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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脸-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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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慌笥选＞」苁潞笾倌禄痘屏幻瓮肌凡⑻馐谏铣种牛衔熬偈劳ň我怀。涡氲炙浪祷屏唬咳熬心悼冢制鸢V人论短长”，委婉表示了不满之意，但这首诗还是迅速在圈子内外流传了开来。看来，赵在自己文集里所言“若夫人心之险，又非水之能喻也。谈笑而戈矛生，谋虑而机阱作”云云，倒也并非完全是无的放矢。当然，对待来自舆论的抨击与讥刺，赵的虚心态度一向有目共鉴，这就使得那些有心找他碴子的人自然无法发起持续攻击。尤其是在杭州任职的晚期，除了以更谦卑更诚恳的态度在公众场合与人周旋外，他还写下了大量深忏痛悔的诗篇。在鸥波亭的临水楼台和西湖边的文艺沙龙里度过的那些最后的夜晚，赵似乎更热衷于片刻不停地在向人家解释他欲掩弥障的出仕问题。他饮着龙井，画着山水，尽可能将自己打扮成忍辱负重、迫不得已的红尘严光或烟波钓徒张志和。虽然“我今素发飒以白，宦途久已思归耕”，无奈“倦游客子何时去，屡欲言归天未许”，这就是他打算让世人了解的他的所谓真实境状。而实际发生的一切也许令人沮丧，直到十年后他在自己湖州鸥波亭的家中病逝，除了与他行迹相类的那帮朋友外，几乎看不到还有什么别的人愿意接受他这样苍白、乏味、言不由衷的解释。
第二部分从松雪斋到鸥波亭（8）
皇庆初年以后，赵在京师的生活基本上是以前朝遗老和艺术宠臣的身份从容度过的。是年新登基的仁宗皇帝年青有为，除自己勤于修身治国，不好财色的良好个人品质外，还毅然起用大贤李孟为相，尊崇儒学与佛教，励精图治，朝廷上下一时隐隐有中兴气象。更重要的是，废黜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他即位的第四年终于得到了开复，同时民间的汉族才学之士也开始重新大量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作为这种开明政策的明显受益者，赵从自己出仕以来的这第四位皇帝手里得到的封赏是从二品的中奉大夫，集贤侍讲学士的显赫头衔。但令人遗憾的事情还是接连发生，当时随待在京的夫人管道升不幸突然身染重疾——一种十分古怪的下肢的皮肤病，而年逾六十的赵自己的身体可能也已不怎么硬朗。除了替皇帝炮制些御用文章和应请为各王公大臣书写墓志，赵在最后的政治生涯中唯一还能证明自己价值的东西，看来就是精神尚能对付之时陆陆续续画下的那几十件作品了。《元史》里所津津乐道的仁宗赐御府貂鼠翻披一事，就是在一连几天不见赵来上朝，左右告之以“子昂年老，畏寒不出”的情况下，恻隐之心大起之余作出的决定。几天后这位皇帝又下令将赵与夫人及儿子的几件代表作品装成卷轴，藏入内库，“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从而将赵的声誉与政治地位推向了一生的高潮。
公元一三一八年是赵京师仕途生涯的最后一年，当时六十五岁的赵似乎去意已决——出于身体、心灵、人事关系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原因。此前他经深思熟虑后早已写下《自警》一诗遍视诸人，第一次敢于正视自己并对一生的进退得失作了认真总结。诗中他坦然承认“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行事总堪怜。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于人间作笑谈”，一种沉痛的忏悔之情溢于言表，并依稀有立此存照，以戒后人的味道。同时，从广告学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为自己即将作出的辞官决定的提前预告。作为当年度耐人寻味的重要迹象之一，他自春节过后一连为人写了三张陶潜的《归去来辞》，此事应该同样也有广而告之的意味在里头。其中打算弘扬地方文化的湖州市去年花八百余万重金从藏家手中购置的那件，由于卷末有“为云山书”的落款，且以一向限于在同行中才使用的“子昂”二字署名，可以基本断定是为与他同时略晚的元初著名书画家，小他二十八岁的镇江儒学学录郭云山——也即前面提到过的《客杭日记》一书的作者郭畀所书。考虑到此人与赵向有芥蒂，绝少往来，当时又与倪迂打得火热，时常在后者位于吴江太湖边的隐居之所饮酒论道（有倪瓒《题郭天锡画》并诗前长序为证，详见拙作《〈客杭日记〉始末》一文）足迹似不大可能轻易踏入京师红尘。唯一的解释是托人辗转求书，这样于情于理方才说得过去。另外一个迹象是赵该年五月在京郊万柳堂挟妓饮酒一事，据陶南村《辍耕录》披露：“京师城外万柳堂，亦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赵公喜，即席赋诗”。此诗即现存《松雪斋续集》中的《万柳堂席上作》，作者自己显然不愿收入，偏偏有好事者要将它找出来放上去，从而无意中作成了一段韵事文本意义上的完整。以一向爱以道学面目示人，老庄持重，不苟言笑的赵的名头，当初竟能置清议于不顾，表现得如此放开，这官看来是真的不想再当下去了。其中的心态与行为特征，与眼下媒体讨论的政界“五十九岁现象”，倒是颇多可以印证与同参之处。
还是在政治失意的一二九六年，赵就已经开始过关于将自己的形象从仕途显宦转为林下高士的尝试。并且用这一招牌非常成功地确立了在艺术界的地位。在随后的二十年中，他几乎再次用自己的肉体完成了对精神的完美的颠覆，这难免给那些攻讦他的人留下了更多的把柄。虽然朝廷的意旨在这里起了一定作用，但他自己的言不由衷、见风使舵也是明摆着的。只是到了年迈体羸、垂垂老矣的一三一九年（六十六岁），才似乎真正从内心感觉到时间的无情和物质世界的空虚。在给好友袁桷的一封信中，他感叹自己“年齿日长，精力日衰，笔役研劳，渐学庸退”。同时，爱妻管氏的脚疾虽蒙皇帝特恩，令御医细心诊治，无奈反复多次不见起色，整天吵着要回去，想必也是当时促成他最后下决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在该年春夏之交，赵经郑重考虑与权衡后，正式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并有幸很快获得了批准。至此，历时三十二年几经沉浮的政治生涯终于全部结束。在归舟中应故人之子仇治所请为其父仇锷书墓志铭的赵如果转过身来回望舱外，也许碰巧会在船尾的波浪间看到几只盘旋的白色鸥鸟——他内在精神的象征物——正贴着水面自由自在地飞翔。但不幸的事情意外发生在中途。自四月二十五日携带家眷奴婢离京启程，五月十日船行至山东临清地界时，归途中一直辗转病榻，积重难返的夫人管仲姬突然撒手西去。三十年齐眉举案、相敬如宾的恩爱夫妻一朝说散就散，天上人间相隔，这显然迫使赵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并有理由对此产生本能的畏惧。扶柩南归路上在致京中同事及晚年最崇敬的朋友中峰明本的札中，他痛陈哀绪，声泪俱下，称“伤悼痛切，如在醉梦……岂特失左右手而已耶！”又称“哀痛之绝，几欲无生。忧患之余，两目昏暗，寻丈间不辨人物。足胫瘦瘁，行步艰难，亦非久于人间者”。我们注意到，作为一种自我心灵拯救手段，在此后约四年的家居岁月中，忏生与礼佛一直是他生活创作的一个主要课题。
当三十六年前义无反顾走出松雪斋去北京实现自己雄心勃勃的政治理想时，赵的年龄才不过三十出头。那时他在异族统治背景下的一番大胆作为尽管“惊世骇俗”，但在今天某些激进的历史学家眼里看来，应该也算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再说蒙古人席卷欧亚大陆的铁骑早已成为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一部分，杭州岳坟秦桧跪像头上的唾沫据报载也日益稀少。这大概可以为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后记里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提供一些有用的例证吧。包括此文所要重点讨论的，其实也只是他的心灵状态而非改节仕元一事。而对赵本人来说，在历经多年的宦海沉浮与世态炎凉后，当他终于踌躇满志回到湖州的家中时，真正令他遗憾和感慨的恐怕已不是昔日反复纠缠自己的名节问题，而是门前月湖春水里的衰颜与满头白发了。由于那时两个儿子赵雍、赵奕均已先后结婚并定居郡城，德清的松雪斋虽令他情有独钟，但那里冷山僻水的地理环境显然不适合一个时刻需人照料的老人居住。这样，选择湖州城中江之汇东、甘棠桥西与旧居相邻的鸥波亭作为养老之所，看来已是当时情况下不得已的决定了。尽管他的族人与亲友中不乏有人对他不太友好，两位出身小家碧玉的儿媳看来又不善治家，以至“自老妻之亡，家务尽废，事事无人掌管”。加上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归来便著病疾，又遍体生疮，奇痒不可言，爬搔所不能快。终日茕然，独处一室，无复生意”。可以想象，在这样不尽人意的生理与心理境况中，他的晚年生活该是如何一副糟糕的模样了。更残酷的是，辞官以后所显示的种种迹象表明，除了大量求书画者依然蜂涌在门，“使人终日应酬，体疲眼暗，无策可免”外，已不大见得到有官场中人愿意嘘寒问暖地来与他周旋了。甚至昔日的朋辈中人也踵门者几绝。在这种情况下，一三二○年暮春已在京任侍读学士的故人袁桷顺道过此的一次短暂拜访，理所当然被他看作是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除了剪烛西窗，联席长谈，将满腹牢骚与落寞之情均向老友一倾为快外，他还在后者随身所携那幅有名的《王维辋川图》的卷末，题上了“余向僻处寡营，适清容过慰岑寂，并以佳卷索跋，欣喜无已”这样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文字。
在晚年造访鸥波亭的寥寥无几的来宾名单上，其中还有一位就是他的学生兼朋友，散文家杨载。《赵孟钕的辍匪邓笆鼻乒伲楣资∧梗蚬庑恕保夜兰扑降紫碌哪康拇笤际俏灾痪糜谌耸赖恼缘拇亲急覆牧稀ü谑觥⒋鹞视氩嗉窍嘟岷系姆绞健Ｉ踔劣锌赡芫驮谙殖⊥瓿闪舜宋牡男醋饔攵ǜ濉Ｒ蛭荒甓嗪缶嗾酝蝗烩霾还父鲈碌氖奔洌钭约阂菜婕匆虿〈掖掖鞘馈Ｕ馄馕洞笤屎擦盅砍兄既俾淮蠓蛑期炯嫘薰氛怨凶础返难笱罅в嘧殖の模淙豢俺拼赖挠泄卣陨阶钤嫉募锹迹ā对贰吩谀诟髦职姹镜淖髡叽俏薏蝗≡从诖恕５捎谑苤朴谖鹫呋浜臀墓畏堑淖玖游姆纾掷镄屑渥苁谷司醯糜幸恢植痪〔皇抵小１热缰猎┠耆ㄏ嗌８缭谝怖锷蟀唷⒁蚕忍径⒗氤估锶淮笱苛ψ嘞轮沼诒恢铮饧途尤灰脖凰阍诹苏缘耐飞稀４怂挡唤鲇搿对贰な雷媸德肌返仁樗鲥囊欤词乖谕贝说难孕兄鲋幸泊游醇腥绱颂岱āＡ硗獯蟮履昙湔砸蚣蚁绲虑辶珊担实胤焦僭鄙桴辞笥甑乃裳┱罅匆簧剑渲肪贡凰党墒窃谏蕉媚辖纪猓杉亲髡叨源鞯纳绞录Ｊ率瞪喜⒉皇至私狻Ｖ劣谘钤乇救俗猿朴胝运蕉甑那酌苁ι叵担舜卧旆弥兴鞯靡环惺榍ё治纳嫌姓浴把拥v七年八月，杨仲弘过予松雪斋（其时赵刚好去德清山中避暑），秋热异于常年，殊无情思。二日，得雨，一洗烦暑。明旦，为写此赋”的亲笔题款，依稀可证明彼此间的交情外，其余往来均不见有任何记载。如果《元史》卷一九○中“吴兴赵孟钤诤擦值迷厮模浦刂墒窃刂拿欢┦Α钡乃捣ǹ尚牛饺说恼较嗍督煌Ω貌辉缬诠蝗弧鹉辏布凑猿跞魏擦执裂浚鞒止繁嘧牍ぷ鳌涨晌涫比喂饭荼嗉难畹亩ネ飞纤尽牡蹦辍６钤诖切醋鞴讨卸哉陨胄屑５陌侔愫腔ぃ匀挥敫卸髦嗉急ㄐУ钠铀匦睦碛凶胖苯拥墓叵怠Ｏ附稀对贰防锏谋敬胙钤厮凶粗湫鹗碌囊焱Ω每梢苑⑾钟泻芏嗟胤蕉枷嗟庇幸馑肌！ �
当然，对于其时已因“疾病缠身，羸弱不堪，几致无力跋新装池王献之《洛神赋》卷”，并热衷于忏生礼佛的赵本人来说，任何有关身后荣辱毁誉的话题显然不大可能再让他为之操心和左右了。即使他缜密的思想尚心犹未甘，他衰残的身体也已绝不允许。除了坚持不让自己言行相悖的文集在生前出版，当时他唯一还能做的事情，看来就是整天闭门闲坐，冥思静想，在病榻与药物之间打发自己生命最后的光阴。作为晚年生活难得的一抹亮色，至治二年春天，新登基不久的英宗皇帝曾委使臣携带衣酒等物前来探视，总算为他一生的政治梦想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两个月后的一三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在我们熟悉的湖州江之汇畔的私人别墅中，据言上午尚在“观书作字，谈笑如常”的赵“至暮倏然而逝”。六十九年的尘世浊梦至此全部付与声声相催的暮鼓晨钟，仿佛烟消云散，又仿佛花落水流。规制隆重的丧事结束后，他的遗体遵嘱由亲友护送立即被运往德清东衡，与五年前不幸劳燕分飞先走一步的爱妻管氏合葬在一起。尽管在后来的诗人兼乡贤蔡显临先生眼中看来，那里清溪数曲，松杉千树的典型林下景色事实上并不能遮去死者生前政治上的污点。是啊！“墓谒自书元学士，居人犹说宋王孙”。但今天赵孟罹删拥牟喂壅吆土ㄗ谄凡柘刑福孕﹃剃痰挠慰拖匀徊换嵩僬饷纯矗绕涫堑彼潜桓嬷巳讼纸翊媸赖慕Ъ榛唠沟淖苤担负跸嗟庇谒茄巯露毫舻恼庾鞘心瓴普杖氲奈逯亮叮馐窃跹萌瞬豢伤家榍伊窖鄯殴獾氖虑椤Ｒ残恚砸晃挥姓榈墓湃俗鞒鲋锌瞎实钠兰圩钪战【鲇谝桓鍪贝牡赖滤加爰壑等∠颍绱顺林氐幕疤庾匀辉斗潜疚乃艹性亍Ｕ腔谡庋奈弈斡刖窒蓿柑烨暗囊桓龌苹瑁蔽矣邛赣曛胸④媪呵磐罚幽荷虢啡浦械牡蹦甑呐覆ㄍひ胖罚谛耐蝗挥肯殖龅幕袒蟆⑹溆朊糟椋蝗缪矍盎野怠⑼牧飨嗉さ乃嫔夏持治拗钠∥铩Ｕ娴模也恢涝谖闹惺欠褚阉吵┍泶锪俗约盒醋魇钡某踔裕课疑踔敛恢勒庑┘葱诵聪碌奈淖郑湮谋咎卣骶烤菇咏谌宋锎悄鼗故歉笠黄穹治霰ǜ妫康比唬绻乔罢撸业泥┼┎恍菘赡芤蚜疃琳叻逞幔蝗绻呛笳撸艺嬲胨档囊残聿⒚挥兴党觥！ �
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写毕，时值
赵孟钍攀懒侔耸苣昙扇铡 �
第二部分梅花草堂主人（1）
到了昆山不登玉峰，就像到了杭州不游西湖，难免会令人有一种如入宝山空手而还的怅憾之情，这无论在古代或当代的游客中都已成为一种共识。这座位于两条繁华大街交界点的山峰迄古至今一直是当地人民的骄傲。既醒目又儒雅，仿佛一首诗的标题或盖在山水长卷上的一方鲜红印鉴。虽说它的主峰不过百米左右，但历史上文化上的高度又岂是物质的计绘工具所能测量？那里有历经劫难留存下来的古刹、道观、碑刻、泉井、楼阁亭台，刘过、归有光的墓葬，陶澍的林迹亭，宋代高僧冲邈的翠微阁，清代刑部尚书徐乾学接待过康熙皇帝的私家花园遂园，顾炎武纪念馆，归庄的手刻以及元代名士顾阿瑛亲植的那一今春意盎然的并蒂莲。这张清单上甚至还没包括龚自珍的羽琌山庄和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陈眉公隐居多年的宝颜堂。作为长江南岸争先恐后大打文化牌的那一大批新兴旅游城市之一，这样丰富的历史遗产真称得上是得天独厚。尤其是在一步步逼进世纪末的今天，一个外地游客只要他愿意从当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夜生活中脱出身来，蓦然回首，就意味着他脚上铮亮、摩登的皮鞋一不小心就会踏到一段史迹或一个典故。
精干、黝黑、大腹便便的台湾客商是这里生活中的一大特色，并且总是与投资和娱乐活动联系在一起。街道上到处都是衣着光鲜、气度轩昂的行人还有名车。女士们从商厦匆匆出来，手上珠光宝气，一边走一边打电话，或者娇滴滴倚在马路两边鳞次栉比的专卖店精品屋的柜台上——以老板或二奶的身份——看书听评弹。从那里装饰得如同新潮杂志封面一样漂亮的玻璃店门望出去，玉峰文笔峰上的夕阳该已是凄迷朦胧的一副景象了吧——在这南方初冬忧郁的薄暮。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到四百年前，此刻应该已是梅花草堂主人晚饭后散步的固定时间。当时他的双眼因父亲张维翰猝亡所引发的长久恸哭，加上灯火寒窗几十年的功名事业已几近失明，因此每天出门除了以杖代目，还不得不由继子张桐搀扶着才能踽踽而行。想像网络时代的商业女性正期待阔绰顾客光临的目光中出现这样一位寒碜老者是相当滑稽的。但只要她们了解这位自号病居士的明代儒生曾经是昆山历史文化的见证人和书写者之一，并且将与玉峰（现名亭林公园）、昆石、项脊轩、抗清伟业、台商投资开发区、昆剧艺术以及距此不远的旅游胜地周庄等作为这座城市的骄傲性标志并垂不朽，想必她们浓妆艳抹，展示开放时代无限风光的俏脸上立刻就会回嗔作喜。真的，谁又能断言她们中间就没有一个人知道梅花草堂主人张大复呢？同样，谁也无法保证她们中不就是张的后辈。当然，在重修于一九九三年的新版《昆山县志》人物传中，我们将不无悲哀地发现，这个名字已被慷慨地奢侈地省略了——出于某种功利与盲目，以及对文学的蔑视。无独有偶，在半个世纪以来所出版的任何一部文学史上，你也休想读到这个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大放异彩的寂寞者的哪怕一丁点儿事迹。
张大复散步的终点通常是位于玉峰山脚的半山桥，而就是他的梅花草堂，亦即现今县城第一中学附近的某条小巷。明朝万历年间它的地名叫兴贤里片玉坊。草堂西侧自北宋起一直是县儒学的所在地，而门前不远处筑于一五三七年，作为昆山砖城六大城门之一的丽泽门隆然在望。紧接着的是现为朝阳中路的朝阳门。在张一生的大多数时间内，除了著述、设馆、作幕、出游，他时常喜欢闲坐城墙上消磨似乎漫无边际的人生光阴，或赏月沐日，神游千古，或呼朋引友，披襟雄谈。这些闻见与冥思全都被纪录在他的那部名叫《梅花草堂笔谈》的书中。此外，昆曲的渊薮，同时代著名人物的言行，里中风土，灾荒与兵寇，朝廷政纲，水利沿革以及复社的兴起与发展，也构成了这部私人笔记无以替代的显著特色。
如果我们对张死后由钱谦益撰写的墓志铭中的纪年不持异议，那么崇祯三年的七月二十九日是这位命途多舛的吴中才子在世的最后日期。七十七岁的生命期限在古代文人中尽管已算得上高寿，但考虑到其中有将近一半时间他是作为一名贫病交加的盲人作家度过的，就不由得让人为之黯然伤神。同样令人不平的还有他身后的寂寞遭遇。在此后至清末长达三百年的文学发展与演变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记起他或谈论他，仿佛他的才华、思想、情操、品质，都已经随同他的肉体被深深埋葬在玉峰沧桑的残山剩水之下。他二十世纪的第一位知音是他的乡邻无锡人钱钟书，当时年少气盛的钱看到时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沈启无的《近代散文钞》等书在论及明末散文时均对张的杰出成就置若罔闻，出于某种路见不平或书生意气，站出来独秉异议，将《梅花堂草堂笔谈》（删去一堂字）与张岱的《陶庵梦忆》相提并论，隐然视作晚明散文两座奇峰。并坦然直言：“此人外界称道的很少，所以胆敢为他标榜一下。”此后施蛰存在其主编《中国珍本文学丛书》第一辑中迅速列入了张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对此作出的一种含蓄的呼应与回响。尽管这对张的不幸命运不能带来多少改变，但这个饱学儒生沧桑的音容谈笑总算因此在文学殿堂的回音壁上留下了零零碎碎的回声。是的，淡泊与低调有时仿佛真成了无能的某种代名词，就像谦逊往往被视作平庸的另外一种意思一样。任何时代的作品与知名度看来都离不开炒作。如果当时张能像小他几岁的袁中郎那样热衷于奇谈造势，或者仿效他的苏州老乡张幼于整天身穿戏服，头戴荷叶高帽招摇过市，惊世骇俗，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有关他的一切就不会是现在这么一个样子。当然，应该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他的寿限能够延长或清兵提早几年打进来，他操持兵器，甚至就是手中的拐杖，与同邑的顾炎武、归庄等人聚守在昆山城楼，摇旗呐喊。这样的话，我敢担保，在国家的文学史以及当地的县志里，我们肯定又会读到一位大义不屈、可歌可泣的伟大作家兼民族英雄。
第二部分梅花草堂主人（2）
一封明人信札中写着这样简约深情的文字：“读张元长先世事略，天下有真文章矣”。“吾将约元长坐青丘片石，各陈怀抱也”。写作者与阅读者分别是南昌的汤显祖和常熟的钱牧斋。时间大约为公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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