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乔布斯-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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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每一次发布会上，史蒂夫都会先花几分钟时间回顾苹果公司的发展历程，但这一次却产生了些许哀伤的氛围，毕竟苹果的发展历程就是对他职业生涯的回顾。十几分钟后，史蒂夫坐到了沙发上，展示如何使用ipad，坐下当然是因为他身体不好，这一举动让哀伤的氛围更浓了。不过，坐下的确能够更好地展示ipad，他背靠沙发，用手指在ipad上完成了一系列任务：发邮件、浏览网页、打开app听音乐、在youtube上看视频，甚至用手指画画儿。“ipad比笔记本电脑更好用。”他自豪地说。他在ipad上的每一步操作都投射在大屏幕上，与之前的发布会一样，此次发布会目标明确：邀请观众通过ipad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异常简单方便的操作让ipad在不知不觉间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尽管刚开始也有批评的声音，不过公众很快就意识到了ipad的魅力。第一代ipad是苹果新发布产品中销量最好的，让ipod和iphone都黯然失色：到2010年年末，ipad销量超过1500万台。

　　　　2009年，史蒂夫又一次充满活力地回到工作岗位，一如2004年，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大家都知道他的任期终有一天要结束，即使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但都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这一次史蒂夫没有再用“痊愈”这个词，而是“带病生存”时间越长越好。史蒂夫并没有与很多人谈起过自己的病，也很少与核心团队成员聊起这个话题，但死亡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大家都能嗅到死亡的味道。

　　　　鲍勃伊戈尔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伊戈尔所期待的那样，自从皮克斯2006年被卖给迪士尼后，史蒂夫就成为迪士尼董事会成员，为迪士尼出谋划策，但不会威胁到迪士尼的发展。史蒂夫和伊戈尔的关系非常密切，史蒂夫曾邀请他加入苹果董事会，但由于存在委托关系，伊戈尔无法加入。正因为与史蒂夫友谊深厚，伊戈尔还拒绝了谢尔盖布林（sergeybrin）、拉里佩奇（larrypage）和埃里克施密特的邀请，没有出任谷歌的董事。“史蒂夫告诉我他会嫉妒。”伊戈尔笑着说。其实考虑到苹果和谷歌的关系不太好，史蒂夫应该不仅仅是嫉妒，而是不愿意伊戈尔出任谷歌董事。

　　　　做肝移植手术前，伊戈尔和史蒂夫每周要交流34次，冬季去夏威夷度假时也会见面。“我住在四季酒店，他住在科纳度假村，我们经常一起散步。他每天先走到四季酒店，然后我们一起散步，随意地聊天，他会试着说服我白菠萝比黄菠萝好。然后，我们坐在长凳上，聊聊音乐，聊聊世界，我告诉他迪士尼将在夏威夷建一座造价9亿美元的度假村，他看上去不喜欢这个主意。我问，‘你为什么不喜欢？’他说这个想法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9亿美元，迪士尼将进军夏威夷，没什么大不了的吗？’他说，‘把拉奈岛买下来吧。’（拉奈岛是夏威夷的一个小岛，后来拉里埃里森买下了这座岛。）他觉得迪士尼应该在岛上建一个主题乐园，用迪士尼专用交通工具把客人送至岛上。这个主意完全不切实际。”

　　　　大部分时候，伊戈尔和史蒂夫会在班伯克见面，也就是史蒂夫去迪士尼总部开董事会的时候。虽然伊戈尔不是苹果董事会成员（在史蒂夫去世后，他才成为董事），史蒂夫依然会咨询他关于公司发展的建议，每次他来库比蒂诺，史蒂夫都会带他参观艾维的设计实验室。“我们会站在白板前一起头脑风暴，”伊戈尔回忆道，“我们会聊收购计划，还聊过联手收购雅虎。”迪士尼召开董事会前，史蒂夫其实已经从伊戈尔处了解到了公司发展的情况。“我们总是心有灵犀，”伊戈尔说，“并没有事前计划过，但史蒂夫一旦提出什么建议，董事会通常都会采纳。”

　　　　董事会也不是每条建议都会采纳，但史蒂夫依然会有礼有节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反对股票回购计划，也就是公司从公开市场上买回自己的股票，这一举动通常是为了向投资者表明管理层对公司很有信心。在一次董事会上，史蒂夫强烈反对股票回购，但公司还是做了。另一次，迪士尼打算与嘉年华邮轮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因为伊戈尔觉得董事会不会支持他花重金建造两艘游轮。史蒂夫强烈建议伊戈尔设法获取董事会的支持，结果董事会同意迪士尼自己建造游轮。“如果这生意能赚钱，”史蒂夫说，“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品牌交给别人使用呢？”于是迪士尼自己造了两艘游轮。

　　　　史蒂夫对迪士尼的零售业务帮助也很大。以前，迪士尼把零售商店授权给第三方经营，2008年，迪士尼收回了经营权。零售业务负责人第一次向董事会提交管理计划时，坐在伊戈尔边上的史蒂夫开始揉眼睛、坐立不安。那位负责人汇报到一半，史蒂夫忍不住嘟囔道“狗屁！”，声音大到在场的每个人都听见了。伊戈尔在桌子下踢史蒂夫的小腿，让他保持克制。汇报结束后，史蒂夫问了那位负责人两个问题：“客户进门后，你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信息？店铺的主题是什么？”

　　　　“那个人哑口无言，”伊戈尔回忆道，“屋子里一片寂静。”之后，史蒂夫建议伊戈尔立刻炒掉那个人，但伊戈尔并没有这么做。“史蒂夫总是很快就对一个人做出判断，这是不对的，”伊戈尔说，“我觉得这是史蒂夫的缺点。我会告诉他，‘我还没对这个人做出判断，给我点时间思考一下。’有时候我也会告诉他，‘你对这个人的看法完全不对。’有时候他的判断是对的，有时候我的判断是对的，不过无论结果如何，他从没有对我说过‘早就告诉你是这样了’。”

　　　　几周后，伊戈尔带着那位零售业务负责人和他的团队来到库比蒂诺，与史蒂夫和苹果的零售业务负责人罗恩约翰逊一起头脑风暴。“他没有重新设计我们的店铺，”伊戈尔说，“也没有插手店铺的事，但他腾出一整天时间，帮我们想出了店铺的主题：这将是你孩子一天中最美好的二三十分钟。”

第97章　“告诉他们我就是个混蛋”（4）（）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出差了，只能通过电话参加董事会。但只要身体情况允许，他还是会去班伯克参会，与伊戈尔见面交流。2010年的一个晚上，伊戈尔和妻子在自己家与史蒂夫和劳伦共进晚餐时，他突然意识到史蒂夫真的快要离开人世了。“我们都知道他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都不愿意真正接受这个事实，也不愿意相信或说出来，”伊戈尔回忆道，“但这个事实已经很明显了，史蒂夫那晚开始敬酒，他说，‘我们俩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不是吗？我们救了迪士尼，救了皮克斯。’他认为成为迪士尼的一部分让皮克斯获得了新生，迪士尼显然也变得比以前更棒了。他哭了，我们各自的妻子也没有忍住眼泪。我们的对话就好像在说：‘天哪，看看我们的成就！真是太棒了，太不可思议了！’”

　　　　在苹果，史蒂夫还是尽可能让员工把自己当成健康的人对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忍着病痛依然在努力工作，”埃迪库埃回忆道，“开会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在吃吗啡，他很痛苦，但他依然积极参会。”

　　　　回到工作岗位后，他对工作重心做了些调整，大部分只是2004年调整的延续。他只关注自己真正在意的方面：市场营销、设计和产品发布，他也要确保自己去世后，苹果公司依然能够正常运作。其实他早就开始考虑这一点了，根据蒂姆库克的说法，早在2004年，他就开始寻找继任、思考后史蒂夫时代，不过现在一切都加速了。

　　　　史蒂夫和前耶鲁商学院教授祖尔波多尼（joelpodolny）共同创建了苹果大学，专门培训中高层管理人员。皮克斯大学为员工提供的主要是创造艺术类课程，而苹果大学是为了让未来的公司领导层回顾、解析公司历史上的重大决策，逆向还原史蒂夫的决策过程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同时也把史蒂夫的审美和营销方法论传承下去。“史蒂夫非常在意事情的缘由，”库克说，“为什么要做出某个决策。年轻的时候，他只是做完一件事，但后来他会花更多的时间跟我和其他同事解释，为什么他是这样想的，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为什么他要从这个角度看待事物。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创建苹果大学，去培训下一代领袖，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心路历程，了解我们做了哪些愚蠢或伟大的决策。”

　　　　史蒂夫同时也非常关注新总部大楼的建造，新大楼选址在库比蒂诺另一个社区，那里原先是惠普的园区。他与诺曼福斯特建筑师事务所（normanfosterarchitects）共同完成了大楼的设计工作。新大楼的很多设想与皮克斯总部类似，当然具有苹果特色。新总部大楼是一幢环形建筑，4层楼高，能容纳1。3万名员工，有人觉得这幢楼像飞船。其设计初衷是为了促进员工之间的交流互动。每个楼层都由一条公共走廊联通，自助餐厅能容纳3000名员工，80％的区域将被灌木丛和树木覆盖，包括环形建筑的巨大中庭。建筑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奇迹，外立面没有一块平面玻璃，幕墙的玻璃都呈现出一定的弧度。餐厅有一扇四层楼高的滑动玻璃门，天气好的时候玻璃门会打开。“我认为，”史蒂夫告诉库比蒂诺市议会，“这幢建筑很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办公楼。”

　　　　史蒂夫设计建筑物的原则一如既往。什么样的设计能让建筑物成为苹果公司的理想工作场所，帮助苹果开创更美好的未来？建筑物离理想情况越接近，对苹果的发展就越有利。史蒂夫相信苹果是世界上最重要、最不可或缺、最富有创造力的公司，他希望尽一切可能让苹果保持这样的状态。“他希望员工发自内心地热爱苹果，”库克说，“不仅仅是为苹果工作，而是真正热爱，真正理解苹果的内涵和价值观。他不会把价值观贴在墙上，或是做成海报，但他希望员工能够铭记于心，能够为一个宏大的目标而奋斗。”

　　　　史蒂夫坚信苹果公司是个特殊的地方，与ipad一样具有魔力，库克在这方面的想法与史蒂夫相同，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史蒂夫敦促董事会批准让库克成为他的继任人。“这是我和他的共同点，”库克说，“我真心热爱苹果，真心觉得苹果有更加宏伟的目标。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公司像苹果一样。”

　　　　史蒂夫饱受癌症的折磨，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长。李克劳去他家里看望他，探讨将于2011年春天播出的ipad2广告。“他身体不适、无法上班时，我不得不去他家，”克劳说，“但即使在家里，他依然注意力高度集中，他会跟我讨论广告或产品或任何话题。”和克劳在一起时，史蒂夫不太会回顾过去或展望黑暗的未来，“他试着告诉自己死亡不会到来，他将一直活下去。他不想思考关于死亡的话题。”

　　　　史蒂夫和克劳为ipad2的广告而奋斗，广告里洪亮的声音和诗意的语言非常像“非同凡想”，“非同凡想”预示着史蒂夫重回库比蒂诺后苹果转折的开端。“我们坚信，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这是最终出现在广告中的脚本，“更快、更薄、更轻—这些都是好事。但当科技摆脱了传统模式，一切都变得更加愉悦，甚至具有魔力。唯有如此，你才能向前跃进，拥有这样的产品。”画面上是一根手指，轻松地操控着ipad的各种软件应用。“这是史蒂夫要求传达的产品信息，”克劳回忆道，“与他一贯的愿景是相吻合的，从创业的第一天起，他就希望技术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为每一个人所使用。”

　　　　有很多人怀疑他的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亲自走上舞台发布这一产品，不过他做到了，2011年3月2日，他的介绍语与广告的主旨类似。“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苹果公司的基因决定了这一点，”他告诉观众，“只有让技术与人文相结合，才能让我们的心灵为之歌唱。”与第一代ipad相比，ipad2有了很大的改进，更加轻薄，而且配置了两个摄像头，前置摄像头专门用于视频会议和自拍，后置摄像头像素更高，带闪光灯，这要归功于几位相机工程师，他们在第一代iphone发布后加入了苹果团队。

　　　　然而发布会当天，人们最关心的并不是产品的改进，而是史蒂夫已经病危的消息。他艰难地走上舞台后，外表是如此憔悴，引起了苹果股价的下跌。这一次，他更加依赖核心团队的其他成员，需要他们配合共同完成产品介绍和功能展示。

　　　　史蒂夫已经与病魔抗争了很久，时不时会出现病危的症状，医生、同事和他自己都无法预测大限究竟何时到来。他在6月7日向库比蒂诺市议会展示新总部大楼方案时，感觉很痛苦，声音也很虚弱。史蒂夫似乎知道，这幢大楼应该是他为公司做的最后一项贡献了，也是他对这个如家庭般的社区所做的最后贡献了。他花了15分钟时间向议会议员介绍了方案，用了5分钟回答问题。一位女议员想开个玩笑，她说如果想让市议会批准这个建设方案的话，苹果公司应该给议会提供免费无线网络，对此史蒂夫回答，“你知道，我是个很传统的人。我认为我们已经纳税了，市议会必须要给我们提供服务。”

第98章　“告诉他们我就是个混蛋”（5）（）　
最后的几个月，源源不断有人去他家探病。比尔盖茨去过，奥巴马总统也去过，与其他几位硅谷领袖一起吃了饭。纽约时报记者约翰马科夫（johnmarkoff）和作家史蒂芬列维（stevenlevy）都去了他家拜访，列维写过多本有关硅谷的书，其中就有描绘麦金塔和ipod开发历程的书。某天下午，比尔盖茨在他家待了4个小时，“其实大家对我和史蒂夫的赞誉都有些言过其实，别人的功劳可能也算在了我们头上，因为如果要把每个人的功劳都算清楚的话，故事就太复杂了，”盖茨说，“我的意思是，史蒂夫的确功绩卓著，如果要选一位对个人电脑产业影响最大的人物，大家应该都会选史蒂夫，这是公平的。但史蒂夫并不是上帝，并非上帝显灵带来了平板电脑。”尽管这两位性格迥异，但依然建立了友谊和对彼此的尊重。“那天下午，我们并非想把对方比下去，”盖茨说，“我们讨论了曾经做过的事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史蒂夫去世前的几周，盖茨给他写了最后一封私信。

　　　　苹果公司高管团队的成员经常会去他家，他每况愈下的身体让原本就很紧密的团队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他们会和史蒂夫聊工作，有时也会一起看电影或一起吃饭。正如库克所说，苹果的创新就如同“跑步机”般永不停歇，他们的合作进一步加快了跑步机的运转速度。“史蒂夫和第一代核心团队的关系也不错，”劳伦说，她指的是和史蒂夫一起拯救苹果的弗雷德安德森、阿瓦特凡尼安和乔恩鲁宾斯坦，“但他更喜欢后来这个团队，因为他们共同取得了很多不可思议的成就。”

　　　　8月11日周日，史蒂夫让库克去他家。“他说‘我想和你谈谈’，”库克回忆道，“那时候，他已经不出门了，我问他让我什么时候去，他说‘就现在’。因此我马上去了，他说他决定让我当ceo。我当时认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觉得自己还能活很久，因为我们讨论了很久由我担任ceo、他担任董事长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问他，‘你有什么现在正在做，但内心却不想做的事吗？’”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库克笑着说，“他说，‘由你来做所有的决定。’我说，‘等等，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想说些激励他的话，因此我说，‘你的意思是，如果我看过一个广告设计，觉得还不错，不需要得到你的同意就能播放？’他笑了，说，‘希望你至少来问我一下！’我问了他两三次，‘你确定要让我当ceo？’因为当时我觉得他的身体情况在好转，我工作日经常去他家，有时周末也去，每次见到他，都觉得他在好转，他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很可惜，奇迹并没有发生。”

　　　　多年来，库克一直是ceo的最佳人选。在史蒂夫2004年和2009年请病假离开公司时，库克已经承担过两次主持公司工作的重任，而且史蒂夫希望由内部员工来接替他的职务。“只有内部员工才能深刻理解公司的文化，”库克解释道，“如果我要离职，肯定也会推荐一位内部候选人，因为外人无法了解我们的事业和企业文化。我觉得史蒂夫还认为候选人必须具有披头士精神，如果候选人仅仅想成为史蒂夫第二的话，是没办法很好地为苹果服务的，而且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真正取代史蒂夫，虽然很多人想往那个方向努力。他知道我不会傻到想去模仿他，也从不认为有这个必要。”

　　　　关于继任问题，史蒂夫和库克已经讨论了好多年了，因此库克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讶，他们也探讨过史蒂夫去世后苹果的发展问题。根据库克的说法，“他不希望我们问，‘史蒂夫会做什么？’华特迪士尼去世后，迪士尼的发展停滞不前，史蒂夫非常痛恨这一点，他要确保苹果绝对不会发生类似的事。”

　　　　史蒂夫告诉库克要任命他为ceo的8周后，情况突然急转直下。“他去世前的一个周五，我和他一起看了一部电影，”库克回忆道，“我们看的是冲锋陷阵（rememberthetitans，讲述的是黑人橄榄球教练如何逆袭取得成功的故事）。我非常惊讶他居然想看这部电影，他对体育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边看边聊，聊了很多，我觉得他很快乐。然而那个周末，情况却急转直下。”

　　　　约翰拉塞特接到了劳伦的电话，让他赶紧来见史蒂夫最后一面。“我待在他的卧室里，那间屋子本来是书房，后来改造成了他的卧室。我们聊了皮克斯和迪士尼，后来他对我说，‘我累了，想睡一会儿，’于是我起身准备离开，想了想又停下脚步，转过身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和吻，对他说，‘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他很特别，”拉塞特说，“有一小群人和他的关系一直很亲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都很想念他。2013年11月，我去旧金山参加劳伦50岁生日派对时，到得比较早，蒂姆也来了，他走过来和我聊天，很自然地聊到了史蒂夫。我说，‘你想他吗？我真的很想念他。’然后我给他看了这个。”拉塞特边说边翻开iphone通信录列表。“我至今还存着史蒂夫的电话号码，我说，‘我永远无法把这个号码删掉。’库克也拿出了他的iphone给我看，他同样存着史蒂夫的号码。”

　　　　“生命需要不断地更新与成长，”吉姆柯林斯说，“大部分领袖并非生来就如此伟大，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练与成长。史蒂夫正是这样的，他的故事并不是成功的故事，而是成长的故事，我真希望自己能看到史蒂夫3。0版本，看他从55岁到75岁的经历一定很有意思，一定会比之前更加优秀。可惜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史蒂夫3。0了。”

　　　　“一家伟大的公司具有三个特质，”柯林斯把话题转到了苹果公司，“第一，漂亮的财务数据；第二，别人无法轻易取代的与众不同之处；第三，持续发展，随着技术与市场的演变而不断演变，不会因为一位领袖的离开而停滞不前。第一点和第二点苹果已经做到了，史蒂夫正和时间赛跑，试图帮助苹果达成第三点。是否能持续发展是对苹果的最后考验，目前还没有答案。苹果有许多优秀的人才，应该能够做到。”

　　　　史蒂夫去世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苹果都是一家杰出的企业。2011年年末，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苹果是最成功、最富有创造力的美国企业。苹果一直致力于利用小团队之间的合作，以高效、非官僚的方式持续打造卓越的产品，尽管到史蒂夫去世时，公司的规模已经达到了6万人，但这一传统仍旧没有改变。比起1997年史蒂夫刚回苹果时，2011年公司利润率更高，收入来源也更丰富。高管团队久经沙场，而且很少出现人员变动，除了阿瓦特凡尼安、乔恩鲁宾斯坦、弗雷德安德森和托尼法德尔，其他成员基本没有变过，成为公司品牌与历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苹果公司非常擅长设计、生产、营销卓越的产品，史蒂夫曾经希望公司做的每一件事情苹果都一一实现了。

　　　　2011年10月5日周二，史蒂夫去世了，共举办了3场悼念活动。他于10月8日下葬，有大约40人出席下葬仪式，包括4位苹果员工—蒂姆库克、凯蒂考顿、埃迪库埃和乔尼艾维，董事会成员比尔坎贝尔、阿尔戈尔、鲍勃伊戈尔、约翰多尔、埃德卡特穆尔、麦克斯莱德、李克劳以及劳伦和史蒂夫的4个孩子，还有一些亲戚也参加了葬礼，包括两位妹妹帕蒂和莫娜辛普森。大家聚集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阿尔塔梅萨公墓，围绕着史蒂夫的灵柩，有几位送葬者讲话，有几位朗诵了诗歌，仪式结束后，大家去了约翰多尔家举行追忆活动。

第99章　“告诉他们我就是个混蛋”（6）（）　
10月17日，数百人在斯坦福大学纪念教堂参加了史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