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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事会-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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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突破自己，不断地超越自己，这就是何承伟积极进取的办刊理念。
在何承伟的办刊理念中，有一条却是他始终坚守的，那就是无论怎么“超越”，办刊的宗旨不能“突破”。
这个宗旨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前面所反复写到的“故事要讲做人的基本道理”。要讲怎样做一个人，怎样做一个愉快的人。他主张一本故事类刊物，一定要很好地继承民间文学的传统，下力气挖掘人类心灵的矿藏，让读者在一种人类的共知面前，去发现自己应该具有的道德与良知，并以此去打动读者，感化读者，共同去建设人类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在各种新潮思想涌动的时候，刊物难免显得有些“保守”。可是，何承伟则含笑以对，决不追风逐雨，坚守刊物的操守，因为他明白，一本刊物要得到读者的承认，绝不能靠一时一事的“轰动”效应，它必须依靠自身文化的积淀和艺术的感染，依靠读者与刊物长期形成的一种心灵的沟通与默契。如果一本刊物总是在时代的发展中“跟风”，那么就会失去自我，失去早先营造起来的文化氛围，变得使读者无法捕捉，因而失去自己的读者。
一个没有远见，看不到明天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样，一本没有远见看不到明天的刊物，也是一本没有希望的刊物。
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作为一本刊物的主编，有时却实实在在地起着一种杠杆和支点的作用。
几年风雨下来，人们终于发现，何承伟并不是一个“守旧主义者”，他正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将这本刊物与读者的距离拉近。
还是他自己道出了《故事会》为什么一直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
他说：“我们追求的是情节的新而不是主题的新。故事的主题虽然是旧的，但是在情节上要有一种时代的气息。也就是说，要处理好形式与老百姓的接受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何等精明而有主见的主编啊！
在期刊的激烈竞争中，人们时常都在议论的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刊物成为赢家？
何承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四个字：有胆有识。
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不就是要胆子大一点吗，这有什么难办的？
当然，任何谨小慎微都成不了大事，可是当年“胆大”的刊物，现在又还有几家“丰衣足食”呢？
事实告诉我们，办刊物却不能搞“拼死吃河豚”，乱闯一气，那样也容易栽跟斗。
富兰克林有一句名言：“宝贝放错了地方就成了废物。”用这句话来理解，就可以发现何承伟所说的“胆”并不是孤立的，是建立在“识”之上，并与“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二者不可分割。否则，那个“胆”就会“放错了地方”。
在何承伟的办刊理念中，他所说的“识”就是一个编辑人员的见识，主要是指编辑人员所必须具备的思想认识水平，对每一个时期出版方针的正确理解，对于刊物内容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出版物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认识得越是深刻，有一定的独到见解，那么判断能力也越强，对于读者的心理也就掌握得越准，对刊物在当前形势下的走向也把握得更确切，所作所为也较容易获得成功。
1979年，何承伟在全国的期刊中，率先发表了大量“十年内乱”中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独闯了这个“禁区”，使《故事会》成了中国老百姓争相传看的一本刊物，发行量迅速上升，最高峰达到了七百六十多万册，创下了中国期刊百年以来发行之最。
就在一些刊物回过神来，纷纷向其“学习”时，何承伟却早已瞄准了另一个“禁区”，在全国的期刊中，率先开辟了“笑话”专栏。开始业内有些人还不太习惯，认为这样办刊是否有点不太严肃。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到思想禁锢的读者，却顿感新鲜，爱不释手，喜欢上了这本轻松活泼的刊物。
一些刊物接着又开始效仿，纷纷推出“笑话”。
何承伟此时早已将他主办的刊物开始涉足另一个领域，将幽默的故事与美术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在刊物的封二封三开辟了极富故事性的幽默漫画专栏。这种故事与漫画的有机结合，令读者耳目一新，使他所编辑的这本《故事会》，很快地与别的期刊拉开距离，并更加受到读者的喜爱。
1984年，中国开始出现一些故事类期刊，《故事会》与其他文学类期刊的竞争逐渐转向了故事类期刊之间的竞争。这时的故事类期刊大都走的是过去民间故事的老路，主要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的民间故事。如何使《故事会》在众多的故事类期刊中显现出自己的个性和与众不同的特色，何承伟经过思考后，与编辑人员共同研究，决定在《故事会》上开辟“中篇故事”专栏，增加刊物的厚重感，让读者认为更有“读头”。
当时全国发表中篇作品的刊物，大都是一些大开本的文学类期刊，有人认为，一本“小”刊物每期要发表一个中篇故事，全国无此先例，会影响到刊物读者的阅读习惯，从而带来发行的下降。可是，这项新举措一实施，刊物顿时“洛阳纸贵”，以后竟成了一个品牌栏目。
何承伟经常想，《故事会》能否为中国期刊的发展留下一点什么。
1993年，何承伟根据刊物发展，将延续近三十年的刊物页码，由过去的六十四页增加到九十六页……
接着，何承伟为这本刊物制定了“小刊物，大理论，大发行的格局”。
放手让编辑工作，对人以信任和尊重，这是何承伟的一贯作风。无论是进人还是发稿，他都会让编辑们坐下来共同研究，从不一个人说了算。在他担任主编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从来未向编辑部“推荐”过一篇稿子，也从未“推荐”过一个“人才”。
在用人上，何承伟不会在意年龄、背景，更不会因为关系而去谋求某种私利。重要的是你的为人是否正派，思想有无价值，业务能力够不够强。他喜欢用那些办事踏实、为人忠厚、内有才学的编辑，他认为一本刊物是编辑自身素质的综合体现。要使刊物有自己的特色，使自己确立的办刊宗旨得以实现，就必须选择得力的人选，因为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坦荡的胸怀便是胆识的基石。
谈到中国的期刊，人们自然要谈到《故事会》。谈到《故事会》，自然离不开何承伟。作为主编，何承伟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才略和胆识，将《故事会》这艘航船引向前方。他和编辑们都看到，每一次创新和突破，都给刊物带来了新的活力。
1979年的春天，新燕剪柳，春笋拔节，何承伟带着《故事会》的几位编辑来到有着故事之乡之称的金山。
编辑们安定下来之后，就与故事作者广泛接触，忙着组稿看稿。在送来的稿件中，有一篇名叫《三百元的故事》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构思，立刻引起了编辑们的兴趣。可是到真要采用这篇稿子时，却又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不同意发表的人主要是认为整个故事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对其中的主要人物也未作正面的描写，发表后怕产生副作用。而主张发表此作的编辑则认为，这则故事好就好在它没有过去“革命故事”的框框，单纯地去写“正面人物”，而是写了社会上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小人物，写了这些人物的智慧和行动，情节生动可信。
争论的结果，大家决定将这则故事先拿到群众中去讲一讲，看看群众的反映。
写这则故事的作者被叫来了。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编辑，他显得还有几分腼腆和不安。他自我介绍他叫吴伦，1976年由部队退伍回到金山。对于故事创作自己还很陌生，在五月的金山故事会讲中，金山的故事作者胡林森让他写一个故事参加会讲，就这样他动笔写了这则故事。
这则故事在群众中的演讲是成功的。于是陈中朝就将吴伦叫来，一起对作品在演讲中反映出来的不足之处进行修改。稿子改好以后，又送何承伟过目，便在这年的第五期《故事会》上发表了。
连吴伦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则故事发表之后，在全国故事界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以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故事界的地位。
第五章“幕后”之谜 （5）
吴伦的创作热情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
由于他在部队里曾担任过采购员，退伍后又在商业部门工作多年，因此对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所了解，作品所涉及的面也比较广。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尽管他写了许多作品，可是到了编辑的手中却都给“枪毙”了。这段时间，他的稿子是写了退，退了改，改了再退……穿梭般来往于金山和编辑部之间。
老编辑们到底退了吴伦多少稿子，他们自己也记不清了。后来吴伦每次来编辑部，老编辑们就将一些读者来信让他看，让他了解读者的口味，了解哪些故事才是好故事，逐渐提高他的写作鉴别能力。后来又由《故事会》出面，让他参加上海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故事培训班，给他提供提高写作的机会。
就这样，吴伦在经过了两年多的“摔打”之后，故事创作逐渐摆脱困境，走向了成功之路。
1983年到1984年，是吴伦创作的暴发期，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期的《故事会》上都有他的作品，他成了读者最受欢迎的故事作者之一。
为了培养故事作者，《故事会》编辑部决定为在全国故事创作中有影响的作者出书，而这套故事丛书的第一个被确定的作者就是吴伦。
经过数不清的失败之后，吴伦终于成功了。《吴伦故事集》出版不久，在1986年，他被《故事会》聘为首批特约编辑。这个“小字辈”的故事作者，开始帮助编辑部看稿子，修改作者的作品，接触编辑工作。
1988年，吴伦正式调入《故事会》担任编辑。在经过近九年的编辑工作锻炼之后，1997年，吴伦被聘为《故事会》副主编，成了这本刊物的“管家”。
由于吴伦是在编辑部的培养下，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从基层写出来的副主编，他除了对故事创作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之外，特别是对于业余作者在创作上的艰辛，更是体会深刻。因此，在处理来稿时，他就经常会站在作者的角度去思考，只要作者的作品有一点闪光的地方，他都会写信去给以鼓励。有时为了一篇来稿，他会不断地与作者联系，耐心地提出意见，帮助作者修改，使其能够达到在刊物上发表的水平。他认为，作为一名编辑，如果因为自己的工作疏忽而埋没了一篇好稿，那简直就是一种职业犯罪。
吴伦无疑是一位写故事的好手，如果发展下去，也许会是另外一片阳光灿烂的天地。但自从担任了编辑，特别是担任了副主编之后，基本上是“金盆洗手”，为着这本刊物，他心甘情愿地整天埋头在那间窄小的屋子里，将编辑部一个又一个新的办刊构想，通过他整天忙忙碌碌的工作变成现实。
每天只要一打开办公室的房门，他就开始忙碌。审稿、签发稿子、接待客人、不断地与电话中的读者交流、出席社里的有关会议、策划笔会的相关事项、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创作基地了解情况、到学校或农村征求读者的意见、开展优秀作品的评选……如此等等许许多多的编务工作和日常事务性的事情都压在他的身上。这个《故事会》办刊方针的具体实施者，只有将锻炼身体的时间安排在每天下班后的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结束之后。他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锻炼不行啊，每天工作这么转下去，不锻炼身体会吃不消的。”
每一个与吴伦接触过的故事作者都说，他们对这位副主编最深的印象是四个字：热情负责。
黑龙江的作者吴祥在几年前曾写了一篇故事邮到编辑部，目的并不完全是想发表，而是“投石问路”，看看《故事会》编辑部对待作者作品的态度，以确定自己以后的创作和投稿方向。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年的五月份，他突然收到编辑部的一封来信，通知他到上海的莘庄参加笔会，所有的差旅费全由编辑部负责。
原来，他的稿子邮到编辑部后，吴伦在看稿时发现稿子虽然写得不够理想，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离正式发表还有较大的距离。但是，这篇稿子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故事核”。同自己过去在陈中朝等老编辑的指导下修改作品一样，有一个好的“故事核”，只要经过作者的认真修改，一定可以成为一篇好故事，因此他决心要救活这篇稿子。
救活了一篇稿子，也许就扶起了一个优秀的故事创作人才。吴伦从自己成长的历程深深地理解这个道理，他将自己的意见提出来，希望能让这位作者来参加笔会，修改作品。
吴祥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负责的编辑部，在吴伦等编辑的帮助下，他终于将作品修改出来了。这次笔会竟然成了他创作上的一个转折，从此他便与这本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吴祥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令他至今不忘的却是改稿之外的一件很小的事情。
在改稿中，吴祥曾在莘庄的一个小摊上买过一只手枪式的打火机，想笔会结束后回家去送给侄子。他有两个侄子，可小摊上却只有这么一只，不觉感到有些遗憾。谁知这事被吴伦知道了，到笔会结束游览上海的城隍庙时，每到一处摊位前，吴伦就会不厌其烦地用上海话向摊主询问，这样一直陪着吴祥转了几十个摊位，终于买到了那种打火机。
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许吴伦本人都已经忘记了。可是，当年许多参加笔会的作者还记得这件事情，吴祥本人还记得这件事情：“时至今日，吴伦老师那带着浓重上海方言的问话还不时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想：《故事会》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力最大、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故事刊物，一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她将所有热爱《故事会》的作者和读者，都当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现在只要一有时间，吴伦仍然爱回到金山去看一看。多少年过去了，金山这座临海的县城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那个捧着稿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站在编辑面前的年轻人，是否想到过自己哪一天会走进这个令人神往的编辑部，并担负起副主编的神圣职责呢？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为着故事创作所付出的心血，所受到的锤炼，好像就是在为着自己这种人生的事业做准备一样。那时所付出的一切，似乎都是在为这种职业做着前期的训练。要是没有老一代编辑的言传身教，他的这种训练就不可能完成。因此，他总是希望老一代编辑的优良作风，能够在他这一代得到发扬光大，并在《故事会》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后来成名的故事作家崔陟，当年在冀北大山沟里的土炕上开始写故事的时候，除了经常与老编辑陈中朝通信之外，还与一位名叫鲍放的“男子汉”编辑通过几次信，崔陟在信中开始称“鲍放老师”，后来又称“鲍放兄”。对方总是每信必复，这使久居深山的崔陟很感动，真想像这位编辑说一声“谢谢”。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他接到编辑部通知，让他去参加一次笔会。
崔陟兴高采烈地来了，报到之后，他就想亲自见见那位曾经与他通过信件的“鲍放兄”。
可是，当他真正地见到鲍放时，却一下子愣住了。他怎么也不肯相信，那位站在他面前的女编辑，竟然就是他所崇敬的“鲍放兄”！
鲍放中等身材，齐耳的短发，上身穿一件合身夹袄，脚上穿一双平底布鞋，显得朴素而大方。
这正是鲍放的本色：朴实，自然，真实。
1975年，一位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从农场调到《故事会》，报到的第一天，老编辑钱舜娟就带着她到上海工人文化宫听故事。
后来她才知道，那天在台上讲故事的，竟是上海著名的故事演讲家黄宣林，他那风趣的语言，不时引起台下阵阵笑声。
她天生是一位好静而略带腼腆的姑娘，坐在那里，见会场的大门敞开着，愿者坐下，不愿者走开，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出。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心想将来在《故事会》工作，就是同这样的场合打交道，根据自己的个性，那怎么能搞得拢呢？
就这样，这个年轻姑娘怀着几分不安，同时也怀着几分好奇的心情，开始了她的编辑生涯。
时光过得真快，不知怎么一晃就快三十年了！在这些时间里，她曾随老编辑顾伦去过上海南汇，与当地的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的劳动中搜集故事，然后晚上挑灯夜战，伏在农民家的饭桌上帮助作者修改作品。她也曾单独去过陕西高陵县，代表刊物参加那里的故事会，并选出一些优秀的故事在《故事会》上发表。她还经常与许多作者通信，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修改作品，一步一步地将他们培养成故事创作的名家……
当年扎着两条辫子的年轻姑娘，在《故事会》这个集体中得到了关怀和温暖，从老一代编辑的身上，她感受到了一种人格的巨大力量，她也从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可以说，鲍放是《故事会》老一代编辑优秀品质的传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传统意识的编辑。她埋头工作，不喜张扬，从不在个人的名利上动脑筋。在近三十年的时光里，她默默地编辑着手中的稿子，默默地给全国各地的作者寄出去一封又一封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信件，然后再欣喜地将他们寄来的那些优秀作品编辑发表。看着一批批作者成长起来，她坐在编辑室里仿佛听到了春笋破土拔节的声音，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意义。
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一种健康的心态来对待人生。她喜欢《故事会》这样一个有着“健康心态”的集体，能为这个集体多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她的心里会感到欣慰。
编辑部要召开笔会了，鲍放就会放下手中的稿子去帮着做会务工作。为了节约开支，她会把旧信封存放在那里，用着内部交流资料的时候使用。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作者有了困难，她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去给以帮助。
在宁波召开的一次笔会上，结束的时候一位来自北方农村的作者，一下子买了几十双旅游鞋，到上船的时候只好用担子挑着。可是，由于上船的人十分拥挤，那位作者一时无法上船。随同的其他作者都埋怨他，说是叫他少买几双，他偏不听，结果影响了大家上船。可是，这时人们却看见一位女同志，从人群中挤过去，帮着那个作者将那些鞋朝船上搬。
“鲍老师！鲍老师！”作者中有人叫了起来。
这时，人们才看清，那个前去帮忙的正是大家所崇敬的鲍放老师，她不顾船上人多拥挤的危险，与那位作者将那些鞋一点一点地随着人流向船上移。
刚才还在埋怨的作者们被感动了，几个身强力壮的作者挤过人群，来到鲍放面前，立刻帮着将那些东西搬上了轮船……
我在北京采访范大宇、崔陟这两位故事界的名人时，他们至今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十分感慨地说：“鲍放是一位深受我们作者尊敬的大姐，作为一名《故事会》的资深编辑，她不但教我们怎样做文，同时还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同样是关于鞋的故事。
那年崔陟带爱人去普陀山旅游，鲍放便到火车站去接他们，谁知火车晚点了好几个小时。当崔陟夫妻二人走下火车，看到鲍放独自站在那里等候时，他们被这种真诚深深地感动。
崔陟的爱人在上海买了一双皮鞋，谁知回去一穿就坏了。他们觉得很生气，鞋还在保修期内，得找商店给个说法。可是这么远的路，怎么办呢？
他们想到了鲍放。但为这件事情去麻烦一位编辑，又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鲍放知道后竟满口答应，并让他们将那双皮鞋和购物的发票一同寄给她，并负责到商店里去给他们再选一双。
崔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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