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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魔鬼下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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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又相当合理到位的艺术描绘与表现而对当今中国文坛作出了某种原创性贡献，但与此同时却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池莉创作的某种局限性的明显存在。在笔者看来，正如同她对市民之生态与心态的捕捉表现与她强烈的读者意识有关一样，池莉创作局限性的存在也与她那过于强烈的读者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窃以为，正是因为池莉内心深处对于大众接受心理有着一种甚为清醒的认识，正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散在的大众读者喜欢什么，愿意接受什么，才最终导致了我们在池莉的小说作品中只是看到了对于市民生活的近乎于镜像式的直接描摹与如实状写，而没有能够看到作家对于自己所如实描写的现实生活所进行的一种带有精神深度的逼视与追问。我们注意到，在为《池莉文集》第五卷《午夜起舞》一书所写的《我─代后记》中，池莉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我创新不了什么。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世界上的至真至美至善都天然存在，只是被积年的岁月风尘所掩盖。我的写作，为的是拂去那些灰尘，让真善美显露出光芒来。”在这段话中，池莉特别强调了生活本身的重要性，在她看来，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在我看来，事实上，正是池莉这种差不多可以称之为是对生活的顶礼膜拜的文学观念在影响并制约着池莉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不可能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有精神深度的逼视与追问。换而言之，池莉的小说所拥有的是对世俗的日常现实生活足堪以真实细腻称之的镜像式再现，所不具有的便是对于自己所表现的日常世俗生活进行必要的审视与反思。
四 浑浑噩噩的无批判原则
论述至此，或许有人会以中国的小说传统便是对于世俗生活的表现为由对我们的观点进行反驳。因此，我们便很有必要首先对小说与世俗的关系进行一番简略的清理。首先应该承认的当然是中国小说与日常世俗生活之间的重要的内在关联。由于中国是一个以诗文这样一类抒情性文体为文学主导传统的国度，所以小说在中国的古代一直处于被贬抑被压制的地位，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关于这一点，阿城在《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中有着极有见地的论述：“近现代各种中国文学史，语气中总不将中国古典小说拔得很高，大概是学者们暗中或多或少有一部西方小说史在心中比较。”“小说的价值高涨，是‘五四’开始的。这之前，小说在中国没有地位，是‘闲书’，名正言顺的世俗之物。”“做《汉书》的班固早就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而且引孔子的话‘是以君子弗为也，’意思是小人才写小说。”阿城的这部著作是专门疏理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抽象地提炼概括一下阿城此作的主旨，大约便是自古以来君子所不为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天然地与日常的世俗生活有着内在的亲和关系，而这也就自然而然地使得中国小说形成了注重于表现世俗日常生活的主导性传统。因此，在阿城看来，只有那些注重于日常世俗生活表现的小说作品方才称得上优秀的中国小说。从中国古代的话本小说，到现代文学阶段的“鸳鸯蝴蝶派”，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文学，再到汪曾祺、贾平凹，那些颇获阿城青睐的小说家的创作差不多都与世俗日常生活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应该承认，阿城对于中国小说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对于中国小说与世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作为个案存在的那些小说家与小说作品的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却又深得个中三昧的精妙点评，都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假若以这样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池莉的小说，那么我们便似乎没有更多的理由去指责池莉的小说只是对日常世俗生活进行了一种真实细腻的镜像式再现了。但问题在于，池莉写作的时代毕竟已经是20世纪之下半叶了，在由中国古典文学向以文学“现代性”为内核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过程中，不仅小说业已取代诗歌、散文而成为现代文学中最为重要的标志性文体，而且关于小说的基本观念也已经较之于中国古代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对于这一点，其实阿城也是有着清醒意识的。虽然他关于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的论说并未终止于“五四”新文学开始之时，虽然他也谈到了“鸳鸯蝴蝶派”与文化寻根文学，并且还发现了5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的曾被主流意识形态一力肯定的诸如《新儿女英雄传》、《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一批革命小说中潜藏着的世俗因素，并颇具创造性地将其称为“革命”世俗小说，但阿城其实还是明确地意识到了小说观念在“五四”前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还是在这部《闲话闲说》中，阿城说：“‘五四’引进西方的文学概念，尤其是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概念，中国的世俗小说当然是‘毫无价值’了。”“这也许是新文学延续至今总在贬斥同时期的世俗文学的一个潜在心理因素吧？但新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改变，影响了直到今天的中国小说，已经是存在。”虽然颇有一些痛心疾首的意思蕴含其中，但阿城对于“五四”之后小说观念已有很大改变的事实还是无法否认的。在笔者看来，阿城不仅承认了小说观念在“五四”前后所发生的变化，而且对于这种变化发生的最初端倪，其实也是有着敏锐认识的。我这里强调的乃是他在《闲话闲说》中对于千古奇书《红楼梦》的评价。在谈到《红楼梦》时，阿城一方面强调“《红楼梦》，说平实了，就是世俗小说”，但另一方面却又这样写道：“我既说《红楼梦》是世俗小说，但《红楼梦》另有因素使它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这因素竟然也是诗，但不是小说中角色的诗，而是曹雪芹将中国诗的意识引入小说。”那么，何以为“诗”呢？阿城紧接着解释道：“诗是什么？‘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无一句不实，但联缀这些‘实’也就是‘象’以后，却产生一种再也实写不出来的‘意’”。在进行了这样的一番解释之后，阿城又回到了《红楼梦》：“曹雪芹即是把握住世俗关系的‘象’之上有个‘意’，使《红楼梦》区别于它以前的世俗小说。这以后差不多一直到‘五四’新文学之前，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小说。”真不愧是写出了堪称杰作的中篇小说《棋王》的一代小说名家，虽则只有寥寥数语，便相当准确到位地对《红楼梦》作了精要的评价，真所谓删繁就简要言不烦者是也。在我看来，阿城此处所强调的《红楼梦》与中国其它古典世俗小说相比而增加了“诗”的意识，其实正是强调《红楼梦》中事实上已经有所包容了的“现代性”因素的存在。我们之所以对《红楼梦》有着很高评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其中对于某些“现代化”因素的蕴涵与包容。虽然我们并不能说置身于满清中叶时的曹雪芹就已经具备了自觉的现代意识，但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如《红楼梦》这样足堪以空前绝后称之的文学文本中包含一些作家自己其实也并不很明确但却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而被逐渐发现阐释的带有一定超前色彩的因素却又是并不鲜见的一种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中潜藏有一定程度上的“现代性”因素便是可以理解的了。虽然“五四”前后发生巨变后的现代小说观念中的“现代性”，肯定绝不仅仅是如阿城在《红楼梦》中发现的“诗”的意识，肯定还包括有其他许多更为丰富复杂的因素，但毫无疑问这“诗”的意识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笔者的理解中，阿城所强调的“诗”的意识完全可以被置换为现代语汇中的“精神哲学”一词。这也就是说，当阿城强调《红楼梦》有着明确的“诗”的意识存在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强调着在《红楼梦》人物故事的背后与语言文字的纵深处其实是潜藏着作者曹雪芹的一种横贯于整个《红楼梦》文学文本的整体精神哲学的。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曾说《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窃以为，俞先生此处之“色”“空”二字，其实正是他对于曹雪芹贯穿于《红楼梦》文本中的“诗”的意识亦即基本精神哲学的一种理解和认识。笔者认为，是否能够在自己所建构的文学世界中横贯一种基本精神哲学，正是衡量“五四”后中国现代小说优劣与否的根本标准之一。“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形式，文学从来都是以自己特有的话语方式，来揭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它是依靠创作主体强劲的内在人格与卓尔不群的精神动力，向一切现实和历史的存在不断发出富有力度与深度的拷问，并以此表达一个作家独一无二的艺术理想和人生操守。”（洪治纲《陷阱中的写作》，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洪治纲此处所强调的创作主体应以其“强劲的内在人格与卓尔不群的精神向力，向一切现实和历史的存在不断发出富有力度与深度的拷问”其实正是对作家在其文学文本中应该确立并贯穿体现自己一种基本精神哲学这一命题的一种深刻阐述。
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池莉的一系列小说创作，则池莉小说中一种基本精神哲学的根本性匮乏这一明显的艺术缺陷也就暴露无遗了。在笔者看来，池莉小说精神哲学匮乏最突出的一种表征，便是她对于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对象的无批判原则的认同与肯定。而在导致池莉更多地对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对象持认同与肯定态度的原因方面，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一度甚嚣尘上的“新写实”理论确实发挥着一种不容忽视的误导作用。最早给池莉带来巨大世俗名声的《烦恼人生》，虽然因了作家初次涉及此类小说写作所必然带有的朴素和稚拙，尚能给读者的心灵世界造成较大的情感冲击。但在《烦恼人生》之后，由于这一作品在社会上激起的巨大回响，更由于这一小说被批评界普遍地指认为“新写实”的代表作，我们其实便不难发现此后一个时期内池莉的小说写作与“新写实”小说理论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内在关联。在洪子诚看来：“‘新写实小说’的‘新’，是相对于当代写实小说的一段状况而言。与当代写实小说强调‘典型化'和表现历史本质的主张有异的是，对于平庸的俗世化的‘现实’，‘新写实’作家表现了浓厚兴趣，注重写普通人（‘小人物’）的日常琐碎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的烦恼、欲望，表现他们生存的艰难，个人的孤独无助，并采用一种所谓‘还原’生活的‘客观’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持较少介入故事的态度，较难看到叙述人的议论或直接的情感评估。这透露了‘新写实’的写作企图：不作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貌。”（《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应该承认，洪子诚较为准确地概括出了“新写实”小说的基本状况。一种符合当时那一时期小说潮流演变实际的情况是先有若干预含“新写实”因子的小说文本出现，再有一些理论批评家在对作品的具体评价过程中总结演绎出一套相对具有体系特征的所谓“新写实”理论，这理论反过来又对作家的具体写作过程产生某种具有导向意义的影响作用。就池莉的小说写作而言，则应该说其《烦恼人生》的写作还更多地处于感性的不自觉状态之中，而这一作品之后的小说写作则明显地受到了“新写实”理论的制约影响，是“新写实”理论引导下的一种自觉写作了。其中负面效果最明显的便是所谓“零度叙事”了。所谓“零度叙事”者，便是强调叙述者尽可能地不要介入到故事中去，不要在叙述语言中表现出明显的情感倾向性，以做到如洪子诚所说的“不作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貌”。也诚如洪子诚先生所言，从当时那些“新写实”小说的理论家的本意来看，确实是要通过这种“零度叙事”来明显区别于“当代写实小说强调‘典型化’和表现历史本质的主张”，而且从小说文本所达到的实际审美效果来看，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凸现了现实生活中若干被所谓“典型化”和历史本质所遮蔽了的带有原生态性质的本真生活状态。但是，强调叙述者尽可能地不要在叙述话语中流露出明显的情感倾向，强调作家应尽可能少地在作品中作浮泛浅表的哲理议论却并不意味着作家就应该对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对象作一种无原则的认同与肯定。我们在此当然并不是说当时所有被指认为属于“新写实”阵营中的小说家们都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倾向，但最起码在池莉的小说写作中，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
在我看来，在池莉的小说标题“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设定过程中所首先透露出来的便是这样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肯定认同倾向。虽然小说呈现出的只是武汉市民生活的一个小片断，但当池莉通过这一片断刻意地强调无论天气冷热（在此处天气之冷热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人物生存处境之好坏的一种象征性表现），只要生命能够继续存在，只要生活能够继续顺延就行的时候，她其实已经放弃了对于一种人格尊严的坚持，对于一种精神价值理想的守护。这也就是说，池莉实际上放弃的乃是对于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对象的批判性审视。池莉自然可以以现实生活中的武汉市民所实行着的正是这样一种生存观念来为自已辩护，但实际上，对于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而言，仅仅表现出生活的真实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绝不应当简单地臣服于生活，绝不应成为生活的奴隶，而应该对于生活有所超越，虽然我们也不否认作家理应忠实于生活，但忠实于生活却绝不应该成为作家臣服于生活的借口。“如果所有的艺术作品都会得出‘生活就是生活’这样的结论，那么艺术就是一种可以消失了的东西。文学要提供的，很多都是那种可能性和意外的东西——在生活里面的意外和奇迹”。（叶开《爱要怎样说出口》，载《文学报》2002年11月7日第4版）叶开在这里所强调的正是文学对于生活的超越性问题。在他看来，如果作家不能够超越生活，如果作家只是局限于“生活就是生活”，那么这样的作家其实并没有太多存在的价值。很显然，叶开的观点与池莉“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的观点恰好是针锋相对的。事实上，正是因为池莉认定了“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所以她才采取了一种对生活顶礼膜拜的现实姿态。而也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姿态，使得池莉的小说写作陷于生活的汪洋大海中而难以自拔和他拔，使她丧失了对于现实生活所应有的批判性警觉，因而也就被世俗的现实生活席卷而去，在表现世俗日常生活的同时严重地匮乏了对于这世俗日常生活进行必要的批判与反思。这一点不仅突出地表现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而且在池莉的其他小说文本中事实上也构成了某种令人触目惊心的存在。
五 虚假的市民英雄形象
在《你以为你是谁》中，男主人公陆武桥是被当作市民社会中的英雄来加以刻画塑造的。上到父母，下到弟妹，陆家在生活方面所面临的几乎所有的难题都落到了陆武桥身上，而陆武桥偏就可以依靠自身的才智与勇气去面对这一切，化解这一切，而且还就居然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就小说文本给读者带来的直感而言，陆武桥是英俊潇洒，有胆有识，敢说敢干且又极富责任感的。在这一人物身上，我们差不多很难找到那种可以叫做缺陷的东西存在。因而，陆武桥便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接近于完美的市民英雄形象了。但池莉大概觉得仅仅这样还并不足以把自己心目中陆武桥高大的形象凸现出来，所以又采用了一种多重对比的方法来进一步强化读者对陆武桥完美高大形象的感觉与印象。一是将陆武桥的弟弟陆建设的形象写得十分委琐不堪简直就是天生的下贱坯：“哥俩同一父母，陆武桥生得身材颀长，五官端正，气宇轩昂；陆建设却生得委琐矮小，脸色苍白，一双三角眼坏坏地乱转。”二是在陆武桥身边特地设置了一个知识分子形象——湖北大学的李老师。这是一个自己虽然没有什么能耐但却有着很强虚荣心的知识分子。对于李老师的这一特点，作为妻子的尤汉荣有着清醒的认识：“尤汉荣的话很简洁很有穿透力，她说：我们老李人不错，他只有一个毛病，这就是需要找到崇高的借口才能进行实际生活。尤汉荣对陆武桥交心谈心是希望陆武桥作为邻居能够善待自己的丈夫。”三是让一位清纯美丽的女研究生女博士爱上了陆武桥。“宜欣还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属于千娇百媚天生丽质的绝代佳人之列，但她知道自己的整体精神面貌比较怡人。她洁净整齐，衣着素净而质地优良，她的双腿修长，步态漂亮，胸部丰满适中。她知道她健康的乳房在随着她漂亮的步态活泼地有节奏地弹动。”虽然宜欣最后还是离开了陆武桥，她从精神深处对于陆武桥的迷恋（这种迷恋在她离开陆武桥时已表达得很清楚：“你我心里都明白，你是我永远的爱人，永远的中国和永远的故乡。”）便是对陆武桥形象的一种有力烘托。假若没有十足的吸引力，一位如此清纯美丽的女研究生会矢志不渝地爱上陆武桥吗。因此，在我看来，池莉对于陆建设、李老师以及宜欣这三个人物的设定其实都是为了进一步凸显陆武桥形象的高大完美而服务的。之所以会有如陆武桥这般高大完美的市民英雄形象的文本事实出现，正是因为池莉缺乏一种深刻的批判意识所致。同样的情形当然还出现在诸如《生活秀》、《来来往往》、《小姐你早》、《惊世之作》、《你是一条河》等小说中。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生活秀》乃是《你以为你是谁》的“女性版”。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来双扬也是差不多近乎于完美的市民英雄形象。如同陆武桥一样，来双扬简直也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才干，凭借自己的泼辣与心计，将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一化解。她既能降服颇为难缠的大嫂，又能收回多年难以讨还的老房；既可以巧妙地处理自己与卓雄洲的关系，又可以不无残酷地将九妹嫁与房管所长的“花痴”儿子；既充分地考虑到了自己以及家中其他成员的未来，又对自己的现实处境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应该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九妹作为筹码来使用，而不惜将九妹推入“火坑”，这样的心计其实也够歹毒的了，但在小说的描写中我们却根本感觉不到作家对于来双扬的如此作为有丝毫谴责批判的意味，我们感觉到的只是作家对于来双扬别一种生存智慧与生存能力的欣赏与玩味。不仅如此，为了更加凸显出来双扬形象的高大完美来，池莉也如同《你以为你是谁》中一样，在来双扬身边特意地设定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来双瑗这一形象，以对来双瑗颇带嘲讽戏谑意味的描写来最终完成对来双扬形象的烘托。《来来往往》集中展示的是康伟业自青年至中年的若干段感情经历。康伟业之由青年到中年的这段历程，恰逢中国社会由原来的封闭保守而逐步走向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康伟业则正是在此一时段中一位独领时代风骚的“成功人士”［关于“成功人士”，可参见王晓明在《半张脸的神话》（《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版）一文中的相关描述：“今天，一种叫做‘成功人士’的新的形象，正在广告和传媒上频繁出现。他通常是男性、中年、肚子微凸，衣冠笔挺。他很有钱……他也可能在美国留过学，养成了西式的习惯……最近五六年来，他成了社会上最受瞩目的人物”，以至于“一些小说家、电视和电影剧本的作者，也从他身上获得灵感，纷纷写起了他和女人们的复杂故事。”将王晓明的相关描述与池莉的《来来往往》两相对照，则康伟业当是极为典型的“成功人士”无疑，或者干脆可以说，池莉的小说本身就是对王晓明一些作家“纷纷写起了他和女人们的复杂故事”这一论断的最好证明。因为《来来往往》所集中摹写的正是康伟业与段莉娜、林珠和时雨蓬这三位女性之间颇为复杂的情感纠葛］。康伟业与段莉娜的婚姻起始于文革后期，由于家庭出身的悬殊（段莉娜为将军之女），婚后很长一段时期康伟业都在仰段莉娜之鼻息。直到进入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时代，直到康伟业下海经商并获得成功之后，这种情形才有了明显的改观。成功之后的康伟业不再能继续忍受刁蛮可憎的段莉娜，于是便有了情人林珠。为了与林珠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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