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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事会-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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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3年7月《故事会》创刊之时，全国也就独此一家故事期刊。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国的故事类报刊也屈指可数。可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直到九十年代，在短短的十年间，故事类报刊却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仅在上海滩上就有了好几家，全国几乎每个省都有一家故事类的报刊。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种报刊还在增加。
《故事会》在神州大地独领风骚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这是《故事会》的主编何承伟和编辑们始料未及的。
编辑们怎么能不感到吃惊呢？仅从1984年下半年的统计，全国故事类刊物已多达六七十种。除此之外，故事又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即从刊物向着报纸延伸。《中国故事》《故事世界》《故事大王》《故事林》《故事家》《外国故事》《古今故事报》《今古传奇·故事版》等等，这些新创办的故事类报刊，让人顿感“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全国故事类报刊的迅猛发展，使《故事会》的编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这说明由他们所亲手编辑的这本刊物，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努力，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在全国的期刊同行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事这种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在高兴的同时，编辑们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刊物。如何在此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成了摆在面前的一个相当实际的问题。
如果说上一次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及其期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争夺读者抢占市场的话，那么，这“第二次浪潮”则是直奔主题，出现了“弟兄们”毫不客气地与《故事会》分割“蛋糕”的局面。
“故事”本是同根生，手足相煎何太急？
然而，市场是无情的。《故事会》巨大的发行量，在诱惑着新故事类报刊不断诞生的同时，也使一些处于困境中的期刊纷纷改变办刊方针，经过改头换面，向着故事类期刊靠拢。
这些从故事的母体中所衍生出来的刊物，林林总总，五光十色，令读者眼花缭乱。
读者将如何选择？
老牌的《故事会》很有可能要遮蔽在这一片新生的故事丛林。
《故事会》的编辑们面对着如此多的“亲兄弟”，该怎么办呢？
经过反复的思考，编辑部形成了一个共识。在这场新一轮“亲兄弟”之间的竞争中，印数是要追求的，因为印数的萎缩就是市场的萎缩。但是，作为一个有远见的编辑，决不能把印数当成包袱来背，以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忙乱中乱了自己的阵脚，丢掉了自己经过艰苦摸索而形成的一套切实可行的办刊方针和编辑方法，以至于不顾自己刊物的特点，盲目地去追求、模仿所谓的畅销作品，扔掉了自己多年以来生存的根基。与此相反，《故事会》应该在这个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力求在激烈的竞争中，使刊物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刊物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得有自己的根基，就不能做墙头上的草。一句话，要把自己的“根”留住。
什么是《故事会》的“根”呢？
何承伟认为，除了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之外，《故事会》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其作品的口头性，要便于老百姓记忆和口头流传。
这，就是《故事会》的“根”。
留住了这个“根”，《故事会》就能成长。
离开了这个“根”，《故事会》就会死亡。
通过前一阶段的实践，《故事会》已经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办刊方针，力争将她办成一本新时期的口头文学刊物。因此，《故事会》的“根”，简单地说就是她的口头文学性。刊物上所发表的作品，尽量做到让读者看了一遍就能记住，并且能够很快地复述出来。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口语化的问题，同时还涉及与口头传播相适应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这就要求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尽可能地从内容到艺术与故事传播者的思想和艺术口味保持一致。
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但是要真正做到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其两重性一样，与其他的文艺形式相比，口头文学有它独特的长处，同时又有它与众不同的短处，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长”与“短”之间的关系呢？
何承伟对编辑们提出，《故事会》的艺术风格就是要使所发表的作品，节奏明快，情节凝练，生动活泼，亦庄亦谐，易记易讲。
人生最强大的力量都是对手给的，对手有多强，你就有多强，或者比对手更强。《故事会》在新一轮分割“蛋糕”的竞争中，决定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紧紧地围绕着“根”来做文章。
节奏明快，情节凝练，是《故事会》作品的一大特点。
节奏原本是音乐的术语，指一部音乐作品中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快慢、长短现象。这一术语被应用到故事创作中，那就是在作品中要根据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刻画来决定快慢程度。
故事作品在节奏上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情节的发展力求干练、明快，切忌拖拉。在极短的篇幅内表现出极为丰富的内涵，这也是故事与小说和其他叙述类文学作品所不同的一点。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非一件轻松之事。
夏一鸣曾经向著名作家陆文夫约过稿子，请他为刊物写一篇故事。在此之前，夏一鸣邮去了几本《故事会》，并附上了约稿启事。
陆文夫的稿子写好后，夏一鸣一看，整个文章有六千多字。作为当代的著名小说作家，陆文夫的稿子肯定是写得不错的。但是，《故事会》有她自己的办刊原则，就是名家的稿子来了，也得遵循这个原则，才能适合刊物的读者群。
于是，夏一鸣便与陆文夫商量，希望他能对这个故事做些“减法”，在节奏上更明快一些，情节上更凝练通俗一些，将这篇故事压缩到三千字左右。
陆文夫写稿有个习惯，一向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动笔的，写好之后一般很少改动。过去一些报刊向他约稿，都是写好后拿去就用了，没曾想到《故事会》这位年轻的编辑竟提出来让自己将稿子再作一些修改。
陆文夫感到有些为难。
夏一鸣再次与陆文夫商量。根据故事的特点，他对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陆文夫似乎心有所动，他最后接受了夏一鸣的意见，便自己动手将稿子改成了仅有三千多字的一篇故事。
这篇名叫《签名售书》的故事发表之后，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
《故事会》的每一个编辑都是这样，严把稿件的质量，牢牢地将这本刊物的“根”留住。
稿件是刊物生存的一种资源，而一些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的作者，则是源源不断地生产这些资源的源头。爱护作者，关心作者的成长，这是《故事会》两代编辑的传统。但是，有时为了刊物的“根”，编辑们却又几乎到了毫不留情的地步。
崔陟是《故事会》较有影响的老作者，同时还是刊物聘请的特约编辑，他二十年前就一直为刊物写稿，大小总共在《故事会》上发表过几十篇作品，在故事创作的圈子里，也已经是一位名人了。
就是这样的作者，也没能逃脱退稿的命运。
崔陟写了一篇题为《无悔的真情》的故事，说的是战争年代，有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被当成汉奸打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其妻才说出真相。
稿子写好后邮给编辑鲍放。鲍放看后认为这篇稿子时间跨度太大，结构不够紧凑，就希望他能做一下改动，将故事尽量写得更紧凑一些。
崔陟改后，再次将稿子邮来，鲍放仍不满意，便将稿子退了。
现已是文物出版社编辑室负责人的崔陟，说起这事还十分感慨。这篇故事如果改作一篇小说，也许还有某些价值，但作为一篇故事，的确存在着鲍放所说的毛病，在情节上不够紧凑，因此也就不易让人们记住和流传。
不易让人记住和流传的故事，那就不是好故事了。
范大宇参加《故事会》在浙江桐庐举办的创作班时，带去了一篇将近九千多字的故事。本以为这篇自己花工夫写成的故事，一定会很快地通过。谁知到了那里一看，编辑吴伦将所有参加会议的作者作品都收齐后，就对其作品进行了编号，同时将作者的名字隐去。
范大宇不解，问道：“为什么要这样？”
参加会议的特约编辑吴文昶说：“这要对你们这些作者考察一下，看是不是有两‘刷子’。同时也是体现《故事会》一贯的作风，在稿子面前人人平等。”
范大宇参加过不少刊物的笔会，像《故事会》这样认真地对待作者、对待作品的笔会的确是不多。开始满怀信心，现在不觉心中感到没有底了。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2）
经过编辑和专家们的无记名评选，结果范大宇这篇名叫《眼睛的故事》的作品，被定在了必须修改之列。
吴伦当即找范大宇交换意见，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方案。
范大宇当晚便埋头改稿，一直改到下晚的两点多钟。根据吴伦提出的要通俗化，口语化，易讲易记的原则，终于将稿子改完。
第二天，吴伦看了修改稿后仍不满意，又再次与范大宇商量，并亲自动手修改了这篇稿子，同时将题目改为《失明之后》。
为了把“根”留住，编辑们就是这样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作者和每一篇作品。
这篇作品在《故事会》上发表后，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在1991年中国最佳故事的评选中， 这篇故事从参选的一千多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中国当年度的最佳故事奖。
在采访中，范大宇感慨地说：“吴伦对这篇作品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何承伟认为，一本刊物要赢得读者的喜爱，一定要有鲜明的个性。
生动活泼、亦庄亦谐、易记易讲，是《故事会》作品的另一大特点，也是《故事会》的一个鲜明个性。
如果一篇故事写好之后发表了，也就是说将其投放到文化市场，但却无人问津，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那么这则故事从发表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死亡了，因为它已没有了自己的“生命”。故事必须生动活泼、诙谐有趣、寓教于乐、引人入胜才能具有生命力，这也是编辑们在多年的办刊实践中所“悟”出的一个道理。
1984年第十期的《故事会》发表了读者虞大明的一封来信。这位读者在来信中写道，他“开始对《故事会》总瞧不上眼，总觉得它不太适合我这个大学生的需要。”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这本刊物，从此便成了“每期必读的虔诚读者”，接着又“退了许多杂志，但对《故事会》却视之如珍。”
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大学生如此着迷呢？他在来信中写道，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本刊物“新颖动人，很有趣味”。
《故事会》所要求的故事，大都是趣味高雅，不造作，不俗气，亦谐亦庄，趣味性里蕴藏着很深的思想内容。
山西太原的作者徐洋突然接到编辑部吴伦的一个电话，说他投去的一篇名叫《厕所轶事》的稿子不错，但主编何承伟认为还必须要进行一些修改才能发表，让他去一趟上海。
徐洋顿时有些傻眼了，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小故事，却要专门为此去一趟上海，而且一路来去的吃、住、行费用，都由编辑部承担，这值得吗？
徐洋在犹豫中踏上了去上海的路。
到达编辑部之后，徐洋一下子成了中心人物，从主编到编辑立刻将这位远道而来的作者围在中间，共同探讨对那篇稿子的修改意见。
就这样，为了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稿子，徐洋在上海整整地呆了五天。可是，作品改完后仍然得不到编辑们的满意。
徐洋再次修改，仍然未通过，只好“打道回府”。
几年之后，徐洋打开新到的《故事会》，一看上面竟意外地发表了自己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公共部位》。他不觉认真地看起来，连他自己都被故事生动活泼的情节吸引了，那风趣幽默的故事，使他看后不觉捧腹大笑。
这篇故事就是在他那篇《厕所轶事》修改稿的基础上经过再次；加工而成的，作者名字仍然是他自己。
这“坛”经过作者和编辑多年酿造出来的“陈年老酒”，自然是会香飘万里！
可是，在众多的故事类报刊中，又有多少愿意像《故事会》一样，花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反复地修改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小故事呢？
河南有位名叫刘金涛的作者，过去一直是写小说的。见他所在学校的许多学生都喜欢看《故事会》，于是便向这本刊物接连不断地投稿。可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收到编辑部的几封退稿信，这些给他退稿的编辑分别是冯杰、夏一鸣、吴伦、鲍放。虽然是退稿信，但都是手写的，信也写得很长。这些编辑们向他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他的所有稿件都很有文学性，但是却都缺乏故事性。作为小说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故事类的刊物，就不太欢迎这样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一旦发表，就会影响刊物的可读性、传播性，建议作者多看一些故事类的刊物，加强对于故事这种文学样式的了解，使其作品真正地达到生动活泼、亦庄亦谐、易记能讲的标准。
刘金涛作为一名业余作者，过去在收到一些编辑部的退稿时，大都是一张铅印的纸条，何曾见过如此一针见血说中要害的“手稿”。他在感动之余，便下决心潜心研究故事。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他终于接到了《故事会》的第一张用稿通知单。
理之有趣，情之可喜，貌之悦目，行之逗人，这便是何承伟所提倡的“谐”。
《故事会》对于作品中人物的一言一行，情节的一张一弛，乃至于一个细节的设置，一句幽默语言的应用，都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同时为了增加故事“谐”的力量，作者还经常会在故事的发展中巧妙地插入一些“噱头”，用以逗人发笑，这些努力的目的，都在于要通过故事去激发起读者的心声，使其在故事的吸引下，以达到雅俗同观，智愚共赏的目的，与故事中的人物一同悲、喜、怒、惊、奇，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让心灵经历种种不同的心理历程，得到一种心灵的愉悦和感动。
但是，这种“谐”又绝不能太俗气，不能太圆滑，太没有文化品味，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就会变成了世俗，变成了荒唐。因此，“庄”便成了与“谐”相辅相成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支撑一则好故事的两根支柱。也就是说，故事的趣味性不应该是孤立的，它必须同故事的思想性相结合，在“谐”的后面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故事会》的编辑们在坚持刊物的生动活泼、亦庄亦谐上所下的功夫。
河南郑州有位作者名叫曲范杰，曾写过一篇名叫《新娘教子》的荒诞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村干部有腐败行为，其母亲看在眼里，忧心忡忡。母亲去世之后，灵魂附在本村一个新娘子身上，借新娘子之口，历数儿子的种种不端行为，告诫儿子悔过自新。儿子的“隐私”在大庭广众面前暴露之后，只好忍痛退出不义之财。事隔不久，东窗事发，其余村干部因贪污受贿落入法网。这个儿子则因为退赃在前，免受处罚。原来其母生病之时，曾与新娘子同住一间病房，说出对儿子的担忧。那新娘子曾经演过戏，有模仿能力，后来以鬼魂附身为名，模仿其母亲的口气代为教子。
这篇故事的思想内容无疑是健康的，故事的情节也生动有趣。但是，编辑们认为就这样发表出去，“谐”有余而“庄”不足。
一篇短短的故事，总共不过一千多字，怎么办呢？
在这则故事的结尾，作者是这样写的：事后新娘子见到那位村干部，用开玩笑的口气解释，我在昏迷中当了你的娘，想起来真不好意思。村干部红着脸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编辑在修改时，为了使这篇诙谐风趣的故事更加厚重，达到刊物一贯坚持的办刊要求，便将这最后一句改成了：那村干部说：“谁让我重新做人，谁就是我的亲娘！”
就此一句，改得是何等的好啊！
这就是《故事会》的编辑们在故事类报刊群雄凸起，竞争日渐激烈的情况下所持的态度，这就是《故事会》所坚持的办刊方针。
正是由于这样，《故事会》的“根”才会在众多的读者中越扎越深，才能在故事群落中独树一帜，迎风猎猎。
正是由于这样，《故事会》以其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在全国数以千计的期刊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众多的故事类报刊中独领风骚，被中国故事界认为是“新故事中的一派”。
由于《故事会》多年以来，一直坚持自己鲜明的口头性的艺术特色，使这本刊物的可读性大大加强。因为适合于口头流传的作品，一般来说其可读性也必然是很强的。否则，读者在阅读时都感到困难的作品，是绝对不会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的。
《故事会》巨大的发行量，与她坚持口头性的特点是有着密切相连的关系的。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3）
2．生命诚可贵
“讲了几十年的故事，上了瘾，不讲还真有点不自在。可是近些年来也有点苦恼，能讲可听的故事实在太少。翻开各式各样的故事杂志来找，真正的故事少，冒牌的故事多；有些故事本来是不错的，但经过作者们的妙笔精心打扮以后，很有点不伦不类。这实在令人遗憾！
“《故事会》编辑部大概也轧出了这个苗头，于是设置了‘东方夜谈’这个讲台，要我登台讲一些真正属于故事的好故事，而且让我到全国各地去寻找和挖掘各种各样的故事，然后奉献给大家。我想，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且我们这个民族有讲故事的传统，也有编故事的能耐，不信找不到大量的故事精品。
“任务是接受下来了，并决心尽力把故事讲好。但我有个要求：你认为不错就拍几下手，给我鼓鼓劲；要是觉得有啥不对劲，也不用客气，给我指点指点，以便改进。更希望大伙支持的是，如你那里有啥好故事，请给我打个招呼，或者用文字记下来寄给我，请放心，我只是拿来讲，绝不‘贪污’你的版权。
“如果得到大伙的支持，这‘东方夜谈’肯定能‘谈’出点名堂来。考虑到我讲的故事，是要让大家在茶余饭后讲的，所以，我打算讲各种各样的故事，让大家选择、鉴定。哪些故事最受欢迎，希望能及时告诉我……”
在1991年第一期的《故事会》上，创办了一个新的栏目，名叫“东方夜谈”，并请全国著名的故事大王吴文昶来主持这个新开设的栏目，上面所引用的一段话，便是吴文昶在主持这个栏目上面的一段“开场白”。
为何此时要开设“东方夜谈”这个栏目？
吴文昶在前面已讲得十分清楚，那就是故事发展到这个时候，“翻开各式各样的故事杂志来找，真正的故事少，冒牌的故事多；有些故事本来是不错的，但经过作者们的妙笔精心打扮以后，很有点不伦不类。”“能讲可听的故事实在太少。”开设这个栏目的经过与构想，我在后面还将专门写到。这里我想提到的是，《故事会》在这场切割“蛋糕”的竞争中，早已将刊物的质量提高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
这就是：质量是刊物的生命。
正是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故事会》不但新增了“东方夜谈”这个栏目，仿效《天方夜谭》《十日谈》的形式，由东方人讲古今中外的新奇故事，同时坚持将每期准备发表的故事，由吴文昶等善于讲故事的作者，在群众中先口头讲一遍，在听取了听众的反应之后，再请作者进行修改，然后再到群众中去讲，达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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