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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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谎，谋杀和绑架平民。”蔡斯回答，“把酒给我。”
　　——
　　酒瓶空了，被塞在沙发坐垫之间的缝隙里。阿德里安躺在地毯上，看着漆黑一片的天花板。蔡斯坐在他旁边，背靠着沙发，枪放在手边，他时不时碰一下，确认武器还在那里。
　　“每六天浇一次水。”阿德里安说。
　　“你喝醉了吗？”
　　“我的盆栽，需要每六天浇水一次。你把我从家里拽出来的时候，我在想的是这鸡毛蒜皮。不是‘我要去哪里，现在发生了什么’，而是‘谁会来给我的盆栽浇水’。”
　　“你想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说不会显得很不礼貌。”
　　“碳酸饮料和薯片。”蔡斯告诉他，“就这么简单。”
　　阿德里安笑起来，但听起来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我不会活着回去了，对吗？”
　　蔡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没有作声。他想着“矿井”，想着托比扭曲的脸，这张脸缓慢地和“浮标”苍白、惊恐的脸混在一起。我被停职了，莱昂在电话里说，梅西耶接管了“海钓”。当你潜得太深的时候，不可名状的危险就不仅仅来自于深海了。
　　他把手放在阿德里安的肩膀上，想提供一些无用的安慰，但这位不情愿的同谋已经睡着了，阴影遮住了他的脸。


第10章　
　　英国人给她的绰号是最礼貌的，“美杜莎”；中情局的人直截了当地叫她“克格勃巫婆”，而使馆里低于参赞级别的人干脆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在布拉格早春的稀薄阳光下穿过人群来到莱昂面前，自我介绍说“下午好，我叫玛塔。你想必是霍普先生”，用一种略微沙哑的、简洁的俄语。而莱昂——不到一年前才刚刚从坎布里亚的训练营结业——匆忙放下酒杯，握了握她的手，回答“幸会，叫我泰勒就行”。1978年，那时候是。两人都在使馆文化处工作，都明白对方和文化毫无关系。
　　他们在华沙再次见面，在那里她的名字是艾琳娜，而莱昂则是“弗莱彻先生”。弗莱彻先生花了一个礼拜跟踪艾琳娜，想弄清楚华沙谍报圈对暗号的规律，到底是路灯柱上的粉笔标记，还是二手书店里常年贴着“已售”却又始终没人取走的一本旧书？艾琳娜在街心公园一株松树的阴影里等着弗莱彻先生，抓住他的领带，刀锋刺穿外套和衬衫，捅进腹部。
　　“你不会死，这次还不会。”克格勃巫婆悄声说，扶着莱昂，在远处看来就像在安抚一个身体不适的朋友，“离我远一点，否则下次我会把你割开，从喉咙到肚脐。”
　　她松了手，莱昂差点跪倒在覆盖着积雪的泥地上，血迅速浸透了衬衫和毛衣，顺着他的手指往下滴。他看着玛塔跑向两个路过的巡警，假装惊慌失措地说着什么，指着松树的方向。莱昂压紧了伤口，疼痛令他眼前发黑。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臂，关切地用波兰语说着什么，是那两个巡警，玛塔已经不见踪影。
　　他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你很幸运。”大使馆的翻译告诉他，“如果不是一个路过的女士及时发现了你，你有可能会休克。”
　　“对。”莱昂闷闷不乐地回答，“多么幸运。”
　　“你确定你想不起抢劫犯的样貌？”
　　他能清楚记起玛塔，还有她的条纹头巾和黑色长大衣：“不，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邻座在熟睡，发出响亮的鼾声。莱昂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隔着衬衫摸了摸肚脐旁边一两英寸的地方，疤痕就在那里。飞机已经开始下降，他打开了遮光板，莫斯科隐藏在密不透风的灰色云层下。他上一次来这里是1991年12月（*01），动荡而短暂的夏天结束已久，玛塔和他沿着高尔基公园空荡荡的滑冰场散步，草地上散落着被雨水浸湿的传单、瓶子和尖锐的碎石。
　　“我的名字是柳德米拉。”她突然说道，像是吐出卡在喉咙里的鱼刺，“无所谓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觉。”
　　“不，你没有。”柳德米拉停下脚步，抬手抚摸他的脸颊，摩挲着没有刮干净的胡茬，“因为你是个糟糕的间谍。”
　　“跟我走。”他鲁莽地说。
　　“你知道我不会的。”
　　“既然克格勃已经不存在——”
　　“不。”她踮起脚，吻了莱昂的嘴唇，“再见，克里斯滕。”
　　护照顺利过关，意味着“矿井”里还没有人发现他不见了。莱昂径直走向物品寄存处，第171号柜子的密码是84805134，里面有一个牛皮纸信封，装着少许卢布和一本英国护照，照片是莱昂的，名字是尼尔·弗莱彻。莱昂摇了摇头，对着信封笑起来，关上了储物柜。他用这本新护照租了一辆车，在阴沉的铅灰色天空下驶向约定地点。
　　莫斯科国家图书馆的停车位不多，但在这样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季早晨，大部分都空着。他来得太早了，在门外等了差不多二十分钟，为了取暖，双手都插在口袋里。门终于打开的时候莱昂充满感激地踏进温暖的室内，询问馆员缩微胶卷阅览室在哪里。
　　莱昂把外套搭在椅子上，在桌子旁边坐下。十几台新旧不一的缩微胶卷阅读器放在那里，配有被翻得卷页的使用指南，胶卷储存在编号的架子上。他思忖着谁会来看所有这些被永久保存在聚酯薄膜上的旧报纸和陈年档案，像他这样的人，也许；还有不情不愿的历史学生。
　　脚步声，地板发出轻微的嘎吱声。莱昂坐在原处没动，双手放在桌面上，看着另一个人在对面落座。
　　“图书馆。”莱昂说，“就像以前。”
　　“不怎么像。”柳德米拉把手提袋放到一边，并没有摘下小羊皮手套，“你和我都不再能轻轻松松地背着狙击枪爬上屋顶了。”
　　“也许我还能。永远不要低估老狗。”
　　柳德米拉从手提袋里取出一个信封，放到他面前，莱昂伸手想把它拿过来，但柳德米拉按住了信封，“你现在还来得及离开这里，假装自己是个怀旧的游客，找一家好酒店住几天，回去，也许会影响你的退休金，但至少不会有人把你扔进关塔那摩监狱。”
　　莱昂把信封从她手里抽出来，打开，里面是几张照片，他一张一张地看过去，最后把它们拢起来，放回信封里。
　　“这些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你有你的方法，我也有我的。”
　　莱昂摸了摸下巴，他没有刮胡子，因为长途飞行，眼睛也布满血丝。“我一直以为‘浮标’的死是报复，但其实那是鸣枪示警，叫我后退。‘海钓’触到阿拉伯半岛一条腐烂的神经了。”
　　“还有华盛顿和伦敦的。只要沙特在他们面前晃动飞机订单，他们像打了麻醉药的狗一样乖乖趴下。”
　　“梅西耶会用尽手段除掉蔡斯和康韦尔，免得他们有机会出庭作证。”
　　“还有你，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柳德米拉的手覆在他的手背上，“莱昂，你赢不了，你要对付的是海湾国家和他们脚下的石油。”
　　莱昂重新拿起信封，把照片倒出来，像是要检查自己有没有认错什么。第一张照片是用长焦镜头从远处拍的，隔着偏光玻璃，画面泛出一种带蓝的灰色，但后排座位的乘客毫无疑问是梅西耶，在他旁边，凑得很近，似乎正在低声讨论着什么的，是赛义德·本·阿卜杜拉·阿尔·鲁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与国际合作部的北美专员。
　　——
　　“蔡斯。”
　　清醒的过程就像从湖底往上游，他觉得自己花了三个小时在泥浆里徒劳地蹬腿，无法浮上水面。脑后有一条神经隐隐作痛，也许是因为伤口，或者昨晚的白兰地。有人摇了摇他的肩膀，声音和光线逐渐变得清晰。
　　“蔡斯，醒醒。”
　　他睁开眼睛，下意识地去摸枪，武器还在原处，保险栓关着。阳光从窗帘缝隙里钻进来，天早就亮了，蔡斯看了一眼茶几上的座钟，十点过五分。
　　“有人来了。”阿德里安悄声说。
　　蔡斯打开了手枪保险栓，弯腰潜到窗边，把布帘掀起一小角。一辆银色雪铁龙停在车道上，一个穿着牛仔夹克的人关上车门，径直走向公寓入口。信箱在门厅深处，靠近内院的地方，需要经过已经无人居住的门房室。蔡斯打开门，走到楼梯平台上，穿着牛仔夹克的人哼着歌走过门厅，把玩着手里的钥匙，叮当作响。
　　“留在这里。”蔡斯悄声对阿德里安说，走下楼梯。
　　这种老式公寓的门厅就像个低矮的洞穴，白天也需要亮着灯，通往内院的门是洞穴尽头的一小块光斑。信箱嵌在墙里，像一排方形蜂巢。穿牛仔夹克的人打开了其中一个信箱，仍然哼着走调的歌，抓出一大叠信，塞进斜挎包里。
　　“尼古拉？”
　　穿牛仔夹克的人抬起头，眯起眼睛，打量着蔡斯，露出犹疑不定的笑容，“是的，请问你是——”他看见了蔡斯手里的枪，马上住了嘴，喉结上下移动着，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你不认识我，现在举起手，走上楼梯，不要作声。”
　　——
　　披着印花睡衣的老太太踮着脚，捂着心口，透过猫眼看着尼古拉高举双手走进比德曼生前的住所。
　　她后退了两步，差点踩到家里的猫。那动物恼怒地叫了几声，但老太太根本没有留意到，她快步穿过起居室，拿起电话听筒，拨了17（*02）。
　　“是的，警官，有可能是谋杀案，我看见那个流氓手里拿着枪。没错，门牌号是4。不，那房子应该是空的，警官，比德曼先生已经死了三年了，上帝保佑他。不，我还没有听见枪声，但我担心很快会有了。”
　　——
　　“把他绑起来。”蔡斯说，枪口仍然指着尼古拉。
　　“多来几次，我就是绑架专家了。”阿德里安抱怨，拆下固定窗帘的布条，捆起尼古拉的双手，再把他绑在椅子上。后者瞪着他看了许久，又看向蔡斯，把法语换成了口音浓重的英语：“这是个误会。”
　　“你应该比你的打手聪明，老实回答问题，也许还赶得上在午饭之前回家。”蔡斯冲阿德里安扬了扬下巴，“有人雇你解决掉这个人，不是吗？”
　　冷汗聚集在尼古拉的额头和鼻尖上，他舔了舔嘴唇，目光溜向蔡斯手里的枪，“是的。”
　　“告诉我你雇主的名字。”
　　“美国大使馆的一个人，托比，名字好像是这个。”
　　“派驻使馆的情报官员没有兰利批准不会擅自行动，你知道托比在和谁联系吗？”
　　“我怎么可能知——”
　　尖利的警笛声打断了他，阿德里安从窗帘缝隙里往下看，皱起眉。
　　“多半只是路过。”蔡斯说，仍然盯着囚犯。警察似乎比近在眼前的枪更令尼古拉不安，他不停地扭着双手。
　　“不，他们停下了，就在门外。”
　　蔡斯咒骂了一句，迅速搜了尼古拉的口袋，拿走了他的车钥匙，拉起阿德里安跑下楼。两人冲出公寓大门的时候两个警察刚好走上车道，反应比较快的那一个试图拦住蔡斯，但特工用枪柄重重地砸中了他的脸。另一个警察掏出了枪，蔡斯踢了一下他的膝弯，警察摔倒在地，武器脱手飞了出去。蔡斯往他头上补了一脚，那人滚进稀疏的草丛里，一动不动地趴着。
　　“快。”蔡斯命令道。两人钻进那辆原本属于尼古拉的银色雪铁龙里，车倒退着驶出车道，车尾砰地撞上了那辆引擎还在运转的警车。蔡斯换了档，踩下油门，车往前窜去，在受惊扰的邻居的视野里迅速地消失了。
　　注1：1991年8月，包括KGB主席在内的一批hardliner发动了（最终失败的）政变，试图将戈尔巴乔夫拉下台，同年11月KGB解散。如有兴趣可以搜索August　up或者Soviet　up　d'etat　1991
　　注2：法国报警电话号码为17


第11章　
　　“你不是电影主角。”
　　那是蔡斯在“农场”的第三个星期，莱昂凌晨出现，没有事先通知，更没有解释，同来的还有两个蔡斯没见过的教官，像押送犯人一样把他推出门外，一辆孤零零的车停在外面，里面没人，引擎空转着，车头灯刺得蔡斯睁不开眼睛。
　　“你也不是一个士兵。”莱昂接着说，“遵守你收到的命令，但也不要过分拘泥。不要被风吹草动干扰，但是每时每刻都准备逃跑。”
　　蔡斯身上套着皱巴巴的灰色短袖T恤和睡裤，赤脚站在水泥车道上，冷得发抖，“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现在是凌晨三点，大多数抓捕会在这个时间进行。理想情况下也许会有五分钟预警，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你跳窗逃走，没时间带证件和武器，只有一辆车，和身上的衣服，而我们有一整个追踪团队和监控系统，还发了通缉令。”
　　“至少让我穿上鞋子好吗，长官？”
　　莱昂的回答是打开车门。蔡斯钻进驾驶座，看起来有点沮丧，像只刚刚得知目的地是兽医诊所而不是郊野公园的狗。
　　“你已经学会了怎样战斗，士官生蔡斯，现在我们该教你怎样逃跑了。”
　　车门关上。
　　首先，逃跑并不总是意味着跑在前面。
　　“你错过了出口。”阿德里安说，回头去看飞速后退的路牌。
　　“不，我没有。”
　　“这不是离开市区的路。”
　　“我们不准备离开巴黎。”蔡斯踩下油门，迅速变道，超过了一辆红色的大众。
　　“你疯了，这就像老鼠说我不舍得离开捕鼠夹一样。”
　　“中情局也会这么想，所以他们会把一半精力花在监控机场和铁路上。”
　　“剩下的一半？”
　　“和法国对外安全局吵架。”
　　车流在码头边变慢，笨重的大巴在众多小型私家车里吃力地挪动，像蚁群里的彩色甲虫。停在匝道上的一辆警车突然拉响警笛，阿德里安坐直了，看着它加速，冲向东南面。
　　“你太紧张了。”蔡斯说。
　　“不然呢？我应该打开车窗唱歌？”
　　“你会唱歌吗？”
　　“十二岁的时候演过《仲夏夜之梦》，这就是我对艺术的全部贡献了。”
　　蔡斯吹了一声口哨，“让我猜猜，演的是帕克？”
　　“织布匠，整晚套着驴头面具，所以没有人记得我长什么样。”
　　“我根本不知道这部剧里还有这种角色。”
　　“是个主角。”阿德里安说，“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还在想。”
　　“‘还在想’，棒极了，完美。”
　　“我的上司一直相信随机应变比计划重要。”
　　“你的上司如果不是极端乐观，就是极端懒惰。”
　　交通灯转绿，车流像粘稠的沥青一样缓慢淌过斑马线。“我还在训练营的时候，他凌晨三点把我踢出门外，给我一辆车，然后放狗追我。我连鞋都没有穿，路上砸了不知道哪个倒霉鬼的窗，从他家里偷了一双。”
　　“字面意义上的狗？”
　　“当然不，我的意思是CIA使出了抓捕炸弹狂人的力气来追我，全境通缉，无人机，六个数据矿工轮班监控，行动处有些闲得无聊的‘猎狗’也加入了，那群疯子开起枪来毫不手软。”蔡斯活动了一下左肩，像是还能感觉到卡在里面的子弹，“这就像某种入学测试，我想。”
　　“老天。”
　　“我撑了五天，最后在墨西哥边境被抓住了。”
　　“这算是合格还是不合格？”
　　“从来没有人合格过。”
　　其次，像个猎人一样思考。
　　“托比是关键。”蔡斯对挡风玻璃说，“他是个‘驻点’，问题在于是谁在他背后扯木偶线。”
　　“一个什么？”
　　“‘驻点’，和我这种‘猎狗’不一样，他们有官方身份，通常是使馆人员或者访问学者之类，只负责观察，不参与行动。”
　　“在我看来托比参与得异常积极。”
　　“很可能是因为他的上线逼他这么做。‘驻点’不受单向沟通规则限制，托比一定知道他的上线是谁，而且有他或者她的紧急联系方式，我们找到托比，就找到这只烂牙，把它拔掉，理想情况下是这样。
　　“不理想的情况是？”
　　“如果他还活着，他的上线也许会决定灭口，而我们会毫无必要地暴露在监控录像里，但我不认为情况会这么坏，托比毕竟是个参赞。也许我们需要想办法闯进使馆——”
　　“太麻烦了。”阿德里安打断了他，“所有医院都连接着CPAM（*注1）的数据库，就近找一家，编个借口溜进办公室，有必要的话干掉一两个警卫——这是你的专长，我想——检索1月12日至13日入院的所有受了枪伤的病人，名单应该不长，毕竟这里不是大马士革。”
　　蔡斯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不。”蔡斯不情不愿地回答，“我没有。”
　　——
　　加布里埃·奈穆尔纪念医院（*注2）门前是一小块铺着碎石的空地，种了两排修剪整齐的矮灌木，与其说是装饰，不如说是用来阻止人们胡乱停车的。前厅玻璃门滑开的时候，实习护士塞西尔·布洛涅正准备结束值班，她必须在十二点前离开，否则就赶不上报税了，她的男友一周前承诺帮她寄出税单，但她昨晚赫然发现信封压在水果盘下面，冲男友大喊大叫了二十分钟。病人走进来的时候，布洛涅护士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把手提包放回原处，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登记表和一支笔。
　　“姓名，住址，医疗保险卡号码。”实习护士机械地说，看了一眼病人的左手和头上的绷带，“发生了什么事？”
　　“烫伤。”对方回答，他旁边的金发男人接过圆珠笔，开始填写表格，“见鬼的微波炉。”
　　“你自己处理过了吗？”
　　“不算，只是消毒了。”
　　“在这里等着，先生。”布洛涅护士按了一下铃，“洛朗，急诊室。”
　　不管谁是“洛朗”，他都没有马上出现。实习护士在电脑里输入了病人提供的医疗保险号码，没有找到任何结果。病人声称自己忘记带钱包，自然拿不出医疗保险卡，他的同伴拒绝承认自己记错了号码，坚持是护士弄错了。十一点五十分左右，布洛涅护士走进办公室，抱怨两个无理取闹的疯子，到衣帽间拿了外套，随后从侧门离开医院。十二点前后，住院医洛朗·莫尔比昂打开急诊室的门，里面空无一人，门厅也一样，他得出了非常合理的结论：疯子们已经走了。
　　当天记录在案的还有另一场小型危机，呼吸科有三个病人状况恶化，因此当值护士几乎都被调到了医院西翼。没有人注意到办公室有什么异常，毕竟那里的门总是开着的。因为前年被工会投诉过，早就拆了监控摄像头。等到对外安全局鉴证科慢吞吞前来接手的时候，门把手已经被忠实的清洁工消毒了四次，根本提取不出任何有用的指纹。
　　“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们都是实习生。”蔡斯把一件白袍扔给阿德里安。衣帽间并不比一个壁橱更大，散发着消毒水和旧皮革的强烈气味，挂满了外套和围巾，墙角的一个桶里插着几把雨伞，“如果足够好运的话，根本不会有人问起，不用太担心。”
　　“每当人们这么说——”
　　蔡斯打了个手势，让他闭嘴，关上了衣帽间的灯。两人在黑暗里挤在一起，听着外面的声音。从说话声听来大概有三四个人，谈论着午餐，脚步声逐渐远去。
　　“等等，我忘了我的打火机。”其中一个人说，脚步声又再次靠近。
　　“见鬼。”蔡斯悄声说，“我很抱歉。”
　　阿德里安想问为什么，但蔡斯低头吻了他，把他按在衣柜上。门打开了，灯光亮起，那个年轻的医生呆在那里，半张着嘴，瞪着他们。蔡斯放开了阿德里安，毫不退让地瞪了回去。
　　门重新关上。
　　“每次都有效。”蔡斯清了清喉咙，“不要傻站在那里，小松鼠，穿上你的戏服。”
　　“刚才是怎么回事？”
　　“一般而言当人们感到尴尬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躲开，而不是质疑，因此——”
　　“操你，蔡斯。”
　　“不客气。”
　　阿德里安大步离开了衣帽间，走向办公室，蔡斯跟在后面，边走边扣上白袍的纽扣。两个戴着口罩的护工匆匆在走廊里跑过，谁都没有多看他们一眼。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医生，埋头敲着键盘。阿德里安选了一张离门最近的桌子，打开电脑。
　　“1月12日…13日之间，男性，因枪击受伤送医。”CPAM数据库缓慢地吐出搜索结果，“三个病例，没有‘托比’。”
　　蔡斯凑过去看电脑屏幕，“试试‘劫案’。”
　　阿德里安重新发起检索，这次得到了整整五页的结果，里面总共有六个“托比”，只有一个在1月12日早上入院。
　　“托比·韦斯。”阿德里安念出这个名字，“‘外伤’，美国医院（*注3），维克多·雨果大道63号。”
　　两人悄悄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不远处那个专心致志工作的医生仍然没有抬起头来。
　　注1：Caisse　Primaire　d'Assurance　Maladie，法国社会医疗保险局
　　注2：完全虚构
　　注3：H？pital　Américain　de　Paris，真实存在的医院，在92省，63　blvd。　Victor　Hugo　92200　Neuilly…sur…Seine


第12章　
　　莱昂走得不快，皮鞋被雪水浸透了，冷得刺骨。不远处传来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