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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国史经典蚜-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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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憾僦�
凡乡饮酒，合一郡一县之缙绅士子。士人年七十以上，生平无玷清议者，庶民年八十以上，无过犯者，皆以齿南面，学官、郡县官皆北面，宪老乞言。
凡乡贤名宦祠，毋得以势位及子弟为进退。功业气节则考之国史，文章则稽之传世，理学则定之言行。此外乡曲之小誉，时文之声名，讲章之经学，依附之事功，已经入祠者皆罢之。
凡郡邑书籍，不论行世藏家，博搜重购。每书钞印三册，一册上秘府，一册送太学，一册存本学。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士子选场屋之文及私试义策，蛊惑坊市者，弟子员黜革，见任官落职，致仕官夺告身。
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在市肆工艺者，学官定而付之；离城聚落，蒙师相其礼以革习俗。
凡一邑之名迹及先贤陵墓祠宇，其修饰表章，皆学官之事。淫祠通行拆毁，但留土谷，设主祀之。故入其境，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
延伸阅读
子产不毁乡校
（春秋）左丘明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第90章 论君民（）
（清）王夫之
导读
本文选自读通鉴论卷二七僖宗。
面对清军的攻势，明朝的士民发现自己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或者归附新朝廷，依靠其恢复地方秩序；或者继续坚持绝望的抵抗活动，甚至不惜投身于盗匪之流。毫无疑问，大部分士民最后选择了前者。故而清军入关不过十万余人，而北方几乎不战而降。清军南下江南时，也不过万余人，但是先后招降南明军队数十万。明清易代之际，正如其他王朝鼎革之际，绝大部分士民选择归附，此一事实毋庸置疑。但是对中国士民，尤其是士大夫而言，忠于君王被认为是绝对的义务。一旦他们逃避忠诚的义务，最好的结局是被列入“贰臣”的名录。
分道扬镳的选择无疑引发了许多的争执、伤痛和苦涩。这种裂痕有时发生在最亲密的家庭、家族和密友之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虽然选择归附的是多数，但是在历史和道义的叙述中，他们又是绝对的少数。即使是接受他们归附的新王朝，也会坚持古老的道义传统。坚持抵抗或殉国的人被视为英雄，但是他们又何尝不同情流离失所、死于非命的庶民呢？随着抵抗日渐绝望，抵抗者们渐渐发现英雄的举动不过徒增更多伤亡而已。道义传统要求尽忠于君王，但也同样要求保护庶民。在抵抗运动已趋衰落的后期，这种道义的冲突无疑越来越使抵抗者们苦恼。
王夫之论君民这一部分提及晚唐的史实，非常契合晚明的境遇，这也许并非偶然。王夫之的家庭、经历无一不要求他坚持对君王的忠贞，而他本人也从未逃避。直至晚年，他依然准备投身复兴明朝的事业。但是这位传统的卫道士却以一种平和、冷静的心态评价那些与他选择不同的士人，显然对传统道义内在的冲突也是感同身受。王夫之由此上溯到相关史实，揭去了儒家学派用以修饰君民关系的道德面纱。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不善之分歧不一矣，而彝伦为其纲［彝伦：古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犹言伦常］。彝伦攸叙，虽有不善者寡矣；彝伦攸，其于善也绝矣［攸叙：攸，语气词。叙，次第，或指按等级次第授官奖励等。此处指伦常还被人遵守。攸：抛弃］。君臣者，彝伦之大者也。“君非民，罔与立；民非君，罔克胥匡以生。”名与义相维，利与害相因，情自相依于不容已，而如之何其之！君惟纵欲，则忘其民；民惟趋利，则忘其君。欲不可遏，私利之情不自禁，于是乎君忘其民而草芥之，民忘其君而寇仇之，夫乃殃不知其所自生，而若有鬼神焉趋之而使赴于祸。君之身弑国亡、子孙为戮，非必民之戕之也，自有戕之者矣；民之血膏原野、骴暴风日者［骴：肉未烂尽的骸骨。骴暴风日：指暴尸野外］，非必君之剿绝之也，自有剿绝之者矣。故曰百殃。百云者，天下皆能戕之、剿绝之，而靡所止也。
唐自宣宗以小察而忘天下之大恤，懿、僖以淫虐继之［宣宗：唐宣宗，公元846—859年在位。在位期间，不私近臣贵戚，不过分奢侈，但朋党之争、藩镇战乱始终未解决。懿：唐懿宗，公元859—873年在位，怠于政事，游宴无度。僖：唐僖宗，公元874—888年在位，任用宦官，横征暴敛。］，民怨盗起，而亡唐者非叛民也，逆臣也。奔窜幽辱，未酬其怨，而昭宗死于朱全忠之手［朱全忠：即朱温。黄巢起义军将领，后降唐，割据地方，征战不已。最后杀掉唐朝皇帝，建梁，史称后梁。］，十六院之宗子［十六院：宫院名。此处借指皇宫］，骈首而受强臣之刃，高祖、太宗之血食，一旦而斩。君不仁以召百殃，既已酷矣，而岂徒其君之酷哉？李克用自潞州争山东［李克用：沙陀人。因镇压黄巢起义军用功，封河东节度使，遂割据一方。公元890年与朱温征战，大肆抢掠，致使河东赤地千里］，而三州之民俘掠殆尽，稼穑绝于南亩；秦宗权寇掠焚杀［秦宗权：唐将领。败于黄巢起义军后，降巢。黄巢死后自称帝，遣将四处抢掠，征战时以腌制的人肉为粮食。］，北至滑、卫，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届江、淮，极目千里，无复烟火，车载盐尸以供糇粮；孙儒攻陷东都［孙儒：秦宗权部下。公元885年打败李罕之，占据洛阳，放火焚烧宫殿］，环城寂无鸡犬；杨行密攻秦彦、毕师铎于扬州［杨行密：唐将领。以败秦宗权功授泸州刺史，同秦彦、毕师铎等混战，胜而据扬州。后建立吴政权，尚能保境安民］，人以堇泥为饼充食，掠人杀其肉而卖之，流血满市；李罕之领河阳节度［李罕之：黄巢起义军将领。后降唐，与秦宗权、孙儒等征战，所部到处劫掠，以人肉为粮。］，以寇钞为事，怀、孟、晋、绛数百里间，山无麦禾、邑无烟火者，殆将十年；孙儒引兵去扬州，悉焚庐舍，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朱温攻时溥，徐、泗、濠三州之民不得耕获，死者十六七。若此者凡数十年，殃之及乎百姓者，极乎不忍见、不忍言之惨。夫岂仅君之不善、受罚于天哉？不善在君而殃集于君，杀其身，赤其族，灭其宗祀，足相报也。天岂无道而移祸于民哉？则民之不善自贻以至于此极，而非直君之罪矣。
天子失道以来，民之苦其上者，进奉也，复追蠲税也，额外科率也，榷盐税茶也。民辄疾首以呼、延颈以望，曰：恶得天诛奄至，易吾共主，杀此有司，以舒吾怨也！及乎丧乱已酷，屠割如鸡豚，野死如蛙蚓，惊窜如麇鹿，馁瘠如鸠鹄，子视父之剖胸裂肺而不敢哭，夫视妻之强搂去室而不敢顾，千里无一粟之藏，十年无一荐之寝［荐：垫席、褥子］，使追念昔者税敛取盈、桁杨乍系之苦［桁杨：加在脚上或颈上据系囚犯的刑具。］，其甘苦何如邪？则将视暗君墨吏之世，如唐、虞、三代而不可复得矣。乃一触其私利之心，遽以不能畜厚居盈为大怨，诅君上之速亡，竞戴贼而为主，举天下狺狺薨薨而相怨一方，忘乎上之有君也。忘乎先世以来，延吾生以至今者，君也；忘乎偷一日之安，而尚田尔田、庐尔庐者，君也。其天性中之分谊，泯灭无余，而成乎至不仁之习也，久矣！积不善而殃自集之，天理周流，以类应者不测，达人洞若观火，而怙恶者不能知，一旦沓至，如山之陨，如水之决，欲避而无门，故曰百殃也。
夫民之愚夙矣，移之以使作善者君也，则君固不得辞其咎矣。而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从君于昏以虐民者，勿论已；翘然自好者，以诋讦为直，以歌谣讽刺为文章之乐事，言出而递相流传，蛊斯民之忿怼以诅咒其君父，于是乎乖戾之气充塞乎两间，以干天和而奖逆叛，曾不知莠言自口而彝伦攸，横尸流血百年而不息，固其所必然乎！古之君子，遇无道之君，去国出奔，不说人以无罪，故三代立国千年，而无屠割赤地之惨。作善之祥，岂徒在一人哉！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时之论也。当其时，文、武之泽已斩，天下忘周而不以为君，周亦忘天下而不自任为君，则君子虽欲自我君之而不能。若夫六王者，非篡逆之臣，则介在戎狄，无异于酋帅，杀人盈野，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故轻也。君与社稷轻，而天所生之人，不可以无与立命，则苟有知贵重其民者，君子不得复以君臣之义责之，而许之以为民主可也。
黄巢既灭之后，僖宗乐祸以逞志，首挑衅于河东。朱温，贼也；李克用，狄也；起而交争。高骈、时溥、陈敬瑄各极用其虐；秦宗权、孙儒、李罕之、毕师铎、秦彦之流，杀人如将不及。当是时，人各自以为君，而天下无君。民之屠剥横尸者，动逾千里，驯朴孤弱之民，仅延两间之生气也无几。而王潮约军于闽海［王潮：王绪部下，随军至漳州后，囚禁王绪，绪死后，自立为帅，公元886年占泉州，公元893年占福州，尽有闽中五州］，秋毫无犯；王建从綦毋谏之说［王建：五代十国时期前蜀的建立者。能任用名臣世族，做到虚心纳谏］，养士爱民于西蜀；张全义招怀流散于东都［张全义：黄巢起义军将领。后降唐，为河南尹，居洛阳，奖励耕织，躬载酒食，劳民田间。］，躬劝农桑；杨行密定扬州，辇米赈饥；成汭抚集凋残于荆南［成汭：唐将领，公元888年取荆南，被任为荆南节度留后，励精图治，招抚流亡，通商务农］，通商劝农。此数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顺民物之欲，予之焉可矣。存其美，略其慝，不得以拘致主帅之罪罪王潮，不得以党贼之罪罪全义，不得以僭号之罪罪王建，不得以争夺之罪罪行密，不得以逐帅自立之罪罪成汭。而其忘唐之尚有天子，莫之恤而擅地自专者，概可勿论也。非王潮不能全闽海之一隅，非王建不能保两川于已乱，非全义不能救孙儒刃下之余民，非行密不能苏高骈虐用之孑黎。且其各守一方而不妄觊中原，以糜烂其民，与暴人争衰王。以视朱温、李克用之竭民肝脑、以自为君而建社稷，仁不仁之相去，岂不远哉？呜呼！至是而民为重矣。非倚之以安君而卫社稷之谓也，视其血染溪流、膏涂原草者，虽欲不重之，而有人心者固不忍也。君怙恶以殃民，贼乘时而行其残忍，民自不靖而旋以自戕，三者皆祸之府也。而民为可矜也。何也？屠刈流离之民，固非尽怨上行私、延首待乱之民也。天且启数子之心，救十一于千百，而亦可以为民之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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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与孟子
晚唐的韩愈极力拔高孟子的地位，北宋的王安石同样倾心于此。南宋时，尊崇孟子的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在此期间，孟子的地位不断上升，最终被封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配祀孔庙。孟子一书也被列入“四书”，渐有取代先秦经典神圣地位的气势。对理学而言，孟子的地位对道统的延续、理学的存亡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孟子生活的年代距礼崩乐坏、篡逆相继的春秋之世不远，战国时代更是周天子失位，诸侯相攻。故而孟子的著作中颇有应时应景的论述，诸如“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孟子本人又好为“革命”之说。这一切，都大触专制君主的忌讳。
洪武初年，朱元璋读孟子，极为忌恨，称：“使此老（孟子）在今日，宁能免耶？”他愤恨之下，下令将孟子罢享孔庙。洪武末年又下令删定孟子，删去“辞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删定的孟子“洁本”被颁行天下，以取代原有的孟子。
第91章 论曹魏（）
（清）王夫之
导读
本文选自读通鉴论卷一〇三国。
17世纪的气候变异波及全球，人类活动的几个大陆都颇受影响，并在各自的历史中留下与此相关的记录。东亚地区的明帝国也未能幸免，灾荒波及了帝国东南、西北地区。相对于东南地区而言，灾荒对素来贫瘠的西北地区可谓雪上加霜。即使在政府有效的治理、救济下，完全消弭灾荒对经济、社会的后续影响，也必须等待许多年。但是朝廷正积极与东北的满族政权交战，仅对西北地区维持力不从心的治理。灾荒过后，不仅死者众多，地方秩序也荡然无存。在饥饿、窘困、骚乱的氛围中，有势力的豪强、盗匪逐渐开始充当本地居民的掠夺者和保护者。在明帝国最后的十多年里，为数众多的武装团伙在西北地区游荡，分分合合。一旦他们在某位首领的率领下联合行动，往往令朝廷惊恐万分。
皇帝、宦官、官员、士人经过多年的纷争后，再也无力应对局势变化。在帝国崩溃前，皇帝以及他的执政大臣曾经考虑以更加灵活的举措挽救危局，但朝廷上下已经无法团结一致地推行任何举措。变通的措施总是牵连着官员、党派之间的新仇旧恨，以致引发更大的纷争。西北义军的联合武装进军京城，皇帝自尽身亡，留下诏书，声明他对朝廷诸臣已经绝望。
在此前一年，帝国的皇帝、官员尚不乏对局势的信心。此时帝国统治着众多的臣民，维持着大量的军队。西北的反叛者以及东北的满族政权都未取得对帝国的绝对优势。来自历史、传统的信心依然让君臣上下感到满怀希望。可是在一年时间里，帝国就经历了天崩地裂的变局。来自西北地区、未脱盗匪习气的反叛者迅速攻入京城，皇帝被迫自尽。东北的满族借机入关，击溃反叛者，随后开始统一全国，开创了新王朝。清朝向关内的汉族士民下达了剃发令，对汉族士民而言，这意味着放弃文明之初以来的传统甚至是文明本身。剃发令激起了普遍的反抗，反抗者遭到血腥的无差别镇压。大部分人接受了这种史无前例的境遇，但是在内心将其视为耻辱，这种内心的隐痛甚至延续了数百年。这种天崩地裂的变局在一代人心目中引起的惊骇、惶恐是不言而喻的，亲历者更是有切肤之痛。在正统的世界秩序崩溃后，他们开始反思旧日的信仰。朱熹在通鉴纲目之中宣扬的理学历史观对明代思潮影响至深，甚至在通俗中也可见其痕迹。读通鉴论与通鉴纲目的旨趣差异，着实耐人寻味。
国之亡，有自以亡也［有自以亡：有导致其灭亡的原因］，至于亡，而所自亡之失昭然众见之矣。后起者，因鉴之、惩之，而立法以弭之；然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前之覆辙虽不复蹈，要不足以自存。汉亡于宦官外戚之交横，曹氏初立，即制宦者官不得过诸署令，黄初三年［黄初：三国魏文帝年号，公元220—226年。］，又制后家不得辅政，皆鉴汉所自亡而惩之也。然不再世，而国又夺于权臣。立国无深仁厚泽之基，而豫教不修，子孙昏暴，扑火于原，而焰发于烓灶［烓灶：火炉］，虽厚戒之无救也。
自其亡而言之，汉之亡也，中绝复兴，暴君相继，久而后失之；魏之亡也不五世，无桀、纣之主而速灭；以国祚计之，汉为永矣。乃自顺帝以后，数十年间，毒流天下，贤士骈首以就死，穷民空国以胥溺，盗贼接迹而蔓延；魏之亡也，祸不加于士，毒不流于民，盗不骋于郊；以民生计之，魏之民为幸矣。故严椒房之禁［椒房：原指皇后宫室，后泛指后妃所住宫殿。］，削扫除之权，国即亡而害及士民者浅，仁人之泽，不易之良法也。
乃昏主则曰：外戚宦官，内侍禁闼，未尝与民相接，恶从而朘削之？且其侈靡不节，间行小惠，以下施于贫乏，何至激而为盗？其剥民以致盗者，士大夫之贪暴为之也。夫恶知监司守令之毒民有所自哉？纨袴之子，刑余之人，知谀而已，知贿而已；非谀弗官也，非贿弗谀也，非剥民之肤弗贿也［“非谀弗官”至此：意谓不奉承他（指外戚宦官）就无法升官，要奉承他，就必须通过贿赂进行，而要贿赂，就必须盘剥百姓］，则毒流四海，填委沟壑，而困穷之民无所控告。犹栩栩然曰［栩栩然：欣然自得的样子］：吾未尝有损于民，士大夫吮之以为利，而嫁祸于我以为名。相激相诋，挟上以诛逐清流，而天下箝口结舌，视其败而无敢言。汉、唐、宋之浸败而浸亡，皆此由也。其能禁此矣，则虽有夺攘之祸，而民不被其灾。故司马篡曹，潜移于上而天下不知。勿曰防之于此，失之于彼，魏之立法无裨于败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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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
北宋的司马光主持修撰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作为向君主进言的佐证。司马光希望君主在阅读资治通鉴后，会自然而然地接受自己的思想，避免政局动荡。除此之外，司马光还期望通过对古代历史、政治的分析，为君主提供治国的见解、参考。因此之故，资治通鉴近乎是君主的政治手册，它的第一读者是当朝的君主。在体例上，资治通鉴是一部通史，述及的年代久远，篇幅浩大，引用的材料纷繁复杂，读者往往难得要领。
至南宋时，学者朱熹及其学生以纲目体节录，对资治通鉴进行改编，写成资治通鉴纲目。但是资治通鉴纲目的撰写，远非单纯的节写。在朱熹那里，历史的编撰与两宋思潮的变迁合流了。北宋覆亡后，南宋偏安一隅，恢复失地的希望渐渐黯淡。时局的变化在南宋学者的心灵上印下了深刻的印记。相对于北宋学者论述历史时的现实态度，南宋学者以一种更加浪漫、理想的思绪复述历史。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历史的浪漫主义有助于偏安南方的朝廷寻求政治上的自尊。朱熹对自己的努力深为满意，他写道：“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概然有感于斯。”正如司马光企图以资治通鉴宣扬本派的政治见解一样，资治通鉴纲目将使人们渐渐接受理学对历史的叙述，以及理学本身。
资治通鉴纲目刊行后，以其简练的行文受到士人的欢迎。对于理学的慕道者而言，这部理想化的历史远比资治通鉴的繁琐、固执更具吸引力。随着理学在明代的胜利，资治通鉴纲目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影响了明代士人对历史、现实的视野和观感。
第92章 论正统（）
（清）王夫之
导读
本文选自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一。
李自成部攻陷北京，崇祯帝自尽身亡。
吴三桂联合清军，在山海关击溃李自成部。
北方战火频仍，交通隔绝，崇祯帝的几位皇子在战乱中失踪。失去了无可非议的继承者，明朝南方的官员决定自亲近的藩王之中选立新君。因之而起的继承纷争，为复兴明朝的希望，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明初建都南京，朱棣迁都北京后，继续以南京为留都。南京因此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朝廷官署，在此任职的官员虽是虚衔，在地位上却与北京的同僚相同。北方沦陷后，南京成为新君登基的理想新都。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的孙子，与崇祯帝同辈。在宗法秩序中，亲近崇祯帝的福王，似乎更有继统的权利。但是东林、复社系士人在江南影响深远，他们曾经反对神宗立福王的父亲为太子，自然对福王世袭毫无好感。况且，他们对朱由崧的修为也极为厌恶、失望，认为他难当大任。相形之下，许多江南官员对潞王朱常淓更为钟情。但是朱常淓是神宗兄弟的后裔，且比崇祯帝高一辈，在宗法秩序上更为疏远。南方的官员、勋臣、宦官、将领都卷入了这次继承纷争。最后凤阳总督马士英联合军队将领，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这就是后来的弘光帝。但是弘光帝继位前的纷争损害了朝廷的权威，加剧了官员之间的裂痕。军队对政治的影响日渐增加，立足未稳的朝廷政治更显动荡。直到弘光朝廷覆灭，对朝廷不利的政治传闻、密谋从未断绝。
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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