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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愤是一种病-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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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明是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者，但是绝对的人道主义者也同时必然是软弱和虚妄的，我们看到太多人道主义者在非人道境遇面前的手足无措。他们失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人道主义是一个悖论，人道主义本身并没有反对非人道的能力，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者在面对一个持刀杀人的歹徒时，他的人道主义信念不是加强了他抵抗歹徒的信念和勇气，而是妨碍了他以暴易暴，拿起武器和歹徒搏斗，用毫无力量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歹徒手中的尖刀对抗的结局只有向非人道妥协，不管主观上如何，最后的结局必然如此。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信念，只有在大家都认可人道主义时才能成为力量，而面临非人道时它就毫无力量，比较而言，它较非人道主义恶行要软弱得多。所以我对人道主义者保持万分地敬意的同事也万分地为一个绝对人道主义者感到可惜。面对恶势力的歹行他们剩下的除了空洞的人道主义说词，就什么也没有了。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像刘继明式的绝对人道主义者生存的环境。因而绝对的人道主义必然给我们带来的是负效应，它成了容忍和接受恶的思想温床。人道主义因为必须〃被施与〃因而也成了等待主义的代名词，人道主义者只有等待高等级阶级良心的突然发现，它成了祈祷施舍的托辞。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以〃分享艰难〃著称的武汉的另一位小说家。这位小说家在〃分享艰难〃之后，又写了《生命是劳动和仁慈》。〃生命是劳动和仁慈〃这是多么美好而让人心动的词汇啊，然而这样的词汇对谁有意义呢？在一个人人劳动，人人都认可仁慈的平等的成熟形态的社会里它是积极的，但是在一个另外的社会，它则成了不平等的帮凶。被剥削者的劳动是他自己的敌人，他越是勤劳地劳动，他就越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成了剥削者最好的合作者――也就是说他越发地丧失了为自己的可能而成了一个完全的为他的工具（他成了剥削者剥削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他劳动得越多就丧失得越多。因此在不平等形态中的低等级者，他的任务就不是维持劳动的存在，而是相反消灭劳动的固有形式，这才是他们的历史使命。这个时候谁能谈仁慈，向谁索求这种仁慈？低等级者除了奴颜卑膝地企求高等级者的仁慈之外还有一条路，就是消灭高等级者存在的前提――低等级者的劳动――自己给自己仁慈。
很明显，刘继明的小说写作在立场上和上述小说家是不同的，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的呼声在效果上的确又是一致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精神资源到底应当是什么？
鲁迅，由此我想到，鲁迅是多么地不容易。他从来不寄希望于所谓的仁慈和人道。他对高等级者是绝望了的，他从来不对施舍感兴趣。人道――在一个不仁慈、不公义的社会，他只是弱势力量摇尾乞怜的托辞，只是强势力量假仁假慈的幌子，有的时候甚至，他们连这个幌子都不要，当年人道主义争论被迫终止就是一个证明。鲁迅说：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企求……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说得多好。鲁迅，他是什么也不希望的，他绝不寄希望于布施，而只是给那些〃自居于布施之上者〃以烦腻、疑心和憎恶。鲁迅是最决绝的，他说：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这是一种最坚定的姿态，从绝望开始，到绝望结束，将黑暗和虚无看成是唯一的实有。与其彷徨于明暗之间不如在黑暗中沉没，与其给自己和别人以虚妄的希望，不如连这希望也从他那里拿走，既然杀戮是必然的命运就不如教他对着杀戮伸出头颅，就让他在这杀戮中死掉，就让他在这被杀戮中体验沉酣的大欢喜……
最重要的是，鲁迅，他从来不将自己当成布施者。他说：〃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他不做别人的精神牧师，他知道自己过于黑暗，将在黑暗中彷徨于无地，也将在黑暗中沉没，所以他的抗争才能决绝，他甚至知道自己走在歧路与穷途上也不担心，而是愿意就在在歧路上死掉或者在荆棘里走走。
鲁迅说他自己曾在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之间徘徊过，最终，他选择了后者，因而他成了一个绝对的个性（个体）主义者，一个绝对的自由主义者，鲁迅的选择在今天依然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是更充分的理由，与其用一个虚妄的人道主义理念来蒙蔽自己，不如，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个性主义者，来点〃任个人而排众数〃，来点鲁迅式的 〃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斥，──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
这是世纪末，是考验我们绝望的能力的时候，而不是考验我们希望的能力的时候；这是世纪的黄昏，是考验我们在太阳西下的时候与黑暗一同沉没的能力，而不是考验我们迎接黎明的能力；黄昏时刻的写作者，要么成为无所不能的预言家，要么成为什么不能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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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眠症患者
鲁迅说：〃我想，痛苦总是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
〃骄傲〃与〃玩世不恭〃刘继明是学不会的，他的性格谦逊而内向，为事又太认真，那么〃就当熟睡〃，这又如何？刘继明依然学不会。
他是一个失眠症患者，他是睡眠的敌人，，黑夜中他醒着，也越深，他醒得越彻底，黑暗中他的耳朵异常地灵敏，他们的眼睛异常地锐利，借着黑暗作祟的鬼魅的行为他看得一清二楚，在暗夜中挣扎、祈祷者的呻吟声他听得一清二楚。他睁大了眼睛在黑夜中守护着自己，等待天明。
这是一个在白天昏昏欲睡，而在夜晚却极端清醒的人；我们的黑夜是他的白天，而他的白天则是我们的黑夜；进而他也成了夜晚的敌人，他注定妨碍我们的睡眠。我曾经读了他大量的记梦的札记，那些令人恐怖的梦魇，死亡、追杀、责难、逃亡、鲜血、老年人掉了的牙齿、沙漠，所以在刘继明的小说中有太多暴力的因子，太多仇恨的因子，太多女色和金钱的因子，这些都不足为怪，刘继明在黑夜中对这些看得过于清晰，我对他说，在你的小说中我看不到欢乐。
是的，刘继明在体验欢乐方面是有障碍的，一个失眠的人，一个在黑暗中睁着他的眼睛的人，如何能写出〃欢乐颂〃？他只能写出这个世界病态的一面，写出〃挽歌〃，因为他自己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治之症――失眠难道是可以治愈的吗？什么样的药物才能治疗他的疾病？他的药物在这个时代的另一面：黎明。
我能感到，刘继明，他作为一个敏感的人所遭受的压力，这种压力是莫名的，它来自各个方面，是精神上的，也是身体上的，在这个过程中异性充当了另一种压力的中介，她们成了对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头脑的压抑性因素，会晤、领导、同事、旅行、进餐――一切生活的方面都会被他当成压力来体验，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是变态的，他甚至比我们任何人都正常，我们应该问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是怎样地给一个正常的人施加了莫名的压力从而使他看起来像是异类？我们又如何对异类加以无言的责罚，使他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变得步履维艰然而却无足轻重？
从通俗的意义上讲，刘继明是幸运的，在经过失学、流浪、商贩等生涯之后，他得到了一个专业作家的职位，在他的同龄人中，他是佼佼者，从世俗的意义上说，他丝毫也没有痛苦的理由，然而什么东西依然在侵蚀着他，什么东西依然在压抑着他？痛苦依然是他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我能体验到他们急切地盼望精神彼岸的焦急心情，他渴望得到解放，这是一种焦虑症，如何解除痛苦？
刘继明选择了写作，在写作中申诉、祈祷、放弃、收获。但是，这依然没有解决问题，痛苦依然是痛苦，也许试图依靠写作来改善自己的精神处境，在写作中获得快慰，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有疑问的，这里我们姑且不论，我想说的是，刘继明的写作依然太过善意，他太节制，一个人道主义的写作者，一个将仁慈、悲悯、上帝当成主导词的写作者，如何能承担个体生命的职能？又如何为另外的生命带来沉酣的极致的的大欢喜、大解放？继明的写作似乎太过拘谨，他似乎未能将自己的审美和道德的判断与自己的身体上的真切的痛感和快感体验结合起来。
我希望刘继明，他写得更放纵，更无赖，甚至更无聊，就像鲁迅说的那样姑且去〃捣捣乱〃，以无聊对无聊，鲁迅说：〃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两地书》）去当一个写作中的匪徒或青皮，用他自己的本能写作，这要比怀着〃治国安邦修身平天下〃的心思写作，怀着经营〃经国之盛事〃的心理写作要伟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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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渊中的挣扎
昌切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次跟我说：〃从总的精神趋向看，刘继明接近张承志一路作家；从精神实质看，刘继明又与张承志不大相同。张承志坚执的是一种我称之为明晰的农民道德宗教观，而刘继明的观点还不甚稳固，无以名之，姑且笼统称作现代性观点。〃昌切进一步说：〃他不希望救赎他的时代，他只指望奏安魂曲；他是一个饶具存在主义意味儿的孤独个体，声声呼唤个体自由和美，却无可奈何地将它们送到墓地安葬，静穆地肃立在那儿向它们致哀。〃
我非常佩服昌切的悟性，他是对的。刘继明在精神气质上，根基处是现代主义的，他的中心词汇是个体，他的中心冲动是个体的自我实现，这种对个体的崇尚，对个体的绝美的要求，对个体的价值完成的希望，在质上属于现代主义精神范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洁非说刘继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古典主义者，有一定的道理。李洁非是在共时性的意义上使用古典主义和先锋主义这一对范畴的，李洁非的意思是说，刘继明一方面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了个体的崩溃、理性的毁灭，他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副现实的精神图景，但是他并没有为此而〃幸灾乐祸〃－－就象某些后现代或者所谓先锋作家所作的那样，而是相反，他为此而感到痛惜甚至悲愤（见《迷途之羊──评刘继明小说》，《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当然总体上看刘继明是悲观的，也许他在绝望的深渊中挣扎得太久，所以给人的精神价值和自我实现涂上了悲观的基调。从这样的立场，来观审刘继明的小说，已故知名编辑家周介人先生对刘继明小说的定义是令人感佩的。周介人先生这个不怎么热衷于命名的人却给刘继明小说一个〃文化关怀小说〃的新名词。94年《上海文学》第二期周介人在《编者的话》中说：〃'文化关怀'小说的创作背景，是对中国大路的经济起飞、加速现代化进程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反思。〃在接下来的第五期《编者的话》中周介人又作了进一步阐发：〃'文化关怀'并不仅仅指关怀文化事业、关怀文化人，而是指小说应该关怀社会的精神环境、关怀人的灵魂追求。……从根本上说'文化关怀'就是90年代的'人间关怀'精神。〃周介人的这番话是有道理的，刘继明的小说从总体精神脉络上看落脚点在〃人的价值〃上，他关心人的精神生活的环境，他对人的存在在精神上所面临的危机有深刻的揭示，这是刘继明〃文化关怀〃要义，他虔诚地呼唤文化生存环境的改善，在刘继明看来人的存在首先不是一个物理事实而是一个文化事实，对于人这个存在来说重要的不是物质环境的改善，而是人的心灵在这之中得到了怎样的提升和满足，人如何在其中得以精神上的自我完成。
因此如果说，刘继明对人关怀主要表现在他对人的文化生态的关注方面是没有什么错误的。〃文化关怀〃这个词揭示了刘继明身上传统的一面：他是这样地执着于一种传统人文主义精神。
进入高峰期以来刘继明的小说中〃佴城〃成了一切社会环境的代名词，佴城就是这个世界，然而在佴城，人们拒绝历史，没有历史意识，他们生活在文化的沙漠中，不关心文学，不要艺术，漠视那些自觉抵制被物化的命运的艺术家，艺术家在这样的文化沙漠上是无法生存的，诗人（黄毛、焯）、教授（欧阳雨）、大提琴手、女高音……这些人在佴城注定要寂寞地死去，在一个不要文化的时代，他们的存在就是悲剧，他们是这个时代人类悲剧命运的本质表现，他们震惊于佴城文化的干枯，他们不甘心，董卓说：〃我还想为我的艺术做的什么。我不甘心。〃然而他能做什么呢？他是一个一无用处的文化人，他曾寄希望于女富豪沈女士，沈女士也希望他将艺术的血液贯穿到这座畸形的城市里去，但是正当他想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沈女士突然猝死，他终于还是一个野心勃勃地拼命挣钱挥金如土即使行乐的佴城人以其物欲的逻辑加以排斥，欲消灭之而后快的文化人。刘继明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以其物欲的逻辑排斥文化、扼杀文化的状况，为之感到深深地忧伤。
不过，〃文化关怀〃这个词依然过于宽泛。我还是喜欢昌切对刘继明的定位。而李洁非对古典主义和先锋主义概念的运用太个人化。我们知道，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这样的概念在莱辛以及歌德那里是共时性的，而到了施来格尔兄弟那里就已经成了历时性的概念，今天，所谓古典主义和先锋主义更是有它特定的含义，古典主义一般是指文艺复兴至启蒙主义兴起之间一股流行于欧洲的特定的思想潮流。
刘继明在思想脉络上是一个现代性的枯守者。但是现代性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前期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启蒙主义。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是打碎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束缚，理性和制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随着早期现代性的发展，一方面传统社会的精神压抑、政治压抑、反科学等问题得意消解，社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同事也产生了新的传统社会所没有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一大批现代思想家对资本主义早期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如霍克海墨以及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就指出启蒙运动的发展已经渐渐地背离了它期望使人摆脱恐惧成为主人的原始目的，它赞同社会强迫手段，主张集体统一，它越来越趋向于否定个体，将人降格为机器，越来越使人工具化。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后期现代性，后期现代性的根本立场是对人的异化局面，特别是对人的非个人化局面予以批判，后期现代性的着眼点不再是社会的整体的进步，它反对以社会整体进步为理由压迫个人，将个人沦为工具，相反它强调人的个体造就，自我实现。
翻开刘继明的小说，《预言》给我们的是这样的语言氛围：衰老、死亡、颓丧、失眠、孤独、焦虑、谋杀、阴影、枯槁、恐惧……《尴尬之年》则是沉寂、空虚、虚弱、沮丧、飘忽、渺茫、晦气－－刘继明小说中流露出来的总体情绪是现代性的焦虑。而这种焦虑的核心是对个体无法造就，对个体无法自我完成的忧患意识。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我爱麦娘》中），现代社会的管理体制的技术官僚化（《歌剧院咏叹调》、《一个存在客观主义者在郑州》中）没有对人的〃自我〃本体构成任何形式的帮助，相反它们成了扼杀个体的刽子手。就象〃我〃在郑州寻找过去的旧友但是注定无法找到一样，〃人〃已经在这个〃现代〃的社会中失落了自己。
应当说，刘继明的这种担忧是对人的真正的现代性的担忧。什么是真正的现代性？它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在怎样的程度上保证人的个体自由，社会对于个体来说不是压抑性力量，社会不再将个人的自我实现当成敌人……总之，个体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是对一个社会的现代性程度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志。
在这一点上，刘继明对我们这个时代无疑是悲观的。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具有优越的潜在素质的人物，都处于精神上的流浪和痛苦之中，他们四处飘泊无处归依，无法找到精神之乡，更无法在现实的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它们只能在虚幻的世界中，在幻想中实现自己。〃大提琴手〃（《歌剧院的咏叹调》）的死亡就是一个象征，个体在这个时代无脱毁灭的命运。
在刘继明的意识中，我们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的机械化、电子化化，社会体制的渐进民主化，文化上的大众化、平民化－－这些社会整体现代化的标志并不是和人的真正现代性同步的，相反它导致了人的现代性的丧失－－个体的碎裂、生命的无意义化、价值的沦落，但是刘继明是以一种反抗的姿态来揭示这些的，而不是以一种认同的姿态来描写它的。刘继明小说中一方面描写了非理性的迷乱、欲望的疯狂，另一方面又展示了对终极关怀、灵魂、生命价值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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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叙述
1、多视野融合。刘继明小说经常采取让故事中不同人物分头进行叙述的结构方式，让不同人物叙述同一事件产生了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视野的交融与抵触。如《我爱麦娘》中按摩院服务员阿荞、村长老昌、开酒店的福奎、海康老婆丹桂、外出做生意发了财的海康、海康的儿子阿斗……他们眼里的按摩院，他们眼里的麦娘都是不一样的，甚至冲突的，但是作者将这些人的视角按照一定的节奏组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了一副复杂斑驳的世界图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原来自身就充满了结构的力量：每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中只能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因而每个人的眼光都是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世界就这样在理解的交互结构中存在。不过作者并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最后的真实，《我爱麦娘》是没有结局的，小说中的麦娘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而人们终于也没有能够验证海康的关于麦娘身上带有梅毒的说法，麦娘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美神，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视野中看麦娘，或者崇拜，或者歧视，或者羡慕。真相就这样被不同人物的叙述，不同视角的交叉给掩埋了。
在刘继明的意识中，这个世界是不可以认识的，美的东西也是无法追求的，美只是一种幻影而已，就如同麦娘是一个绝美的女子但是她同时也是一个梅毒症的患者一样，在她绝美的外表下面已经是一个腐烂的躯体，一切都在锈蚀当中。美也是不可以达到的，当海康真正地抵达了麦娘，他就对麦娘的丑陋的本质有了切肤的认识，他也就同时失去了美。也许只有那些对美怀有敬畏，因而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只是远远地观望美（麦娘）的人才能领略所谓的美──然而这种美对于他们又是多么残忍。
在《明天大雪》中出现了四个男人，他们在情节中同时向着自己的目标追求而去，他们每个人的故事看起来几乎是雷同的，他们各自在寒冷的天气里外出，经过艰苦的跋涉来到他们的喜欢的人身边，他们在故事中不知不觉、蒙在鼓里，然而读者却发现，他们苦苦追求的原来正是别人刚好放弃的──他们都是离家出走者，他们出走的原因又都是因为家庭之外的某个女人，一种追求美的动机致使他们成了路上的旅人，然而他们找到的不过是别人刚刚离开的罢了。他们似乎在完成一项交叉跑动的游戏。《明天大雪》的叙述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让他们在这个世界浑然不觉地行动，小说也因而在几个割裂的叙述人之间游动，故事似乎没有交叉然而叙述出现了交叉，不同叙述线索之间形成互文，前一个故事的纯洁性因为后一个故事的出现被涂上了荒诞的色彩，前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对于事件的执着在后一个故事中重演，但是两个执着的追求者──他们雷同的故事相互映衬的结果却是彼此消灭对方。这是《明天大雪》的叙述带来的强烈效果。
刘继明长于使用这种不同视角之间的互相解构来达到他的效果，他对叙述的控制力是很高的。
2、更多的时候，他的解构来自事件本身。《前往黄村》中写〃我〃和几个同学受黄毛的邀请前往黄村，然而当我们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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