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三部曲-第11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有你这样的侄女侍候也不错。”老彭说，“你太宠我了。”

　　　　“你得替我取一个名字。”梅玲在他身边坐下来。

　　　　“你建议取什么名”

　　　　梅玲想起童年的小名“莲儿”，但这是她希望留给博雅单独叫的昵称。

　　　　“我希望新名字和我原来的名字尽可能不同，取一个以前别人没用过的名字。”

　　　　他们想了几个名字，不是太文雅就是太通俗了，有些好名字又似乎和她不相称。

　　　　最后老彭说：“我想到了。‘丹’是一个好字，那是你胎记的颜色，你名字就叫丹妮。”

　　　　“丹妮，丹妮。”梅玲说，“蛮好听的。”

　　　　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们要玉梅叫她丹妮小姐，五天后他们到达上海，她开始以老彭的侄女——丹妮之名露面。

　　　　梅玲和老彭离开北平的那天早上，博雅醒来时，想起前一天晚上梅玲在分手时轻捏他的手，并悄声说“明天见”的甜蜜。她还叫他打她耳光，他想起来就好笑，觉得很有趣，就躺在床上回忆他们去老彭家途中在暗巷里的温存场面。突然他想起，在分手时她曾要他送毛衣和外套过去。于是他匆匆起身，走到罗娜的庭院去拿衣服。

　　　　但是当他抵达大门，就遇到老彭的用人，拿着梅玲前一晚带去的毯子。

　　　　“他们走了。”老用人轻声地说。

　　　　“谁走了？”博雅困惑不解地问。

　　　　“老爷和年轻小姐。用完早餐他们要我叫来两辆黄包车，说他们要出城去，老爷告诉我将毯子带来给你。”

　　　　博雅双手抓着老用人，仿佛要把他弄碎一样。

　　　　“这不关我的事。”用人缩开说，“我怎么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们没有留个话？”博雅气冲冲地说。

　　　　“噢，有的。老爷说他们到上海和您碰头。那位小姐也这么说”

　　　　“你怎么不早说呢？”博雅问道。

　　　　“少爷，您发火，不让我开口呀。”老用人若无其事地说。他说话慢条斯理的，使博雅很不耐烦。“噢，对了，老爷说他要走了，不知道去多久，叫我别告诉任何人。”他停顿咳嗽一下，接着说下去，“今天早上老爷很早出门，买了几根油条当早餐。小姐还在睡觉。少爷您若不见怪，我可要说现在的小姐可真能睡，太阳已经高高挂在西厢的屋顶上”

　　　　“快说！”

第170章　风声鹤唳（19）（）　
“我不是正在说吗？我说到哪儿了小姐还在睡，后来她起床，我端热水给她梳洗，所以我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劲。”老用人说得更慢了，“我帮小姐摆上早餐，老爷已经用过了。这时候，有个人来找老爷，老爷到院子去见他噢”他提高音调，“如此而已。小姐还来不及吃早餐，老爷就要我叫辆车，他们就走了，就是这样。”

　　　　“那个人什么样子？”博雅问他。

　　　　“他穿着一件普通的蓝布衫，两人低声说话，他没进屋就走了。”

　　　　“但是你们老爷没说他们要怎样去上海，我们在哪里会面？”

　　　　“谁知道。”用人说，“他给了我一百块钱，说他不知道何日才能回来。”

　　　　博雅失去了耐心，暗怪用人太笨，抓起毯子就进屋去了。

　　　　他愈想愈不解。私奔是不可能的，天底下他最相信老彭，而梅玲头一天晚上还发誓爱他。那句“永远永远”还在耳边回响。他恢复了乐观，用手抚摸她触过的毯子，走到罗娜的庭院。

　　　　霎时他恢复了理智。老彭是游击队之友，他必定知道有人要搜查，所以逃走了。但是他们为何不来向他说一声呢？而且为什么梅玲要和他一道走呢？她为何不告而别，甚至不留一张字条？

　　　　他进屋找罗娜，平静地说：“他们走了——梅玲和我的好友老彭。”“去哪里？”罗娜问道。

　　　　“出城去了，到上海去。我不知道应作何感想。”

　　　　冯健和冯旦都在房内，对这消息十分激动。

　　　　“你们在玩什么名堂？”罗娜问道，“一定是你跟她说好的，你是骗不了我的。”

　　　　“我和你一样吃惊，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那个笨用人问不出半点话来。”

　　　　“她的皮箱还在这儿呢。”罗娜说。

　　　　“不错，昨天晚上她还叫我送外套和毛衣去，他们一定是仓促成行的，是逃走——我想。”

　　　　“我觉得像私奔。”冯旦冷冷地说，露出一口白牙。

　　　　博雅没答话，冯健却说：“不可能。她怎么会和一个老头子私奔呢？”

　　　　博雅突然站起身，叫罗娜把梅玲的箱子拿出来，他带着皮箱、外套和毛衣出去，一句话也不说。他径直走到前门车站。到了东四牌楼，他被中国警察拦住搜身，街上的日本兵也比平时多。他坐在黄包车上，打开漂亮的皮箱，仔细检查里面的东西。有的衣服——质料都很好——他看见她穿过，十分欣赏，还有几件贴身的内衣，但是既没首饰也没什么特殊之物。他找到一张梅玲十二岁时的照片，旁边的女人想必是她的母亲，照片后只写了“慈母”两个字。他的手指握住这曾属于爱人的东西。

　　　　到了车站，他在人群中徒然地找。一直到中午火车开了，他才黯然回家，一整天他都郁闷不乐。梅玲失踪，不跟他们去上海，凯男很高兴，但是她见丈夫如此激动，她不由说了些气话，两人又开始吵了。

　　　　直到第二天中午梅玲的信来了，博雅才放下心。

　　　　现在他急着离开北平，照原计划陪太太去上海，但罗娜和冯氏兄弟也想一同南下，却又下不了决心，因而耽搁下来。

　　　　五天后的下午，中国警察来搜捕梅玲。他们把天津警察的委任状和一份电报拿给博雅看。上面说：“据说天津某要人的逃妾崔梅玲拐带丈夫的珠宝、现款潜逃。已证实她住在北平王府花园的姚家。应立刻加以逮捕，拘留审问。”

　　　　“你们一定弄错了，”博雅对警察说，“一定是同名同姓。前些日子确实有一位崔小姐住在我家，不过她在四五天前走了，你们可进来搜查。”

　　　　警察进来，果然没有搜到什么。但是博雅相信梅玲遭到了麻烦。他现在明白她反对将她的真名告诉日本军官，以及她那天晚上坚持要走的原因了。她突然随老彭逃走，理由很明显，听说她做过别人的姨太太，真是令他震惊。卷走珠宝现钞是逃妾最熟悉的罪名。但是不管她做了什么事，他仍然爱着她。

　　　　警察一来，冯舅公吓坏了，尽量想办法安抚他们。他们走后，他大发脾气，跑到罗娜的院子，用前所未有的态度对她说话，眼中充满怒火。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会带一个下流女子、一个逃妾到我家来呢？如果在这儿被捕，我们就犯了窝藏逃犯的罪名。现在是和警方纠缠的时候吗？我已够烦了。我想做忠顺良民，你们却把娼妓带到我家。”

　　　　“爸，你不能即下断语。”罗娜用冷冰冰的语调说，“我的朋友不见得就是他们要找的梅玲。就算是她，未始不是别人诬告她的。我们能相信天津自卫队的警察吗？”她的声音愈来愈大，“她是我的老朋友，我碰见她的时候，她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我们这边房间很多，我如果不能请自己朋友来做客，我可以回娘家去。”

　　　　她走出客厅，进入卧室，趴在床上大哭起来。

　　　　冯舅公很伤心。他转身对儿子说：“你能怪我担心吗？要不是我对警方说了这么多好话，我们也许还有麻烦哩。你进去叫你媳妇静下来，我不是有心冒犯她。”

　　　　意外事件过去了，没有人再提梅玲的名字。博雅本想多问罗娜一些梅玲的事情，但是他内心是忠实于她的，又不甘愿向别人打听心上人的资料。他要到上海见梅玲，要她亲口说出她的身世。

　　　　这时消息传来说，中国战线快要溃败了，谁也不知道上海会有什么事发生。罗娜拿不定主意走。冯舅公希望子女留在家中。

　　　　“上海很危险。”他对他们说，“昨天报上说，国际区内有六个中国人被炸死，还有三个外国人和许多中国人受伤。孩子，我希望你们留在这里，至少这儿安全，我们不会被炸死。我不许你们去冒险，让他们去试试是否安全。让博雅夫妇先走，如果安全，你们以后再走。”

　　　　博雅听到这个决定，心里很欢欣。但是一切等待却漫无目的，船票又难买。因此，又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夫妇才到上海。

　　　　日本人的进攻最后终于失败，闸北附近两个半月的战斗证明他们是白费力气。这不合乎一切军事原则。根据一切战争法则，钢铁和血肉对阵，血肉应该会逃走。掌握空军、超级坦克、超级枪炮，尤其是海军大炮的一方，毫无疑问应赢得胜利，但是这一仗打了十多个星期，中国战线还坚守着。日本人开始抱怨中国人用“不公平”的自杀战术。这是一位日本军官气冲冲宣布的。“根据一切战争手册，”他说，“中国人已经败了，他们却不知道。”

　　　　基于这两个半月的经验，日本人首次启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名的“无声弹幕”老伎俩。这次对准中国战线中心的大场，如果他们能攻出一个缺口，中国人在江湾和闸北的右翼就被切断了。炮弹一寸寸摧毁中国的防线，日本人占领了郊区的村落。大场的中国司令自知责任重大，必须不顾一切坚守，最后中方所有壕沟和防御工事都被夷成平地，士兵都坚守至死，一营营遭到敌人突破。这是整个抗战中流血最多的战役，双方损失都很大。

　　　　老彭和梅玲——现在是丹妮了——就在这场战火中到达此地。

　　　　丹妮不愿被人看见，他们就在远离战火的外国区艾道尔第七街上找到了一家小旅馆，他们只租到一间房间。

　　　　第二天他们到柏林敦旅社找博雅的亲戚留话。那间旅社位于包柏灵威尔路，是一流的旅店，是一个中国人向外国店东买下来的。房客大多是中国人，也有少数外国客人。旅店沿用外国旅馆的规则，服务生都穿白色，像中国的丧服一样。

　　　　老彭和丹妮进去找博雅的叔叔阿非。老彭仍穿着旧棉袍和那双没有擦油的皮鞋，脚跟又宽又低，门童差一点拦住他，但看见他旁边有一个美丽摩登的小姐，这才让他们进去。服务台边的职员用电话通知了房客，他们就上了三楼。

　　　　阿非不在，他太太宝芬在房里，和木兰的嫂嫂暗香在一起。暗香的两个女儿也在，正和宝芬的两个女儿玩得起劲呢。

　　　　老彭在门口自我介绍：“我是姚博雅先生的朋友，我刚从北平来。”

　　　　宝芬叫客人进屋：“阿非不在家，我是他太太。这是曾太太，我的表嫂，经亚的太太。我猜你听过我们的名字。”

　　　　“这是我侄女丹妮。”老彭说。

　　　　然后宝芬介绍她十四岁和十二岁的女儿银红、银珠，以及经亚的女儿：十五岁的婉若和八岁的婉珍。

　　　　丹妮很兴奋。她看过罗娜的家庭相簿，也听说博雅有很多迷人的姑婶。宝芬的美貌、衣着和仪态有些吓住了她，但是暗香穿得很朴素，具有一种单纯的气质，显得和蔼可亲。

　　　　“我曾在北平做过罗娜的客人，”丹妮说，“听她提到所有迷人的亲友。”

　　　　婉若是四个孩子中最活泼的一个，她连忙和妹妹婉珍冲进隔壁房间，激动地对父亲曾经亚和哥哥宛平大叫：“北平家乡有位朋友来，爸爸。”

　　　　“还有一个小姐，”婉珍说，“她有一头漂亮的鬈发，说话声音很好听。”

　　　　经亚正在教儿子中文。宛平今年十八岁，是一个谨慎、聪明的少年，他帮家里管账。孩子们拖着父亲进屋，等大人介绍。丹妮喜欢这些孩子。他们都很漂亮，宝芬的女儿继承了母亲的容貌，但是婉若活泼顽皮，最吸引丹妮的注意。孩子们的出现立刻带来了快乐、舒适的家庭气氛，那是她梦寐以求的。

　　　　当老彭和大家谈话时，丹妮开始和女孩们聊天。婉若起先很害羞，只回答她的问题。但是她一直崇拜美女，于是自言自语说：“是宝芬舅妈漂亮呢？还是这位新来的小姐？谁是第一？”因为她心里早就把宝芬列为第一，木兰第二，尚未决定谁是第三，有时为了忠心而把母亲列为第三，暗香却说她不配。现在她的排名全乱了。她一直盯着丹妮，最后她鼓起勇气，问起她们此行的经过，于是丹妮有机会开始描述河西务的战争和响尾蛇的故事。

　　　　小孩充满敬畏。“响尾蛇是什么？”他们问道。

　　　　“咝——咝——咝！它的尾巴先响几下再攻击呀！”丹妮挥了一下手臂说。

　　　　这个声音和手势太精彩了，大家的谈话都停下来，丹妮告诉孩子这段刺激的经过，其他的人也注意听。午夜的毛毛雨黑庙的聚会响尾蛇临行的歌声黎明伤者回来，以及外面妇女哀悼死者的哭声，这些意象营造了某种强烈而无法磨灭的印象，只有年轻的心灵才能接受。

　　　　“咝咝咝！再说一遍。”小婉珍说。

　　　　“咝咝咝！”丹妮又用同样的手势再比一遍。

　　　　大家都笑出声，现在孩子们和丹妮混熟了。

　　　　小婉珍望着她颈上的红胎记。

　　　　“这是什么？”她问道，“我能碰一下吗？”

　　　　“当然可以。”丹妮说道，俯身让婉珍一次又一次好奇地摸着。

　　　　“你摸摸看。”她对姊姊说。婉若也很想摸，又有点怕。

　　　　“不要没礼貌。”暗香说着。于是婉若没有摸，但是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心里非常后悔。

　　　　老彭若是说出博雅和丹妮计划在上海见面，或是说他俩的关系，都不合适。他宁可说他和博雅打算一起南下，但是城中情势突然紧张，他们就分散了，他说他急着离开上海，等见过博雅就走。于是他要经亚把他在张华山旅社的地址交给博雅，但请他别告诉别人。

　　　　回到旅社，老彭和丹妮一心等博雅来。全国各地有钱的难民均涌向国际区和法租界，尤其是艾道尔第七街，就连张华山这种廉价的旅社也客满了，包袱和皮箱一直堆到天花板上，就连走廊尾端也租给人当卧铺。外面艾道尔第七街的人行道则充当了穷难民生活和睡觉的场所。

　　　　老彭在街上乱逛，到廉价饭店和路边小摊吃三餐。难民的处境堪怜。日本兵已攻破大场，战争期间一直守在家园的村民现在涌入外国区，不知道该上哪儿好。男男女女宁可冒着被机枪扫射的危险，越过杰士菲桥和马克汉路，而不愿在侵略者的通道上等死。长长的艾道尔第七街人行道很宽，吸引了这群人。丹妮以前常陪母亲去的“大世界娱乐中心”已变成大难民营，连水泥台阶都充作睡觉的地方。找不到住处的人还在附近游荡，希望能分到难民厨房的施粥。

　　　　丹妮尽量不出门，她由旅社窗口看那些悲惨的民众，学着用老彭的眼光来观察。他每次回来，总不忘记带馒头。丹妮看他回来，发现他总是将馒头分给难民，他们会为馒头打架，老彭只好奔逃脱身，气喘吁吁地回到房里。

　　　　“总是强壮的人抢到，”他气冲冲地说，“弱小的人没有半点机会。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瘦巴巴的孩子——他们快饿死了。”

　　　　“我能不能拿东西给他们吃？”丹妮问道。

　　　　“你会被人踩死。玉梅，你比较壮，把这一块钱拿去，到转角的小店去买一块钱馒头——最便宜的。把篮子和毛巾带去，小心盖好带回来。避开群众，赶快由边门溜进旅馆。”

　　　　玉梅带回一篮馒头，老彭就拿出毛巾，包了十二个，藏在他的长袍下。

　　　　丹妮和玉梅在窗口张望，看见老彭沿街走去，避开人行道，走了一段路，再转向那个女人和三个病童呆坐的地方。他偷偷地把馒头迅速倒在女人的膝盖上，转身就跑。

　　　　一场战斗开始了。有些难民追赶老彭，有些人看到母子身上的十二个馒头。那个女子被人推来挤去，却以母狮的毅力抓紧馒头，孩子们也尖叫奋战着，最后丹妮看到那个女子保住了三四个馒头，其他的被人抢走了。

　　　　“哦，她有没有拿到？”老彭气喘吁吁进门说。

　　　　“拿到了几个。”丹妮说。

　　　　第二天，丹妮下去叫那个女子到旅舍的边门来，但是要和她隔一段距离。

　　　　女人进屋，只穿一件不到膝盖的破单衣。她认出老彭，拜倒在地。大家扶她起来，拿出一篮馒头。

　　　　“尽量吃。”老彭说。

　　　　女人双手颤抖，伸向馒头堆。

　　　　“不用急，”老彭说，“坐下吧。”

　　　　他先将其他馒头拿走，逼她坐下。然后倒一杯茶给她。

　　　　“噢，我不敢当。”老妇人说，“我的孩子”

　　　　“先别管你的孩子，你先吃。”

　　　　“她病了。”丹妮说。

　　　　“病了？”老彭吼道，“她饿坏了，就是这么回事。等她吃饱就没事啦。你不明白饥饿的滋味吧！”他声音突然又柔下来，“不错，只是饿坏了。”

第171章　风声鹤唳（20）（）　
“是的，只是饿坏了。”那个女人也呆呆地重复说。

　　　　她吃饱了，大家送她出门，要她把孩子送上来，丹妮会在边门等他们。

　　　　他们每天这样做，老彭也用同样的方式接济别人，难民都不知道别人吃过了，也不知救命恩人是谁。

　　　　丹妮每天盼博雅来，仅三天就不耐烦了，催老彭再去看他的亲戚。但是老彭说，博雅一来，知道了地址，一定会赶来看她的。

　　　　这时候全上海都被孤军营英勇抗敌的行为感动了。虽然中国军撤出了闸北，日本人已占领该区，第八十八师的五百多位弟兄在谢团长指挥下仍坚守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英军和美军当局再三允诺让他们到国际区避难，叫他们解除武装渡河，这一群勇士却坚守下去。日本人投手榴弹进屋，孤军营就由窗口伏击日本兵。那是一栋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又在闹市区，难以使用大炮轰击，日本人在附近屋顶上架起枪支，以便对它开火。

　　　　群众由河岸的国际区这边观察双方开火的情况，丹妮也和玉梅一起去看，正好看到一位中国女孩在枪林弹雨中沿河游去，把一面中国国旗送给孤军营。少女回来的时候，旁观者呼声响彻云霄。国旗升上了仓库的屋顶，在蓝天中随风飘扬。一丝阳光穿透云层，在红底蓝徽上映出一道金光，正象征着中国人民辉煌的勇气。丹妮不觉流出泪来。

　　　　她被这面国旗感动，为戴钢盔的中国狙击手和黑裙棕衣的女童军感动，内心颇为同胞而骄傲，她庆幸自己逃出天津和北平。她比过去更爱中国了。

　　　　博雅还没到，老彭也不耐烦了，距他们上次去柏林敦旅社，已经过了七天。他们自感和经亚、阿非他们不太熟，不好意思再打扰，但是老彭还是打了个电话过去。

　　　　“不，博雅还没回来。”他得到这样的回复。

　　　　第二天他们又去找阿非，建议他们拍一份电报，那是十月三十日。阿非答应拍电报，但是当时军事电信优先，一般电报则要等好多天。

　　　　丹妮每一小时都在等回音。这几天下大雨，街上一片惨状，难民来回奔跑找栖身之处，也有人站在外头淋雨，使他们心情更糟。第四天北平拍来一份电报，说博雅夫妇在七日成行，十二日或十三日到上海，船期根本不确定。

　　　　上海战况改变了。经过七十六天的英勇抵抗，中国军队已在二十七日放弃闸北。第二天早上敌人发现闸北一片火海，战线已经转移至西郊。

　　　　但是十一月五日，日本兵在杭州湾的乍埔登陆，眼看就要切断铁路以及中国军在杭州的右翼。日本兵向淞江进发。中国人必须建立新战线，向太湖四周延伸八十五里。到南京的交通更困难了。

　　　　老彭不知道如何是好。若他等到博雅来，或许内地的交通已全然断绝，只能迂回走南部，那对老彭的生活水准来说又嫌太贵了。战局移向内地，他不想留在上海。

　　　　战争确实会带来奇妙的改变。由于打仗，丹妮才离开天津舒适的生活，与老彭、玉梅凑在一起，而几周前他们还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呢。老彭越看丹妮，愈觉得她可成为博雅的好妻子。她具有贤妻良母的一切优点，她干涉他个人习惯的态度更显得她是一个正常的女子。她爱整洁，连同玉梅把他们的小房间弄得清爽宜人，与外边紊乱的环境成为对比。她们以主妇的智慧，将小东西塞起来，将包裹收好，沙发永远干干净净，他忘记盖的热水瓶，丹妮总是把它盖好。他一直相信她具有温暖和热情的本性，可当博雅的好情人。她说要和博雅找一个地方同住下来，两人遗世独立，语调中充满热情，可见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不过若是热水瓶始终敞着，或开罐器放错地方，那么世间一切理想主义都没有用处。

　　　　他们只有一间两张床的小房间。女人全赖床帘来遮掩自己，但是旅社为求通风都用现代松松的床帘，作用不大。只有晚上才互不相见，他们总是熄了灯才脱衣服。最窘的是玉梅。

　　　　白天老彭常出去，在街上瞎逛。他对衣食并不注重，他的原则是饿了才吃，因为肚子不按时饿，三餐就没有规律。有时他很晚才回家，丹妮问他吃过没，他说吃过了，半小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