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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准备的谋杀(蒋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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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点点头，像是认同我的意思，但仍然不说话，盯着我。没办法，我还得说点儿什么，这种感觉很可怕，一个陌生人拿枪对着你，一句话也不说，你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
“怎么会在你那儿？”
他对我晃了晃车钥匙，在他另一只手上，拿着枪的手依然没有松弛，接下来他说了第一句话：“是不是你干的？”
他口音有点儿怪，说不上哪儿的，对我来说中国话就分三种，东北话，普通话和南方话。这么分类他就是南方人吧，也说不准。哈尔滨人觉得过了山海关就算南方了。
“你杀的？”他又一次质问我。
“我知道你是谁了。”我说。
“所以你该清楚我为什么找你。”这是欧阳桐的保镖，他的云南哥们儿，对的，就是云南腔调。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一直跟着你。”
我摇摇头，这说法并不可信。
他的枪在手指上转了一圈，追问：“是不是你杀的？”
“你现在拿枪指着我，你要我怎么说？”
“说实话。”
“你大哥死了，你为什么还没离开哈尔滨？”我问他时，他咽了口唾沫，能看出来他心里不舒服。我继续跟他说：“我昨天跑出来，我还在哈尔滨，我也没走，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也在找凶手。”
“但是你想杀他。”他说。
“你的枪是哪儿弄的？”
他没回答，似乎是蹲累了，他直腿弯腰，把枪收进怀兜，还是目视我，可敌意少了很多。我猜想接下来的走势，我想说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不如组合一起查。这是不对的，对他不公平，他现在是平民一位，没案底，秘密行动，随时可以抽身，回他的云南老家愿意干吗就干吗。可如果跟我混在一起，等于跟着跳进这个坑，别想出来。况且我没法信任他，他留在哈尔滨是调查案件，还是谋杀行动的善后？即使他并无二心，他的意志是否坚强，一旦有人盯上他，会不会把我出卖？
想到这些我看看四周，虽然张队和高文早早告辞，他们仍然没有撤岗。有个扎纸彩电的警察已经注意这里。我知道这些程序，队长会在火葬场画出一连串的目标点，死者遗孀的停车位置也许连第四目标、第五目标都算不上，然而有人在车前逗留这么久，不可能被漏掉。扎纸彩电的掏出对讲机，这个是真的，很明显他在通报同伴。他没有动，我快速浏览周围有哪些人在向我们靠近。
我告诉他有人来了，他侧身留意。我把车窗摇起来，只留一条够我们说话的缝。来了三个人，那个推车的，手持报纸的，还有灵车下来的假司机。可能某一个不是，恰巧是路人，但绝对是警方的一次行动。几个点渐渐向我们靠拢。
“把他们弄走。”我说，“把我抓进去对你没好处。”
他想了想，知道该怎么干了，站起身往奥迪车走。
“把枪给我。”我的意思是，你总不至于对警察开枪吧，要是他们逮住你，你举起双手，随便找个理由解释下怎么还开着死者的奥迪，解释这辆车要比解释一把枪容易多了。
他已经走出去三步，再回来我必死无疑。我车窗完全关闭示意他不要过来，接着在前窗对他食指向下。他明白了，弯腰系鞋带，拽出七五枪往车下一推。他想起什么，飞过一张名片贴在前窗上，我扫一眼上面的名字，把车窗摇开一条缝，问：“你叫卢放？”
“如果到明天中午我还没有联系你，你马上去找卢放。”
“你怎么联系我？”
“我有我的办法。”
“卢放是谁？我干吗要找他？”
“我明天跟你细说。”
我瞄了眼名字，没电话，没地址，只有名字下方的头衔，昆明茶文化理事会副会长，也许背对车窗那一面写得会详细些。我问：“我去云南找他？”
“对，你跟他说，你是欧阳桐，还有，你们认识好几年了。”他说完径自上了奥迪。
原来推车那个确实是路人，假司机和拿报纸的扑过来时，奥迪已经启动。两个人跟山炮似的去拽后车厢，又不是成龙，又不是蜘蛛侠，还真以为自己能伏在车顶搏斗吗？又有几个人追过来，我俯身躺下，只听见殡仪馆门口警笛大作，瞬间就远去。
我一时还不能起身，但忽然后怕了。他能冲出去，可见是探好路线来的，难道他做好了杀我的准备？不会，他还指望我冒充欧阳桐呢。我慢慢爬向后座，从侧窗的有色玻璃往外看，警力已基本被吸引走。不少人从灵堂出来看是怎么回事。我看见陈洁的小妈也出来了，陈洁跟在她后面，也许她知道这里不妙，正想办法过来。我要撤离这里，就算留一个警察在这儿，我也会有麻烦。事实上还不止一个，他们似乎查到车牌是欧阳桐的，三个男人上前围住陈洁询问。我琢磨车里有什么是我能用的，一条女式围巾和一个不错的皮包，后窗下面有副太阳镜还能用上。我推门下了车，躬身把名片拽出来，然后趴地上把车底的枪划拉出来。
这种环境我当然不能堂而皇之地站着打车，我左侧隔条人行道有一处库房，里面立着上千个花圈的半成品。借助几辆替我挡住视线的车，我一路蹲着过去。从木栅栏钻进去，我一头藏进花圈里大口喘气，我浑身都疼。昏暗中我解开衣服，锁骨和肋骨的老伤渗出血，浸红了纱布。所幸是冬天，只是伤口破裂，还没化脓感染，缝的线也没崩断，看来一时半会儿不能拆线了。重新包扎也还是这些纱布，只是裹紧一些。穿好衣服我从后面找出口。后门是锁着的，墙壁中央有扇七十厘米见方的窗户，落满尘土，窗棂紧闭，以至于我无法理解当初为什么要在这儿造个窗户。我两手搭在窗沿使力，一旦受力疼得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终于爬上去了，推开的刹那我吞进一大口灰尘。跳下去是一片荒地，没种粮食，也没有立碑，也许是留给墓地扩充备用的。每天都有人死去，用生命换来一米见方的地皮，早晚会扩到这里来。
我仰头找太阳的方向，给自己的影子定位。往左走是进市区，这可能要花上几个小时；可如果往右走，我会先通过市郊，进入农村，之后找个通车的镇子，上了车后我就彻底地离开哈尔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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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不能出城，不是怕那个云南人找我，他反而是我想出去的动力。跟我装，说什么“我有我的办法”，老子离开哈尔滨，看你还有什么办法！只是我得找机会换药，进了农村找个药店都难，况且人盯人的农村根本不是藏身之处。往市区走还不知要走多久，我的伤还能不能挺得住。我走走停停，又渴又饿，连手表都没有，估计是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我最不善于判断冬日的阳光。
穿过这片荒地有条小路，没路牌，又不是柏油路，只是压实了不长草而已。我发现自己从荒地进了林子。大概又走了一小时，有辆车停在树丛中。我需要它，最好里面没人，我还不想伤害谁。我四周望望有没有铁丝一类的东西，全是树枝，派不上用场。简单直接的做法是，一枪打碎车窗，开门进去。越走越近，我意识到里面有人，不然车停在这荒林子里干吗呢？我双手捂成筒状从有色玻璃往车里看，看不到什么，但后座肯定有人。我用枪托敲敲车窗，车窗摇下来，一个男人的脸露出来，当然他一定很生气。
我忍不住笑了，估计是这么回事，跑这么远停林子里玩“车震门”来了。总听说这个，当那么多年交警没碰着过，荒郊野外倒是被我逮着了。他上衣还没脱，是不是才前戏呢？虽然没笑出声，但我绝对满脸笑意，我问他哈尔滨怎么走，顺便好奇地从半开车窗往里瞅，看看谁家的姑娘，好看不好看。
他瞪着我，仿佛连我也要干的表情，说了一个字：“滚！”
我想他可能没摸清情况，我展开右手，给他看看枪，然后我尽量友善地把枪口握在手心，跟他商量，我迷路了，能不能借你车用用。
“都说了让你滚！”啊？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断背山？
我双手合十，做了一个拜托了的表情。他同里面的人商量了一下，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他只说一句那人有枪，就足够了。也许在提裤子，半分钟左右他们举手下车，请我入座。老款的捷达，手动挡，问题不大。他们俩好像4S店请客户试车的业务员，双臂下垂，恭敬地站在一侧。我笑着看他们，我不怕他们牢记我的长相。
“晚上去市区提车。”我说，我想想似乎还漏了点儿什么，补充道，“把手机先借我，好吧？你们俩的。”
这样他们起码要三个小时才能找到一部能报警的电话，我能把我该办的事情办完了。车跑不快，时速八十公里以上轴承就响。车内开着暖气，夹杂着那种气味。我打开车窗放放味儿。按下车载CD，全都是玫瑰蝴蝶之类的歌，也许他们都有老婆有家庭，还没有出柜吧。
接近市里油表开始闪，我在加油站停下来，告诉伙计加满。我还不想伤害谁，哪怕只是让人吃亏。小时候看三国，曹操跑路的时候，欠下一路的人命债，我可没那胆识，没勇气负天下人。等待加油时我打开七五枪看看，比警务用枪长点儿，不像是山沟作坊私制的，哈尔滨黑市搞不到，这里流行从俄罗斯过来的双筒猎枪，锯短了再携带。可能是海路过来的，是欧阳桐弄到的吗？他生前到底做什么生意的？我打开梭子，乐了，里面没子弹。嗯，这个人有枪，没子弹，如果是他自己搞的，不可能不配弹药，是他大哥给他的，欧阳桐给他唬人玩的。装好后我对着太阳穴扣下扳机，砰！
没事，真好玩。
头一个药店居然有摄像头，见鬼了。我缓慢兜一圈，进了隔两条街的一家。纱布、酒精、棉花，这些都好办，买抗生素时那大娘难为我，说得要医生处方。我恍然大悟状转身问：“头孢或是阿奇霉素有没有？”
“这些就是抗生素。”她十年没性生活了吧，这么严肃？
“哦，是这样啊。”
我跟小学生似的往外走，出门时吓了一跳，我在柜台的报纸上看见了自己的照片。不是我哥哥的，是没染发烫发的我。我又回身去大娘那儿咳嗽老半天，我说：“买个口罩总可以吧？”
我需要找个人帮我，现在这样我寸步难行，没准儿今晚就死于伤口感染，警察会在这辆弥漫男同志精子的捷达里把我抬出来。我掏出两部手机，挑了个好看的，打114查陈太药业的电话。我想应该是这么回事，药厂最早是陈洁亲妈打拼出来的，后来留给陈洁她爸，后来给了她。
那边给的不是总裁办公室电话，好像是市场部的号码，我打过去说我是记者，报道你们药厂，帮拨到总裁那里。这几年的经验告诉我，这时候不能说是警察，人家不理你的，警察不会亲自跑一趟啊？记者架子才大呢。
陈洁不在办公室，她助理接的，这时候我得说是警察了，跑这口的几家记者她肯定都认识。我说有重要的事找陈总，给我她手机号码。那姑娘支支吾吾不说，我说这样吧，你给我号码，我肯定不说是你给的，但如果你不给我，出了事，就是你担着。
我拨通陈洁的号码，那边回音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接着是sorry什么的乱七八糟。我想这下完了，总不能去她家找她吧，结果那边一下子接了。哦，原来这是另类彩铃。我问她干吗呢。她说七零八乱地忙了一天，准备回药厂。我说，一个小时后在经纬大街见面行不行。她说她不想去，那儿五点以后准塞车，然后她问我是哪位。我无语了。
“哦，是你啊！我还想这是谁的号码呢，没好意思问。”她调子一下就上来了，“你今天都去哪儿啦？我一回来你就没啦。”
“我不想在电话里说太多，一个小时之后，经纬大街。”
“哦？真的有电话监听这种事吗？”
“不见不散。”
我换个电话，也不知道打给谁。没了手机我谁的电话都记不住。哦，张队的，正好有好多问题要问他。但拨过去后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有监听吗？他停了几秒钟，说没有，问我是不是还在哈尔滨。这就是职业素养，三秒钟就能判断是谁的电话。我先道个歉，我说不该挑你的岗出去，希望没给你惹什么麻烦。
“是有点儿尴尬，”他说，“你一直是我的人，结果跑了。所有人都觉得是我故意放的你。”他又顿了一会儿，接着说：“我对他们说，我想过放你。但是在我严防死守的情况下，你们这样怀疑我，太憋气了。”
“对不起，我得出来，我得找到真正的凶手，只不过刚好在你岗上有机会，那个记者。”
“哈哈，还好那记者没伤着，他还嚷嚷要起诉你呢。”
“他真是记者？”
“啊？为什么不是？”
“没事，局里处理你了吗？”
“现在是两种声音，一种是高文他们，让我远离你的案子，另一种是支持我将功赎罪，再抓你回来，这些还算是信任我的人。”
“要是哪天我无路可逃跑不掉的话，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的位置，还你这次情。”
“再说吧，还不知道今天晚上开会怎么布置呢，没准儿什么任务都不给我，其实这样也好，免得我在你这儿犹犹豫豫的。”
“今晚开会？才立案？”
“今天才初四嘛。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们把各家报纸叫来，说让他们配合，发省内通缉。”
“我被全省通缉了？”
“高文跟上面申请的，具体我也不清楚，好像他说欧阳楠当过警察，反侦察能力很强，而且离职前还有子弹未上缴，对社会危害极大。”
“警务用枪不好搞，留子弹有什么用？”
“他说，你很有可能去挟持一位刑警，下枪。”
“这种话也有人信？”
“你听我说啊，高文把媒体全叫来，要他们配合。结果报社说现在过年，全是红版，怎么着也要等过了初五，再发黑色通缉令。”
“我在报纸上看见我了。”
“那只是一条新闻，过了今天你就真的成名啦。”
我打断这种讨论，去问些我想要的信息。我问他去年年底托他查欧阳桐的账还记不记得。
“我随后就跟你说过了吧。”
“嗯，但是当时还没意外，我想知道详细点儿，比如茶庄收入是多少？”
“一年三十万？五十万？差不多就这么多，很正常的数字。”
“他只做茶生意吗？你知道查死人比查活人好查多了。”
“除了那个茶庄，还没什么浮出水面。再就是，就在下午，他所有银行的账户已经全部理清，累计不到七十万。”
“七十万？”
“啊，很多吗？”
“不是，是太少了。有没有其他可能，比如他的财产转移到别处了？”
“找个山洞埋起来？”他笑出声，“像个土匪一样？”
我配合他说我暂时就是这么干的。他听完更开心了。大笑过后我问他，他会不会把他的非法收入过户到他信得过的而且有法律约束力的人那里。
“他生前就你一个亲人了。”
“那不算，我母亲的资产也很透明，但是他有个老婆。”
“欧阳楠，你知道吧，他老婆，也就是你嫂子拥有一个药厂，欧阳桐再无法无天，能赚几个钱，你觉得那个陈……陈什么来着，会跟他玩这种过家家的游戏吗？而且你为什么坚持认为欧阳桐一定要有非法生意呢？他经营一个稳定的茶庄，还有个很有钱的老婆，他还要什么？”
“不知道，我也在找动机，可能是我想偏了。”我说，“那回有查到一个叫卢放的人吗？”
“谁？做什么的？”
“有个职位，云南茶文化副会长，我猜是虚衔。你帮我查一下，卢放，放学的放。”
“我没空给你查这个。”
“拜托了，张队，我准备见这个人。”
“你为什么要见他？”
“有人让我扮成欧阳桐去见他。欧阳桐已经死了，什么人这么重要，死了都要见一面？”
“欧阳楠，如果你告诉我的是真话，你跟欧阳桐的死没关系，我给你的建议是，别碰这件事，你跑得远远的，努力自保。明天我们就开会分组，一组是为这个案子取证，你听清了吗？是取证，不是侦查，一个自首又逃逸的嫌疑人，大家早认定了是你干的。另一组负责缉捕你，如果我派到前一组，我也许能帮你好好查，帮你洗清；要是我进了缉捕组，而你还赖在哈尔滨，你别让我难堪，我不想抓你，但是我还得上班吃饭！我他妈没有三百万遗产让我过完下半辈子！”
还说没生我气，看来气不小，我感觉耳朵快被震聋了。我举起手机盯着屏幕听他发泄。通话时间是五分二十一秒，即使张队真要出卖我，五分钟还不足以对手机连线进行定位。我要为他做点儿什么，不该让他为我吃太多苦。我问他现在哪里，在局里吗？
“对，等开会，实际上我在男厕所。”
“这样，你挂掉电话，删掉记录，你去走廊随便找个同事打招呼，三十秒后我换个电话打给你，当你同事的面接我电话，马上跑步进去，告诉他们，我电话来了。”
“你什么意思？”
“连线这号码，定我的位，你要跟局里表明你立场。”
“欧阳楠，我气是大点儿，可还不至于干这种事！”
“你去，没关系，我能保护好自己。”
他犹豫一下，说句保重，断了线。我头伸向窗外低声数三十个数，好像又下雪了，天渐渐变黑又渐渐变红。我下车朝公用电话走去。我要这么做，有风险，却可以报恩。不是我说我一定要当个好人什么的，我只是认为这是我瞧得起的那类人才会干的事，我也要成为我瞧得起的那类人。
四五声之后他才接电话，似乎对同事显示他毫无准备。他极轻松地说了句“你好”。我问他有监听吗。跟着是他一阵奔跑。我能想象那边的情形，刚冲进去他会先拍下铁门，对所有抬头望他的人做个接线监听的手势，然后单手打出一个两位数字，比如七和一，表示七号案件的一号嫌疑人，局里的警察迅速就绪。我不知道我是几号案件，我只听他说他那边信号不好，稍等几秒钟，他出来接我电话。当然这是做戏，他会对话筒制造杂音以掩饰接线一刻“哔”的短音，很少有人能察觉这些。
听到接通我居然感到兴奋，我陪他做戏，我说你真的是在电影院吗，你看的是哪部戏？他“哦哦哦”说不出，不知道现场哪个山炮提示的，他说：“《潜伏》，孙红雷的。”
“在电影院看的？”
“对呀，演余泽成什么的。”
“真好，我一会儿也去看。”
似乎有人告诉他错了，那是电视剧。他换话题，问我：“你在哪儿，能帮你什么？”我们每回都这么问，我们每回都希望嫌疑人能回答前一个问题—在哪儿？
我看了眼时间，局里七分钟就可以对我定位并赶到这里，我要在两分钟内了解一些情况，张队也许不清楚这些，不过正好，所有的警察都在，这是我冒险的另一个原因。
“我哥哥有个云南朋友一直跟着他，叫什么名字？”
“有吗？我不清楚啊。”
他让他们亲眼见到，他多会跟前部下兼嫌疑人打哈哈。我还有一百秒的时间解决问题，我说：“我只信任你了，张队。要是你不告诉，我只能挂电话了。”
“哦，”有人在提示他，他说，“叫李凯吧，怎么了？”
“我哥的奥迪当初不在现场的地下车库，对吗？”
“在啊，我们早收车了。”
“车牌号是多少？”
“这我哪儿记得？”
“你再想想，不然我马上挂电话。”
“等等，”他停了几秒，在智囊团的帮助下，他报了车牌，“黑A2112K。”
“叫高文接电话。”
“开玩笑！我在电影院，怎么找高文？”
“你能记住是A6四缸，你能记住是黑A打头，但你绝对记不住2112K。叫高文接电话。”
“好吧。”他泄气的口吻，“我派人去叫他。”
那边声音乱了起来，可能是大家终于放松了，不用噤声了吧，失败是令人解脱的最好方式。还有五十秒，张队在拖延时间，尽管他不情愿，但人人盯着他。也许他们已经查出我在东岗区。我找找零钱，抽出二十块示意老板拿包烟给我，剩下的算话费，不用找了。电话计时在读秒，两分钟我就走，我得催催他们：“张队，我数三个数，数完我就挂，三，二……”
“我来啦。你还好吗？”高文在另一边接起来，依然是那种欠扁的声音。
“还不错，我问你，出事那天，谁把他的奥迪开走了？”
“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
我看着电话计时，说：“别跟我绕，到点我就挂。”
“好吧，真话是，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开走的，我们也不知道那辆车是在他被杀前开走的呢，还是……”
“欧阳桐的车是不是李凯开走的？他什么时候取的车？”
“哈，你知道的真不少，那你去问他呀。”
“不是我不问，我今天是在火葬场碰见他了，后来你们就来了。”
“啊，你也在那儿？透露你个秘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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