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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三部曲-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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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组人打死。奉命救人的小组凭女人的尖叫声找到了她们。除了春姑母女，她们都睡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上。
响尾蛇四处搜索，在暗夜里呼叫春姑。她被找到时，说一听到枪声，就拖着母亲往外逃。她们越过墙顶，向边门跑去。“我抓起一根长柄叉，也不晓得是哪来的。一个日本兵正向我冲过来。‘你这个王八蛋！’我说，‘今天看我的了。’我在暗夜里乱刺一通，我想我叉中了他的咽喉。他像老鼠一般窒息了，呼呼直喘气。我感到那老狗的鲜血喷到我身上。”春姑叙述说。
另外一个青年插嘴大叫大笑说：“是啊，忽然她骂我们：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你们要来？她说，我可以在里面多杀几个。”
这时候响尾蛇走进族长家，春姑母女跟在后面。他肩膀受伤扎起来，太阳穴也有一道伤口，被雨水冲干净了。
梅玲好奇地打量春姑。她是一个年方二十二三岁的少女，面色黝黑，不难看，但是只穿了一件破旧的黑衣，衣服和手上都沾满鲜血。
接着族长的侄女也跟她丈夫进来了。她女儿由厨房里冲出来，伏在母亲肩上痛哭。母亲揉揉眼睛说：“没想到我们母女还能再见面。”大家都很高兴，族长也乐得发抖。
“老伯，我的十斤好酒呢？”响尾蛇叫道。
“别担心！有一整罐哩！”老人说。
“就算我现在喝得下整罐，也要请大家。”响尾蛇大吼，“记住，我还要牛肉哩。”
遇救的女人被带进屋里，她们说出这几天的遭遇。
“春姑真勇敢，”其中一个说，“她咬了一个日本兵。”
“她用长柄叉杀掉一个。”响尾蛇说。
“是啊，”那个女人说，“不过我是指两天前的一个晚上，有一个日本兵叫她替他洗脚的时候。”
“为什么不呢？”春姑说，“想想我的心情，我跪在地上端着一盆热水，那个日本兵大笑。我抬头说：‘你笑什么？’那个日本兵用脚踢我的脸。我怒火中烧，我继续帮那老狗洗脚，突然我再也控制不住了，就弯身咬他的小腿，他大叫一声。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不会杀我，我知道，因为他要我陪他睡觉。他们的媳妇在家一定是跪下来替丈夫洗脚，再陪他们上床。咦，我是中国女人哪，如果他要我洗脚，他可得付出一番代价。”
队长带着伤员回来，天已经亮了，医生替他们洗伤口，敷上防毒的特殊药石，然后用新鲜的药草扎起来，他还开了止血和强心的药品给他们。两位死者已经抬回家，大清早外面就听见他们家属的哭号。
队长很累，把老彭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老彭则和梅玲、玉梅一起坐着，分享今夜的恐惧与欢乐。最后队长终于想起他们，他走向老彭说：“你看见我们的同胞如何自卫了吧。”
“万一日本人发现是谁干的，跑来报复呢？”
“那就全看命运了。不过我们今天晚上缴获了不少武器和弹药，还有两挺机关枪。你和这两位小姐必须休息休息，今天下午就动身。等日本兵来，这个村庄就不是乐土啰。”
下午队长安排了两头毛驴和一位向导带他们去杨村，送他们来的驴夫就回去了。
到了杨村，向导替他们找了一条小船，安排自卫队的蒸汽艇替他们拖船，老彭付了五十元贿款。那天傍晚他们就到达了天津。
两天后，他们在报上看到他们歇脚的小村被烧的消息，也不知道族长一家、响尾蛇及他的心上人春姑，以及全村村民现在的遭遇如何。
在天津一家旅馆的房间内，玉梅坐在自铺的地铺上。梅玲仍因旅途疲惫，在床上睡得香甜。
当他们两天前抵达这里，便在英租界大街的一家中国旅馆内订下两间相连的房间。梅玲和玉梅住在一间，老彭住另一间。英法租界区挤满了难民，因为这两个地区在四周的杀戮和血海中形成了一个安全的小岛，店铺、饭店和旅社生意都十分兴隆。
尽管玉梅的村子在天津之南仅三十里，她以前却从未到过现代都市。她丈夫曾允诺有一天要带她来，让她看看自来水和现代的奇迹——自动冲水马桶。可是不论她丈夫如何的解释，她仍是不能想象什么是冲水马桶。“万一水不来呢？”她曾经自己暗想，却不敢问她丈夫。旅行的诺言尚未实现，战争就降临她的村庄，她丈夫已被杀了。
此刻，在他们抵达的次日，老彭带她到一家铺子，买了一件新棉袍给她。她不同意地说：“彭大叔，这样不好，会把我宠坏了，在乡下我们三年才做一件新衣裳，而且这居然还是别人做好的！”
老彭随后又买了一条新棉被，格子样的蓝丝绸被面，他没有说是给她的。当他们回到旅社，老彭告诉她将它铺在床上，把她肮脏的旧被褥丢掉时，她真是惊呆了。
“彭大叔！我发誓这世界上没有其他像你这样的人了。不过我怎么能丢掉我的棉被呢？它还很好嘛。”
最后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将她的旧被褥卷在角落里。头一晚她睡弹簧床，翻来覆去，觉得脊椎骨都像要断了。不管她睡哪一边都很难受，柔软的外国枕头更糟糕。半夜里她静静地爬起来，把褥子铺在地板上才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晨她无法抗拒在上面坐一会儿的念头，享受着豪华的温暖，并用手抚弄着漂亮的丝被。她看看椅子上的新衣服，这真像过年，她想。
她检视过洗脸槽，证实了一管流出冷水、一管流出热水的奇迹。但是最神奇的是电梯，她曾经多次找借口上街，借以享受乘电梯的滋味。有一件事她很失望。她用过冲水马桶，但奇迹并没有实现，她坐上去，水没有自动流出来。“我今天早晨必须再试一遍，那一定是真的。”她想。
梅玲仍在睡，她起床溜出房间。回来时很满意，自动冲水马桶生效了。
这些更增进了她对梅玲的崇拜和忠心，现在她把梅玲看作主人，所有一切美丽和兴奋的事物都吸引她。当她进门时，梅玲还躺在床上，眼睛紧闭着。玉梅站在床边看她，梅玲睁开眼。
“彭大叔起来没有？”她问道。
“我去看看。”
“别麻烦了。”
梅玲拿起电话找彭先生，声音懒洋洋的：“彭大叔？你睡得好吧？吃过早饭没有？好的，马上。”玉梅站着看，面对这个新的奇迹说不出话来。
待梅玲起身扣好棉袍，开始漱洗，玉梅胆怯地说：“彭大叔真的不是你亲戚？”梅玲说不是，她继续问：“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呢？”
“世上也有好心人，”梅玲说，“你若看到他们，绝不会离开他们。”
“我以为”玉梅停住。
“什么？”
“我不了解。我不敢问。由你照顾他的方式，我想你是他的亲戚，或是他的偏房。”玉梅用礼貌的方式来说“姨太太”，梅玲笑了。
“别傻了，他是个中年人。”她回答说，“什么让你这么想呢？”
“你帮他点烟。昨天又为他买了一双新鞋，当我看到你为他绑新鞋带，我以为”
“噢，你真有趣。玉梅，我喜欢你。”
梅玲放下梳子，点了根烟，穿上漂亮的拖鞋进入隔壁房间。老彭正在看报，他站起身来请梅玲坐，但是她走到窗边，看外面熟悉的街景。
“北平那儿有没有什么消息？”她问道。
“没有。”
他告诉她上海的战事，以及日本正在猛攻的消息。如果大场失守，中国军队将撤退。他说他们必须尽早起程，因为如果南京之行中断，他不知道要如何到得了内地。
他一边说话，梅玲一边在屋内走来走去。桌上有一壶茶，她自己倒了一杯，又倒了一杯拿去给他。她注意到他没有刮脸，昨天她曾替他买了一把安全刮胡刀。
“你怎么不刮脸？”
“我何必修呢？”
“噢！”梅玲说。然后她看到他的床铺没有整理，就上前为他整理。
“不敢当，”老彭说，“服务生会来弄的。”
“服务生太慢了，这是女人的工作。现在房间看来整齐多啦。”
她将床铺弄得很整齐，这是他没有料到的女性手笔。她让他心中涌起拥有一个自己的家的欲望。
“噢，”她说，“这是我昨晚买的一些杏仁粉。早上喝最润喉。”
她叫来开水、碗和汤匙，然后打开那罐杏仁粉。
“你何不交给旅馆小弟叫他泡？”老彭说。
“他们不会泡。一定要泡得恰到好处，既不能太浓也不能太淡，我泡好你可以尝尝看。今天冷得很，出门前喝一杯热饮很不错。”
于是梅玲洗好杯子，放上汤匙，用热开水泡了三碗杏仁茶放在桌上。
“要不要我端给你？”她说。
第169章 风声鹤唳（18）（）
“别麻烦了。”老彭说，走到桌边坐下。他们也叫玉梅进屋坐下，但是她端起碗，坚持站着吃。梅玲很高兴，老彭也感受到女性服务的舒适。梅玲说：“如果我们和博雅能一块儿到某一个地方，只有我们三个人——还有玉梅，那不是太棒了吗？”
“你会做博雅的好妻子的，我确信等你们结婚，我会很高兴和你们在一起，我知道。”老彭温和地对她说。
“博雅是谁？”玉梅问道。
梅玲很害羞。“就是她要嫁的人。”老彭替她回答说。
“什么时候结婚？”玉梅问。而他们俩都为她的单纯而笑了。
老彭说要去看看开船的时间，并问梅玲是否愿意一块儿去，她说不。
“你要不要出去看一些朋友？你在这儿一定有些朋友。”老彭问。
“是啊，我这儿有些朋友——不过我宁愿不去。倘若登记船票，用你的名字，就像我们住这家旅馆一样。别告诉大家我的姓名，这很重要。”
“我会记得。”他说。
当他们住旅馆的时候，她曾叫老彭写下“彭先生和家人”。她拒绝去餐厅吃饭，只有第一天天黑后外出做了一次短途散步。他认为她的行为很奇怪，但是却没有说什么。他到轮船公司，发现有条船两天后起航，就以“彭先生和家人”的名义订了座。
那天傍晚梅玲又出去了，说她想要一个人走走。约一个钟头后她回来了，没有带皮包。老彭看见她脸色因兴奋而泛白，就问她去哪儿了。
“只是随便逛逛。”她说。
“告诉我，你为何不肯用你的名字？你是不是怕谁？你不是怕日本人吧？这儿是英租界呀。”
她看看房内，玉梅正准备上床睡觉，于是低声说：“等到她睡了，我再告诉你。船要开之前，我不会再外出。”
她叫玉梅上床，说她有话和彭先生讲，然后关了灯，到他房间。
他们东聊西扯了几句，几分钟后她听到玉梅的鼾声。她开门看看外边，然后将门上锁，关上天花板灯，只留下桌上的一盏灯，要老彭和她一起坐在沙发上。
“我告诉过你我不想来天津。”她开口说，“战争爆发后，我是从这儿逃走的，这就是何以我住在博雅家，因为我认识他舅母罗娜。我们是老朋友，我叫她替我保密。我在这儿很有名，绝不能被人认出。”
“我想一定有些麻烦，你进来时很害怕。”
“的确有麻烦。我很怕日本人——和汉奸，他们认识我。”
“像你这样年轻的小姐会卷入政治？”
“不。怎么说我一定和政治有关呢？我告诉你，日本人到过博雅家之后，我就不能回去了，所以我必须和你一起走。我不能告诉博雅，怕他误会。”
“你还没有说是什么麻烦。”
“我就要告诉你。我和一个男人同居——以前我告诉过你。我们一块儿相处了一年，我住在一间舒适的公寓里，他是此地一家工厂的老板，对我很好。他父亲清朝时做过道台，在城里有一些房子。他太太可能知道我，不过他不在乎，先带我去戏院和饭馆，再把我介绍给他的几个朋友认识。有时候吃完饭，他也会带朋友到我的公寓来。”
“卢沟桥战争爆发后，他很担心。他说日本人将占领天津，他的工厂和财产全在中国城区内，他的事业会被毁。日本军队和军需品由满洲分海路和铁路运进来。他对我说看起来这是一场真正的大战。他寝食难安，每次到我那儿都愁得要死。一星期之后，他来时显得十分愉快，说一切都会好转。你怎么知道呢？我问他。但是他没有告诉我。”
“于是他开始带陌生人来我的住处，晚上就坐着聊天。我不喜欢这些朋友，也不知道他们的来头。你知道有些人的面色犹如埋在土里十年再挖出似的。有时我正好上床睡觉，但是不免听到他们的谈话，我很担心。我开始怀疑他的朋友是汉奸，在与日本人接触。我问他为什么不带他们到他家去，他不回答我。我警告他提防这些朋友，他生气了。他去北平一趟回来，开始提及皇军。我问他什么皇军，他说：当然是日本皇军哪。他说他们会给华北带来和平与安全，也许这样正好。我极为惊讶。‘你别管这件事，’他说，‘我养你，花钱租这样的公寓，我不希望你干涉我的事。’他的一个朋友是大连人，夸口说他认识某某日本将军。那只肥狗！他们叫他齐将军”
“你不是指齐燮元吧！”
梅玲说：“可不是吗。”这是她强调肯定一件事时最爱用的词语之一，“他有一对山羊眼，一撇髭须，面孔油光光的，苍蝇在上面都站不住。”
老彭更吃惊了，大叫说：“什么，你该不是说你和梁同居过吧！”
梅玲点点头：“你听说过他？”
“听说过。”老彭说，“原来你也卷在里面！”
“让我告诉你。电报和信件开始寄到我的名下，上写崔梅玲收。他叫我不要动它，但是我动了。我偷看了几封，有一封是王克敏由香港寄来的。我再将信封粘好，晚上他来，我就对他说：‘你到底在做什么勾当？你是在出卖我们的国家！’他又羞又怒，责备我偷拆他的信件。我很气，所以就承认了。‘寄信用我的名字，对不对？’我说。一会儿之后，他软化下来说：‘我需要你帮忙，如果这事成功了，我们会发财。我要娶你当太太，你一生可享受豪华的生活。你要有理智，中国绝不可能抵抗日本，而日本人一定要借中国人来统治中国，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目的。北平马上要成立一个新的华北汉人政府，我若和他们合作，说不定还能当天津市长哩。帮助中国人统治中国又有什么不对呢！’他发誓绝不离开我。‘你是出卖国家。’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拖我下水？’他说他不求我帮忙，只要我收下信件，不干涉他就行了。”
“我决心离开他，但是我并未如此告诉他。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也就不再拆阅他的信件了。后来齐燮元亲自带他三十多岁的姨太太来。梁告诉我要对他好一点，他不久就要成为中国最大的人物了。齐尽量对我友善，我们四个人一起喝酒，他愈喝，愈是红光满面。齐特别对我说话。他说：‘等我当上中华共和国的总统，我们大家就不必担心了。谁知道呢，也许满洲国的皇帝会重登龙座，你会成为有头衔的贵妇。我认识皇帝，我会想办法的。’他双眼眯起，想要笑，样子比原先更丑了，看起来仿佛他的身体已死，只剩眼睛发亮。我觉得他该躺在坟墓里，怀疑何以他还在世上走来走去。那像一场疯狂的梦”
“你怎么办呢？”老彭问，他的眼睛定定地凝视着这位少妇。
“我保持缄默，直到有一天——八月十四日——上海战争爆发，全国都在打仗，我的良知再也无法忍下去了。我收拾我的衣物和珠宝，不告而别，登记假名住进一家旅社，等船去上海。每天都有谋杀和投掷炸弹的事件，爱国志士想杀汉奸，汉奸想杀爱国志士。我们那家旅社有一位青年受伤，他的朋友来看他，我获悉他们属于一个锄奸组织。我进屋去，没告诉他们我是准，只把原来我所住公寓的地址告诉他们，说上锁的抽屉里有重要文件。他们问道，这是谁的地址？我说是一个名叫崔梅玲的女人的。那天晚上他们去突袭那家公寓，一定拿到了文件，但是我换了旅馆，所以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我仍在等船票，两天后我看到报上一条新闻与我有关。上面说，某某的姨太太崔梅玲卷带珠宝和钞票潜逃，警察正在搜捕。那时我真的吓慌了，因为日本人控制了全城。我是用真名买船票，轮船要过两天才开。所以就在那天晚上，我搭车到北平去这事现在想起来还发抖。你摸我的手。”她热情而亲切地伸出双手，老彭握住，上面冷汗淋漓。
“你是个勇敢的女孩。”他说。
“我一生都像这样，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他的姨太太，而且以为我席卷珠宝潜逃。你晓得这种名声有多坏！”
“警方和日本人可能会以为是你拿了文件交给中国政府。”老彭停了半晌又补充说，看来很严肃，“他们会以为你知道他们一切的秘密。”
“可不是吗？但愿我知道。那些文件对我们一定很有用，但是我对政治没兴趣。两周后他们中有一个人在上海被刺。他们也许以为是我协助了这件事。那些信件分别寄自北平、上海、香港，一定充满有用的情报。但是我却一无所知。”
“所以梁党的人都知道崔梅玲的名字，”老彭说，“也许我们中国人也和汉奸一样在找你。”
“我还没想到这一点。我早该告诉那个我帮助的人，说我就是崔梅玲本人。现在对双方我要如何解释呢？爱国志士也好，汉奸也好。”
“你太年轻，太单纯，不该卷入政治阴谋。”
“可不是吗。”她可怜兮兮地说。
老彭站起身，激动地踱来踱去。他点了一根烟，猛力吸着。
“从现在起，你对任何人都不是梅玲，即使对我和博雅也一样。梅玲已经失踪了，也许自杀了——她消失了。你是彭小姐，是我的侄女，你父亲是我的哥哥，他在你十岁那年去世了你叫什么名字？”
突然她把脸埋在手绢里。
“我不是有意让你伤心。”老彭说，手温柔地放在她肩上。这样一来更糟了，她像任何处于困境中的少女一样更痛苦得无法自控。
“彭大叔，”梅玲揉着眼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你明白这是多么难以向博雅开口的故事，只要他了解，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你放心，”老彭说，“等我们在上海和博雅相遇，我会向他解释整个经过。你并没有做错，你做了爱国的事，他会因此而佩服你。你们绝不能彼此猜忌。”
他的声音有着父性的慈爱，她一生还没听过这种声音。
“我到他家，看到里面安详的气氛，对我来说简直像做梦——他的家人，他的祖先，他的大房子和老家具。我幻想自己若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有他这样的父母和亲友，不知道是何种样子。花园充满浪漫气氛。当我第一次和他做爱时，我觉得自己一文不值。我希望给他一份纯洁的爱，于是我恨我自己。我告诉自己，成为孤儿错不在我，但是我绝不能告诉他整个故事。我曾告诉过他我的第一次婚姻——就再也不能多说。他并没有嫌弃我，说他爱的是我这个人。哎，真的——男人真的不在乎这些吗？”
“是的，是真的。”老彭柔声说，“在爱情的眼光里，你仍是纯洁天真的。我是一个佛教徒，你也许听过这个佛教名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前的事情都不重要，世上谁没有罪孽呢？佛家说‘普度众生’。每一个人都有慧心，躺在那儿被欲念蒙蔽，慧心却没有消失。那是智慧的种子，像泥中的白莲，出淤泥而不染。”
“你是佛教徒？”她诧异地问道。
“可以说我是，也可以说不是。我并不研究和谈论佛教哲理。我研究过世上的主要宗教，它们的目标全都相同——讲慈悲，摆脱人类的苦难。为什么观音叫作‘救苦救难的慈悲娘娘’呢？我们若显出慈悲心，我们就是观音的一部分了。所以你要带玉梅走，我很高兴。那就是慧心，你的心是温暖的。”
“我希望博雅是佛教徒——像你这种佛教徒。”
“他很聪明，但是‘慧心’是不同的东西，那是体谅和温情别担心，我会替你找博雅谈你今晚上哪里去了？”
“我只出去散散步，忍不住到街角去看看我住过的旧公寓。窗内没有灯。从那次突袭后，房子一定废弃了。我一转身，发现有人在黑暗中注视我。我害怕，拔脚就跑——一直跑到大街上。”
她站起身，拿起热水瓶，泡了一碗杏仁露给他，用汤匙轻轻搅动几下。他吃完把碗搁在桌上，白色的乳液沾在他胡须上，他用手去擦，但是梅玲去拧了一条热毛巾给他。
“有你这样的侄女侍候也不错。”老彭说，“你太宠我了。”
“你得替我取一个名字。”梅玲在他身边坐下来。
“你建议取什么名”
梅玲想起童年的小名“莲儿”，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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