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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魔鬼下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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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天这个时代好像东西太多。
陈：东西太多，很复杂，也很肤浅。
王：声音也太多。
陈：五光十色。
王：我觉得现在人的思想还不如我们那时候自由呢，我们那时候空间大，因为什么都被取消了，所以空间大。现在这个世界充满了声音，自己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王安忆的观点是典型的鲁迅先生所谓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心态。文革时代，什么都被取消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空间大了，没有声音了，怎么能说更自由了呢？想想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顾准、梁漱溟、胡风等人的命运，便会明白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没有自由。“世界充满了声音”，是现代社会的常态，是多元化的象征，各种声音鱼龙混杂，要想取得话语权力，自然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请教王安忆君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是一个爱看电视的人，那么究竟是黑白电视时代只有三五个电视颇道好呢，还是现在有上百个频道好呢？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直接收到海内外的无数频道，您会不会看呢？正如别林斯基早在几十年前对那些故事编纂家讽刺的一样：“请看，今天是怎么写作的！你看自由思想已经泛滥到什么程度！难道从前是这样写作的吗？稳重、流畅的文体，描写的都是温柔的或者崇高的事物，读起来心情愉快，不会受到伤害！”“他拿起这本书是为了得到快乐，可是结果却读出了忧郁和烦闷，滚它的蛋！”“我知道，生活中有许多痛苦和阴暗的事，我读小说，就是为了把这些事忘掉！”“亲爱的，好心肠的寻欢作乐的人物，为了你的安逸，小说就得撒谎，让不幸的人忘掉自己的痛苦，让饥饿的人忘记自己的饥饿，让痛苦的呻吟变成音乐传入你的耳朵……”
文学是自觉思想的成果，它由模仿到创造，其艺术境界是永无止境的。如果作家为了艺术而艺术，就相当于从乌鸦身上拔下孔雀的羽毛，那他永远是一个工匠，你向他定做什么，他就给制造什么，从而忽视灵魂、智慧、良心与激情，那他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家是“人类的渔猎者”，用他们的智慧和心灵去惩恶扬善，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找到归宿，给那些贫穷的、受苦的、堕落的人，以安慰和鼓励，唤醒他们的良知，治好他们肮脏褴褛背后掩盖不住的溃疡糜烂的伤口，用仁慈和悲怜抚爱耻辱和淫荡的灵魂，让铁石心肠的强盗忏悔，给他们的罪恶以宽恕，给他们的德行以褒扬，将他们从黑暗的深渊拯救出来，让他们沐浴在阳光和温暖中。
三 树立和唤醒一个作家的崇高感和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将中国的文人分为四种类型：休闲文人、腐朽文人、进步文人和反动文人。反谓“反动”即“正动”的反意词，凡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伦理价值观的作家乃“正动”文人，其文推动历史文化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也即“进步文人”。凡与此相反的，乃“反动文人”。现在中国的大部分文人是“休闲文人”或“帮闲文人”，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发些无关紧要的牢骚，主要关注对象是花鸟鱼虫、吃喝拉撒睡或家常里短，可看可不看；目前文坛较活跃的余秋雨、贾平凹、金庸们，沉湎于传统文化的窠臼，或痴迷于秦砖汉瓦，以暴易暴，打打杀杀，面对历史叹息，但回避现实问题，文章中散发着一股股腐味；二月河、柯云路、王朔、梁晓声、张平们呢，二月河反历史美化皇权，柯云路反科学美化迷信，王朔反智识美化愚昧，梁晓声反人性美化兽性，张平则有清官情结，回避真实，粉饰太平。一个伟大的作家，天然地就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若一个作家不承认他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他永远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帮忙文人”或“帮闲文人”，是人道主义者的天敌。所谓的知识分子，乃社会的良知，专制体制的叛逆，天生的职责就是批判和自我批判。所谓的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精神，这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应有的品格。文人精神和人文精神大相径庭，知识分子的武器就是良知、知识和智慧，作家——学者——思想家，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三个不同境界。作家以感性和故事为武器，学者以逻辑和理性为武器，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学者都是思想家。
“伟大”的定义也有三层意思：其一，伟大是巨大的意思，他的艺术手法或思想水平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二，伟大是正动的，要推动历史的进步，希特勒之流是巨人，但不是伟人；其三，要求“伟大者”的思想和人品渐趋统一，文如其人是写作的最高境界。写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或人格分裂者，永远与伟大无缘，而且上述三条缺一不可。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伟大是我们永恒的精神高地，虽不能及而心向往之。具有了一个“灵魂猎者”的崇高感、庄严感、神圣感，又有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写作中就会化腐朽为神奇，实现艺术的自我超越。伟大的作家可以是一个伟大的劳动者，但没有一个自称是“工匠”的，只有精神侏儒才这样委琐。永远不能自我升华，就永远是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犹太大诗人里尔克，人称是“阳光和玫瑰花的情人”，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最初的玫瑰醒了，
它们的香味有点怕羞
像个轻轻的轻轻的笑；
以平坦双翼如燕飘摇
匆匆掠过了白昼。
每道闪光忸忸怩怩，
没有音响还会迟滞，
夜太新奇，
而美是羞耻。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终于累了，窗外元宵节的焰火升腾起来，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喝着凉水啃着馒头。爱情是要付出代价的，怜悯是要付出代价的，宽容是要付出代价的，忏悔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所有这些词，貌似简单，其实每一个词背后都有沧桑的故事。没有灵魂和思想的人永远悟不出这些，没有体验过苦难和孤独的人永远到不了这种境界，无论批评还是赞扬，对他们都只是纸上的概念，他们永远是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呼唤“野性”蒋泥 为莫言挑刺
为莫言挑刺
□蒋 泥
从“诺贝尔文学奖”话题开始
1999年，《北京文学》曾发表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长文，声称国内最有希望得此奖项的作家，一是太原的李锐，一是北京的莫言。
李锐暂不论，说到莫言时，作者认为：
莫言没有匠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80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姓退化了，生命委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 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是，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百年诺贝尔》的作者，虽是我最为尊敬的中国文学理论家，但在对待莫言的评价、态度上，我和他是有不小差异的。
仅由他对莫言的感悟看，确乎发人未发，提纲挈领地概括出莫言小说艺术的独特风格了，可我在这段话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其一，作者没有一句在批评莫言，讲的全是好听的。这起码很不全面。可能受行文字数的限制吧。
如果这可以谅解的话，那么下一个问题就让人莫名其妙了：匠气和文人气、学者气，似乎都是文章作者所要排斥和批评的。匠气不可取，我们能理解，文人气、学者气为什么也要不得呢？二者的具体内涵指什么呢？
不明白。
就我看，数千年文学史上，我国的著名作家，恰恰都是带着点“文人气”、“学者气”的，诗歌、散文的深文奥义、委婉传情且不说，即使到明清小说，红楼三国、聊斋儒林、三言二拍，哪一部不带着很大的“学问”在里边？
到20世纪的前20年，文学发生分裂，形成两大流派。
一是以“五四”来命名、占据文学舞台中心位置的“新文学”流向，代表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等。
一是处于文坛边缘地位的“本土文学传统”流向，代表是李伯元、鸳鸯蝴蝶派诸君、张爱玲、金庸诸君。
其中，作为“本土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 的金庸，“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巨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把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系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但就是这样一个被作者极力称道的人，不属内地作家，他是在相对自由、不那么僵化的香港搞创作，最见特色的，恰恰是小说里的“文人气”和“学者气”。
其他名篇，如《京华烟云》、《围城》、《啼笑姻缘》等，也都带了些“文人气”和“学者气”。莫言身上难得有这样的“文人气”和“学者气”，这倒是他文章最大的缺陷之一，而不是什么优长——因了这个，他所有的小说，“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形式上的花哨，不能掩盖背后内容上的“单薄”与形而下。
那代人欠缺有害的教育和“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带出了他这个叛逆，可惜，他的“叛逆”与“原创力”，只限于形式上，其精神、思想内核里，因着土壤的荒芜、贫瘠而有“毒”，再也上不去了，开辟不了能把全人类纳入一种两难状态的宏大结构，把我们难以想明白的东西填下去，从而提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营造一些无穷无尽的话题，到两可两不可的境界去，使每一代人都得不出结论，却一定会被卷入，投进思考，获得巨大的阅读经验。
他是有过这样的决心或信心的。他说：
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达到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落后之分，只有肤浅和深刻的区别。
我比很多中国作家高明的是，我并不刻意地去摹仿外国作家的叙事方式和他们讲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们作品的内涵，去理解他们观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红高粱》表现了我对历史和爱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现了我对政治的批判和对农民的同情，《酒国》表现了我对人类堕落的惋惜和我对腐败官僚的痛恨。这三本书……是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实际上，莫言的作品很难具备太多思考的品性，缺乏那种永远无解的、形而上的悲剧精神。《红楼梦》的主题就具备了这样伟大的品性。
多疑而小心眼的林黛玉，不具备做妻子的品格，怜香惜玉的“护花使者”贾宝玉，也不具备做丈夫的品格。
人们为情动容，都希望他们俩能够结合，但“大意义上的精神战友，难以消受日常生活的琐碎”，即使把他们生生分开的王熙凤、贾母早死，其悲剧也是不可免的——我们无法想象二人在一起做夫妻、过日子的情形。
这就体现出情感与婚姻的某种不可调和的悖论性，是一出人间无法解决、也不会有答案的大悲剧。
《西厢记》中也埋下了这样的结构。
一见钟情的两个人，女方家长阻挡住，要求门当户对，男子必须考上状元后，才能和女儿完婚，考不上就不许。
剧本结局虽是个“大团圆”，实际上作者却是把上京赶考离别那一段，当了永别来写的：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依，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假如门不当户不对，那么男主角栖息在他人门下，腰杆儿一辈子挺不直。追求自由、自立的小姐，要这萎缩的男人干吗？
这是个两难。
在无法美满的爱情或婚姻现状下，男子惟有改变自己，或放弃，或科举，才能解决危机。矛盾就来了：放弃的话，情感上如何承受？不放弃的话，科举他成吗？
照他“游于四方”的性情看，科举他是不太行的。
这人根本没时间读书，尽在偷情与恋爱，一路上害着相思，念着温柔，不用心于书，若能高中，并一举夺魁，那真是痴人说梦了。
所以，后来他的居然考取状元，得了“团圆”的结果，只是作者为照顾观众情绪而设计的，前次的别离才是真正的“永别”，作者知道事实上的他一定考不上，爱情难分难弃，也就把它当了“永别”来写，透出了王实甫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不凡处来了，在看似很浅的内容背后，埋着个很深的井，放进了深刻的东西，作品从而具有了永恒的品性，让我们从中触摸到了伟大，获得思考上的快感。
莎士比亚更为精通。
《李尔王》营造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宫殿，经过20世纪无数最优秀的大脑的解读，我们才得窥堂奥。
表层上的故事很简单：一个“糊涂的”爸爸，两个坏女儿，一个好女儿。坏女儿骗了爸爸，说自己全心全意爱他，好女儿说了真话，说不可能把爱全给爸爸一个人，有一部分要留给丈夫与孩子。结果说了假话的得到江山继承权，后来遗弃了再无权势的李尔，说了真话的什么都未得到，远嫁法国，听说爸爸遭难后，为营救他而牺牲。李尔抱着死去的小女儿，发了疯。
李尔那样英明，当着帝王时，难道他听不出谁真谁假吗？
如果听不出，那只是写了一个傻瓜的悲剧，傻瓜的悲剧是没有多少分量和力量的。
其实当时李尔是明白的，但他为何要处罚讲了真话的小女儿呢？为何拒绝真话、需要假话呢？
因为在绝对的权威、“至尊”面前，不允许你讲真话，更不允许你说半个不字。
绝对的权力使李尔异化了，不再具有普通人的特征、性情。
从帝王变为普通人，集权被自己剥夺后，他的两个女儿露出真面相，一次次作难他，他受了磨难，方才明白到真实的重要性。
由此，莎士比亚成功地实现了这个人物价值与信念的全部转移，然而，李尔完全懂得后就疯掉了。
所以，李尔的悲剧在于，有话语权时他不知道，失去话语权时才知道一点点，但内心里不敢承认，完全知道后，他却疯了，没有用了——惟有疯，才能消解表面性的冲突、矛盾。
而人类只要是社会性的，就存在着权力与人性的异化问题，这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只具有引人进行深入思索的魅力。
《李尔王》就带上了永恒的品性。
若从这方面看，莫言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能具备这类品性的，他也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从未有意识在此经营。所有的架构都能落进最后几句话中，矛盾都得到了“解决”，起码读者都知道该怎么解决小说中的矛盾，作品就做小了。
他写得最切近生活实际的长篇《天堂蒜薹之歌》，其小人物的冤屈、不解气以及后来一个个的悲凉结局，全是官僚们人为制造出来的。
没有了这些人为因素，能通过正当的程序把官僚们打倒，或者主人公稍稍具备一些现代理念，也就不会发生这些悲剧。
因此，这类的悲剧，是人们一眼能看清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都有杜绝、根治的方法，就“形而下”了，读者除过感叹外，再无其他玩味余地了。
在比较错综纷杂的形式面前，内容、思想上的小，把形式胀得满满的，这形式便随之小下来，没有多大实验或“先锋”意义。
莫言大多数小说的特色，情形都差不多。
他后来较受众人赞许的短篇《拇指铐》，情节安排就令人难以置信。
通篇写一个极其贫困的孩子，在两只大拇指被一个说“神经”不是“神经”的大人，铐到树上后，不再过问，路过看见的，也毫无怜惜之心，孩子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如何挣扎着、疯狂着、绝望着，最后倒伏在地，梦见自己投进正孤身生病在床的母亲怀抱的故事，想说人与人间的冷漠残忍，在不需沟通、相互误会到极致时的状况下，做出的缺德事，真能叫人发狂发疯。
但这些大人的行为本身，正常人都不可思议，难免要问：他们的同情心哪里去了？一个不同情也还罢了，个个不同情，谁能理解？孩子惨兮兮的样子，就快死掉的样子，铐在不算偏僻的路边，任谁见了也会先救人再说的，何以不救呢？孩子为何不喊不说，告诉自己和家中的情况，要求救命呢？
因此，小说里的人物，都很不真实。矛盾的设计，也很不足信。
另一方面，莫言这个带了“生命的血气与蒸气”的“赤裸裸的生命”，以为“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呼唤“野性”，象征或代表了“旗帜和火炬”，这人类种姓退化、生命委顿、血液凝滞的一“种”，才能起死回生，这种想法不可谓不“幼稚”、片面、简单、轻率，甚至疯狂。
早在十多年前，王一川就曾在《中国形象诗学》里认为，莫言的顶尖之作《红高粱》中的思想、精神是要不得的：对于余司令的滥杀无辜、截获不义，以及小说人物的犯罪行径，莫言不但不谴责，反而一味赞美，本欲张扬生命力、勃起人道精神，结果成了反生命、反人道、崇尚暴力。
如果说，曹禺一代作家在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尖锐冲突中被迫让新人与家长一同走向毁灭的话，那么，莫言则是宁肯为着历史合理性而牺牲道德合理性。这样，就难免出现一种“生命力悖论”：对生命力的不加分析和节制的全盘肯定和崇拜，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残酷或暴虐的反生命或反人道逻辑。
新的作家群体为了追求理想的个体生命力，并以此去消解政治国家权威和超越前辈作家困境，竟无意识地置起码的人道原则于不顾，竞相崇尚反生命的暴力！
当然，《红高粱》中人物（“我”）的错误思想、“危险思想”，不一定就是莫言的，“修词成章”之为人的作者与“营生处世”之为人的作者不能混为一谈。
况且，小说不这样写，写得中规合矩、四平八稳了，那《红高粱》就不成其为《红高粱》，莫言也不成其为莫言了。
《水浒传》等等也都有滥杀无辜的情节，读者之所以认可它们，是因为他们不是白痴，都是神经正常的人，不可能由于读了这些就去杀人放火、打家劫寨、占山为王、组建武装。
因而，据此说莫言反人道反生命可能有点“书生”气了。
不过，作品和作家是可以、也能够彼此分开来谈的，作品有问题，单讲作品的问题，作家有不足，只说作家的不足。
具体到《红高粱》，“戴凤莲默许余占鳌暗杀自己的公公和丈夫单家父子、之后当上单家新主人、公开地让余占鳌成了床上客，而自己似乎没有任何良心不安……没有任何真正的道德反省”，同样缺乏一定的可信度与相应的历史深度。要知道，再叛逆的教义与情感，也训练不出这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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