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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脸-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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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唐马,称第一。至今笔踪俨若生,张弓弹雀意气横。会将文墨动元主,拜官翰林贵无比。诗辞婉丽字风流,千金未许易片纸。金莲醉动玉堂仙,父子归来共被眠。锦缆牙樯非昨梦,岂无十亩种瓜田。李潭州,文丞相,口血模糊尸铁强。一瓣香,为有此,何人慷慨崖山死。董狐有笔直如弦,元宋分明两青史。”作者黄溍为元至顺间诗人兼经史学者,书画上也很有一手,说起来还是赵的一名后世崇拜者,岂料原则问题上说话行事却一点也不含糊。与这首真实的慷慨激昂的诗篇相比,同为元人的姚桐寿《乐郊私语》里记载的那个故事则因过于夸张离奇从而显得有些不大可信。“赵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乐仕进……公从弟子昂自苕中来访,公闭门不纳,夫人劝之,始令从后门入。坐定,公问:‘弁山,笠泽(分别为湖州、吴江著名山水,世多高人隐居)近来佳否?’子昂云‘佳’。公曰:‘弟奈山泽佳何?’子昂惭退。公使令苍头濯其坐具(吩咐奴仆将赵所坐之椅冲洗一遍),盖恶其作宾朝家(出仕新朝)也。”由于今人蒋天恪经考证已得出赵子固的卒年在宋亡以前这一结论,从时间上推断两人事实上不大可能有此一番交往。但从另一侧面,也可看出民间舆论对赵以宋室子弟身份仕元一事的态度以及不肯放过一切机会进行讥刺与抨击。
第二部分从松雪斋到鸥波亭(6)
杭州的街道在炎夏中呈现出新旧交替时代所特有的那种混乱肃杀景象。西子湖边昔日山外青山楼外楼的繁华盛况固然依稀尚在,但游船上歌妓弦间令闻者心荡的吴侬软语中,早已夹进了几分金戈铁马和胡笳羌笛之声。凤凰山上的宏伟宫殿也因一个妄人杨琏真迦的肆意毁坏——据称为断宋朝龙脉——从而瓦砾遍地,芟夷芜秽,令人无不起铜驼荒草之思。佑圣观到官巷口一带的商业密集区看来也好不了多少。沿街的大小酒店门口到处是耀武扬威,且喝得醉熏熏的蒙古人、色目人和番僧。由于连年战争引起的供给紧张,物价昂贵,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全面爆发。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又使得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前程无望,甚至连生计也成了问题,于是不得不降尊纡贵混迹风尘,靠在衙门打杂和给瓦子勾栏写曲子聊以度日。其中为我们所熟悉的就有马致远、关汉卿、白朴、张养浩等知名文人,这种情况跟今天作家、诗人为了赚钱争着给电视台写连续剧倒有几分相似。尽管对元代的文学史来说,这倒未尝是件坏事。最近四川的文化大腕魏明伦继余秋雨、余光中之后在长沙岳麓书院开讲,试图以他个人发明的术语“编剧主将制”界定此一时期的特殊创作现象,指的应该就是这帮穷愁潦倒的才子对于中国戏剧的杰出贡献。
与此相反,对于同一城市里以识时务者自居的那一批人,时代为他们提供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命运与机缘。首先,在山水绝秀的西湖沿岸有一幢别墅,是这些人的一个共同标志。富裕的家产,差强人意的官职,不菲的俸入。当然还应加上宅中收藏品的数量以及书画或文学上的赫赫声名。其次座落在葛岭附近的新派隐士鲜于伯机的霜鹤堂,也是衡量当时文人社会地位的一个有意思的观察点。元成宗大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当此轩落成之际,几乎江浙行省辖内所有跟文艺能沾上点边的官僚政客、名公大儒均摩肩接踵来此庆贺。作为主人对来宾除酒宴外的盛情款待,是一卷新弄到手的北宋郭熙《雪霁江行图》真迹和由郭天锡收藏的王右军《思想帖》残本。在事后由他们中的皎皎者赵孟钪鞅实奶饪钪校贡4媪艘环菡涔蟮挠牖嶂饕宋锏拿ァ!按蟮露甓履钊眨羲嗲宄迹苊芄煳又挪臼Φ溃9倍烁Γ頃d德昌,乔篑成仲山,杨肯堂子构,李衎仲宾,王芝子庆,赵孟钭影海宋脑浦视诓厣稀S又鲇揖端枷胩氛婕#辛烀拧⒒⑽苑锔笾疲壅呶薏蛔舌堤旧停裎镏延鲆玻项书。”(四库本汪珂玉《珊瑚网》卷一)截止此时,赵的身份应该还是象他自己说的所谓厌官思隐的急流勇退者。一个月后他甚至又满怀虔诚之情精绘了一帧陶渊明像,同时在爱姬管氏刚脱稿的《梅竹卷》上题下“小径幽然临石砌,斜蹊清雅护苔封。炉香枭枭茶烟好,逸兴飘然岂俗同”这样似不食人间烟火的雅句。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那时的赵实际上已处于政治上又一次飞黄腾达的前夜,象一个老资格的斗牛士再度勇猛上场且已将红绸在眼前抖开。由于整个过程都是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对于他绸布后面的面容,以及面容后面的真实思想,我们事前几乎一无所知。
一年后的盛夏,薄暮时分,吴山下森严的江浙行省官署照例在夕照中发出眩目的光辉。由于当时正逢大小衙门退堂时刻,省府门前轿舆起降,皂吏喝道,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派富贵威赫气象自难描述。这样的场景里如果谁正好看到有一个熟悉的气度轩昂的中年男子前拥后呼从里面走出来,那也没有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这个人就是我们相识已久,相知已深的艺术大师兼资深政治家赵孟睢T诮杩谘〈拥背跸斩穸丛拥拿硖眯问浦型焉恚熹烊魅鞴霞改赍幸5慕钜院螅任约盒刂芯镁门绦蝗サ募檬乐危笔雷姹篮笠欢饶诼业奶径ㄖ鸾ノ裙蹋糠只指葱抡约案慕葱惺∥阈惺。⒕龆ń「友镏菀仆贾莸戎卮缶俅耄蠢匆灿凶愎坏睦碛闪钏械缴钍芄奈瑁⒁闳痪龆ㄔ俣瘸錾健2磺宄谡獯未型环⑿灾实闹胤嫡持姓愿鋈艘庵舅嫉谋壤辽俅铀先魏蟮闹种直硐掷纯矗挂膊幌袷侨绲蹦昴茄朐谑送旧细吒杳徒难印R残恚炔豢锍ⅲ币簿】赡苈愀鋈死妫笤季褪撬约荷杓频淖钚陆巧ㄎ话桑「慰鏊系恼方阈惺∪逖峋僬獍呀灰危强墒潜鹊蹦旰贾莸姆缌魈厮斩禄挂獾闹拔瘛J前。靡桓鋈艘晕鋈嗣坌е倚鲁娜怂挡桓删筒桓闪四且彩翟谑翘蚜恕2挥盟档笔庇幸饨涫魑湫偷脑换崆嵋追殴褪钦宰约嘿硪罐研模峙乱不峋醯谜庋鍪翟谟行┨换恪! �
第二部分从松雪斋到鸥波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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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比让一个扬言退隐的人在官场重又频频出镜更严厉,同时也更具戏剧性的惩罚呢?尽管赵表面看上去不露声色,一副心安理得、气定神闲的样子,私底下想必也会为自己好不容易扭转过来的形象重遭损毁感到十分尴尬。好在多年的官场履练早已使他学会了忍耐与逆来顺受。再说与由此获得的现实的利益相比,这点精神的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个职位跟从前在京师的侍臣生涯毕竟有着很大的区别,至少对他其时正处于高峰期的创作状态并无多大影响。首先公堂上可以随意摊纸泼墨就是一大便利。其次工作量不大,职能相对独立,不必整天处于政治漩涡中担惊受怕,两位主管上司左右参知政事燕公楠与郝天珽又都系文人出身,喜欢艺术与经史,且与他私交都相当不错,也颇令人惬意与喜出望外。《客杭日记》的作者郭畀公元一三○八年秋天来杭公干,由知情朋友提供的有可能顺利找到赵的地点,竟然是西湖边的几所知名寺庙里,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到玄同观……是日郝左丞赵子昂方会而去。”“湖上兜率寺见赵子昂学士不遇,乃侄赵仲美具茶讫,致意。”“玄同观见赵子昂,时郝左丞坐正席,子昂问都下事。”在漫长的为期十年的江浙儒学提举任上,这几乎可以看作是赵工作及生活实况的一个缩影。如果说那时他除了每月定期回德清或湖州的家中度假外还有什么别的爱去的地方,估计就是因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而闻名于世的杭州名士郭天锡的此静轩,或者与他书法齐名的鲜于伯机新盖的规模宏丽的别墅了。在那里他们切磋技艺,议论时事,临摹或品评鉴赏前代的法书名画。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其时赵的身份已由采菊东篱的雅士魔术般变回从前路人侧目的朝廷新贵,但朋友圈子里的那些人对他的态度似乎并未有多大变化。而他自己偶然在某种场合遇到诘责与蔑视时也总爱以“自知世事都无补,其奈君恩未许归”或“功名到手不可避,富贵逼人哪得休”诸如此类的借口来搪塞和自辨。言下之意当然是试图让公众产生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出仕并非他的本意,无奈朝廷错爱,不肯让他歇着,不得已只好出来勉为其难。前引《赵孟钕的辍芬皇樵诩锹颊獍镌飞献罱艹龅牟抛拥娜粘Q孕薪煌矫妫隽舜罅肯昃《惺敌У墓ぷ鳎猎荒昙孜纾�1294年)条下称“是年,鲜于枢为孟钍槲逖跃渌姆币皇孪匀挥捎谧髡呤Р煳蠖粒灾廖疵庹殴诶畲髁恕8檬樵妒拧肪砣摺对视谑啻笫槎忠恢帷分械脑嘉淖质钦庋模骸爸猎孜缌荚拢贝迨胁爸院擦郑源怂闹角笥嘧鞔蟛菔椤>貌∧炕瑁荒芏钥停囊杂γ饫⒉还ぁK赵僖祝赜质遣∧渴币病:呛牵∠视谑唷!比蔚辣笙壬贫晕闹小氨贝迨胁啊闭庖还丶饰从枭钌蟆笕嗣孛佣ад魅嗽笔闭蛩闳グ莘谜缘暮贾葜恕⒒遥吻煸肥胁疤峋俚奶辣贝宓乃钠链蟛荩砼形φ悦项之请而书了。其实,从卷末赵题跋中“困学之书,妙入神品,仆所不及。然四幅不若合为一幅之为佳,爰使能者重装潢之”这样的口气,也能很容易看出此书跟赵应该并无直接关系。当然,少此一番翰墨因缘,于鲜赵两人的交情不可能有什么实际影响。事实上自至元二十四年六月在杭州结识直到十年后鲜于枢辞世,赵对这位身世、经历、志趣与自己均有几分相似的朋友一直持礼甚恭。在明代杰出艺术家董其昌的著述中,后者还被夸张地说成是赵初学书艺时的老师。先后加入这个艺术圈子的还有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批重要人物。他们大多象赵那样言谈风雅,行事可疑,在艺术领域与官场上均有不俗表现。为了给自己既渴慕归隐,又难以割舍尘世享乐的尴尬境状寻找到理论上的有力支持,于是一个所谓“吏隐”的虚玄的概念,就在这前后被重新炒热,并很快成为当年度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顶高帽首先由赵在《寄鲜于伯机》一诗中慷慨地抛给了对方,接着其时已有些耐不住寂寞的浙东大隐戴表元在《紫芝亭记》里又将它回赠于赵,然后上述诸人一个个如获至宝并开始互相抢着往自己头上戴。从字面上分析,它的寓义应从庄子“大隐隐于朝”一语中派生出来,只不过自我标榜之心更显而易见,动机也更功利罢了。与那些不守戒律的俗僧打着“酒肉穿肠过,佛在中间坐”的招牌花天酒地几乎就是同一个意思。尽管此前已有宋末大儒王若虚曾对此予以深刻揭露,认为“吏则吏,隐则隐,二者判然其不可乱。吏而曰隐,此何理也”,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事情的实质在于“尸位苟禄者,遂以为借口”,但这样尖锐的批评似乎并不影响这些新一代的热衷者依然借此自高身价,互相捧抬。而赵作为他们中的典范及始作俑者,玩起这套把戏来那就更是得心应手。说起来,尽可能让官场背景淡化在自己的艺术声名之中,这也是鸥波亭时代政治上的重要特征之一。
但在通往前朝曲折的精神道路上,爱恨交加与怅然若失似乎依然凸现出赵情感的内在秘密。一个秋天的下午当他伫立冷雨霏霏的岳坟边,凝望似曾相识的故国山川,久久封闭的心灵闸口一刹间波涛汹涌,并以迅疾的不可阻挡的方式奔泻出来。于是,一首赵一生中最杰出的诗篇,就这样在短短几分钟内诞生了。“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按照元史专家幺书仪的说法,此诗之佳处显然在于“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和一个书生无力回天的叹息交织在一起”。即使后世那些对他改节仕元一事颇多成见的人,如虞堪、董其昌、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等,也不得不承认诗中开阔的襟怀与哀婉的情愫,自有一种沉痛的、动人心魄的力量。当然,这样真实呈现自己情怀的瞬间在赵一生中应该并不多见,与他几个月后主动上诗元室,颂赞其铁腕统治“仁风遍满九垓,望霓旌缓引,宝扇徐开,喜动龙颜,和气蔼然交泰。九奏箫韶舜乐,兽尊举,麒麟香叆。从今数,亿万斯年,圣主福如天大”或“八音奏舜韶,庆玉烛调元。岁岁龙舆凤辇,九重春醉蟠桃宴。天下太平,祝吾皇,寿与天地齐年”的那些谀词烂调相比较,就算放在科技时代的高精度显微镜下,恐怕也很难使人相信上述诸作竟会出自同一人之手。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复杂关系,在他手下被阐述得如此完美,这真是一个奇迹。也许,在赵秀外慧中、大智若愚的外表下面,精神与肉体确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能够各自分别存活的特殊功能。它们偶尔也会表现出相依为命,但更多的时候却分道扬镳。如果有谁对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感兴趣,那么我想,只要他能准确测量出从松雪斋到鸥波亭之间精神上的实际长度,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得到解决。
自从济南罢官当年为周草窗绘《鹃华秋色图》的新的个人时代以来,通过展示令人惊叹的艺术才华消弥因出仕一事引起的舆论风波,争取得到知识界的谅解并为之重新接纳,事实已经证明赵的这一策略相当成功。同时值得庆幸的是,杭州十一年的儒官生涯非但没有想象中功亏一篑、欲饰无辞的窘迫情状,反倒为他改变自己形象的努力提供了大量的机缘与时间。当时一方面由于元廷统治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基本上已趋稳固,另一方面随着民族矛盾的逐渐淡化,也使得汉人知识分子在政府中任职的人数越来越多。手头的一个现成例子还是要提到筑室浙东奉化的戴表元,这位被同时代人誉为“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的儒林领袖,当年在闻讯赵欲应召出仕时,曾一口气写下长诗《招子昂歌》力加劝阻,此时自己居然也兴冲冲为了一个信州儒学教授的蝇头微官,而不惜将三十年隐居林下的清誉卖尽。由于杭州在元代是除北京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那里的湖光山色、酒楼歌馆自然成了这帮人活动的主要舞台。大致类似的身世,同病相怜的命运,对书画及文学的共同兴趣,加上穿插其间的大量的应酬、聚宴、游赏、观摩及其它社会活动,从而令这些原先或隐或仕,在人生原则上判若水火的家伙很快变得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的。有意思的是,等到公元一三一○年五十七岁的赵因新帝登基,被召令必须立即回京待命,接受新的职位安排时,主流文化圈子里的那些人这才发觉自己甚至已有些离不开他了。当时署名松雪斋或鸥波亭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已成为抢手货。加上鲜于枢、周密、高克恭等也已先后谢世,赵的书画市场已俨然稳居全国第一。特别是他于传统技法中引入文人意识,融书法线条入画,气韵格调上力主取法晋唐等革命性主张,在深受南宋院画影响浸淫的元初画坛确实令人感到刺激和耳目一新。据他的好友,因在北京刑场劝文天祥投降被啐了一脸唾沫而闻名的诗人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一所形容,当时赵在湖州江之汇的鸥波亭因求画者接踵而至,络绎不绝,“小者士庶携卷轴,大者王候掷缣墨”,热闹得简直已到了“门前踏破铁门槛”的惊人程度。包括他的爱妻管道升和二十岁的儿子赵雍,在画坛上均已有了不俗的名声。今天许多赵的研究者都乐于推崇他中年时期艺术上的功力与成就。而对其中明显超出纸张与缣帛之外的功利部分,却大多不与关注或干脆置若罔闻。
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次赵在回湖途中遇见一对旧日相识的夫妇竟沦为以乞讨为生,一时恻隐之心大起,不但立即将两人收留在鸥波亭中负责清扫工作,甚至一段时间后当后者衣食无忧之余得陇望蜀,提出有关终老之计的非份要求时,还尽可能大人大量地让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命待使取纸墨就亭图之,神速特甚,俾夫妇鬻以为身后(殓资)计。其人持至骆驼桥,好事者以十千购之。”(刘绩《霏雪录》)另一个故事的发生地好象也是在湖州的家中,“有二白莲道者造门求字,门子报曰:‘两居士在门外求见相公。’松雪怒曰:‘甚么居士?香山居士?东坡居士耶?个样吃素食的风头巾,甚么也算居士?’管夫人闻之,自内而出:‘相公不要凭地焦燥,有钱买得物事吃。’松雪犹愀然不乐。少顷,二道士入谒罢,袖携出钞十锭,曰:‘送相公作润笔之资,有庵记,是年(疑“牟”字之误,即牟巘,湖州人,曾任儒学教授。苏州现尚存《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碑,赵书牟记,是否系此?待考)教授所作,求相公书。’松雪大呼曰:‘将茶来与居士吃!’即欢笑逾时而去。”(孔济《至正齐记》)对于那些打算从心灵与本质上把握赵氏其人的研究者,这两个故事所造成的障碍与难度可谓不言而喻。相比于前者几令人追怀倾慕的仁者之风,后者所提供的细节——如果可信的话——显然因为过于生动以至真实得近乎残酷了。泾水与渭水可以如此和谐地流淌于同一河床之中,也许这就是赵的个案意义与魅力吧!由于以上记载均出自同时略晚的作家之手,可以相信,即使当时赵在艺界已隐然有领袖群伦的气象,但不排斥在民间舆论和后人眼里依然是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
一个政治面目的善变者,即使出身高贵,待人和善,且又才华出众,看来也不大可能成为真正从内心受人尊敬与拥戴的人物。更何况时代为此提供的背景又是那么敏感和复杂。因此,在赵为期十一年的江浙儒学提举任上,尽管表面上看他在大庭广众中的形象似乎非常成功,私底下有关他的笑话与段子事实上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方面元人虞堪题赵《苕溪图》的一首诗极具典型意义。“吴兴公子玉堂仙,写出苕溪似辋川。回首青山红树下,岂无十亩种瓜田。”对于其时正为自己的出仕百般寻找理由的赵,这样的讥讽也真称得上是入骨三分,几令人无地自容了。同样的例子还有一个元代无名和尚跋赵书《归去来辞》的那首有名的七绝:“典午山河半已墟,蹇裳宵逝望归庐。翰林学士宋公子,好事多应醉里书。”酒喝多了不妨写了玩玩,醒来立马忘个干净,这话同样也说得相当尖刻。至于《元诗选》初集小传所列宋子虚“文在玉堂多焕烂,泪经铜狄一滂沱。原陵禾黍悲丰镐,人物风流继永和”一诗,我怀疑即是前述《啽呓集》中被赵通过有效的公关与人情手段,软硬兼施,碍于情面不得已撤下来的那首。元史研究者徐子方先生曾认为此诗的要害在于:“故意将赵孟畹奈牟煞缌饔胨瓮龊蠼喜衅埔琶裰曳叨哉掌鹄础L鞠в敕泶滔悦饔谧掷镄屑洹保晌街咧浴U庋睦釉谡陨八篮笥Ω没箍伤姹憔俪龊芏啵ㄓ腥嗽谒诱灾倌碌摹赌肌飞咸獾摹白汤季蓬悼斩嘀郑嗡颇厝交ā=展懔懵渚。跛锓疾荼樘煅摹!弊髡哒庞晁灯鹄瓷踔粱故怯胝愿缸庸叵稻嗟辈淮淼囊晃慌笥选>」苁潞笾倌禄痘屏幻瓮肌凡⑻馐谏铣种牛衔熬偈劳ň我怀。涡氲炙浪祷屏唬咳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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