、耶和华见证人、门诺派、普利茅斯兄弟会等）虽一直大力反战（也为此遭受了惩罚），也有许多神职人员以个人的名义反对介入布尔战争和越南战争，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主要教派的神职人员都戮力同心，同仇敌忾。一战被说成是圣战；二战则是一场正义之战。两次大战中为战争开脱的理由几乎一样：战争为和平铺就了道路；推动了文明的进程，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只有在危机中力量、耐心、自我牺牲等美德才能得到宣扬；只有整个国家经受了精神的洗礼，才能走出物质至上的误区。还有，教会有责任关注那些或可导致冲突解决的道德问题。J。克鲁克斯通教士，“牧师的作用”，页5，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及吉尔伯特·怀特主教大师，“不抵抗的教义”，《英联邦军事杂志》，4期（1913年10月），页723。
我们发现：等神学家直面杀戮（而不仅仅是“宣战”或“打仗”）时，其意见和世俗的观点几乎没有不同。例见乔治·贝德巴勒，《军队和牧师（1914—1918）》（伦敦，1934）。1917年时，信奉基要主义的传道士比利·森戴曾一言中的，说基督教和爱国是同义的，就像地狱和叛徒的关系。引自乔治·马斯顿，《基要主义和美国文化：二十世纪福音派教义的形成1870—1925》（纽约，1980），页142。耶稣不是只讲和平、声嘶力竭、虔诚可嘉的战争贩子。弗兰克·巴拉德，《和平主义的错误或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和战争发生关系》（伦敦，1915），页27及陆军E。沙拉拿上尉，《和平主义的谎言：给海员和士兵的书》（伦敦，1918），页1—3。如果杀人可以阻止“更大的恶”，如听任“一队绝望的杀手四出胡作非为，侵害文明的各个阶层”或“在尊贵的男士和温婉的女子”身上演练枪法，那战场上的杀戮就站得住脚。亨利·特威迪，“牧师和战争”，收E。斯尼思（编），《宗教和战争》（纽黑文，1918），页85。另见威廉·坦普尔（约克大主教），《战时杂想》（伦敦，1940），页34—35。杀人也许够不上基督徒的德行，但“任暴君仗势杀人也不是基督徒所为”，罗兰·W。施略伯1943年跟美国会众这么说。罗兰·施略伯，“因杀戮而良心不安”，收德威特·霍兰德（编），《美国历史上的布道：美国讲坛上的问题精选1630—1967》（纳什维尔，1971），页316，引自《讲坛》，1943年9月。士兵不是在谋杀，因为他们是依合法指令，且是为整个社群的利益在拼杀。亨利·霍兰德，《如在火旁：战争笔记》（伦敦，1915），页24。他曾担任牛津大学神学钦定讲座教授、耶稣堂教士。保罗·B。布尔1917年时曾在英国米亚菲尔德的耶稣复活教友会跟堂区居民说，既然杀人放血与战争的真正目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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