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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准备的谋杀(蒋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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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下来，在对面看着我，在等我开价。
“麻烦你跟他讲，三百万在我手上，我请得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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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架我出来的时间是早上八点钟，关了一夜让我再见到阳光，恍同隔世。我被带去医疗站，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由于重伤寒住院。大夫让我挂了三瓶点滴。高文让人把电话接在我的床前。护士刚换第二瓶点滴，电话就来了。
高君打给我的，沙哑的声音问我是哪位。我报了欧阳楠和警员编号，告诉他，我们通过电话。
“我知道，你上次问候了我母亲。”还不等我道歉，他就跟着问，“这是哪儿的电话？”
“医疗站，我被捕了。”
他沉默一下，说；“我还有点儿事，回头联系你。”
电话断了，我看着话筒想了好半天，明白自己太疏忽。我拔掉电话线，打开电话后面的机盒，将窃听器拽出来。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他会给我打过来的。接好电话线，我盯着点滴看，二十滴左右，电话又响了。
“这回是哪儿的电话？”
“安全的电话。”
“嗯，你需要我做什么？打官司我可不会。”
“我要你帮我打不上官司。”
“嗯？”
“想办法让我出去。”
“等一下，”他应该在电脑前查档案，我听见打键盘的声音，“你是谋杀，不好弄。”
“那就是能弄喽？”
“我要你财产的三分之一，你再被抓进来，我不负责。”
一百万！我倒抽口气，老子今天才知道，我半条命就有这么贵！护士进来看看点滴是否顺利，我示意她我左手电话，不影响输液。“给我一套假证件。”
“我不做这种小事。”他说，“你什么时候给我钱？”
“你什么时候能让我出去？不出去我他妈哪儿来的钱？”
“你配合好的话，我会尽快。”
“今天明天不行吗？”
“他们不会让你住院的，感冒而已。”
“那我怎么配合？”
“回号子后想办法再回来，别回医疗站，这儿全是人，去大医院。”
“我怎么去？”
“伤风感冒肯定不够，得有点儿重伤。最好影响恶劣点儿。”
“什么叫影响恶劣点儿？”
“影响恶劣了，我好通知媒体。”
“通知媒体干吗？”
他挂了，我琢磨一下午也没明白他什么意思。医疗站果然没允许我住院，下午他们追加两个吊瓶，把我顶起来。拔掉针头我闻闻手背，血里面都是药味。出医疗站高文买了一袋牛奶和一条面包。警卫都看着好警官是怎么把犯人当亲人待的。一百万他能分到多少？起码五十万以上吧。
我先进去，高文把号长叫出来交代两句。号长回来后越发嚣张，要我把昨天和今天的两套操做齐了。刚输完液，我血液浓度都不够，背手跳三十来个就倒在地上喘着气。之后他们也不动我，任我在地上瘫着。熄灯后他们各自上床，准备明天再治我。
这不成，我答应高君尽快回医疗站的，拖下去我想花钱都没地儿花。夜里他们睡得死死的，我要是稍有点儿力气，就过去揍号长几拳，惹他们打我个半死。身上没劲儿，想撑着墙壁起身都费劲。过了一两点我更急了，思前想后我决定唱歌，那种唱的人快死了、听的人也活不长了的歌声。左小祖咒的歌最合适，我以前老当玩笑给丹丹唱。全是破音和跑调，谁听了谁想自杀，文字形容不出它曲调的恶劣效果，但以它紧箍咒般的歌词，足以引起看守所的新年大暴动。
这些天，我什么事也没干成，还多了一个仇人……我不停地看表，我不停地看表，我不停地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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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开眼时张队在我旁边，我在病床上，阳光斜照在我的脸上，也许是傍晚。我问他我躺多久了，他说现在下午四点多，十三个小时。我想起身，坐起来，可浑身不听使唤，我看了一圈，我右手铐在床杆上。
“你还在麻醉状态，是不是一点儿都不疼？”
“这是哪儿？”
“省二院，”他说，“你昨晚差点儿死在看守所。”
现在我完成了高君对我的第一个要求，离开看守所。我跟张队要烟，我手指没知觉，但是可以动。我看着中指和食指去夹过张队的烟，问他：“你救的我？”
“我怕高文搞你，就安排人盯着你，不然你早没了。”
“高文舍不得我死。”
“什么？”
我想说就算你不出手，高文也会把我弄到医院。我没法说，枉费了他对我的好。我费好大劲儿才抽上一口，烟灰攒了很长。张队端烟灰缸过来，我的手麻痹而笨拙，挺不好意思的，跟不能自理似的。我苦笑道：“打了多少麻药？”
“这得问大夫。”
“我做手术了？”我问。
“没有，但是你的脖子、肩膀、眼眶，加起来缝了二十五针。”
我感觉了一下，脸绷绷的，可能被绷带缠着呢。他不说没什么，一说我的确感觉全身都疼。我揭开，扭头看看肩膀的缝线，曲曲折折，如羊肠小道一般，摇头道：“逼养的！”
“我早晚给你出这口气。”张队接过我的烟头掐掉，将烟灰缸放回窗台，屁股倚在暖气片上说，“我现在整不了他们。因为你，这个号子归高文，你认罪了，我才能收回来。”
“你知道他们让我认什么吧？不只是硝化甘油的事。”
“我听说了。”
“不是我干的，我不能认。”
张队挠挠头，拽椅子坐窗前，望着我：“真的不是你干的？”
我乐了，我说你当好刑警队队长就够了，一看就不是当律师的料。他十一年刑警经验，听得懂我的玩笑，一个好律师会问当事人很多问题，所有与案件证据有关的问题，但独独不问“是你干的吗”这种问题，这会掉进包庇作伪证的陷阱。中国的律师没有知情豁免权。
“但是，”他笑声忽然打住，“是你干的吗？”
“不是。”
他长吁口气，放松下来，回身把窗户打开，看窗外的夕阳。
“怎么了？”我问。
“没事。”
“我是要杀他，我也没瞒着你。但真不是我干的，我没杀成他。”
他叹口气，又转回身看窗外，说：“那就是真的麻烦了。”
“什么麻烦了？”
“他们在你家阁楼上找到了那把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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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护士进来就抱怨，怎么病人醒了都不通知一声。张队摆摆手，解释自己也才发现。小护士拿根体温计要我张嘴含着，转身对张队嚷嚷：“哎呀！你怎么还把窗户打开啦，想冻死谁呀！”
张队抢先合上拉窗，可她还是请他出去。他把椅子归位，抄起呢子大衣。我跟护士解释，他在调查我，别撵他啦。头一次出现这种要求居然由嫌疑人提出来，她愣了几秒，说：“他不是警察，调查你的警察在外面呢。”
我想她说的是高文。她让我认真含体温计，不然高了低了算谁的。眼看张队从门口消失，我拽出体温计，喊道：“上面是谁的指纹？”
门合上了，又慢慢打开，张队露出半张脸说：“你觉得呢？”
“啊？”
护士把他推出去了，将我嘴里的体温计扯出来，重新甩了几下，要我这次必须认真。然后她就站在我面前盯着腕表。
我意识到我又白痴了一回，提这种傻问题，不是我干的，出现在我家里，当然谁的指纹都不会有。我含着体温计，水银敲打着牙齿咯噔咯噔地响，恨不得把它咬碎。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匕首，真是杀死欧阳桐的那一把吗？没有指纹可以证明这些，匕首不是到处都有吗？什么时候在那里的？我自首之前，还是自首之后？甚至是欧阳桐的死前还是死后？如果有人先谋杀他，想栽赃我，完全可以先把匕首藏于阁楼，再用另一把相同的匕首干掉他，一箭双雕。那么这个人也许我和欧阳桐都认识，但是他可能没想到我也要杀他，或者干脆就不相信我有勇气去杀他。
如果都是假象呢，只是高文搞的鬼？按照我对他的“建议”作个伪证？没有用，他和他弟弟高君不是正忙着把我弄出去，赚我这一百万呢吗？没必要做这种画蛇添足的事情。是陈洁干的吗？我回来那天她不是正在阁楼上？不然怎么解释平常联系不着，过年那天偏到我这儿来？她杀欧阳桐的动机是什么？管它呢，他们是夫妻，动机有的是，起码得查查欧阳桐有多少财产，谁继承。那个德国人马克呢，跟这事有没有关系？他们真分手了吗？谋杀这种事骗个外国佬是最好上手的。事儿利索了，没处查。但是，干吗陷害我呢？还有，那天居然勾引我上床！
“时间到啦。”护士把袖子一撸，抽走体温计对着灯看。
“你的手表很好看。”
“是吗？我男朋友送的，后来一查是A货。”
“然后呢？”
“然后什么？”
“然后你把他甩了？”
“怎么可能？”她左手托着病历卡，把体温抄在上面，“我是跟他恋爱，又不是跟手表恋爱。”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送你一块真的。”
“你嘴真甜，可是我真有男朋友了。”
“我知道！”我心想，就算你没男朋友，我也没时间跟你谈恋爱。
“我们过完年就去领证。好了，体温正常，你今晚就能出院了。”
“哦，他们打我打得还不够狠。”
“什么不够狠？”
“住不了院啊，我今天就得回监狱了。”
“哇，你不是证人，你是坏人！”
我对她抖了一下右手，不只是输液管，还铐着呢。我身上的麻药劲儿基本散了，好几个地方都钻心疼。
“你做了什么事？”
“我杀了我哥哥。”
她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我对她笑笑：“我其实没杀，警察逼我认罪。”
“所以警察才打你吗？”她问。
“他们哪儿敢？”
“是警察打的，”她说，“外面的记者说他们行刑逼供，等着采访你呢。”
“记者都来了？”
她吐吐舌头，说：“警察找你，记者也找你，你成名人啦。”
我要配合高君的第二个事情，影响恶劣些，把记者吸引来采访我。有用吗？谋杀的罪名是不能保释的。
“但没家人找我。”我说。
她张大眼睛，抿抿嘴，问：“警察，记者，你先见哪一个？”
“记者吧。”
“好！”
护士夹着病历卡出去，进来的却是高文。我提醒他我要先见记者。他没回答，巡视房间是否安装窃听器和摄像头，然后坐到我床前，阴森森的。我感觉他要是把一管毒液扎到我输液管里，我都无力反抗。
他掏出一个证物袋，里面有一把匕首，二十厘米左右，属于军备物品，正面是刀刃，反面是锯齿，任何一家军用商店都能买得到。“是这把吗？”
我摇摇头，说：“你装模作样包它干吗呀？不是一个指纹都没有吗？要不我给你印两个？两拇指一起印，这样一来——”我左手去抓被铐着的右手，跟他比画着，“显得我杀人都杀得很山炮。”
“是这把吗？”
“你应该先查每家军用店售出记录，运气好的话，没准儿那家正好有监视器，按照购买人的长相直接去抓，案子就结了。”
“是这把吗？”
“你他妈是复读机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把，你比我清楚吧？”
他又拽出一沓儿文件，有点儿像认罪书，说：“那你就在上面签字吧。”
“我签什么呀？”
“承认你用这把凶器杀害了欧阳桐。”
我静了一会儿，跟他表示我右手铐着呢，左手写不了字。他掏出一盒印泥，摁手印也行。我坐起来，往后靠，问他：“你真觉着人是我杀的？”
他低着头，打开印泥盖，说：“我不关心真相，我就关心你认不认罪。”
“你该查查陈洁，匕首是她的，她放到我那里的。”
他挺意外，打开烟盒见里面是空的，把烟盒扔了。
“欧阳桐的老婆，”我补充道，“算是我嫂子。”
“啊，我当是谁呢？你去查吧，一小时后你就自由了。”
“什么？”我跟他讨支烟，“你好像什么都安排好了？”
“你配合得也不错，”他指着认罪口供，“这是最后一样。”
“匕首是你安排好的？”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个好稽查，尽职尽责。你这个案子我的工作是结案。你认罪，我结案，接下来你逃跑消失，那是羁押方面的责任了，我已经圆满地完成任务，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交易不是很光彩，我不希望你再弄得跟王者归来似的，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到那时对你对我都不好。那怎么办呢？我让你认一个死罪，你跑得越远越好，别再回来，我也不用老惦记你活得好不好。”
“你不怕我回来那天带来真的凶手，把你兜出去？”
“会有人信吗？现在是五点半，按照计划你六点半逃出去，我六点就已经离开医院了，而且，带着嫌疑人认罪书和刚刚搜查到的凶器离开。我出了医院去哪儿？回警局开会！我要在局长面前做你的结案陈词，时间、地点、会议内容都是有记录的。你想，过三五个月你要是真回来了，有人能相信我当时会放了你？”
“非常好，我都不信。”我抓着头发，看着眼前这个彻头彻尾的无赖，“等我跑出去之后，你会再杀几个我身边的人，安到我头上，逼得警局下令，对欧阳楠当场击毙，这样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对不对？”
“对了一半，为你这点儿事，我犯不上去杀人。最多一些无头案，让你顶一下就是了。”
“如果我不认罪呢？”
“没关系，买卖不成情意在。我把你送回号子，我们重新开始，反正我工资按月拿，跟你磨呗。只是你永远也别想知道，欧阳桐是怎么死的，谁在玩你。”
“我如果签了，我就是一辈子的亡命徒，再也没有机会翻身。”
他忽然很鄙视我，在我床前走了一圈，抬高音调：“你是个爷们儿，别跟我自怜自艾的！”
“你能保证我出去？”
他点点头，左手钢笔，右手印泥让我选。
“钢笔吧。”
他把口供拿到我腰下的右手旁，我说其实我是左撇子。他索性扔在我腿上，让我自己来。
“六点是张队的岗，算他的失职怎么样？”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一下子很软弱。我说：“怎么给你钱？”
“会有人告诉你。”
“拿到钱之后，你可以直接干掉我，用不着那么麻烦啊。”
“我是稽查，不是杀人犯。”他把口供装进皮包里，低着头说，“你还有二百万，省着点儿花。”他掏出钱包，拿出一沓儿一样的名片，抽张递给我，说：“以后有什么困难打这个电话。”
看背面就知道，又是国华汽修，总经理高君。我收起来，反正扔这儿也不合适。“高文，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叫住他，“你是不是知道，我哥哥是谁杀的？”
他也望着我，类似那种告别的眼神，对我笑了笑：“你自由了，你去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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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五点四十五分，高文说他六点离开。我一个人在病房，外面黑下来了。墙上有一面电视，对我黑屏好半天了。我把小护士叫进来，问她这电视是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她说，接着就看着我不动。
我乐了，我说我的意思是我想看电视。她打开电视，没声音，也没遥控器。我还不如看她呢。我陪着小护士东聊西聊，脑子里一团糨糊。我还有一个人要见，记者。一个记者能有多大本事把我弄出去？
差不多六点的时候，我让小护士把记者叫进来，她出去转了一圈，倒是把张队弄进来了。他说《法制晚报》的记者吃饭去了，问我要不要也吃点儿。我说好，吃什么都行。
医院的饭菜都是清汤寡水，没味道。张队叹息，说以后进去了伙食更差。我犹豫现在的情况应该跟他说多少。算了，说多了反而连累他。张队说我的律师真硬，能把媒体舆论哄起来。我说我还没来得及见我律师呢。他说没关系，到打官司的时候天天见。我说，我一会儿见了记者什么都不说。
“不行！”他嚼着馒头喊，“高文惹的事，说得越多越好！”
差不多六点十五分，记者进来了。一进门就抱怨官官相护，他在外面守了一个下午才熬到采访的机会。他摘下帽子和口罩，说他最讨厌进医院，什么病都可能被传染。张队叫人把清汤寡水的饭都收了，说他在外面，有事叫他。记者拉住张队，问能不能把我另一只手也铐住，他觉着不安全。张队白了他一眼，摔门出去了。
他坐下来，给我看他的记者证和过期报纸里他写的报道。我更加迷惑，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合法身份。他把录音笔调音后，放在我和他之间，说：“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什么？”我瞪大眼睛，半张着嘴，难不成还真要采访？
他掏出一盒烟，抽出倒插的许愿烟，看似纠结了一下，递给我：“抽支烟吧？”
“不用，刚抽过。”
“抽一支吧，这样你能放松一些。”
搞不清状况，索性点上陪他唠。我开始说我这个伤是同屋的犯人打的，但他老想往行刑逼供上拐。想到高文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就顺着他的话茬儿往下说，我说我没罪，那个姓高的就往死里打我，我昏死过几次，最后一次醒来就在这里了。他掏出相机，说拍两张照片。这些伤都是真金白银，假一赔十。逼养的高文，你个杂种！我搞死你没商量！我积极配合他拍照，并且虚构每一处伤都是高文怎么打的。
拍完照，他拿起录音笔，颤悠悠地对着话筒说：“你……你怎么打开的？”接着就关掉录音笔，将相机裹在被子里，举起椅子狠砸几下。很闷的声音，不会招来门口的警察。掀开被子相机已经零碎了，他把存储卡抽出来扔在地上，剩下的碎零件一样样地摆在地上。然后他站起身拍拍手，对我说：“烟灰要掉了。”
我早就看呆了，这唱的是哪出啊，哪儿还顾得上抽烟？我低头补一口时更惊奇的事情发生了，这根许愿烟硬是抽不动，烟灰落下，一根烧红的铁丝从烟丝中显现出来。我抽出它，手指接触到铁丝时还有嘶嘶的声响。看着这些我笑了，这是手铐的钥匙。
第3章 ＇在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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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时以后，换药的新护士一层层揭开昏迷患者额头上的绑带，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伤口。她兴奋地跑去告诉院长，省二院终于发生了伤口不治而愈的奇迹。闻讯赶来的张队手持录音笔，一直听到结尾的那一声惊呼—“你怎么打开的？”啊，原来欧阳楠早就有钥匙，他一直在等一个替身进来掉包。记者醒来就得理不饶人，和张队申诉安全问题，并要他赔偿被欧阳楠摔碎的相机。哭笑不得，喜忧参半，张队甚至还跟六点二十分离场的那个戴着口罩和棒球帽的记者打过招呼。
那个人是我，我本来不用回应张队，但我还是压低声音说了句“我回去发稿，你也辛苦了”。所有的黑锅你替我背吧，对不起了，张队，我要离开这里，查清真相。我想快走却迈不开步子，全身缝了二十五针。我感觉再快一点儿的话，整个皮囊都会脱骨而出。不能坐电梯，谁知道哪个买啤酒的警察刚巧和我同一梯。离厕所不远有个安全通道，下楼原来会那么痛苦。我撑着扶手两步一级。医院后门有辆宝马会一直等我到七点钟。就在三天前，正月初一，我如此想进警察局，我甚至认为警局比外面暖和多了。欧阳桐的死，多出来的刀伤，一把奇怪的匕首，失去的一百万，我身上的二十五针，陈洁的“我恨你”——我人生密度最高的四十八小时。
我一定要出去，我与外界的距离只差最后一道旋转门。我明白转过这四十五度，等同于我申请了一张永久放逐令。有人会把我做成当场击毙的头号通缉犯，查不出真相我将含恨而亡，即使查明真相我也是瞑目而死。总之，出了这扇门，不管什么过程，等待我的只有一种结果—死无葬身之地。
大门外斜对角停着一辆宝马，那是等我的。弯腰往车里钻时又是一阵钻心的疼。一个戴帽子的男人坐在驾驶位，见我进来，没说话，没动静，甚至都没看我一眼，直视前方指了指安全带，示意我系上。我很久没有在车里系过这玩意儿了。他一脚油门往西开。我问他现在去哪儿，他不说话，面无表情。看他的样子估计比我大几岁，坐在驾驶位也能看出矮小精瘦。这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是高文、高君给他们卖命，还是他们只是小弟？也许这个就是高君，他们都一样的瘦。
我摇开车窗，大口呼吸久违的自由空气。路两侧的高楼从几十层一路低到三四层，后来就全都是平房，掺杂着化肥、猪饲料的广告。我卸下安全带，提醒他：“我们已经出城了。”
“我知道，走外环不会出意外。”他依然直视前方说，“你把安全带系上。”
至少声音不是高君的，只是个司机吗？可是比司机有腔调多了。我说：“现在去哪儿？”
“去跟你拿钱。”
“你们这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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