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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乔布斯-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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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史蒂夫都将自己作为苹果唯一的对外发言人，为此所付出的代价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才逐渐显现出来，那几年，他本人的恶名和苹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各种质疑纷至沓来，比如技术产业是否能够持续发展，比如公司治理有没有漏洞。其实很多技术公司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苹果就好似一根避雷针，公众将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苹果。而苹果的发言人是一位极其缺乏耐心的重病之人，即使对他真正在意的事也没有多少耐心，更别说这些让他分心的杂事了。
自2004年生病后，史蒂夫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上，有些是私事，比如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有些是公事，比如要活着看到ipad的问世。但如何与媒体周旋却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比如2010年，苹果公司一位年轻工程师在酒吧遗失了一部尚未发布的iphone4，结果iphone4在博客上遭到提前曝光；比如不得不中断在夏威夷的度假，赶回来处理iphone4的“天线门”问题：用户的手紧握iphone4的边缘时，信号会快速衰减，导致电话断线。他对于公司治理同样兴趣不大。但这些大大小小的意外无疑加重了史蒂夫的管理负担，毕竟苹果已经是一家拥有5万名员工的国际大公司，而他自己已是生命垂危之人。
处理杂事本是ceo职责的一部分，但史蒂夫即使在生病前也不善于处理这些事。他向来没什么耐心，癌症更是透支着他的体力，让他感到疼痛不适。毫不意外，在他健康时本可以轻松处理的事也被他搞得一团糟。
比如，对于史蒂夫究竟有没有义务向外界公开自己的病情，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史蒂夫本人觉得病情是私事，一再回避谈论这个问题。但就因为时报专栏作家乔诺塞拉打来电话询问这件事就把他骂成“饭桶”的确有点过分了，对苹果和史蒂夫本人的形象并无任何帮助。对于苹果代工厂富士康所发生的员工自杀事件，史蒂夫对苹果处理方式的公开评论对公司也没有任何帮助，只造成了负面影响。其实，作为一家国际性大公司，苹果在确保其供应商工作环境方面的记录一直是不错的。
随着iphone、ipod、itouano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苹果逐渐建立起一条全球供应链，每年都会对供应商的工厂环境进行审计监察，审计范围甚至涵盖了供应商的承包商。但总有审计不出的问题，这并不罕见，而且过去几十年，亚洲工厂的工作环境一直比较恶劣，改观的可能性不大。美国和欧洲公司之所以选择亚洲代工厂，就是为了压低成本，因此亚洲工厂的工人不太可能获得较高的工资待遇和福利。苹果获悉自杀事件后，其实应对速度很快，迅速组建了工作小组去富士康工厂调查，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建设性的举措。对于苹果的应对措施究竟是否有力，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公认的是，史蒂夫在公众场合的态度完全是在帮倒忙，比如在一次技术会议上，他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了。”这话听上去油腔滑调，只有当ceo想要掩盖事实时才会用这种语气。
比起“安拉的花园”里那个喜怒无常的年轻人，史蒂夫已经改变了很多，但某些缺点并没有消失。正当他的改变对工作的开展助益良多时，一场疾病却让事态变得更为复杂。
描写英雄人物的传记本不应该有这一章节。在史蒂夫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皮克斯和迪士尼的动画电影渐入佳境，一般在电影的最后，所有的误会都会解开，感情即将得到升华。但史蒂夫的生命毕竟不是电影，他的生命既鼓舞人心，却也充满了人性的矛盾。
注释：
＇1＇尼尔杨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省，创作型摇滚歌手、吉他手、钢琴家及导演。—编者注
第94章 “告诉他们我就是个混蛋”（1）（）
2008年12月上旬，史蒂夫给我位于加州福斯特城的家庭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一个重要信息。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努力促成史蒂夫、安迪葛洛夫、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的联合采访。之所以要做这次联合采访，是因为我想写一本书，叫作“打江山，守江山”（founderskeepers），主要描绘几位企业家的心路历程：极客究竟如何成为行业领袖；埋头苦干的发明家究竟如何自学成才成为企业帝国的建造者；企业日新月异不断发展、自身的财富与影响力也不断扩张时，企业的创立者究竟如何才能稳坐江山。
我本来2005年就想开始写这本书，但却在尼加拉瓜度假时染上了重病。8年前植入我体内的人工心脏瓣膜染上了心内膜炎，并且很快扩散到了全身，在我脊柱内又变异成脑膜炎，感染了我的脑内膜。肺部和肠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马那瓜的医生帮我捡回了一条命，但让我陷入昏迷之中，而且给我注射了过量的抗生素，虽然抑制了病情，却让我丧失了65％的听力，一只耳朵完全失聪。我的雇主时代公司安排医用飞机把我送回了斯坦福医院，我在特护病房里待了3周，医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病得那么严重。
这段时间里，史蒂夫来看过我几次。我被注射了很多镇静剂和止痛药，因此头脑模糊，甚至产生了幻觉。一次史蒂夫来看我时，我迷糊地认为史蒂夫要在拉斯维加斯与披头士乐队的鼓手林格斯达（ringostarr）和贝斯手保罗迈卡特尼（paulmcey）一起上演一台披头士乐队纪念演出，史蒂夫会上台弹吉他，扮演约翰列侬的角色，我则被邀请担任伴奏，我真诚地为自己无法参加演出而感到抱歉，而且我还跟史蒂夫解释说，因为听力的丧失，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担任伴奏了。等我恢复理智后，我妻子洛娜告诉我，听了我的胡话后，她和史蒂夫都忍不住大笑。她还告诉我，史蒂夫临走时说，“我已经关照他们给你vip待遇了，如果还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
后来的几年里，我在新墨西哥州的圣达非慢慢康复，我和史蒂夫保持着邮件往来。我给财富杂志撰写了最后一篇封面报道，将4次对约翰拉塞特的系列采访改写成第一人称的叙述。尽管史蒂夫和拉塞特关系很好，但他全程都没有参与采访，也没腾出时间来拍照。似乎他已经决定不再与我合作，也许是我在医院的那段胡话让他觉得我已经达不到以前的水准了，无法讲述苹果（或皮克斯）的故事，也许是别的原因。我始终不知道确切原因。
尽管他不想再与我合作完成杂志报道，但对我想写的书却很感兴趣。我们讨论过几次后，在2008年春天，我告诉他想找8位企业家做一次圆桌访谈，作为书的核心内容。“8个人太多了，”他说道，“每个人都想出镜，所以谈得不够深入。”他建议，“你的书应该围绕个人电脑来展开，找4个人就够了，我、比尔、安迪（葛洛夫）和迈克尔（戴尔），我们几个能深入交谈，主题更加明确。我们知道彼此的优点和弱点，交流时会更坦诚，让你的故事更好看。”
他甚至自告奋勇要去搞定那3个人，但我告诉他没这个必要，因为只要告诉他们史蒂夫也参加，另外3个人一定会点头。史蒂夫会参加这一消息就如同一根魔法棒，另外3位果然很快同意了，虽然他们也很忙。来来回回商量了几次后，我们将采访定在了12月18日星期四，地点是在安迪位于加州洛斯阿尔托斯的家族基金会办公室。4位都同意共进午餐，并且把整个下午都空了出来。我咨询了史蒂夫的助理拉尼塔伯克海德（lanitaburkhead），什么样的食物才能满足她那位难搞的老板，她提议寿司，或者再加个沙拉和草本茶。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安迪的助理特里墨菲（terrymurphy），由她去准备食物。
然而，12月11日午后，家庭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布伦特，我是史蒂夫，”还没等我开口说话，他就径直说道，“我很抱歉，下周四不能参加访谈了。”
我无法相信我所听到的话，“史蒂夫，为了这场访谈我们已经准备了6个月，每个人都把那天空出来了，拉尼塔上周还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你不在的话，访谈就没法进行了。”
“我不在访谈也能进行。”他说。
我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等待他的解释。
“布伦特，我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消瘦得很厉害。你知道我是素食主义者，我现在开始喝巧克力奶昔和奶酪，几乎什么都吃，但体重还在下降，你肯定不想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其他3位也不想看到。劳伦觉得我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去治疗，我也这么认为。”
我询问了他上一次手术的情况；为什么他一直坚称自己已经康复了；这次是否依然是胰腺的问题，还是有别的什么问题。他告诉我是内分泌紊乱，导致食物无法被吸收。他说，“我吃去下的东西直接穿肠而过了，什么都没留下。”
“不管是什么问题，我得把手头的事全部放下专心治病，这是目前唯一的大事，是我亏欠家人的。我还没告诉董事会，也没告诉库克和其他人，但我马上要休病假了。麦金塔展会快要举办了，我必须在展会前宣布这一消息，因为我没法出席展会。”
接着，他的语调变了，“我的健康状况你一直都清楚，你应该知道不能告诉别人吧，这是我和你之间的秘密。这就是我打来电话的原因，我希望亲自告诉你，虽然我的确很想参加访谈，但实在力不从心。”
我坐在家庭办公室的长椅上，试图想象史蒂夫现在的样子。在去年6月于洛杉矶莫斯康展览中心举办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那时候他看上去很瘦，但依然充满活力，无论是iphone、imac还是应用商店里的应用，全都销量喜人，刚出炉的笔记本电脑macbookair同样广受好评。
“我应该怎么跟比尔、安迪和迈克尔解释呢？”我问，“他们肯定想知道为什么你会在最后一分钟选择退出。我可以告诉他们你感到身体不适吗？我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刚开始史蒂夫没有回答，过了几秒钟后，史蒂夫苦笑着说，“告诉他们我就是一个混蛋，也许他们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你就帮他们说出心声吧。”
这句话让我目瞪口呆。“你真的想让我这么说？”我觉得他们3个应该都不会相信，他们知道史蒂夫不会故意让我忙乎半天后选择退出，他可能有点混蛋，但还不至于那么混蛋。“只希望你不要告诉他们真实原因，现在还不能说。”
我告诉迈克尔、安迪和比尔，史蒂夫由于私人原因没法参加联合采访，其他什么都没说。大概过了一个月后，苹果宣布史蒂夫由于“复杂”的健康问题而休病假，消息宣布后，我曾去比尔的办公室拜访过他，比尔告诉我他想和史蒂夫取得联系，但不知道以什么方式联系他比较好，他们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说过话了。我给了他史蒂夫的家庭电话号码、手机号码、邮箱地址和助理拉尼塔的电话号码，不过在给他联系方式之前，我跟他说了“混蛋”的典故，比尔也喜欢这种机智幽默的借口，我们俩都笑了。
根据蒂姆库克的说法，他和负责媒体事务的凯蒂考顿最先得知史蒂夫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当时是2009年1月，也就是史蒂夫给我打电话的几周以后。库克从2008年开始就发现史蒂夫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到了2009年，史蒂夫几乎不来办公室了，库克每天都会去他家汇报工作，非常担心出现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库克说，“每天去他家时我心里都不好受，能感觉到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史蒂夫看上去非常虚弱，腹腔积水导致腹部凸起，他整天都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憔悴、疲惫、烦躁。
第95章 “告诉他们我就是个混蛋”（2）（）
他在加州的肝移植候选受者名单上排了号，这个名单是无法通过开后门随意更改的。在一次床边会谈时，史蒂夫告诉库克，他觉得自己获得肝源的概率比别人高一点，因为血型比较稀有。在库克听来，这句话毫无逻辑，虽然等待名单上与史蒂夫相同血型的人的确少一点，但是这种血型的肝源也很少。事实上，史蒂夫能获得合适肝源的概率非常低。
一天下午，库克离开史蒂夫家后忧心忡忡，自己去做了一个血型测试，结果发现也是稀有血型，他觉得可能和史蒂夫是同一种血型。他开始研究，发现活体肝移植也是一种选择，美国每年都会进行大约6000台活体肝移植手术，无论对于捐赠者还是对于受体来说，成功率都很高。肝脏是可再生器官，移植给受体的那部分健康肝脏会长大，而捐赠者切割掉的那部分肝脏还会长出来。
库克决定去做检查，看看自己是否合适做活体移植。“我觉得他快要死了。”库克解释道。他去了一家离湾区很远的医院，因为不想被别人认出来。检查做完后的第二天，他去了史蒂夫家，卧室里只有他和史蒂夫两人时，他开始提议捐献自己的部分肝脏。“我真的想让他接受，”他回忆道，“但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了我，‘不行，’他说，‘我绝不允许，我永远不会接受！’”
“自私的人不会是这样的反应，”库克说，“因为肝脏问题，他已经奄奄一息了，面前有一个健康的人能够救他。我说，‘史蒂夫，我的健康状况没问题，我做过检查了，这里有报告，做手术对我来说没什么风险，我会康复的。’但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的回答不是‘你确定要这么做？’，不是‘让我想想’，也不是‘我的情况似乎’，而是‘不行，绝对不做！’。他说这话的时候，差点要从床上跳起来。我们共事13年，他只对我吼过四五次，这是其中一次。”
“人们并不了解他的这一面，”库克说，“沃尔特艾萨克森写的传记并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史蒂夫的性格，只是在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只反映出他性格中的很小一部分。看了那本书后，你会觉得史蒂夫就是个贪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但这不是事实。我永远都不想和书中描绘的那个人共事，生命太短了，不值得浪费。”谈到这一点，其实史蒂夫很多好友的想法和库克一样，在对不同人的很多次采访中，他们都提到目前的出版物并没有真实反映出真实的史蒂夫，完全解释不了为什么他们愿意与史蒂夫共事如此之久。这些苹果前员工还有另一个共识：为史蒂夫工作的这些年是他们生命中工作业绩最为突出的几年。
“史蒂夫对很多事情都非常关心在乎，”库克说，“他对很多事充满了激情，并且追求完美，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最好，他相信小团队比大团队效率更高，能完成更多工作，他也相信选择对的人比随便找个人将就要好一百倍。这些都是事实，有些人却把他的激情误认为傲慢。当然，他肯定不是圣人，我并没有这么说，我们都不是圣人，但说他不是好人肯定是不对的，并没有真正理解他。”
“1998年刚认识史蒂夫时，他自信、傲慢、充满激情，但他身上也有温柔的一面，那温柔的一面在之后的13年里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你会看到他温柔的一面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苹果员工或员工配偶一旦生病，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确保他们得到最好的治疗，绝对不是随便客气一下，而是真心实意地帮忙，他总会说，‘如果需要帮忙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他有勇气承认错误，然后做出改变，很多功绩卓著的大人物并不具备这一特质，与史蒂夫一样位高权重的人一般不愿意像他那样调整战略。除了核心价值观，他不会对其他任何事情固执己见，他愿意做出改变，而且改变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这绝对是一种天赋。他能以非常快的速度走完一条学习曲线，而且学习的领域非常广泛。”
库克在2014年宣布出柜。他说，“史蒂夫还一直督促我组建家庭，并非因为他喜欢管别人私事，而是因为他切实体会到了家庭对他生命的重要性，他希望我也能拥有自己的家庭。”（史蒂夫和其他公司员工当然早就知道了。）“有一天，他给我母亲打电话，其实他并不认识我母亲，我母亲住在亚拉巴马州。他说他正在找我，但他知道该怎么找到我！然后他和我母亲谈起了我。其实通过很多事情都能看出他充满温柔与关爱的那一面，他有那样的基因。仅仅把生命看作交易的冷酷之人绝对不会有温柔的一面。”
史蒂夫最终做了肝移植手术，他同时也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排队等待供体肝脏，这么做完全是合法的，想在其他州排队的唯一要求是必须能在收到通知后的时内赶到医院，史蒂夫有私人飞机，完全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孟菲斯市医院的医生认为，以他的健康状况来看，在做完手术后能够康复。2009年3月21日，他和劳伦飞往孟菲斯动手术，因为出现并发症，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他和劳伦在孟菲斯待了两个月，其间情况并不乐观，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探望，包括乔纳森艾维、妹妹莫娜辛普森和律师乔治赖利（geeriley），可能是想和他道别。艾维甚至带来了一件设计团队的特殊礼物，铝制macbookpro的微缩模型，macbookpro将在6月上市。每件产品发布后，设计团队都会给史蒂夫做一个小模型，但这次情况特殊，因此这件礼物很特别。
史蒂夫当然活了下来。他后来告诉鲍勃伊戈尔，曾经考虑过在手术后离开苹果，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但埃迪库埃说，“事实上，史蒂夫一生中真正在意的事情只有两个，一个是苹果公司（也包括皮克斯），另一个就是家庭。”两个他都需要。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就如同2004年手术后回归岗位那样充满了活力。在去世前，他还需要再建一座里程碑：ipad。
从技术角度看，打造ipad比ipod或iphone容易。打造ipod时，团队需要学习全新的操作系统；打造iphone时，团队将个人电脑变革推向巅峰，将三台设备融入一台手持式超级电脑中。打赢了这两场战役后，史蒂夫和他的团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足以打造出一台超凡的平板电脑。早在2004年，史蒂夫让紫色项目团队停止研究平板电脑，把注意力转向手机，如此一来，苹果的平板就成了iphone的延伸，团队的任务是把iphone放大，而不是把imac缩小，这就意味着ipad使用的是智能手机常用的arm微处理器，而不是电脑常用的英特尔芯片，英特尔芯片耗电量大得多。这也意味着ipad将延续iphone的多点触控屏幕和虚拟键盘。最重要的一点是，ipad将大大受益于itunes应用商店，史蒂夫当初的反对之举显得颇具讽刺意味。ipad让软件开发商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因为屏幕更大了，能做的事更多、更炫酷了。ipad软件的定价和iphone软件差不多便宜，因此比iphone软件更受欢迎。ipad的诞生进一步催化了苹果应用商店的发展，也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全新的软件市场的影响力。
随着iphone和ipad的双连击，苹果完全重塑了电脑软件市场的开发和销售方式。以前软件的销量一般只有几千件，软件开发商的定价必须足够高才能赚到钱，现在市场受众多达几亿，让以前根本没有竞争实力的小开发商也有了生存的可能。无论你想干什么，都能找到一个相关应用（也可能是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在个人电脑领域，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软件销量太小，定价太高。
第96章 “告诉他们我就是个混蛋”（3）（）
如果从技术角度来看，ipad在史蒂夫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性比不上iphone，但从某种程度上说，ipad实现了史蒂夫长久以来的目标：让技术成为消费者进入信息世界的窗口，让技术变得简单而又强大，使消费者感觉不到技术的存在。在他职业生涯之初，这些目标让他从一群技术迷中脱颖而出。这一目标也让史蒂夫栽了很多次跟头，因为技术的发展跟不上他的愿景。但打造ipad时，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吸取了足够多的经验，能够做到让技术消失。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他终于成功地将所有的技术付出全都隐藏起来。
2010年1月27日，史蒂夫在旧金山芳草地艺术中心发布ipad时，他的快乐与骄傲溢于言表。这一次与往常不同，舞台上放了一张桌子和一个小沙发。史蒂夫走上舞台时，看上去非常憔悴，所有的观众与往常一样起立鼓掌。他一边在舞台上自信、有力地踱着步，一边开始回顾公司所取得的成就。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他和沃兹的早年合影，接着出现了一连串数字：ipod销量2。5亿台，一年半的时间里，苹果应用商店的下载量达到30亿次，公司年收入超过500亿美元。他说，苹果已经成为一家移动设备公司，以收入来看的话，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设备公司。
尽管每一次发布会上，史蒂夫都会先花几分钟时间回顾苹果公司的发展历程，但这一次却产生了些许哀伤的氛围，毕竟苹果的发展历程就是对他职业生涯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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