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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事会-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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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使《故事会》获得了一根“定海神针”。这是根，没有这个根，《故事会》就无前途可言。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不断的研讨，全国许多从事故事创作和研究的作者与专家，集合在《故事会》的旗帜下，开始对故事发展的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认为有必要对旧的民间文学的“防线”进行突破。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2）
编辑们将《故事会》上所发表的大部分故事都称为新故事。这种新故事既是传统民间故事的继承，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传统的民间故事。
还是来先听一个故事吧：
有一位老太太已经患了重病。她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将女儿叫来，准备将自己的家产留给她。女儿得到了老太太继承家产的允许后就离开了。这时，老太太的喉咙不停地喘息，儿媳为了婆婆的生命，竟口对口地去吸老太太口里的痰。可是还是没能救活老太太。老太太被送到医院后，医生也认为不行了，就将其停入了太平间。谁知在太平间里，老太太经过折腾，竟然又活了过来。原来老太太是由于有一口痰在喉咙里时喘不过气来，粗心的医生竟认为老太太已经不行了。儿媳妇忙将老太太接回家去。回到家里，老太太一看，自己的东西全没有了，就连那张自己睡觉的床都不见了，一问，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在她被送往医院时，被女儿全部卖掉了。老太太对自己认为女儿是“自己人”，儿媳妇是“外头人”的旧思想痛恨不已。
这是黄宣林创作的《一套红木家具》的故事概况。开始，作者只是将这则故事写到老太太“死而复活”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作者开始写的只是一则通常在民间流传的民间故事，既落入俗套，又缺少新意。后来，作者在此基础上，联系自己的生活积累，进行了大胆的突破。紧紧地抓住了两种思想的比较，以一种过去所未曾有过的道德的力量去震撼读者，这就将这则民间故事改写成了新故事，适合了现代人的阅读口味。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就从理论上告诉我们，新故事与民间文学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在故事题材和讲述方法上要不断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创新就没有新故事。新故事必须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不能总是讲地主和长工的故事，讲述时总是那几句“远处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的老套话。因为故事内容的更新和讲述方法的创新，是新故事吸引人们的一个重要方面。
再来听一个故事吧：
有个名叫张德的老头，退休之时，单位给发了三千元退休金。
这天晚上，老两口刚入睡，便听见急促的敲门声。一会儿闯进来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将脸捂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进屋就喝着叫他们将钱交出来。
张大娘灵机一动，就说取钱的单据还在手上，要明天到单位去才能得到钱，并当场亮出了那张取钱的单据，答应明天让他们三个人来取钱。
一个家伙亮出手中的刀子，威胁说：“你明天不取回来，或去报了案，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第二天一早，张大爷就到公安局报了案。可是，公安局姜局长听后却是一阵大笑，说是在他管区内，从来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并说张大爷是不是在做梦哟！
这可把张大爷弄火了，他拉着姜局长要到大街上去评理。两个人争吵了起来，结果弄得满城风雨。
晚上，张大爷气得倒在床上就睡，可是却怎么也睡不着。
九点正，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冲了进来，其中一个喊道：“钱呢？”无法，张大娘只好将取来的钱交给了他们。
谁知这三个人却欺侮他们年老体弱，竟坐下来不走。其中一个说：“老太太，我们哥三个饿了，你给做点吃的。”说完，三个人就进了里屋。
张大娘刚要做饭，门外响起敲门声，又冲进来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并向张大娘要钱。
张大娘一下子糊涂了，忙说钱已经被你们拿去了，也是哥三个，人还在里屋呢！
这三个人冲了进去。这时，屋里的三个人也冲了出来。六个戴大口罩的人同时亮出了手中的匕首，吓得老两口直哆嗦。
突然，大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啊呀，进来的又是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只见他们紧握手枪，对中间那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大声喊道：“不许动！”这时，最先进来的三个戴大口罩的人也掏出了手枪，六支手枪都对准了中间那三个戴大口罩的人。
中间那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只好乖乖地举起双手，被扣上了手铐。
这时，后进来的三个人中的一位摘下口罩，喊了一声张大爷。张大爷定眼看时，此人竟是上午与自己吵架的姜局长。
六名公安干警和张德老两口都笑了。
这篇故事名叫《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发表在1980年第三期《故事会》上。我这里只能简单地复述，原作当然还要生动得多。它是故事作者在民间搜集之后，经过加工整理而成的作品。那极富传奇性的故事情节，读后令人久久难忘。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这是新故事在理论上对于民间故事题材的又一突破，那就是新故事比民间故事和小说等更具有传奇性，以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这种题材的特点就是注重事件的传奇，故事人物的超常，情节给人一种出乎意料的感觉，以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
专家们在总结《故事会》上发表的新故事时，认为它对于民间故事的突破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口头文学艺术形式的突破。
过去，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一则故事从南流传到北，长则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现在，新故事的传播途径已不像民间故事那样单一了。她除了口头流传之外，还可借助电视、广播、录音、特别是报刊等现代化传播媒体，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一则故事传遍全国。正是这种口头流传形式发生了变化，新故事理论又多了一门课题，而《故事会》又多了一个观点：口头流传必须与书面阅读有机结合！
这种理论上的突破，带动了《故事会》从内容到形式的发展，使其成了一本高质量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故事刊物。
这种全新的办刊思路，是对近百年来中国期刊办刊模式的一次革命，是对中国近百年以来文人办刊思维的一次挑战。这种“前无古人”的办刊思路，使这本刊物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奇迹。使得《故事会》这本刊物能够深入到其他文学样式所不能深入到的地方，产生广泛的影响，发行量也随之增加。
因为书面文字的口头性，就会使其所发表的作品不但可以用文字形式得以保存，同时还可以依靠人的大脑记忆加以保存，靠口头语言得以传播。凡是有人类的地方，都可以传播这本刊物上的故事。人们在传讲这些故事的同时，就使这本小小的期刊得以更加广泛的传播，同时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巨大的影响，赢得了令人称赞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3）
二是思想内容上对人民性的突破。
民间故事的所指的人民，当时大都是那些包括长工、穷人等在内的“受苦人”。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故事的人民范畴已经有了扩大，这时的人民既有工人、农民、军人，同时也有干部、学生、企业家、乃至于离退休的老人等等。也就是说，人民是一种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着不同的涵义。如果我们的刊物只把自己办刊的思路停留在过去的旧概念上，那么就无形中限制了自己的天地，妨碍了刊物去接近自己的读者，接近方方面面的人，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去倾诉他们的喜怒哀乐，去赢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由于人民这个范畴在新时期与旧社会乃至于过去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新故事的内容就比民间故事有了更大的突破，也就是有了更大的范围，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这就使得新故事比民间故事有了更加丰富的题材和内容。
故事理论上对于人民这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扩大，使新故事所代表的人民性比民间故事有了更大的发展。这其中不但包括对各种腐朽黑暗势力的抨击，同时也包括了人民群众对于英雄人物的歌颂，对于人民内部各种落后思想和违反道德行为的指责。那些持有错误落后思想的人虽然也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他们不是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只有那些正确与先进的思想和行为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新故事与民间文学相比，在这方面就有了很大的进步。新故事的人民性，就包括了积极歌颂人民群众中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尖锐地批评人民群众中一些腐朽落后的东西，采用故事这种形式进行自我教育，用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有一则故事名叫《颠倒》，说的是在下午六点钟光景，四十三路公共汽车站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这时一辆公共汽车开来，人们都朝车上涌。有一位老奶奶被人群挤得直叫：“叔叔，阿姨，各位师傅，帮帮忙，让我先上，让我先上……”
人群中有人见老奶奶挡住自己上车，就骂这位老人。老奶奶也很快就被这些年轻力壮的挤车人给挤出了人群。
老奶奶原来是街道托儿所的保育员。她发现有一个婴儿刚才有些抽筋，呕吐不止，就打电话通知家长，谁知家长又不在。拦辆“的士”，可那车又不肯停下。百般无奈，只好抱着婴儿来挤公共汽车去医院。谁知她年老体弱，根本不是那些年轻人的对手，眼看着怀里的婴儿呼吸越来越急促，不由得泪流满面地哭喊起来：“大家帮帮忙，救救这病危的孩子吧！”可是，却无人前来帮助她。老奶奶只好又朝前挤，对吊在车门口的那位姑娘哀求道：“姑娘，人心都是肉长的，看在生病孩子的份上，你让我先上吧。”谁知那姑娘听后不但不让，反而生气地说：“我让你，那谁让我，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年代，还有‘让’字？”
正在这时，人群外跑来一个光头的小青年，他用手扒开人群，挤到老奶奶身边，东瞅瞅，西望望，“嘿嘿”地笑了两声，问道：“吵啥？”老奶奶感叹地说：“如今真不像话，孩子生病上医院，连车都挤不上。”那光头听后，莫名其妙地又“嘿嘿”笑了两声，将衣袖朝上一卷，面露凶相，就来帮老奶奶挤车。只见他旁若无人地走到车门口，很神气地命令车上的人都下来。可是，人们见了都觉得好笑，不屑一顾地讥讽道：“你是雷锋的什么人，管得这么宽？”光头青年把大拇指朝上一翘：“我是雷锋的儿子。”人们立刻哄堂大笑，吊在门口的那位姑娘乐得笑弯了腰：“这人有毛病。”光头青年脸一下子涨红了，他也不说话，伸出蒲扇般的大手，照那个姑娘的屁股就是一巴掌。
哄笑声戛然而止，人们都呆如木鸡，好半天，那姑娘才清醒过来，大叫：“流氓，流氓。”那光头青年也不答话，伸手将那姑娘硬从车门口拉了下来，嘴里还不停地骂着“妈的”。接着光头青年又一副凶相地对门口的几个人吼着，要他们下车，将位子让给这位老奶奶。大家见他一脸凶相，动了真格的，都怕下班回家的路上再生出些事来，只好乖乖地听从这位光头青年的“指挥”。光头青年这时得意地晃了晃脑袋，朝老奶奶“嘿嘿”地笑了两声，将老奶奶送上了车。老奶奶连声谢道：“谢谢，要不是你……”话还未说完，只见对面精神病院匆匆地跑来了几个医生，冲过来将那个光头青年团团围住，连哄带骗地将他拉了就走。这时，大家才明白，那个光头青年原来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由吴伦撰写的这则故事，发表在1989年第十期《故事会》上，故事对于人民群众中一些落后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是在以往的民间故事中很少见到的。故事发表之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很快便流传开来，在全国形成了许多“版本”。人们不倦地传讲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憎，寄托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与愿望。
新故事理论对于民间文学关于人民性的突破，不仅表现在题材与思想内容方面，还表现在一些形式方面。有的故事虽然没有太深刻的思想内容，但却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艺术享受的需要，能够给人民群众以精神上的愉悦，这类故事同样也是具有人民性的。《故事会》很早就注意到了这方面的“开掘”，并在实践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例如一些引人发笑的幽默故事、笑话、寓言、开发智力的谜语等。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这类作品的需求也就会越来越多。
无数事实都说明，新故事的人民性，比民间文学的人民性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新故事的人民性比书面文学的人民性表现得更为直接。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得《故事会》这本刊物能够走出一般民间文学或书面文学的局限，最大限度地贴近读者，获得更多的人民群众的喜爱。
三是传播过程中对群众性的突破。
与传统的民间文学相比，新故事除了传播的口头形式之外，还增加了报刊、电视、录音等多种形式。与书面形式的文学作品相比，具有更广阔的天地，就连不识字的人，与新故事这种形式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有一段时间，少数“高深”的“纯”文学作品，只在“圈”内的人士中获得“赞扬”一样，民间故事过去也有一个“读者圈”，那就是完全依靠口头传播的下层劳动人民群众。新故事要发展，如果只将自己局限在过去民间文学的范围内，就很难迈动脚步。
在《故事会》创办之初，由于这方面的理论根本就没有进行研究，因此其发表的作品也只是一些配合形势的改编之作，而其读者面也只限于为农村的故事员提供演讲的材料。这种传播过程中的群众性是单一的，因此当时有人就将这本刊物叫做“农村读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故事会》的内容也与开始有了很大的不同，传播故事的群众也由农村发展到了城市，由农民发展到了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大中小学的学生、出国留学人员以及城市中的居民等等，这种办刊的实践，为理论上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和例证，使得这项理论研究很快就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种理论的建立，使《故事会》走出了原有的狭窄空间，为其办刊新思路的形成和实践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这就使得这本刊物编辑的目光，从案桌上抬起来，看到了一片无垠的天地，对办好刊物也充满了信心。
这种传播过程中群众性的突破主要原因表现在新故事的接受者同时也参与创作的情况，这在民间文学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样式中是很少见到的，至少是在群众参与创作的程度上，是其他文学形式所无法比似的。这样，就使得新故事所具有的群众性特征就表现得异常鲜明。也使得《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故事能够在不断的传讲中更加丰满，刊物在群众中的影响自然是会越来越大。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4）
传播过程中有关群众性的理论突破，同时也促使《故事会》的编辑和作者，在编稿与写稿时，更加注意接受者的爱好、思想和情趣，千方百计使自己的作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保持一致，以便将这些人都吸引到自己的作品中来，更有力地扩大作品的宣传面。
这种对于人民群众的吸引，除了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之外，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上要尽量与人民群众的爱好保持一致。而人民群众的艺术爱好，也不是一程不变的，同样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要求编辑与作者必须得随时研究这种变化，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的联系。
为此，新故事在不断发展的同时，还借鉴、吸收了别的文学样式的表现方法，用以来丰富自己，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这些在《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新故事，比起民间故事和传统故事来，就有着更强的现实性，并十分注意故事的技巧，以增强故事的曲折性和吸引力，用来满足当代人民群众的需要。
这些故事理论上的突破，使得《故事会》的编辑和作者的眼前顿时一亮，从过去无意识的组稿和写稿变成了有目的地进行编辑和写作，将无数多姿多彩的生活带进了这本刊物，得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欢迎。
也许有人会说，《故事会》是一本通俗性的群众读物，因此发行量自然可以搞得大。初听此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我在采访中对这本刊物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时，却发现这种说法不一定是正确的了。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让我们翻开目前社会上所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故事类报刊，以及所出版的故事类的小说杂志，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也可算是“通俗”的了，但发行量最大的也不过才四十多万册左右。而这本“其貌不扬”的《故事会》，发行量却高出了它们将近十倍之多。
只要稍微有一点办刊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神奇而又可望不可及的数字啊！
面对着这样一个相差如此悬殊的数字，仅用“通俗读物”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涵盖这种近似于神话般的“《故事会》现象”。
我认为，确切地说，应该是《故事会》的两代编辑人员，在长期的办刊实践中将“通俗读物”中的作品，通俗到了人民群众能够口头流传的程度。
更明确地说，就是“口头文学”的特色造就了今天的《故事会》。
但是，这种办刊思路并不是主编何承伟哪天拍脑袋拍出来的，也不是编辑们哪天冥思苦想想出来的，而是在理论上对传统民间故事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定式”和“防线”突破后的结果。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按照传统的民间文学理论，正宗的“口头文学”只能是忠实地记录民间口头流传作品。而《故事会》中由作者来创作的“口头文学”故事，似乎就有些离经叛道了。这本刊物的编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如果说照搬过去的“理论”办刊，这本刊物就会越办越脱离时代，越办越脱离当代读者。办刊物一定要有相当强的主体意识，尤其是像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这样一个以出书为主的出版社编辑人员，一定要摆脱出书组稿的一套思维定势，绝对不能拘泥于传统的民间文学理论，而是必须围绕刊物独特的个性发挥，把理论经过改造、突破之后又不断丰富、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套理论，并用以来指导办刊的具体实践。
《故事会》的编辑们一次又一次地与作者和研究者们共同探讨新故事的发展方向和存在的历史价值。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新故事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这种理论上的突破，不仅是新故事创作的突破，同时也为《故事会》的办刊在理论上指明了方向。
这种理论的建立，对于刊物的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是编辑在选稿和用稿时，思想上也同时开始突破旧的思维形式，将许多新的观点和紧连时代脉搏的故事，作为首选的范围，使刊物的质量有了提高，故事对生活的辐射面也更加开阔，刊物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联系更加紧密。
另一个方面呢？由于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编辑和作者都做到了心中有数，无论中国期刊未来的形势如何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潮如何冲击，这本刊物都会沿着自己的方向，不断地探索前进，同时在前进中按照其自身的规律，不断地完善自己，而不至于在中国期刊长河的航道上迷失自己的方向。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5）
2．构筑“高地”
1985年秋天，江南水乡风和日丽。
家住浙江建德市的汪世炎突然接到一封《故事会》邮来的信，拆开一看，竟是邀请他参加故事研讨会的通知。
早已“淡”出文学之外的汪世炎手中紧紧地捏着这封信，真是激动不已。
还是在《故事会》创刊不久的1965年11月，在铁道兵部队从事文艺创作的汪世炎列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周扬同志在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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