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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魔鬼下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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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缺乏一定的可信度与相应的历史深度。要知道，再叛逆的教义与情感，也训练不出这样的人物！
没有可信之心理与灵魂深度的人物，却是编出来了，被作者推上前台来了，只好继续编下去，用一些想当然的“道理”说服大众，使他们相信。
比如，对于罗汉大爷，“我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伦理无关。爱过又怎么样？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
这就开始乱说了，不知现代意义上的“自立”“先驱”谓之何物地乱用一气了。
而把“上床”的无节制，纯然跟着感觉走，全冠以“解放”，似乎不这样做反不足见“解放”，正是“五四”那代人标“新”立“异”，好走极端的标志之一。
很不幸，这极端又被“文革”那一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们，继承并“发扬”光大。
究实看，他们的思想深处与其叫什么“解放”、“觉醒” 或“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还不如说是在鼓吹性的滥交，暴力的无度！
至于莫言本人有什么不足，我认为他讲故事的天才举世公认，但无可挑剔、堪称一流的精品、“巨著”，一篇也无！
他自称最满意的《酒国》，好就好在想象力上、感性叙写上，这一点足可标举当世，然而其他方面，从结构、语言，到思想、内容，似乎都算不上什么。
我甚至觉得它只是想膨胀，膨胀语言，膨胀感性，膨胀想象力，而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远不如极其写实、埋伏了深深愤怒之情的《天堂蒜薹之歌》痛快。
事实上，莫言的小说很少不“膨胀”的，也许和他不加节制，不问结果，只要过程，只要发泄的性格有关。
他心里有着无穷无尽的东西需要诉说，便排山倒海般把它们打发了出来。
这是他的“先天”性不足所致。
过于张扬生命力或“东方酒神精神”本身，同样经不住推敲——人类进步不能只靠张扬生命力、呼唤野性完成，那只会导致蛮狠。
我们还应加进现代意义上的制度、文化等思考，跳出单个生命体之外，有一种大关怀、大悲哀、大人格、大志向、大目光。
莫言缺少的正是这些。
而“张扬生命力”在他，往往只是个“幌子”，让他回避掉许多本该面对却没有面对或无力面对的题材。
他曾亲口对我说，自己“写不好文革”，不太敢写“文革”。
我能理解他的处境，但很难认同他的选择。
真正的作家，在写作上是没有自设的禁区的，除非他害怕失去什么，过于在乎现世所有的地位与荣誉。
我们说俄罗斯这个民族可敬可佩，不仅在于她有着英勇的人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也在于无论多么艰难，都始终拥有一大批铮铮铁骨的人类良心和精神导师，那些属于自己时代的真正的大师，从托尔斯泰到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等，精脉延续，接续不绝。
在20世纪的我们这边，却没有一直延续下来的精神传人。
有的只是被断章取义的利用，如对鲁迅和胡适。
也有响两声从此沉默的，如沈从文、钱钟书。
更多的则昧了心眼，吹起了喇叭。
自由精神一断数十年。
后起的莫言这辈“先锋”，要说别人、说“我们”、说“这一代”……如何如何萎缩了、退化了、不可救药了，那自不绝于口；锁定到“我”时，却也藏了身，设了防，为人处世不是有点太聪明、太精明、太“忘我”了吗？
和真正“大师”间的距离，不是远一点、差一点了吗？
这世上沉默着的永远是大多数，你能说话，多数人沉默着让你说话，你却“自说自话”，或有不敢说的话，要你说话干吗？
你的话里能有多少真实？
到《檀香刑》，他更是躲进深处的“历史”中说话去了。
历史嘛，八竿子打不着，过分了也是个奇，痛痒隔了七八代，满足了人们最恶劣的“窥私癖”，还逞了能，何乐不为？
也许这样说为时尚早，作者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莫言不到50岁，难道我们已没有了等待的耐心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要是到某一天，大家都能讲话时你才参与“大合唱”，你形式上再高明、再花哨、再原创性，那也不是最杰出、最可敬的。
莫言曾宣言：
〖HTK〗〖GK2！2〗一个有良心的作家，他应该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他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他的写作，他应该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他苦苦思索的应该是人类的命运，他应该把自己的创作提升到哲学的高度……
其实，提倡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做得好。
假如你压根儿没有什么“哲学”或“思想”，只有点零零星星的小悟性，那就很难写得出什么“迷失的”理性，“寓言”或“预言”出什么“人类性”的命题，将“特殊中的普遍凸现出来”，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对时下的中国作家来说，“人类的……”往往最容易钻空子，成为对个体生命漠不关心、逃避现实、追求“纯艺术”的借口或幌子。
极端与极致
许多评论家认为，莫言是那种审丑、不太注意审美的作家，小说里描写了大量震撼人心的内容，像《红蝗》里的大便、蛆子，《红高粱》里的剥皮，《苍蝇·门牙》里的苍蝇等等。而他以“丰乳肥臀”这几个让老夫子们眼睛发蓝的字来作小说题目，更是向市场缴械的“堕落”表现，非但无法象征“生养和哺乳”，象征光辉、伟大的母亲形象，反而是玷污了——按传统习惯，任谁都不会把“丰乳肥臀”往自己“母亲”身上去联想，倒不在于虚伪不虚伪，母亲是不是女性，真否乳丰臀肥，而是约定俗成，像1＋1≠3那样。
要是莫言不刻意交代，他写这书是要献给母亲的，大概人们的谴责声还会小点，他既想献出，那就是误导读者了。
莫言的每一篇小说里，其实都是既审丑也审美的，只不过他的“审丑”，比起旁的作家来更频繁一些，爱走极端，喜欢写到极致，让神经脆弱的人受不了，引起广大的争鸣，变相地，就迎合了市场。
到后来，他似乎进一步地把这当了“恶作剧”来使劲，特点被变本加厉地强化、突出，有意违背了一些常规意义上的美学原理或原则，去达到惊心动魄的效果。
从一方面说，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他的特色。
从另一面说，凡事过度了，从反方向上“迎合”了什么、“批判”了什么，效果不一定就好，不一定真如你信誓旦旦声明的那样。
写时你可以很自由、很随意，这是你的权利，至于读者接不接受，抱怨不抱怨，骂不骂娘，那就是读者的权利了。
因而，只要不在乎，你怎么写都行。
这就涉及一个量与度的问题。
一般人的意识里，不太赞成一切的夸张和卖弄。
“一切夸张和卖弄总是过量的，上自媒人的花言巧语，下至戏里的献丑表功，都是言过其实、表过其里的。”
同时，你的“夸大反衬出我们的渺小，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认为过当的事物，我们不知不觉地联想到卖弄……”
也就是说：“这一个东西里一定有……太过火的成分，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这个成分的本身也许是好的，不过，假使这个人认为过多了（too muth of a good thing），包含这个成分的整个东西就要被判为俗气。”
“俗气不是负面的缺陷（default），是正面的过失（fault）。”
俗气了的“他们不反对风雅，他们崇拜风雅，模仿风雅，自以为风雅”。
莫言的既过量，又过度，还不许人批评，认为“我是一个出身底层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中充满了世俗的观点，谁如果想从我的作品里读出高雅和优美，他多半会失望……什么鸟叫什么调，什么作家写什么作品。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这就不忠厚，显得有点狡辩了。
世俗不世俗、高雅不高雅、优美不优美，与作家的出身高低、饥饿孤独、同情愤怒等等，是没有什么必然瓜葛的。莫言觉得有联系，那不过在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了而不知，他的不少尝试就“俗气”了、“小气”了。
最好的例子便是他的有些语言，自以为“我真是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而且合辙押韵”了，其实里面有不少是华而不实的虚架子。
上面这句“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三个成语指意相同或相近，就很罗嗦。
至于其他内容，我们不妨先具体地看看他对杀人主题的研究与过度描述。
《红高粱》中，日本鬼子逼孙五为罗汉大爷剥皮那一节，尚只是初露头角、新试锋芒，只写剥皮过程本身，没有什么余墨闲情去把玩，考证。
但即使简练成这样，在当时也是比较刺激的、颇多谴责与争议的：
孙五……提起水桶，从罗汉大爷头上浇下去……把罗汉大爷擦洗得干干净净……孙五的刀子在大爷的耳朵上像锯木头样锯着。罗汉大爷狂呼不止，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滋出来……孙五把罗汉大爷那只肥硕敦厚的耳朵放在瓷盘里。孙五又割掉罗汉大爷另一只耳朵放进瓷盘里。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孙五弯下腰，把罗汉大爷的男性器官一刀旋下来，放进日本兵托着的瓷盘里……日本兵把瓷盘放到狼狗嘴下，狼狗咬了两口，又吐出来。
罗汉大爷凄厉地大叫着，瘦骨嶙峋的身体在拴马桩上激烈扭动。
孙五扔下刀子，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孙五操着刀，从罗汉大爷头顶上外翻着的伤口剥起，一刀刀细索索发响。他剥得非常仔细。罗汉大爷的头皮褪下，露出青紫的眼珠，露出了一棱棱的肉……不成形状的嘴里还呜噜呜噜地响着，一串一串鲜红的小血珠从他的酱色的头皮上往下流。孙五已经不像人，他的刀法是那么精细，把一张皮剥得完整无缺。大爷被剥成一个肉核后，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人群里的女人们全都跪倒在地上，哭声震野。
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莫言曾说写这次凌迟场面时的最大遗憾，并不是如众人认为的那样，太过分了，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只觉得写作时还不够冷静，篇幅也太短。
他念念不已，总算逮了个机会，把它做到极致，真正当它是门“手艺”，来“冷静”地、津津乐道地、长篇累牍地、入微入里地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描写。
这个刽子手便是《檀香刑》里的杀人状元赵甲，他从戊戌六君子刘光第等人，一直杀到它的“余党”钱苍狼：
赵甲……将身体闪电般地转了半圈，刘光第的头颅，就落在了他的手里……赵甲举着刘头，按照规矩，展示给台下的看客。台下有喝彩声，有哭叫声……刘大人的头双眼圆睁，双眉倒竖，牙齿错动，发出了咯咯吱吱的声响……刘大人的眼睛里，迸出了几点泪珠，然后便渐渐地黯淡，仿佛着了水的火炭，缓缓失去了光彩。
赵甲放下刘光第的头。看到死者脸上表情安详，他心中顿时安慰了很多。他默默地叨念着：刘大人，俺的活儿干得还够利落，没让您老人家多受罪，也不枉了咱们交往了一场。
钱苍狼……当处五百刀凌迟之刑。
为了让他死得完美，特意从刑部大堂请来了最好的刽子手……赵甲……
钱的掩饰不住的恐惧，恢复了赵甲的职业荣耀。他的心在一瞬间又硬如铁石，静如止水了。
面对着的活生生的人不见了，执刑柱上只剩下一堆按照老天爷的模具堆积起来的血肉筋骨。他猛拍了钱苍狼的心窝一掌，打得钱双眼翻白。就在这响亮的打击声尚未消失时，他的右手，操着刀子，灵巧地一转，就把一块铜钱般大小的肉，从钱的右胸脯上旋了下来。这一刀恰好旋掉了钱的乳粒，留下的伤口酷似盲人的眼窝。
……起码是在这一刻，我不是我，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我是大清朝的法律之手！
他将手腕一抖，小刀子银光闪烁，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便如一粒弹丸，嗖地飞起，飞到很高处，然后下落，如一粒沉重的鸟屎，啪唧一声，落在了一个黑脸士兵的头上，那士兵怪叫一声，脑袋上仿佛落上了一块砖头，身体摇晃不止。
按照行里的说法，这第一片肉是谢天。
一线鲜红的血，从钱胸脯上挖出的凹处，串珠般地跳出来。部分血珠溅落在地，部分血珠沿着刀口的边缘下流，濡红了肌肉发达的钱胸。
第二刀从左胸动手，还是那样子干净利落，还是那样子准确无误，一下子旋掉了左边的乳粒。现在钱的胸脯上，出现了两个铜钱般大小的窟窿，流血，但很少。原因是开刀前那猛然一掌，把钱的心脏打得紧缩起来，这就让血液循环的速度大大减缓了……
赵甲从钱身上旋下来的第二片肉摔在地上，按照行里的说法，这是谢地。
当赵甲用刀尖扎着钱肉转圈示众时，他感到自己是绝对的中心，而他的刀尖和刀尖上的肉是中心里的中心。上至气焰熏天的袁大人，下至操场上的大兵，目光都随着他的刀尖转，更准确地说是随着刀尖上的钱肉转。钱肉上天，众人的眼光上天；钱肉落地，众人的眼光落地……
他用一块干净的羊肚子毛巾，蘸着盐水，擦干了钱胸上的血，让刀口犹如树上的崭新的砍痕。他在钱的胸脯上切了第三刀……第三刀下去，露出的肉茬儿白生生的，只跳出了几个血珍珠，预示着这活儿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令他十分满意……他把第三片肉甩向空中，这一甩谓之谢鬼神……
甩完第三片肉他回手就割了第四刀。他感到钱的肉很脆，很好割。这是身体健康、肌肉发达的犯人才会有的好肉……
赵甲割下第五十片钱肉时，钱的两边胸肌刚好被旋尽……看到，钱的胸膛上肋骨毕现，肋骨之间覆盖着一层薄膜，那颗突突跳动的心脏，宛如一只裹在纱布中的野兔。他的心情比较安定，活儿做得还不错，血脉避住了，五十刀切尽胸肌，正好实现了原定的计划。让他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眼前这个汉子，一直不出声号叫。这使本该有声有色的表演变成了缺乏感染力的哑剧……
他低头打量着钱的那一嘟噜东西。那东西可怜地瑟缩着，犹如一只藏在茧壳中的蝉蛹。他心里想：伙计，实在是对不起了！他用左手把那玩意儿从窝里揪出来，右手快如闪电，嚓，一下子，就割了下来……钱连声嚎叫，身体扭曲，那颗清晰可见的心脏跳动得特别剧烈……他硬着头皮弯下腰去，扣出钱的一个睾丸……一刀旋下来。第五十二刀，他低声提醒已经迷糊了的徒弟。徒弟用哭腔报数：
“第……五十二……刀……”
……他操刀如风，……那些从钱身上片下来的肉片儿，甲虫一样往四下里飞落。他用两百刀旋尽了钱大腿上的肌肉，用五十刀旋尽了钱双臂上的肌肉，又在钱的腹肌上割了五十刀，左右屁股各切了七十五刀。至此，钱的生命已经垂危，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他的嘴巴里溢出一团团的泡沫，他的内脏器官失去了肌肉的约束，都在向外膨胀着。尤其是他的肠胃，就如一窝毒蛇装在单薄的皮袋里蠢蠢欲动。赵甲直起腰，舒了一口气。他已经汗流浃背……为了成就钱苍狼的一世英名，为了刑部大堂刽子手的荣誉，他付出了血的代价……
当他举起刀子去剜钱的右眼时，钱的右眼却出格地圆睁开了。与此同时，钱发出了最后的吼叫。这吼叫连赵甲都感到脊梁发冷，士兵队里，竟有几十个人，像沉重的墙壁一样跌倒了……刀子的锋刃沿着钱的眼窝旋转时，发出了极其细微的“咝咝”声响……
我们难得亲眼看见杀人，“文革”时期打死过一些，那也不是割头，更不要说凌迟了。
文字上敢这么详细而不厌其烦地进行杀人描写或记载的，中外古今怕都罕见。
神经弱一点的，现在读过这些精致的叙述，不晕倒才怪。
而它们确都是存在过的。
中国古代最发达的文化之一，就是发明了一系列的酷刑及逼供理论。
人类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正是我们这边的先人所写的《罗织经》。
而针对犯人所用的刑具，同样五花八门。
有的起名美丽香艳，如“凤凰展翅”、“玉女登梯”等。
有的名字本身就叫人不寒而栗。如唐时仅枷一项就有“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失魂胆”、“死猪愁”、“求即死”等叫法。
为什么在这方面的发展，我们会如此畸形地发达呢？
原因概在中国法律的好坏，一向不能看它的“法条”如何如何，从条文看，兴许我们早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了，其实不然。
我们的皇权意识一向大于一切、高于一切，有了它，就没了“人权”，执法时也就不大重视证据、事实与诉讼了，只求“口供”，于是酷刑汹汹，逼打成招，变成“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不过，《檀香刑》的作者既不关心“打”，也不关心“招”，更不关心或无力关心中国人、德国人的“人权”问题，他的思想里可能从未形成过什么现代人权与法权意识，只好对“罪犯”的处罚，即在实施酷刑时的场面、细节上，过多地予以重现与描述。
和作者在《红高粱》里的表现一样，莫言写作时露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静，从某个角度说，他简直就是在欣赏、品味杀人的每一步动作，真就当它成“艺术”了。
瞧那情形一点不像片着人肉，倒像片猪、杀羊、剥狗皮。
中间又穿插写到杀人和凌迟这行古来就有的许多规矩，如何才杀得恰到好处、臻于一流以及新手练杀的方法等。
同时，他还把这个在刑部执法四十年、一生杀过近千人的“刽子手”以往所杀的那些人与这次所杀的，作了肉质的优劣的比较。
如此讲述，比起《红高粱》里的干干巴巴，就多出来不少“文化”与味道。
毕竟莫言也是要成长的。
当然，无论是杀刘光第，还是杀钱苍狼，他们在全书中，只算得铺垫、穿插，莫言真正着重想写的，是对正角儿孙丙的执刑。
孙是因德国人铺铁路，占了布衣百姓的祖坟，带头闹事，打死德国人，惊动“老佛爷”慈禧与皇上等人后被判刑，由袁世凯当主斩官处死的。
换在今天，我们不是也有许多工程由外国人独立建设、投资或设计的吗？
单凭这事，很难说百姓们的行为就是爱国、抗击外国侵略者，而未犯罪。关键得看德国人修铁路干什么用。
如只是想把我们的资源任意拉到海边去，再拿船运回他们国家，那就是真侵略。百姓奋起反抗，是一项义举。
如果是为了帮助我们发展现代交通，那么，德国人非但没有侵略，而且很友好，现在你只为祖坟就打死人，那自然犯了罪，得偿命。
作者没有交代，我们不知道谁是谁非。
而且，孙丙等人所杀的不是德国兵，而是铁路技术员，这就使他们杀人的目的变得似乎不怎么可取了，起码不再像《红高粱》里的“我爷爷”领导的武装部队杀日本鬼子那样，来得理直气壮，可歌可泣。
因此，朝廷动怒，把带头闹事的孙丙处以凌迟，不需诉讼与口供，虽然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程序，但你很难说他们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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