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往事:国史经典蚜-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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抟砂凳咀啪�主专制政治已经没落。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向来声名狼藉的法家学说现在已经与一位忠诚的遗民对故国感伤的追思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感伤的时代，异族攫取了王朝正统，前朝遗民对先前钟情的传统感到迷惑、失望。怀疑的思想已经开始追本溯源，这无论如何都是不祥之兆。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许由、务光：两人皆古代高士。许由，隐士，尧以天下让之，不受，尧又欲召为九州长，不欲闻，以水洗耳。务光，夏朝人，汤放桀后，以天下让之，不受，负石自沉于庐水］；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某：汉高祖自称。仲：指汉高祖的二哥。高祖年轻时无赖乡里，不务正业，其哥哥则勤于农事。高祖的父亲经常批评高祖不能治产业，等到高祖得了天下后，得意地向其父夸耀说：“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寇仇：敌人。独夫：指众叛亲离之人。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谈到武王伐纣，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废孟子而不立：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孟子所谓土芥、寇仇语不满，废止孟子配享］，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罚凵慵昕g，固扃�罚杭辍⒖g都是捆物的绳索。扃，关纽。�罚�锁。意谓用绳索捆绑，再加锁，竭力防人盗窃。］，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毅宗：明崇祯帝。李自成进北京后，他持剑将女儿砍伤，说：“若何为生我家？”］，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延伸阅读

　　　　张溥与明末党社

　　　　明代以来，士人为应试科举，往往借聚会结社之机，以文会友。士人参与这类聚会，既可以学习制艺，揣摩时文风习；又可结交同辈，联络情感，为将来入仕作准备。士人在研习制艺、文学之余，不免议论时政。在适当的时机下，这种议论也足以演变为政治活动。明末的东林党运动，就是地方士人的活动与朝廷党派纷争汇流的结果。东林党的影响尚多限于直接参与朝政，而将士人政治运动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动员性的政治、社会运动，尚有待于复社领袖张溥的努力。

　　　　张溥生于江南官绅家庭，早年好学成名，年长后结交东南名士，声望渐显。张溥成名后，虚怀若谷，致力于奖掖后学，故而慕名从学的士人络绎不绝。天启年间，宦官集团逐渐在对东林党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东林党在朝廷中的影响几乎被根除。但士民的暴动和半公开的抗议证明了东南地区对东林党的同情，这种情绪无疑激励了一些年轻的效法者。张溥召集同道组织了应社，以尊经复古、磨砺气节、经世济用为志。不久之后，各地士人效法应社，纷纷组织起地方性的文学社团，其旨趣大多与应社相去不远。

　　　　崇祯继位后，迅速铲除了天启朝的宦官集团。张溥等人深受鼓舞，认为是匡扶世事的有利时机。在同道的支持下，张溥联合南北各地的社团，成立复社。复社成员分工合作，研习学问，并出版同道的文集。在此后的科举应试中，取中者多为复社成员，天下为之瞩目。影响之下，复社门徒遍及全国，东南地区尤其如此。

　　　　张溥偕同亲近同道，企图借复社声势显赫的时机参与朝政，挽救晚明的危局。但是相比于他们企图效法的东林党人，复社成员的政治阅历更显欠缺。他们在北京的努力，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最后随着明朝的灭亡无果而终。随着清军逼近东南地区，复社徒众在本土组织了艰苦而绝望的抵抗。

第88章　原　法（）　
（清）黄宗羲

　　　　导读

　　　　本文选自明夷待访录。

　　　　与黄宗羲同时的顾炎武读完明夷待访录，致信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数百年后，梁启超写道：“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梁启超承认：“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又最深。”

　　　　顾炎武、梁启超两人相去数百年，他们对明夷待访录的观感却相似，不免令人惊讶。顾炎武的时代、经历与黄宗羲相去无几，他的感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梁启超既是谙习旧学的学者，也是积极向国人介绍新学的鼓动家。他发自内心的钦佩，恰恰是近代中国新旧过渡之间的思想标本。

　　　　明夷待访录中最激进的篇章，多是对先秦诸子论证的旧事重提。在这些追问原初问题的篇章之中，原法是十分特别的一篇。探求原法的行文，不难发现这是一篇十分晦涩的文字。文中既有理智的追问、怀疑和论证，又有情感的向往、追求和呼唤。理智和情感交织往复的原法，在今日的读者看来，仅仅是颇具煽动性的政治檄文，而非严肃的学理论证。但是平心静气地思索，却必须承认原法恰恰是当时最严肃的政治论文。因为今日的读者视为源自人类情感、愿望偏好的命题，一个世纪前的论者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先验真理。今日的读者认为荒诞可笑的理想，几代以前的读者为之心潮澎湃。在考虑到背景、语境的变迁后，方可理解黄宗羲的激切、抗议、忧虑和胆怯。这种理智的探索、考证，以及被后人遗忘的遭遇，与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学者有惊人的相似。后人信心十足地接受了前人的结论，却不应轻视前人探求的艰难。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二帝：指尧、舜。三王：夏、商、周开国君主，夏禹、商汤、周文王］，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赋：此处指兵，因古代以田赋出兵。卒乘之赋：指部队。古代卒指步兵，乘指车兵］。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末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庶孽：指除继承君位的嫡长子以外的诸子。刘邦曾大封同姓王］，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方镇：地方集团。宋太祖曾吸取唐末五代教训，削除地方势力］，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鳃鳃然：恐惧的样子。意谓战战兢兢地惦记着自己的天下，唯恐被人夺取］，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论者谓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为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胶彼漆之中，以博宪章之余名，此俗儒之剿说也［宪章：遵循前人的法律。剿：同“抄”。剿说：因袭别人的成说］。即论者谓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井田：古代土地制度。封建：西周实行的封土建国的政治制度。］，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延伸阅读

　　　　新儒家论原法篇

　　　　此所谓法是从治天下方面说之治道之法。“三代以上有法。”其所以有法，乃因其法为天下而立，不为一己而立。此依据禅让之公而说下来。此亦正合于吾所说之“让开散开”之精神，“就个体而顺成”之原则。“让开散开”是不把持天下以为己物，“就个体而顺成”是不逆提牵率天下人民以从己。故其法无私，而可谓真有法。此为敞开之法。“三代以下无法。”其所以无法，乃因其法全为一己而设，全违背“让开散开”之精神、“就个体而顺成”之原则。此为“非法之法”，乃封闭禁锢之法。

　　　　最足见儒者“理性之内容表现”之至意。

　　　　然此“内容表现”之至意已将政治之最高原则，即让开散开之精神，就个体而顺成之原则，表露无余矣。此种理念，若能畅达不已，必至民主政体之出现。梨洲、亭林等所处时代正是西方十七、十八世纪洛克、卢梭等之时代。而彼等之人权运动，开出近代之民主政治，正是一帆风顺之会。而顾、黄、王所遭遇者，则是断潢绝港之时，遭遇清朝一绝大之歪曲。东西运会之异，岂不令人长叹息乎？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

第89章　学　校（）　
（清）黄宗羲

　　　　导读

　　　　本文选自明夷待访录。

　　　　两宋以来，科举大兴，庶民应试者日众。在科举的刺激下，地方社会的结构也渐渐发生变迁。世代相传的地方世家大族，渐渐在政治上失去了影响，让位于新晋的庶民。庶民子弟读书应试的各种学校，也纷纷崭露头角。私人讲学的氛围十分盛行，一度与官府兴办的官学并驾齐驱。古代中国的书院制度，就孕育于这种激荡、活泼的氛围中。

　　　　书院开设的初衷不离科举应试，但是许多学者或者退隐的官宦也期望书院可以为修学者提供道义、修身的熏陶。为此，一些有影响的学者相继投身于书院，以研习、发扬本派的学理。书院的学规往往出自其创始人的手笔，一些著名书院的学规曾经在几个世纪里被后来的书院参照、模仿。这些流传至今的学规证明书院是一自治的团体，其中规定了书院设立的目的、日常制度、纪律。书院的领袖被认为有义务维持书院的学风、纪律，以吸引游学者。因此，领袖一般由著名的学者担任，他们因学问和道德的修养而受到学生的尊重和服从。

　　　　但是书院并非单纯的学校，事实上，应该将其当作士绅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享有声望的书院必须注意笼络足够优秀的教师和学生，有时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书院的领袖必须在地方士绅中有影响，以便获得捐款，以维持日常开支，或者资助有天资的贫寒学生。为此，就必须让士绅相信书院对地方教化、安宁有贡献。书院还必须与地方官员相处融洽，以便不失去获得官方资助的机会，或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适当的影响。地方官员也乐意支持此类活动，以便敦促、教化自己治下的士民。对书院的支持，对官员本身的仕途甚至也是有利的，这意味着可以博取名誉，以及充当许多有望入仕的士人的恩主或保护人。

　　　　书院的学规，或者说那个时代的思潮，都不断地宣示要维持一个存在等级、身份差别的社会。科举为每个人提供了改变命运、身份的机会，却不仅没有取消这种差别。相反，科举使身份的差别与个人的努力相联系，以至于使身份的差别显得更加理所当然。但是，在书院内部，却存在着一种罕见的平等氛围。事实上，书院许多事务的决定，都必须取得教师、学生的同意或者是默认。这是古代中国社会一个十分特别的阶层，这个阶层的成员有着完全相同的出身：儒家弟子、开化的文明人、文明理想的承担者、科举应试的候选者、有朝一日出仕的候补官员。由身份接近的成员组成的书院，会萌发出公议的愿望，并不令人惊讶。但是这种公议的愿望，事实上是十分可疑的，在朝廷上，他们是君主的臣属；在地方上，他们是庶民的领袖；仅仅在短暂的书院生涯中，他们才能找到与自己平等的伙伴。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辟雍：古代学宫，始自西周时，贵族子弟在此学习各种技艺。后来诸王朝也设有辟雍，多用于举行祭祀或者施行各种礼仪活动］。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敗�以为非。簿书、期会、钱谷、戎狱，一切委之俗吏。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人焉，便以为学校中无当于缓急之习气。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学校：汉代以后，各代都设有官立学校。但是往往因为受拘束于官府，官立学校的学风不免淡薄、没落，汲汲于功名利禄。甚至连朝廷也对其感到失望，开始支持民间兴起的各种私人书院］，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

　　　　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书院：书院开设后，一些退隐的官宦、学者也乐意在书院开讲。这种讲学活动往往发展成政治清议运动，对当朝的官员形成压力。当朝官员有时会选择压制，比如南宋历史上，韩侂胄执政时，曾经宣布道学是“伪学”。明末东林党运动时，东林书院曾经被朝廷下令毁弃］。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学校与朝廷无与；其继也，朝廷与学校相反。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犹然循其名而立之何与？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请起李纲：靖康之乱前，金兵围攻汴梁，北宋朝廷和战不决。宋钦宗对与金兵交战缺乏信心，有意议和，遂罢免了主战的大臣李纲。太学生陈东率领数百名学生，上书宋钦宗，反对罢免李纲，后来发展成骚乱，杀死数十名宫廷侍从］。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陈、欧：指陈东、欧阳澈。陈东就是上文中多次上书的太学生，靖康之乱后，被宋高宗招揽。他向宋高宗上书，要求还都汴梁；迎还被掳的徽宗、钦宗二帝；罢斥执政大臣，任用李纲。因此得罪于执政大臣，不久之后被杀。欧阳澈是布衣，金兵进逼汴梁期间曾上安边御敌十策。后来向高宗上书，内容与陈东的上书近似，不久同时被杀。］，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

　　　　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授田之法废，民买田而自养，犹赋税以扰之；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犹势利以诱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跻之曰“君父，君父”，则吾谁欺！

　　　　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为吾师也。”其下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皆听学官自择。凡邑之生童皆裹粮从学，离城烟火聚落之处士人众多者，亦置经师。民间童子十人以上，则以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为蒙师。故郡邑无无师之士，而士之学行成者，非主六曹之事，则主分教之务，亦无不用之人。

　　　　学宫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其寺产即隶于学，以赡诸生之贫者。二氏之徒，分别其有学行者，归之学宫，其余则各还其业。

　　　　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

　　　　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则与大臣之子就学于太学，使知民之情伪，且使之稍习于劳苦，毋得闭置宫中，其所闻见不出宦官宫妾之外，妄自崇大也。

　　　　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其以簿书期会，不至者罚之。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其或僻郡下县，学官不能骤得名儒，而郡县官之学行过之者，则朔望之会，郡县官南面讲学可也。若郡县官少年无实学，妄自压老儒而上之者，则士子哗而退之。

　　　　择名儒以提督学政，然学官不隶属于提学，以其学行名辈相师友也。每三年，学官送其俊秀于提学而考之，补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于提学而考之，以解礼部，更不别遣考试官。发榜所遗之士，有平日优于学行者，学官咨于提学补入之。其弟子之罢黜，学官以生平定之，而提学不与焉。

　　　　学历者能算气朔，即补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额，使礼部考之，官于钦天监。学医者送提学考之，补博士弟子，方许行术。岁终，稽其生死效否之数，书之于册。分为三等：下等黜之；中等行术如故；上等解试礼部，入太医院而官之。

　　　　凡乡饮酒，合一郡一县之缙绅士子。士人年七十以上，生平无玷清议者，庶民年八十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