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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国史经典蚜-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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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所巧排大臣自以为功,多此类。繇是益尊任,迁御史大夫。
汤为御史大夫七岁[御史大夫:位同副宰相,掌监察纠弹。七岁:自公元前121年至前115年张汤自杀,共七年。],败。
河东人李文,故尝与汤有隙,已而为御史中丞,荐数从中文事有可以伤汤者,不能为地[不能为地:不宽贷,谓必欲乘机害之。]。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弗平,使人上飞变告文奸事[上飞变告文奸事:给皇帝上书告发李文图谋不轨的事。飞变,凭空而至的文书,犹今匿名信。]。事下汤,汤治论杀文[事下汤,汤治论杀文:意谓事情交给张汤审理,判罪当杀。],而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变事从迹安起?”汤阳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病,为谒居摩足。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常排赵王:谓常偏袒铁官,否定赵王。]。赵王求汤阴事。谒居尝案赵王,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导官[系导官:被囚禁于导官。导官,少府的属官。]。汤亦治它囚导官,见谒居弟,欲阴为之,而阳不省[欲阴为之,而阳不省:意谓暗中要救他,但表面上装作不认识。]。谒居弟不知而怨汤,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共变李文。事下减宣[事下减宣:意谓将事情交给减宣办理。减宣,当时的酷吏。]。宣尝与汤有隙,及得此事,穷竟其事,未奏也。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瘗钱[瘗钱:陵墓里的陪葬铜钱。],丞相青翟朝,与汤约俱谢[俱谢:一起去皇帝那里谢罪。],至前,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当谢,汤无与也,不谢。丞相谢,上使御史案其事。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意谓想把丞相办成“见知故纵”之罪,即知情不报。],丞相患之。三长史皆害汤[三长史:即下文朱买臣、王朝、边通三人。长史为丞相属官。],欲陷之。
始,长史朱买臣素怨汤,语在其传。王朝,齐人,以术至右内史。边通学短长[短长:战国纵横术。],刚暴人也,官至济南相。故皆居汤右,已而失官,守长史,诎体于汤[诎体:屈身。]。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史素贵,常陵折之。故三长史合谋曰:“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使吏捕案汤左田信等[汤左:可以证实张汤有罪的人。],曰汤且欲为请奏,信辄先知之[“曰汤且欲”至此:意谓张汤将向皇帝启奏某事,田信往往先知道。],居物致富,与汤分之。及它奸事。事辞颇闻。上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知,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不谢,又阳惊曰:“固宜有。”减宣亦奏谒居事。上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使使八辈簿责汤:八次派人盘查张汤。簿责,按照文簿罪状盘查。]。汤具自道无此,不服。于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之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此句意谓没有完成皇帝交给的任务。]。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为!”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上闻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尽按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出田信[出: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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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经决狱
汉武帝引用董仲舒,以崇儒自饰。董仲舒引经决狱,以诗、书、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断案之依据,其中以引用古代政治典籍春秋最为频繁。但是在汉代,“引经决狱”最著名的案件是丞相公孙弘、廷尉张汤联合处置的淮南、衡山之狱。
秦汉时期,淮南民风彪悍,士卒精锐。汉初英布曾经据淮南反叛,后被刘邦讨平,淮南故地被封给刘邦幼子刘长。文帝初年,刘长被废,逮送长安,在途中绝食自尽。文帝事后表示后悔,诛杀于此事有过错的丞相、御史等人,又封刘长四子为侯。刘长四子之中有三子长成,文帝遂将淮南故国封于三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其中以淮南王刘安最为著名。七国之乱时,淮南、衡山、庐江三国拒绝响应七国叛军,因此得以保全封国。
刘长封淮南,颇得地方民心,其死后地方士民歌咏其事。刘安治淮南后,轻刑薄赋、招揽人才、体恤士民,故而淮南士民多乐为其用。刘安也是汉代著名的学者,以好学、风雅著称,并召集宾客编撰了淮南子。
汉武帝有意剪除七国之乱后残余的诸侯国,更何况刘安的才学深为汉武帝所忌。淮南、衡山之狱就在这一背景下发生。在淮南国获罪的官员雷被逃亡长安,上书首告。其后又有刘安长孙刘建,怨恨自己与父亲刘不害在家族中受到歧视,赴长安告发淮南国谋反。与刘安有旧怨的公孙弘奉命调查,刘安谋士伍被自首,并举发淮南国的阴谋。虽然除了这几份令人生疑的证词外,并无指证刘安谋反的关键证据。但是参加朝议的诸侯、大臣依然坚持诛杀刘安,理由是春秋言“臣毋将,将而诛”,意为臣下不可有叛上之心,若有叛上之心,即使未曾施行也应诛杀。汉武帝派使者纠治淮南一案,刘安自尽,淮南太子、王后以及涉及此案者都被诛杀,此外株连国中官员、豪杰甚广。淮南案后不久,依照同样令人生疑的证词,又处置了衡山国,衡山王刘赐自尽,家族成员被诛,波及国内官佐、士民无数。
淮南、衡山之狱是汉武帝时期震惊天下的大案,凭借并不确定的证词,在海内颇有声名的刘安、刘赐被杀,株连家族、官佐、豪杰数万人。但是同一时期的司马迁记录此事时,颇多隐晦,令人疑窦丛生。近代以来,学者论述此事时议论不一。但以“臣毋将,将而诛”之言为淮南、衡山之狱的借口,却暗示了“引经决狱”的奥妙。无论是君主,或者是朝臣,都不会使自己受制于严格的古典传统,他们更愿意将“引经决狱”视为巧妙的政治手腕。在剪除淮南、衡山等诸侯时,皇帝就非常乐意引用春秋之言“臣毋将,将而诛”,以此为借口诛杀诸侯。但是春秋之中渗透的宗法政治理想,比如宗族和睦和仁恕待人的言辞,皇帝却视而不见。至于董仲舒一相情愿地以“恶恶止其身”为由,要求废除株连,更是难以令皇帝信服。出身狱吏,晚年以经术自饰的公孙弘深谙此中奥妙,故而青云直上,封侯拜相,其地位远非董仲舒可比。公孙弘的荣禄被视为儒家的莫大胜利,激励着汉代士人以经术入仕的热情。
第27章 司马迁发愤修史()
(西汉)司马迁
导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
周公姬旦家族受封于鲁,周王室将祭司、史官等王室官员赐予鲁国,以为褒奖。春秋之世,宗法秩序和封国政治日渐崩坏,王室仅仅维持“共主”名义。但就身份而言,各国诸侯的史官依旧是周王室官员,与诸侯保持对等的独立地位。此外,在周宗法政治之中,官职往往由贵族家族世袭继承,史官之官位亦不例外。诸侯和贵族的反叛渐渐瓦解了宗法政治,可是史官制度平时并不见重于争权夺利的政治,故而幸运地在内乱之中得以保全。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史官,犹如在内乱之中坚持古典宗法秩序的孤岛。史官既然为周王室官员,在情感上自然亲近王室,厌恶飞扬跋扈的诸侯和贵族。这种态度使其超然于诸侯国内部的政治纠纷,并且在撰写历史时,留下了保守、固执却相当可信的记载。
春秋中期,齐国权臣崔杼专擅国政,拥立齐庄公。齐庄公后来迷恋崔杼的妻子,并与之私通。崔杼得知后,恼羞成怒。他迫使妻子将齐庄公诱入家中,庄公中计,被崔杼布置的伏兵杀死。齐国太史就此事写道:“崔杼弑其君”,这位固执的太史遂被崔杼处死。太史的弟弟接替了太史官位,照旧直书其事,同样遇害。但是太史的第二位弟弟继承官位后,依然坚持如实记载。崔杼对此无可奈何,唯有听之任之。
历史超然于政治,本是一种宗法政治的残余。经过战国、秦代的变革,君主专制对宗法政治的胜利早已毋庸置疑。但晚至汉代,古代史官制度的遗产依然可见。司马迁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太史令官位,以及编撰古代和当代历史的理想。司马迁借此完成的史记,可谓周秦历史撰述的余音。从此以后,朝廷发现这种宗法秩序的残余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一个伤口,朝廷自此渐渐对编撰官方历史有了兴趣。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县北五十里。河山之阳:黄河以北,龙门山以南。]。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乡射:古代的射礼。邹:今山东邹县,县内有峄山。];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汉家之封:指汉武帝于公元前110年行封禅典礼。],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太王:古公亶父,周文王之祖。王季:周文王之父。公刘:周的始祖。后稷:公刘的曾祖,相传为尧的稷官。]。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获麟:相传鲁哀公十四年,猎获一只麒麟,孔子绝笔不再写春秋。],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予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缀集。石室金匮:国家收藏图书档案的处所。]。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天历始改:汉初沿用秦历,至此改用夏历。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武帝也建明堂,宣布新历法。诸神受纪:颁布历法,意味着所有神道都有了祭祀时间,受到祭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人事:人世间的各种事情。纪:秩序。],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意谓春秋文字有数万,义例有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其实”至此:意谓他们的本心都以为是件好事,但是由于不知道如何去做,以致不能避免舆论的指责。]。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犯:侵犯,指为君者被臣下侵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垂空文”至此:意谓流传下空洞的说教用来裁断礼义,把它当成一种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伏羲: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受命于”至此:意谓受命于天,德泽流布,无所止界。穆清:指上天。罔极:无止境。],海外殊俗,重译款塞[“海外”至此:意谓海外不同风俗习惯的国家,通过几次翻译,前来叩关求见。],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累绁:拘系犯人的绳索,此处指监狱。]。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身毁不用矣:司马迁为写史记,忍辱受腐刑,故有此言。]。”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深惟:深思。隐约:意义隐微,文字简约。],欲遂其志之思也。”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麟止:汉武帝曾获得白麟,史记仿春秋,上起黄帝,止于获麟。],自黄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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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及任安
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年少家贫,为大将军卫青门客。后来得到卫青的荐举,被选为郎中,迁为益州刺史。朝中发生巫蛊案时,武帝的宠臣江充借机诬陷太子刘据。刘据被迫发兵反抗,诛杀江充等人。武帝得知太子起兵后,命令丞相率军镇压。太子假托诏书赦免囚徒,宣布武帝病危,奸臣作乱,自己奉命讨伐。两军在长安交战数日,死数万人。太子战败逃亡,在河南自杀。太子生母卫皇后受此牵连,自杀。
太子起兵时,任安是京城禁卫军将领。他接到了太子命其发兵的命令,但是按兵不动。叛乱平息后,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入狱后,写信向时任武帝近侍官的司马迁求助,请他搭救自己。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报任安书回复。报任安书虽是回信,却是司马迁的言志之作。
司马迁在信首提及自己先前为李陵说情,因此获罪于武帝。其时司马迁必须在死刑和腐刑之间两者择一,他选择了后者,保全了生命但是遭受了奇耻大辱。司马迁自述宁愿舍生取义而死,但遭此横祸时,史记已经开始写作,尚未完稿。因为耻于默默无闻而死,司马迁选择忍辱含垢,苟且偷生。自己忍受耻辱完成史记后,要将其藏之于名山,传给同道中人,流传于世间,从而补偿自己前番所受的侮辱。不难发现,报任安书与史记中司马迁的自述前后相洽,但是前者的情绪更加激愤,也更加深沉。
第28章 王莽新政()
(东汉)班固
导读
本文选自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董仲舒为君主专制的辩护是无法令法家学者感到满意的。因为在抽象的意义上,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更高的自然法则的授权。而在世俗的意义上,这其实是暗示个人经过理性思考,相信君主的权力已经得到授权后,才会接受皇帝的权威。让思想凌驾于权力之上,恰恰是法家深恶痛绝的。
董仲舒对此应该感触甚深,因为他自己就因为宣扬灾异与政治的联系而获罪。不过在汉武帝时期,君主专制的权威尚令人敬畏。但时人愈来愈关心各种灾异现象,暗暗揣测其神秘的含义,这真是不祥之兆。
王氏家族是西汉末年的外戚家族,但是王莽代汉并非简单的皇室被外戚取代。史料的记载说明时人更愿意将王莽代汉视为儒家政治理论的自然推论,即上天授权王莽,命其建立新王朝。因此,王莽得到许多人积极的推戴,而非消极的默认,就不足为奇了。
王莽代汉后实行复古主义改革,这被证明是一场灾难。王莽新政的初衷是解决西汉的社会、经济危机,但是改革不仅未能缓解危机,反而激起了广泛的不满。在随后的内战中,王莽的改革与王朝一起倾覆了。
王莽新政是儒家复兴及政治参与的谢幕表演。这种在后人看来极为鲁莽的举动,与王莽代汉时的万众拥戴,都表现了儒家理想主义在政治上的热情与冲动。新政的失败也证明,这个学派的政治激情是无力治理帝国的。自此之后,儒家古典政治一派逐渐式微,渐渐转为学术的探究。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孝元皇后: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妈。]。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折节:屈己下人。]。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阳朔:汉成帝年号。],世父大将军凤病[世父大将军凤:王莽的伯父,大将军王凤。],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封国在南阳郡新野县的都乡。],千五百户。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收赡:收留,供养。],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惭恧:惭愧。]。
莽兄永为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学博士门下。莽休沐出,振车骑[振:整理。],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诸生纵观,长老叹息。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妇[内:通“纳”。内妇:娶媳妇。],宾客满堂。须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当饮某药,比客罢者数起焉[“比客罢”至此:意谓借着客人告辞时送客人的机会,几次去探望。]。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莽闻此儿种宜子,为买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是时,太后姊子淳于长以材能为九卿,先进在莽右[右:汉代以右为尊。]。莽阴求其罪过,因大司马曲阳侯根白之,长伏诛,莽以获忠直,语在长传。根因乞骸骨,荐莽自代,上遂擢为大司马。是岁,绥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辅政岁余,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太后诏莽就第,避帝外家[就第:回家。避帝外家:回避皇帝母亲一族。]。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书令诏莽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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