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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比扬卡的孩子们-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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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舱的名字确实就叫太空舱，当然不在空中，但也不在地面上，而是深深藏在一栋沙俄时代老房子的地下室里。四面墙都贴满了飞船和苏联航天局的海报，蒸馏酒的浓烈气味扑面而来。酒吧在莫斯科不算违法，但也不完全合法，夹在可以和不可以之间的灰色地带里。酒保认出了瓦西里，点点头，跟他打招呼。菲利克怀疑地眯起眼睛，这小老鼠真的应该把他的警戒等级稍微调低一些。
瓦西里敲了敲吧台：“来两杯‘陨石’，猴子。”
酒保点点头。
“又是你起的绰号？”菲利克问。
“这次不是我。”瓦西里看了一眼酒保，那人长着一张让人过目就忘的脸，要是出现在莫斯科的地铁里，没人会多看他一眼，“他自称猴子，没人知道他的真名。”
菲利克四下打量着这家地下酒吧，从画着流星的天花板到坑坑洼洼的木桌。桌子是那种可以容纳八个人的长桌，给人一种学校食堂的错觉。顾客里既有穿着廉价西装的小职员，也有还没脱下连体制服的轴承厂工人，还有几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卡车司机，都在长桌边挤在一起，不说话，埋头把酒精灌进身体里。
“不错的地方。”酒送上来的时候，菲利克下了结论。
“喜欢就好，这就是101学校的秘密。”
菲利克抿了一口酒，皱起眉。
“你以前喝过酒吗？”
“没有。”
“最好慢一点。”
菲利克看了他一眼，一口喝干了杯子里的酒，重重地把玻璃杯放到他面前，“你该早点说这句话的。”
瓦西里笑起来，拍了拍他的背，抬手叫来酒保：“再来一杯一样的，猴子，我们有个很能喝的年轻士兵。”
两人过了午夜才在一团酒精形成的浓雾里离开太空舱，互相倚靠着，不停地傻笑。瓦西里没法把钥匙塞进锁孔里，车门不肯打开。树丛、天空和泥地在他眼前旋转，瓦西里靠在车上喘气，手臂扶着菲利克的腰，免得他滑到地上。
“你又要走了。”菲利克悄声说，双手抓住他的衣领，几乎整个人趴在他胸口上，既温暖又沉重。
“我哪里都不去。”
“你还有一个月就毕业了。”菲利克眨眨眼，好像眼前蒙了一层水蒸汽似的，他们确实喝得太多了，“我永远追不上你。”
“我会待在莫斯科——”
菲利克摇摇头，不让他说下去，“你一直都知道，是不是？”
“知道什么？”
“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在黑海的时候。”
他当然知道，甚至比黑海那个夏天更早，很难不留意到菲利克的目光，小男孩的情绪就像一本摊开的书。瓦西里很习惯别人喜欢他，所以一开始他只觉得好玩。找乐子是他十七岁时的人生信条，体操队的安娜和他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当时一拍即合。但菲利克不一样，他们没有玩一玩的权利，他们的起点就是陡峭的悬崖，往前踏出一步就回不去了。
“那你今晚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来呢？”菲利克继续问，有些口齿不清。
瓦西里吞咽了一下，继续沉默。菲利克叹了口气，松开他的领子，像不耐烦的猫咪一样扭动，想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不，等等。”瓦西里把他抱紧了些，但菲利克决心要摆脱他，两人陷入一场笨拙的角力，直到瓦西里砰地把菲利克按在车门上，攥紧他的手腕，不让他逃跑。
我带你来这里是因为我想吻你。瓦西里想这么说，但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才能赋予这个愿望合适的形体。这就像原始的巫术，或者悬浮在虚空里的恶灵，人们绝不能说出它的名字，否则就会招来灾祸。瓦西里把菲利克的手拉到唇边，虔敬地吻他的指节，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菲利克的脸。这是个明亮的月夜，但他们安全地藏在树影里。菲利克的眼睛像墨蓝色的深渊，在瓦西里俯身吻他的时候闭上了。两人的呼吸里都有酒精和柠檬糖浆的气味，菲利克咬了他的下唇，瓦西里倒抽了一口气，带着明显的报复意味拽他的头发，让他仰起头，顺着下巴吻到喉结，犬齿危险地刮过皮肤。菲利克发出低低的呜咽，指甲掐进瓦西里的手臂里，留下一串小小的血痕。
“站稳。”瓦西里悄声说，手臂勒紧菲利克的腰，把他的手拉到两人紧贴着的胯间，月亮冷漠地俯视着他们，菲利克把脸埋在他的颈窝里，呼吸热而潮湿。树叶和树叶的影子互相摩擦，沙沙作响，几乎淹没了年轻男孩们颤抖的叹息。
第9章
这个学期剩下的时间里他们都在想方设法见面。做起来比想象中难，两人每天能独处而又不引起别人怀疑的时间也许只有十来分钟。菲利克设计了一套暗语，以便和瓦西里约定见面时间和地点。“猫头鹰”代表树林，“圆环”代表楼梯间，“夜莺”的意思是早上十点，“一切顺利”表示有危险，“一切都比想象中顺利”才是真正的安全信号，诸如此类。要是特勤处知道这两个学生把克格勃特工多年积累下来的反间经验用在什么地方，恐怕会气得搬出鞭刑。两人一有机会就在学校的各种偏僻角落里见面，急不可耐地接吻，拉扯对方的衣服，互相抚摸，像小动物一样在昏暗里磨蹭，但也仅止于此，任何更进一步的行为都太危险了。
他们差点被尤哈斯撞见的那次，瓦西里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等在楼下，而是直接跑到菲利克的房间里。菲利克正在收拾柜子，把一堆乱七八糟的小东西和衣服一起扔在床上。瓦西里掩上门，从背后抱住菲利克，吻他脖子上的一块瘀青，不知道是哪一次体能训练的纪念品，瓦西里的右上臂现在还留着一道细长的刀疤，已经变淡了，不太看得出来。但瓦西里为此感到骄傲，仿佛那是一枚勋章。
“你不该来这里的。”菲利克悄声说，“尤哈斯——”
“你为什么总能找到机会提起匈牙利土豆？”
菲利克没有理会他的问题，“尤哈斯出去跑步了，随时会回来。”
瓦西里心不在焉地哼了一声，开始吮那块瘀血，菲利克颤栗起来，发出类似小动物被拎起后颈皮的微弱声音。瓦西里抓住他的肩膀，把他转过来，吻他的额头、鼻子和脸颊，故意避开他的嘴唇。菲利克发出不耐烦的声音，捧住瓦西里的下巴，两人的嘴唇撞到一起，瓦西里低声笑起来，搂住菲利克的腰，把他拉近。
“我有一个计划。”两人终于喘息着分开的时候，瓦西里说。
“我拒绝喝酒。”
“和酒没有关系。”走廊上传来什么响动，两人赶紧分开了，脚步声逐渐靠近，从门外路过，下楼去了，菲利克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坐到床上，整理被瓦西里扯歪了的衣领，把纽扣扣上，瓦西里在他旁边坐下：“今年暑假我们可以待在一起。”
“你没有暑假，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你要在总部工作了。”
“很对，所以我会在莫斯科，你也是。”
“不，我会在黑海，和我爸一起。”
“要是你病了就不会了。”
菲利克侧过头，瓦西里看着他脸上的神色从困惑变成惊讶，再变成忍俊不禁，瓦西里眨眨眼，忍不住和他一起笑起来。菲利克靠到枕头上，交抱起双臂，略微抬起下巴，像是要挑衅什么：“所以你的计划是教唆我说谎。”
“说得好像你需要‘教唆’似的。”
“这句话很接近诽谤了，瓦西里。”
“你不觉得这是个好计划吗？”瓦西里爬到床上，双手撑在薄薄的床垫上，俯视着菲利克，“可怜的小老鼠，在出发度假之前发烧了，不得不错过黑海的阳光，多亏好心的邻居答应照顾他，感谢可靠的瓦西里。”
菲利克大笑起来，但笑意很快就消失了，用力推了瓦西里一下，害他差点撞到柜子的尖角上。瓦西里匆忙站起来，转过身，菲利克那个身高还不到一米七的匈牙利室友刚好推开门，站在那里瞪着他，像一只吓呆了的鼹鼠。
“别傻站在门口，尤哈斯。”菲利克说，他随手抓起了一本笔记簿，匆匆在上面写着什么，没有一点惊慌的意思，好像整个早上都安稳地待在床上似的，“这是瓦西里，你见过他的，我的邻居。”
“是的，我记得。”尤哈斯的俄语比瓦西里想象中好，只有轻微的口音。他用毛巾擦了擦脖子和额头，向瓦西里伸出手，“你好。”
瓦西里握了握他热乎乎、汗淋淋的手，点点头，什么都没说。
沉默在逼仄的宿舍里弥漫开来，瓦西里能清楚听到菲利克写字的沙沙声，思忖着他到底有什么好写的，也许只是在乱涂乱画。尤哈斯耸耸肩，走向自己的柜子，拽出一套干净的衣服，和毛巾一起搭到肩膀上，踢掉鞋子，冲瓦西里点点头，出门到浴室去了，一路哼着一首匈牙利语小调。
菲利克把铅笔和笔记簿丢到一边，松了口气。两人对视一眼，瓦西里倚到柜子上，双手插进裤袋里。
“你觉得我应该去浴室里把小土豆处理掉吗？可以伪造成一宗意外，他滑倒了，不幸磕破了——”
“瓦西里。”
“好吧，也许没有听起来那么好。”
“他应该没有看见我们。”
“看看我们四十八小时内会不会被开除就知道了。”
菲利克笑了笑，没有说话，低头看着自己屈起的膝盖。瓦西里想象着一只灰色的兔子窜过草丛，消失在地洞里。他想过去亲一下菲利克的额头，犹豫了一会，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在楼下等你。”他拉开/房门，回过头来，“菲利克？”
对方抬起头，挑起眉毛。
“别去黑海，让善良的邻居照顾你一个夏天。”
他及时关上门，挡住了菲利克扔过来的枕头。
——
他猜对了。不管菲利克口头上怎么说，最终还是会听瓦西里的话。当妈妈敲门进来，告诉他菲利克没法去“达恰”度假的时候，瓦西里费了很大劲才把快到嘴边的笑意压下去，皱起眉：“怎么了？”
“他发烧了，说是食物中毒。听着，小熊，我知道你可能不喜欢这样，但你这个夏天可能要照看一下可怜的菲利克。”
“为什么非得是我？我没空。”
“我知道，小熊。”妈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拍拍瓦西里的脸颊，她的手还是湿湿的，带着面粉和糖的味道，“当个好哥哥，行吗？”
“有尤莉娅一个就够烦了，谢谢。”
“不准这样说话。”妈妈掐了一下瓦西里的脸，好像他还是个十岁小孩，“每天至少要到对面去一次，知道吗？不准摆脸色给菲利克看，他也不想生病的。”
“知道了，妈妈。”
爸爸的汽车还没驶出亚森捏沃，瓦西里就已经搬进了菲利克的卧室，锁上门，花了至少一个小时和菲利克缠在毛毯里接吻，庆祝两人的小阴谋顺利执行。他也许撕坏了菲利克的衬衫，但两人都忙于床单上的小游戏，没空查看扔在地上的衣服。
菲利克坚称公寓里有窃听器，瓦西里不知道他这个荒谬想法是哪里来的。诚然，克格勃第五总局在莫斯科布下了巨大的蛛网，但总不至于窃听军官的家。为了解决争执，两人拆了一台旧收音机，把里面的无线电收发器改造成一个简陋的监测装置，果真在奥尔洛夫少校的卧室里搜出了唯一一个窃听器，藏在木制衣柜的缝隙里。他们跑到阳台上，压低声音争论是否要销毁它，瓦西里一开始不愿相信这是克格勃干的，认为是中情局渗透莫斯科的证据，但他没法解释为什么美国特工居然会用苏联制造的窃听器。两人最终决定把窃听器留在原处，用衣服和被子盖起来，既不会引起第五总局的怀疑，又不至于让他们听见不该听的声音。
瓦西里在总部阴阴森森的档案室里做了三个多月无聊透顶的文书工作，几乎没留下任何印象。1970年夏天在他的记忆里更像一段醉酒之后的幻觉，堆积着性、汗水和压抑着的尖叫，夹杂着一种大难将至的紧迫感。房间变成了乱糟糟的露营地，毯子和枕头扔在地上，他们就在这些柔软的织物之间纠缠，争相在对方身体上留下抓痕和牙印。瓦西里喜欢把菲利克的手臂扭到背后，一边往前挺腰，一边俯身咬他的脖子，就为了听听菲利克的呜咽。菲利克喘息着叫他的名字，直到瓦西里把他翻过来，堵住他的嘴唇。
他们几乎没怎么说过话，瓦西里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他和菲利克每天像穴居人一样睡在地板上，在清晨的微光里恋恋不舍地接吻，却始终没有许下任何诺言，更没有谈论接下来怎么办。也许是因为衣柜里的窃听器，又或者说菲利克和他一样一开始就明白不会有“接下来”。这只能是短暂夏天的幻象，甜腻，充满气泡，用蜂蜜和薄荷甜酒灌满他们的脑袋，但终究是幻象。
“我有礼物给你。”菲利克说，那是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他们各自的家人次日就要回到莫斯科来。两人汗淋淋地躺在单人床上，呼吸和心跳都还没平复下来。瓦西里侧过身，把手放在菲利克腰上，心不在焉地抚摸那里的一小块瘀青：“谢谢？”
菲利克推开他，抓起衬衫披上，踢开落在地上的枕头，在抽屉里翻找，把什么东西握在手里，回到床上。瓦西里坐起来，靠在床头，看着他。菲利克冲他微笑，志得意满，像只把金丝雀叼在嘴里的猫咪。
“可惜不是新的，我也不确定你喜不喜欢，不管怎样，我已经请人在上面刻好字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菲利克抿了抿嘴唇，像是感到害羞，把手伸到瓦西里面前，摊开了掌心。
——
瓦西里·安德罗索夫上尉关掉水龙头，抹了抹脸上的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三天没刮胡子了，也不记得上一次好好睡觉是什么时候，双眼布满血丝，脸上泛着一种不健康的苍白。他中学时曾经是个游泳健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件事，他自己都快要忘记了。嘴里涌起一股腥苦的咸味，瓦西里以为自己流血了，但那只是水而已，沿着下巴流下来，滴在洗手台边缘。
他下意识地摸摸胸口——他总是把菲利克送的打火机放在制服内袋里的——这才想起自己刚才把那件银质小玩意扔在楼上的办公室里了，口袋里现在只有那封没拆开的信。这让他更烦躁了，低声咒骂起来。听到声音，等在洗手间门外的那个斯塔西把头探进来，问他是不是准备好去开会了。瓦西里吼了一句“滚开”，那人识趣地闭了嘴，缩回去了。瓦西里知道自己在东柏林的名声，斯塔西们背后嘲笑他像只坏脾气的老狮子，喜欢吼叫，牙齿却掉得差不多了。
而且菲利克恰好在最坏的时候拔掉了他最后一颗牙。
他闭上眼睛，试图回忆最近一次见到菲利克时的情形，然而他疲惫的大脑仍然沉湎在十九年前的夏天里，从箱底翻出了阳光下闪烁发亮的小溪，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在那里游泳，当然谁都没想到是最后一次。菲利克从浅滩上来，滴着水，发现瓦西里正盯着他看，笑起来，又脸红了。“菲利克”在他心目中始终是容易害羞的小老鼠，听话，安静，需要瓦西里的保护。但菲利克早就不叫菲利克了，也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他的工作名是彼得，克格勃内部流通的文件用的也是这个名字，“彼得·奥辛”。即使在第一总局里，知道这位“彼得”真名实姓的也只是少数。只有瓦西里私下里还在用他儿时的名字称呼他，菲利克并不阻止，但每次都显得有些尴尬，好像被错认成另一个人一样，好像“菲利克”是他急着丢弃的一件旧衣服。
信紧贴着胸口，像一块烧红了的木炭。瓦西里很确定菲利克此刻已经死了，躺在哪条污水横流的小巷里，太阳穴上有个血肉模糊的弹孔。就算他暂时还活着，那也活不了多久了，大半个欧洲的克格勃狼犬都在搜捕他。但这又有什么所谓呢？他的菲利克早就死了，不是突如其来的谋杀，而是天长日久的蚕食，直到最后只剩下“彼得”。
瓦西里摇摇头，重新拧开水龙头，把冷水泼到脸上，胡乱用袖子擦了擦，禁止自己再想菲利克。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东柏林危在旦夕，就像即将崩溃的堤坝，如有必要，瓦西里决心一个人挡住洪水，而且他已经迟到了。
第10章
瓦西里是在1970年年底“进入旷野”的，这是情报学院毕业生之间的一个玩笑，意思是外派到铁幕另一边去，在笼子里打闹了这么多年，总算要被放出去跑个够，虽然后腿上还绑着克格勃长长的锁链，但好歹是出去了。他才刚离开学校四个月多一点，要是他爸爸不是克格勃少校，瓦西里也许还得等上好几年才能得到外派的机会。
总部保持了一贯遮遮掩掩的鬼祟作风，提早好几个星期安排他拍照片，没说为什么。出发前一天才通知他，只给他留了十二小时收拾行李。他没来得及告诉菲利克，后者已经回到学校去了，打电话太冒险，要经过情报学院的审查员，而且还会留下书面记录。自从在菲利克家里发现窃听器之后，他就对电话、台灯、碗橱和衣柜产生了全新的怀疑。瓦西里写了封没有署名的短笺，本想交给尤莉娅寄出，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借口出去抽烟，偷偷把那张纸烧掉了。
贴在护照上的签证是奥地利的，瓦西里原本以为自己会在维也纳的使馆里工作，事实上却被关在好几条街外的一家油腻腻的熟食店里。一楼是作为幌子的店堂，有一排落满灰尘的货架和一个塞满火腿和干肠的玻璃柜，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卖放了冰块的基尔酒。二楼是克格勃的情报站，一个长霉的密室，堆满窃听设备和无线电发射装置，要到这里来还得先上阁楼，通过地板上的一扇暗门爬下来。大多数时候只有瓦西里一个人在里面，戴着耳机，监听一个西德外交官。当地外勤在他家里安装了十几个窃听器，瓦西里裹着大衣，在这个没有暖气的老鼠洞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咳嗽声，皮鞋在硬木地板上的敲击声，打开酒瓶的叮当声，婴儿号哭，模糊的谈话，一天十几个电话，打给修车行，打给肉店，打给保姆，打给餐厅，餐厅又打回来——“11号晚上七点半，五位客人，对吗先生？需要订酒吗？”——打给大使馆，使馆打回来，换了加密线路，听不见了。瓦西里揉搓冻僵的手指，一字不落地抄下他能听见的每一段对话，翻译成俄语，锁进一个特制的红色铁箱里，留给夜班发报员加密，发回莫斯科。
克格勃根本没给他机会好好看看铁幕后面的世界，瓦西里和其他外派人员一起住在一栋1900年建成的木石结构房子里，因为鼠患猖獗，所有人轮流喂一只行踪飘忽的黑猫。本应留给门房的位置长年坐着警卫，虽然穿着便服，但神情看起来就像克里姆林宫门口的卫兵。出入登记，晚上九点之后禁止外出。瓦西里每天按固定的路线步行去熟食店，晚上原路返回。这和学校里教的反侦查手段完全相反，要是有人在观察他，不出两天就能推断出熟食店是克格勃的窝点。瓦西里本想指出这个安全漏洞，但很快就惊奇地发现驻扎在维也纳的情报机构互相知根知底，中情局很清楚这家熟食店有问题，克格勃也早就知道直线距离五百米外一家买卖二手乐器的店是美国人的情报站。西德和东德也各自在使馆以外设立了小小的鸟巢，安置那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记者和贸易代表。
来到维也纳的第三个月，瓦西里总算得到半天休假，破天荒地离开固定路线，漫无目的地在市中心逛了一圈又一圈。他刚开始还担心情报站会派人盯着他，最后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像他这种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鱼，保密等级太低了，克格勃根本不关心他去哪里，只要在规定时间回去就可以。临近傍晚，瓦西里跳上电车，在低垂的冬日阳光里穿过这座奥地利城市的街道，目不转睛地盯着沿街的招牌，整个莫斯科的商店加起来，卖的东西恐怕都没有这里半条街的多。人们在冷风里低着头走路，怀里抱着颜色各异的纸袋，塞着奶酪和面包。一个骑单车的中年女人从三条交错的电车轨道中间穿过，背着小提琴盒，冷风吹起她的头发和灰色长大衣。瓦西里好奇他们都在想什么，铁幕在这里就好像不存在一样。菲利克也许会很喜欢这里。
他赶在书店关门之前买了两张明信片，一张寄给尤莉娅，一张给菲利克，这样在审查员眼中会显得没那么可疑，只是哥哥给妹妹寄一张漂亮画片而已，顺带也给邻家好友一张，正常不过。他用邮局柜台提供的漏水钢笔给妹妹写了一句干巴巴的“带着爱，瓦西里”，然后对着剩下的那张空白明信片发呆，直到柜台后面那个头发花白的雇员温和地提醒现在离下班只剩五分钟了，瓦西里才匆忙写下一句话，把明信片塞进邮筒里。
这次休假之后不到一周，他就被调走了，这次是去东柏林。于是在1971年初夏，他第一次亲眼见到那堵难看的水泥墙。这时候东西德已经被隔开整整十年。比起明亮的维也纳，东柏林就像地图上一团糊开的灰色颜料，只是深浅不同而已，连雨也是铁灰色的，一辆疲惫的伏尔加轿车把他和另外一个新来的参赞从机场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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