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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评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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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不得不多，非消非渴也”。原来以往医学家只看某些表面现象，先人为主，
把病证弄错了，治了一年多，愈服药愈糟。张肱看准证候，故能一药而愈。
李时珍从《苏东坡集》中看到这一事迹后，反复思考，深有感慨地说：“古
人重格物，若肱盖得此理矣”。（《枳椇·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846
页）
李时珍在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注重格物穷理，对医学、药物学做
出独到贡献，事例很多。《本草纲目》记述了一个生动的病案：“一人素饮
酒，因寒月哭母受冷，遂病寒中，食无姜、蒜，不能一啜。至夏酷暑，又多
饮水，兼怀怫郁。因病右腰一点胀痛，牵引右肋，上至胸口，则必欲卧。发
则大便里急后重，频登圊，小便长而数；或吞酸，或吐水，或作泻，或阳萎，
或厥逆，或得酒少止，或热稍止。但受寒食寒，或劳役，或入房，或怒或饥，
即时举发。”针对这一症状，按一般治疗方法，服用温脾、胜湿、滋补、消
导诸种药剂，都少效验，或稍微好转，随之又发作。李时珍认真诊视，深入
思考，终于投一剂而“诸症如扫”。他总结自己的心得说：
时珍思之，此乃饥饱劳逸，内伤元气，清阳陷遏，不能上升所致。遂用升麻葛根汤和四君
子汤，加柴胡、苍术，黄芪煎服。服后仍饮酒一二杯助之。其药入腹，则觉清气上行，胸隔爽
快，手足和暖，头目清明，神采迅发，诸症如扫。
——《土当归·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97 页
李时珍医案多数没有保留下来。这一医案记述相当完整，对疾病的起因、
发展、各种症状、医疗过程，以及最后辨证结果、处方原则、治疗效果，都
一一叙述清楚。由此人们可对李时珍在医疗实践中整个格物穷理的过程有完
整的了解。后代医学家若遇清阳郁遏之症，则可引为借鉴，举一反三，更应
效法他的格物精神。
（二）格物穷理，力戒主观
辨证处方，最忌先人为主，根据一点表面现象就下结论。李时珍结合自
家的临证经验，常对前人留下的医案进行深入的思考，得出独到体会。周密
《野语》记载一则医案说：“临川周推官，平生孱弱，多服丹砂、乌、附药，
晚年发背疽。”经不少医家诊治，都认为患者服丹石过多，应投以解毒药。
表面看来，这一治疗原则是符合常理的。可是久治无效。后来另一位老中医
诊脉说，这是属于阴极证，“正当多服伏火丹砂及三建汤”。先用小剂试验，
继用大剂，三日后用膏敷贴，半月而疮平，先后服三建汤150 服，把病治好
了。根据这一记载，李时珍深思这位老中医的结论为什么同“前诸说异”呢？
领会其中道理说：“盖人之脏腑，禀受殊方，在智者辨阴阳脉症，不以先入
为主。非妙入精微者，不能企止。（《丹砂·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521
页）李时珍的体会对人们的启发很大。从认识原则上说来，就是要克服主观
成见，遇事从实际出发，深致格物之功，才能”妙入精微”，不落常套。
照常理讲，丹砂不可久服。周推官多服丹砂，晚年发背疽，医家“悉归
罪服丹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忽视患者脏腑之禀赋有差异，一概而论，
不能不事与愿违。李时珍着重指出，药物的五味、四气本性是“一定不变”
的，由于患者“五脏有异”，患病的“四时”不同，应当全面考虑灵活运用。
他说：“甘缓、酸收、苦燥、辛散、咸敛、淡渗，五味之本性，一定而不变
者也。其成补或泻，则因五脏、四时而迭相施用者也。温凉寒热，四气之本
性也，其于五脏补、泻、迹迭相施用也。”（校点本第一册，第75 页）不考
虑五脏、四时差异，只凭四气、五味的常理处方治病，违反格物穷理的基本
原则，不免犯主观主义错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一再告诫人们，努
力克服主观主义，遇事“不可一律论”，不只对病症不可一律沦，就是每一
种药物本身，根、茎、花、实，单使、兼用、两用、全用，也大有区别，都
应细心格物。他写道：
本草有单使一件者，如羌活之根，木通之茎， 款冬之花，葶苈之实，胡桐之泪，龙
脑之膏是也。有兼用者，远志、小草、蜀漆、常山之类是也。
有全用者，枸杞、柑菊之类是也。有一物两用者， 当归头、尾，麻黄根、节，赤白伏苓，
牛膝春夏用苗、秋冬用根之类是也。羽毛、鳞介、玉石、水火之属，往往皆然，不可一律论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46 页
（三）药物变化无穷，物理亦无穷
李时珍指出，同一种药物，人们对它的性质、效用的认识，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还有很大的不同。古今药物变化无穷，格物亦无穷，时代愈变迁，
愈加显示格物穷理的重要性。《忍冬·发明》写道：“（忍冬）昔人称其治
风、除胀、解痢、逐尸为要药，而后世不复知用；后世称其消肿、散毒、治
疮为要药，而昔人并未言及，乃知古今之理，万变不同，未可一辄论也。”
（校点本第二册，第1235 页）昔人从当时医疗实践中格物穷理而得到的结
论，在当时十分重要；后来医药卫生条件发展了，新的药物和医疗方法代替
了旧的药物和医疗方法，故过去的结论虽未必错，也可能不再重要，久之“不
复知用”。后人在新的条件下，格物穷理，发展、丰富了古人的认识，所以
出现了许多新的药物，或认识同一药物新的效用，这些方面古人“并未言及”。
这两种情况都是大量存在的。李时珍发出“古今之理，万变不同，未可一辄
论”的忠告，是他长期医药实践格物穷理而得出的千古名言。它符合唯物主
义认识论原则，渗透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李时珍从归经入脏之别，来规定药物的特性，这是他对本草学的重要发
展。但他又叮咛人们对于药物入脏性别，也“不可一概论之”，要依其炮制
方法、所用佐使而定。他以常山、蜀漆为例，反复申述道：
常山、蜀漆，生用上行必吐，酒蒸炒熟用则气稍缓，少用则不致吐也。得甘草则吐，得大
黄则利，
得乌梅、鲮鲤甲则入肝，得小麦、竹叶则入心，得秫米、麻黄则入肺，得龙骨、附子则入
肾，得草果、摈榔则入脾。
——《常山·蜀漆·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151 页
他的这些结论，都是从前人及本人长期实践经验中，深入格物，求其妙理，
总结归纳出来的。是他克服了形而上学的一得之见而取得的认识成果，反映
了他那个时代医药知识发展的新水平。
李时珍指出，有时同一药物，疗效有差异，究其原因，并非生用熟用不
同而引起，也不是炮制方法、佐使有异而引起，实由于药物的根、茎、花、
实、苗、皮、骨、肉、部位不同而效果椇异。麻黄的同药异效情况，值得
深思。“麻黄，发汗之气，驶不能御；而根节止汗，效如影响。物理之妙，
不可测度如此。”（《麻黄·根节·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011 页）麻黄
能发汗，其根节却能止汗。李时珍慨叹“物理之妙，不可测度”，是指对那
些惯于持“一辄之论”，而不善于精思格物的人来说，这些现象是不可测度
的。对于一个唯物主义科学家来说，正要花最大精力，努力去测度其中的“物
理之妙”。
李时珍用心研究了常用补药龟甲和鹿茸，对其一以补阴，一以补阳的奥
秘，颇有神悟。他介绍自己格物的心得说：“龟、鹿，皆灵而有寿。龟首常
藏向腹，能通任脉，故取甲以补心、补肾、补血，皆以养阳也；鹿鼻常反向
尾，能通督脉，故取其角以补命、补精、补气，皆以养阴也。乃物理之玄微，
神工之能事，观龟甲所主诸病，自可心解也。”（《龟甲·发明》校点本第
四册，第2493 页）可见李时珍揭示“物理之玄微”，是认真研究每种药物所
主诸病，“心解”而得。千百种药物的“物理之玄微”，并不是仅由个别天
才医学家独自“心解”而来，全靠千百医药家长期格物穷理，不断探索，积
累而成。后代学者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根据已经积累的资料，认真进行总结，
不断加以提高，日益揭示其规律性。
《名医别录》等古代医药著作，常常记载一些奇怪的病例、医案，有人
以为这是该书的缺点。李时珍不那样看。他认为许多事情之怪，往往包含一
定妙理，靠后来的人们去加以揭示、解释。例如《名医别录》记载有这样一
个医案：“汉上张忠诚女18 岁，误吞（戒）子一只，胸隔痛不能忍，忧
惶无措。”巧遇一位银匠，他只炒了三钱药末，请患者用米汤吞下，金戒子
就从大便中排出了。这位银匠所用的并不是什么名贵药物，“乃羊胫灰一物
耳”。即用羊胫骨炒后制成的粉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羊胫
骨灰可以磨镜，羊头骨可以消铁，故误吞铜铁者用之，取其相制也。皆
巧哲格物穷理之妙也。”（《羊胫骨·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743 页）可
见李时珍处处留心学习古今贤哲的“格物穷理”精神，在常人不曾注意的地
方，去考究妙理，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他讥笑那些“肤学之士”，不肯
格物穷理，反而“恃一隅之见，而概括古今六合无穷变化之事为迂怪”。（《人
傀》校点本第四册，第2975 页）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希望在科学上做出贡献，
显然是不可能的。李时珍从认识论上得出结论说：“《尔雅》、《说文》所
载，后世未能悉知；后世所知者，古书复未尽载。可见格物无穷也。”（校
点本第四册，第2899 页）“格物穷理”的观点，符合认识发展的辩证法。人
类就是一代又一代，对于“无穷变化之事物”进行“无穷”的格物穷理，从
而把人类的科学文化一步步推进到新的发展水平。
（四）不格物理，危害极大
李时珍凭自己丰富的医药实践经验，常用许多生动事例，来阐明不格物
理对医药实践的危害。不少沉痛教训是在不知不觉中造成的，往往贪一时之
快，而铸成难以挽回的错误，令人触目惊心。
槟榔这种果实，南方人经常喜欢吃它。人们只知吃了它可以祛瘴，而不
知食之有害。是“狃于近利而暗于远患”。《本草纲目》写道：“夫峤南地
热，四时出汗，人多黄瘠，食之则脏器流泄。一旦病瘴，不敢发散攻下。岂
尽气候所致？槟榔亦为患，殆未思尔。又东阳卢和云：闽广人常服槟榔，云
能祛瘴。有瘴服之可也；无瘴服之，宁不损正气而有开门延寇之祸乎？”（《槟
榔子·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832 页）不格物理而“狃于近利”，嗜欲佳
肴美果，无意中干了“开门延寇”的蠢事。
竹笋，是一种美好的食物，并有诸种药效。常食却大有害处。许多人不
明其理，暗受其害。李时珍引用赞宁《竹笋》中话说：“笋虽甘美而滑利大
肠，无益于脾。俗谓之刮肠”。进一步，李时珍批评某些俗医用笋汤发痘
的作法。他说：
时珍常见俗医治痘，往往劝饮笋汤，云能发痘。
盖不知痘疮不宜大肠滑利，而笋有刮肠之名，则暗受其害者，不知若干人也。戒之哉！戒
之哉！
——《竹笋·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685 页
笋汤发痘，看来不止一位医生这么用，可能是流传较广的单方。众人用
之，而下格物穷理，因而“暗受其害者”甚多。
香薷，本是夏天解表良药，可是有些人“不拘有病无病，概用代茶，谓
能辟暑”。李时珍严厉地呵斥说：“真痴前说梦也”。《本草纲目》科学地
分析了服用香薷对某些伤暑之人危害极大。
若饮食不节，劳役作丧之人，伤暑大热大渴， 汗泄如雨，烦燥喘促，或泻或吐者，乃劳
倦内伤之证，必用东垣清暑益气汤，人参白虎汤之类，以泻火益元可也。若用香薷之药，是重
虚其表，而又继之以热矣。
——《香薷·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910 页
本来香薷饮是治暑病的首药，世医无不遵循；然必须格物穷理，因人而治，
一概套用，将适得其反。
猪肾，许多人认为是补品，以往医家对此就有不同看法。《名医别录》
说它能“理肾气，通膀胱”。孟洗则认为，“久食令人肾虚”。李时珍想：
“两相矛盾如此，何哉？”他根据这种矛盾的说法，深入格物穷理，得出结
论说：“猪肾性寒，不能补命门精气。方药所用，借其导引而已。肾有
虚热者宜食之；若肾气虚寒者，非所宜矣。今人下达此意，往往食猪肾为补，
不可不审。”（《豕肾·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691 页）可见一种补品，
对某些人说来很有益，对另一些人则可能有害。若不格物理，一概当作补品，
岂不蹈“开门延寇”的覆辙吗？
李时珍对每种药物的性味，每一医案的结论，乃至野史小说中的一则医
药故事，都善于从中发现矛盾，提出疑难。既不人云亦云，也不听之任之，
而是追根寻源，格物穷理，弄个明白。他深信古今六合之事物变化无穷，格
物亦无穷，遇事绝不可一概而论。
三、力戒虚浮武断
李时珍坚持并发扬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特别表现在对待“虚”和“实”
的态度上。务实诚，疾虚妄，是古代思想家孙武、墨翟、荀况等大力倡导的
原则，王充写《论衡》标为宗纲。历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对这一认识论的关
键问题，都发表过精湛的见解。“实”就是人们的认识要反映客观实际，注
重实事求是，事当经实验，言要有实证；疾“虚”就是要反对人们的认识落
入虚幻，故弄玄虚，摒弃华而下实的虚浮之谈。李时珍在研究本草过程中，
严格遵循务实疾虚的认识原则，遇事以务实为宗旨，尽可能采集实物，亲自
实践，取得切实的结论，反对浮夸学风，痛斥虚妄言论。诸家本草所记药物
及其性味，无不有虚有实，真真假假，并非每个结论都绝对正确，有根有据。
李时珍严格要求自己，凡非自己深信不疑的东西，未经亲自实验，决不轻易
相信；凡未经亲自调查实验的东西，就老老实实存疑侍考；对某些异常希奇
的药物，一时无法实验考证者，干脆存而不论。坚持可贵的诚实作风。决不
信假为真，人云亦云，不懂装懂，他的身上体现了严肃的科学精神，为发扬
祖国哲学的求实学风树立了典范。
（一）务实力本，力戒虚浮
李时珍深深懂得，对每味药物的性味，论断是否真实，在医疗中直接关
系患者的生命、健康。医药学家重修本草的神圣职责，就是要认真订正每一
味药物的产地、形态、性味、主治、炮制方法、采取时节等等。在每个问题
上，都要抱着务实的精神，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夸。
李时珍的家乡蕲州，出产四种著名的药物，蕲艾、蕲竹、蕲蛇、蕲龟。
对四种药物的分析，能否不加虚夸，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父亲写了《蕲艾
传》，他本人写了《蕲蛇传》，对蕲艾、蕲蛇作过专门研究。对蕲蛇的描述，
生动具体，介绍是真实可靠的。关于蕲竹，在唐代就很受重视，用它制成的
竹席，据说睡了可以不患风湿病。唐代诗人刘禹锡和韩愈都曾写了诗赞美这
种席子。李时珍并不因是家乡特产就故神其说，《本草纲目》对于蕲竹并无
专门论述。至于蕲龟，俗称“绿毛龟”，被人们说得神乎其神。蕲蛇和蕲龟
被列为上贡的方物，专供皇室和大贵族享用。许多劳动人民为了交纳这种方
药，被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李时珍写《本草纲目》并没有被这些风传
俚语所迷惑。他对蕲龟作了历史考察和实物考察，写下了自己的结论：“绿
毛龟，出南阳之内乡及唐县。今惟蕲州以充方药。养鬻者取自溪涧，畜水缸
中，饲以鱼虾。冬则除水，久久生毛，长四五寸。《南齐书》载有献青
毛神龟者，即此也。”在考察了绿毛龟的特点之后，李时珍如实地指出：“此
龟古方无用者，近世滋补方往往用之，大抵与龟甲同功。”（《绿毛龟·集
解》校点本第四册，第2500 页）“大抵与龟甲同功”，这个结论是李时珍经
过实地考察、试验而得出的，打破了人们对“青毛神龟”的神秘感，平实而
客观，坚决反对木士的故弄玄虚。笔者曾在李时珍的家乡蕲州镇见到这种绿
毛龟，龟甲上所生绿毛，实际上是一种寄生的藻类。龟的形态并不特殊。
蛇胆，是一种重要的药物。《岭表录异》关于取蛇胆的故事说得十分离
奇。说雷州有养蛇户，尝剖蛇取出胆，胆有鸭蛋大。取胆之后，再将肝纳入
蛇腹，用线缝好，放走它。甚至说，被取胆的蛇，下次再捕它时，它远远地
露出腹上的伤痕，表明腹中已无胆了，以免被再捕。李时珍用生活常识，揭
露这种奇谈，他说：“南人嗜蛇，至于发穴搜取。能容蚺之再活、露腹乎？”
（《蚺蛇·胆》校点本第四册，第2398 页）
牛黄和龙胆，这两味药过去认为不能同时使用，因二者“相恶”。这种
说法是否可信呢？李时珍进行了历史考察，结合实践经验，对不实之词作了
订正说：“《别录》言牛黄恶龙胆。而钱乙治小儿急惊疳病、凉惊丸、麝香
丸皆两用之，何哉？龙胆治惊痫癣毒杀虫，与牛黄主治相近，亦肝经药也，
不应相恶如此。”（《牛黄·气味》校点本第四册，第2800 页）
蟾蜍，并不是十分罕见的动物。《抱朴子》把它说得很神奇：能活千岁，
头上有角，腹下有丹书，名曰肉芝；能食山精，食之可以成仙。《峋嵝神书》
记载了取“蟾宝”的特殊方法，说取大蟾蜍一只，用铁钉四颗钉上四足，四
下用炭火烤之，从早炙到午，然后去火，放水一盏在前面，就会吐出金光闪
闪的蟾宝，有皂荚子大。人若吞此蟾宝可越江湖如履平地。李时珍用十分简
单的常识，驳斥了方士这些虚妄之言。他说：“纵有此术，谁敢吞之？方技
诳说，未足深信。”（《蟾蜍·集解》校点本第四册，第2336 页）
以上所述的一些虚夸之词，奇怪之论，记载于医药书上，流传于世俗之
间，起着混淆视听、妨碍医药研究的不良影响。李时珍本着务实精神，一一
予以剖析、订正，大大提高了本草研究的科学性。对于端正人们思想认识，
培养药物工作者的求实作风，有着重要启示。
（二）未经试验者，不作定论
对于流行的虚浮之说进行科学分析、批判，这是一种求是精神。对于一
些自己不敢深信而又未能加以试验的东西，李时珍公开说明，未作定论，只
存疑待考，绝不肯自欺欺人，这同样是一种求实精神的表现。李时珍对前人
论断，不作轻率的肯定，随声附和，也不作轻率的否定，无原则地标新立异。
他在修订本草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留下不少可贵的记录。
务成子曾经发明一种奇妙的药丸，名萤火丸，说这种药丸带在身上，可
以避邪，甚至箭矢射来都不能近身。《神仙感应篇》把它的威力描写得活灵
活现，说：“汉寇军将军、武威太守刘子南，从道士尹公受得此方。永平十
二年，于北界与虏战败绩，士卒略尽。子南被围，矢如雨下，至子南马数尺，
矢辄坠地。虏以为神，乃解去。”这种药丸是用萤火、鬼箭、蒺黎、雄黄等
配制而成。后来庞安常的《伤寒总病论》中，也极力称赞其神效，还说：“曾
试用之。一家五十余口，俱染疫疾，惟四人带此者不病也。”甚至许叔微的
《伤寒歌》亦表称赞。对于这样一种药物，李时珍虽然十分感兴趣，但依然
不敢轻易相信。他在《萤火·发明》中只得作出客观交代。他说：“予亦恒
欲试之，困循未暇耳。”（校点本第四册，第2318 页）这“欲试，未暇”几
个字，反映了两重思想，首先，对《感应篇》的宣扬，庞安常的试验、许叔
微的推许，都置于可疑之列，未足轻信；其次，一切正确的结论，务须经过
自己的亲自试验。这种态度是谨慎的科学态度，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
本原则。
谚曰：“黄芩无假，阿魏无真。”阿魏这种药物，多半有假。李时珍说，
阿魏有两种，草者出西域，木者出南洋。木本者，树下甚高，取其脂汁即是
阿魏。但这种脂汁毒性最烈，人不敢近，采取时十分困难。有人说：“每采
时，以羊系于树下，自远射之。脂之毒着羊，羊毙即为阿魏。”李时珍对于
阿魏的这种采集方法，未敢深信，在《阿魏·集解》里如实地写道：“系羊
射脂之说，俗亦相传，但无实据。”（校点本第三册，第1970 页）由于木本
阿魏是一种外来药物，本土无产，故对它的具体采集方法，非亲眼得见，只
好存疑待考。申明“但无实据”，表明客观条件限制，世俗相传的说法，必
须慎重看待。
有的药物在过去的本草著作中尽管有着详细记载，究竟实物是否与记载
相副，李时珍未经亲自实地考察，总不放心，明白申明自己对此尚“无知”，
免得以讹传讹。剪草这种药物，李时珍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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