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往事:国史经典蚜-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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谇詹畲蟪肌Ｊ鞘苯�、浙贼氛炽，或请撤安庆围先所急。国藩曰：“安庆一军为克金陵张本，不可动也。”遂南渡江，驻祁门。江、浙官绅告急书日数十至，援苏、援沪、援皖、援镇江诏书亦叠下。国藩至祁门未数日，贼陷宁国，陷徽州。东南方困兵革，而英吉利复失好，以兵至［咸丰八年（1858年），英国、法国因为外交纠纷，向中国派遣了交涉使团，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九年，英法美诸国公使要求进京换文，在大沽口与清军发生冲突。咸丰十年，英法派军来中国，攻占天津，向清朝廷施加压力］。僧格林沁败绩天津，文宗狩热河［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后，与清朝廷大臣交涉订约。对世界事务缺乏了解的清朝大臣扣押了英法使团，以为可以反制对方。英法联军随后进攻北京，在八里桥击败僧格林沁统率的清军，咸丰帝逃亡热河。］，国藩闻警，请提兵北上，会和议成，乃止［咸丰十年九月，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与英法使者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联军随后撤军回国］。

　　　　其冬，大为贼困，一出祁门东陷婺源；一出祁门西陷景德；一入羊栈岭攻大营。军报绝不通，将吏惵然有忧色，固请移营江干就水师。国藩曰：“无故退军，兵家所忌。”卒不从，使人间行檄鲍超、张运兰亟引兵会。身在军中，意气自如，时与宾佐酌酒论文。自官京朝，即日记所言行，后履危困无稍间。国藩驻祁门，本资饷江西，及景德失，议者争言取徽州通浙米。乃自将大军次休宁，值天雨，八营皆溃，草遗嘱寄家，誓死守休宁。适宗棠大破贼乐平，运道通，移驻东流。多隆阿连败贼桐城，鲍超一军游击无定居，林翼复遣将助之。十一年八月，国荃遂克安庆。捷闻，而文宗崩，林翼亦卒。穆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咸丰帝在热河病逝，皇子载淳继位。载淳年幼，咸丰遗命肃顺等八人为辅政大臣。咸丰的皇后慈安以及载淳生母慈禧，联合咸丰的弟弟奕。，发动政变，捕杀、罢黜八位辅政大臣，垂帘听政］，加国藩太子少保衔，命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国藩惶惧，疏辞，不允，朝有大政，咨而后行。

　　　　当是时，伪天王洪秀全僭号踞金陵，伪忠王李秀成等犯苏、沪，伪侍王李世贤等陷浙杭，伪辅王杨辅清等屯宁国，伪康王汪海洋窥江西，伪英王陈玉成屯庐州，捻首苗霈霖出入颍、寿，与玉成合，图窜山东、河南，众皆号数十万。国藩与国荃策进取，国荃曰：“急捣金陵，则寇必以全力护巢穴，而后苏、杭可图也。”国藩然之。乃以江宁事付国荃，以浙江事付宗棠，而以江苏事付李鸿章。鸿章故出国藩门，以编修为幕僚，改道员，至是令从淮上募勇八千，选良将付之，号“淮军”。同治元年，拜协办大学士，督诸军进讨。于是国荃有捣金陵之师，鸿章有征苏、沪之师，载福、玉麟有肃清下游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取庐州之师，续宜有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鲍超有攻宁国之师，运兰有防剿徽州之师，宗棠有规复全浙之师：十道并出，皆受成于国藩。

　　　　贼之都金陵也，坚筑壕垒，饷械足，猝不可拔。疾疫大作，将士死亡山积，几不能军。国藩自以德薄，请简大臣驰赴军，俾分己责，上优诏慰勉之，谓：“天灾流行，岂卿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多缺失，我君臣当勉图禳救，为民请命。且环顾中外，才力、气量无逾卿者！时势艰难，无稍懈也。”国藩读诏感泣。时洪秀全被围久，召李秀成苏州，李世贤浙江，悉众来援，号六十万，围雨花台军。国荃拒战六十四日，解去。三年五月，水师克九洑洲，江宁城合围。十月，鸿章克苏州。四年二月，宗棠克杭州。国藩以江宁久不下，请鸿章来会师，未发，国荃攻益急，克之。江宁平，天子褒功，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翎。开国以来，文臣封侯自是始。朝野称贺，而国藩功成不居，粥粥如畏。穆宗每简督抚，辄密询其人，未敢指缺疏荐，以谓疆臣既专征伐，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外重内轻之渐，不可不防。

　　　　初，官军积习深，胜不让，败不救。国藩练湘军，谓必万众一心，乃可办贼，故以忠诚倡天下。其后又谓淮上风气劲，宜别立一军。湘勇利山径，驰骋平原非所长，且用武十年，气亦稍衰矣，故欲练淮士为湘勇之继。至是东南大定，裁湘军，进淮军，而捻匪事起。

　　　　国藩为政务持大体，规全势。其策西事，议先清陇寇而后出关；筹滇、黔，议以蜀、湘二省为根本。皆初立一议，后数年卒如其说。自西人入中国，交涉事日繁。金陵未下，俄、美、英、法皆请以兵助，国藩婉拒之［诸国期望中国早日恢复和平，以发展商业、贸易，因此愿意提供军事援助。但曾国藩等人唯恐邀请外国军队参与战事，将节外生枝、甚至引起外患，故此拒绝］。及廷议购机轮，置船械，则力赞其成，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每定约章，辄诏问可许不可许，国藩以为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既至直隶，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次第兴革，设清讼局、礼贤馆，政教大行。

　　　　九年四月，天津民击杀法领事丰大业，燬教堂，伤教民数十人［天津教案，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流传反基督教传单，民众遂围教堂抗议。法国领事要求天津地方政府驱散抗议者，被拒绝。领事在归途中与一位官员发生辩论，随后开枪射死这位官员的随从。围观民众激愤之下，杀死了这位领事和他的随从。随后事件失去控制，激怒的民众在随后的骚乱中杀死了数十名各国传教士、在津人员，并纵火焚烧了教堂。与事件有关的各国提出了惩凶、道歉、赔偿的要求，并派遣海陆军来中国，以施加压力］。通商大臣崇厚议严惩之，民不服。国藩方病目，诏速赴津，乃务持平保和局，杀十七人，又遣戍府县吏。国藩之初至也，津民谓必反崇厚所为，备兵以抗法。然当是时，海内初定，湘军已散遣，天津咫尺京畿，民、教相哄，此小事不足启兵端，而津民争怨之。平生故旧持高论者，日移书谯让，省馆至毁所署楹帖，而国藩深维中外兵势强弱，和战利害，惟自引咎，不一辩也。丁日昌因上奏曰［丁日昌：早年在地方训练团练有功，随曾国藩、李鸿章办理军务、洋务。东南战事结束后，在上海处理对外交涉。后任福建巡抚、驻南洋，提出开发台湾建议。］：“自古局外议论，不谅局中艰苦，一唱百和，亦足以荧上听，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

　　　　国藩既负重谤，疾益剧，乃召鸿章治其狱，逾月事定，如初议。会两江缺出，遂调补江南，而以鸿章督直隶。江南人闻其至，焚香以迎。以乱后经籍就熸，设官书局印行，校刊皆精审。礼聘名儒为书院山长，其幕府亦极一时之选，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时。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同治十三年，薨于位，年六十二。百姓巷哭，绘像祀之。事闻，震悼，辍朝三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子纪泽袭爵，官至侍郎，自有传；纪鸿赐举人，精算，见畴人传。

　　　　延伸阅读

　　　　魏源与清代的“经世派”

　　　　魏源的父亲是江苏的地方官，颇受在任高级官员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的赏识。魏源开蒙后读书刻苦，但是科举不顺，考中举人后一直未能再中进士。深知魏源才华的人都颇为惋惜，因为清朝选拔汉人官员，往往非进士不取。因此魏源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是以教习和幕宾的身份度过的。在官宦家庭的教习生涯，在官府参赞政务的幕宾经历，以及各地的游历考察，有助于魏源获得经世济用的视野和才干。

　　　　晚清诸多经世派官员多有任职江南诸省的经历。魏源长期在江南地方政府参赞政务，自然与许多经世派官员往来密切，其中不乏贺长龄、陶澍等佼佼者，而林则徐更是魏源的知交。道光初，魏源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聘为幕宾，以贺长龄私人顾问的身份参赞政务。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也常向魏源咨询海运、水利事务。道光中叶，升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延请魏源入幕，协助改良盐政。魏源建议将官府一手垄断的盐政改为让商人自由经营，仅向官府缴纳盐税。新制推行后，盐价大降，私盐走私消失，而盐税依然有所增长。在陶澍幕府供职时，魏源还制定了使黄河改道入海、改漕运为海运等计划。太平军攻占江南后，魏源改行海运的计划被采行。但治河的计划却因为战乱搁浅，到咸丰中叶，黄河自然改道，下游损失惨重。晚年时，魏源终于考中进士，不久又因母丧去官。太平军攻掠东南地区后，魏源以地方官员身份举办团练，先后与太平军、捻军交战。后来辞官归乡，修订生平著述，直至去世。

　　　　中国古代编撰规制恢弘的政治、经济、军事论文集，始自明代，其中以陈子龙等编撰的明经世文编影响最大。明经世文编成书于崇祯年间，其时明王朝已积重难返，但是“经世济用”的思潮却因此风行一时。嘉庆、道光年间，清朝国势日渐衰颓，有志之士企图力挽狂澜，贺长龄就是此辈中人。道光初年，贺长龄决心编撰“经世济用”的文集，激发时人留心时务，以图改良之计。但贺长龄苦于政务缠身，无力亲自主持编撰事务，因此延请他赏识的魏源代劳。魏源果然是人尽其才，他不仅完成了皇朝经世文编的编撰，甚至也因此成为清代杰出的“经世派”学者。林则徐被贬官后，将在广州搜集、翻译的各国材料交给魏源，请其编撰成书。后来魏源据此完成了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清“经世派”的名著，也可称是清人介绍西学的开山之作。清朝的经世派官员经历大多相近，其趣味也往往相去不远。他们之间以乡党、同门、同僚、姻亲等联系，结为一联系亲密的集团。陶澍，湖南人，曾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陶澍与后来的湖湘经世派十分亲近。陶澍对年轻的胡林翼十分赞赏，将女儿嫁给他，并为之延请名师督导课业；左宗棠尚为布衣时，陶澍就欣赏他的才华，与其结为儿女之亲，并在临终前请左宗棠课训自己的独子；曾国藩对陶澍也十分仰慕。故而张之洞称道清末人才多缘自陶澍的提携。

　　　　贺长龄，曾任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贺长龄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与更早在岳麓书院就读的陶澍师出同门。贺长龄在京师与陶澍交游密切，在江苏布政使任上与时任巡抚的陶澍合作，政绩可嘉。贺长龄的女儿嫁给了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

　　　　林则徐，福建人。曾任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与陶澍、贺长龄同事多时，以合作有方著称。

　　　　魏源，湖南人，是陶澍、贺长龄的晚辈。陶澍、贺长龄十分赏识魏源的才华，对其多有提携。但是因为科举应试不中，魏源倍感仕途艰难。入贺长龄幕府后，魏源受到贺氏影响，渐渐具备了“经世派”学者的修养。魏源后来又供职于陶澍、林则徐的幕府，并与幕主来往甚密，尤其林则徐更是魏源的知交。

第97章　李鸿章办洋务（）　
（近代）赵尔巽等

　　　　导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四一一李鸿章传。

　　　　李鸿章生于安徽合肥的官宦家庭，其父亲与曾国藩是同年。李鸿章早年曾经师事曾国藩，并随其修习经史。考中进士后，李鸿章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官位，这是承平时期晋升高级官员所不可或缺的阅历。曾国藩奉命在籍办理团练时，李鸿章一度在曾氏幕府供职。但不久之后，李鸿章与曾国藩相处不洽，自动离去。在此后的几年里，李鸿章坚持在安徽办理团练，结果多次败于太平军之手。湘军东下后，李鸿章重回曾国藩幕府，深受曾氏赏识。湘军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奉命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李鸿章奉曾氏之命组织淮军，以为湘军之后援。

　　　　李鸿章奉命后，效仿湘军军制，将安徽地方团练和湘军若干部合并，组成淮军。太平军进逼苏南后，避难上海的官绅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命李鸿章率淮军沿江而下，在上海登陆，对太平军形成合击之势。李鸿章进入上海后，接触驻守上海的欧美军人，渐生以西式军械装备淮军的愿望。李鸿章以海关收入购买、制造西式军械，并聘请欧美军官传习西式操法，由此将淮军训练成一支半职业化的近代军队。自此淮军很快跃升为勇营之翘楚，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诸次战役中居功至伟。

　　　　攻陷南京后，曾国藩解散了大部分已经渐染会党习气的湘军，以恢复和平的帝国政治秩序。新兴的淮军后来居上，取代了湘军的地位，并成为镇压捻军的主要军事力量。此后淮军分驻各地，事实上已经成为清朝最重要的军队，李鸿章以淮军首领的身份，自然深为清朝廷倚重。此后，李鸿章历任各地总督，并被朝廷委以参赞中枢政务的重任。督抚地方时，李鸿章为装备、训练淮军，开设了一系列的兵工厂、辅助民用工厂和学校。赞理朝政时，李鸿章则坚持与各国和平往来，甚至不惜妥协退让，也不主张以贫弱的军力、国力孤注一掷。

　　　　李鸿章以其办理洋务的经验，同时参考欧美顾问或留学生的意见，渐渐了解到自己努力的局限。但是如果更有效的变革意味着动摇帝国政治秩序，李鸿章本人尚无如此决然的准备，更遑论说服更保守的皇室、朝廷。身为深受传统熏陶的官员，李鸿章依然钟情于传统的理想以及保卫这种理想的帝国政治。故而他努力利用传统中一切可能的革新来挽救传统，同时尽量避免两者的冲突。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保守派以为革新必将毁弃传统，而变法派相信革新将挽救一切，在两者的进逼下，李鸿章竭力避免的近乎崩溃的局面终于来临。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其先本许姓。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鸿章自助。咸丰三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州。累功，用道员，赏花翎［道员：俗称“道台”，官名，省之下、府县以上的地方官员。花翎：清代官帽上装饰的孔雀羽毛。最初只有王公大臣可以赏戴，自咸丰朝开始赏赐渐多。有单眼、二眼、三眼之别。“眼”是孔雀毛上的环状花纹］。久之，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藩于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军。

　　　　十一年，国藩既克安庆［指1861年，曾国藩攻占太平军占领的安庆］，谋大举东伐。会江苏缺帅，奏荐鸿章可大用，江、浙士绅亦来乞师。同治元年，遂命鸿章召募淮勇七千人，率旧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曾军将程学启，湘军将郭松林，霆军将杨鼎勋，以行。又奏调举人潘鼎新、编修刘秉璋，檄弟鹤章总全军营务。时沿江贼屯林立，乃赁西国汽舟八，穿贼道二千余里，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外国人见其衣装朴陋，辄笑之，鸿章曰：“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旋诏署江苏巡抚。

　　　　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指1873年，李鸿章以直隶总督身份授大学士。但按清制，相权一直在军机处。］。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思以西国新法导中国以求自强，先急兵备，尤加意育才。初，与国藩合疏选幼童送往美国就学，岁百二十人。期以二十年学成岁归为国效用，乃未及终学而中辍。鸿章争之不能得，随分遣生徒至英、德、法诸国留学。及建海军，将校尽取才诸生中。初在上海奏设外国学馆，及莅天津，奏设武备海陆军，又各立学堂，是为中国讲求兵学之始。尝议制造轮船，疏言：“西人专恃其炮轮之精利，横行中土。于此而曰攘夷，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苟安目前，遂有停止轮船之议。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无自强之一日矣。”

　　　　光绪元年，台湾事变［台湾事变：指1875年，日本侵略台湾］，王大臣奏筹善后海防六策。鸿章议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事，主客之形，皆适相埒［相埒：等同，相等］，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虽欲振奋而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煤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初，鸿章办海防，政府岁给四百万。其后不能照拨，而户部又奏立限制，不令购船械。鸿章虽屡言，而事权不属，盖终不能竟厥功焉。

　　　　初，鸿章筹海防十余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至是［至是：指日本侵略朝鲜，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于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使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畀之，日本悉交还侵地。七月，回京，入阁办事。

　　　　十二月，俄皇加冕，充专使致贺，兼聘德、法、英、美诸国。二十二年正月，陛辞，上念垂老远行，命其子经方、经述侍行。外人夙仰鸿章威望，所至礼遇逾等，至称为东方毕士马克［毕士马克：即德国首相俾斯麦］。与俄议新约，由俄使经总署订定，世传“中俄密约”。七阅月，回京复命。两宫召见，慰劳有加，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十月，出督两广。二十六年，赏用方龙补服。拳匪肇乱，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两宫西狩：指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诏鸿章入朝，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督直隶，有“此行为安危存亡所系，勉为其难”之语。鸿章闻警兼程进，先以兵剿畿甸匪，孑身入京，左右前后皆敌军，日与其使臣将帅争盟约，卒定和约十二款［和约：即辛丑条约。

　　　　］。二十七年七月，讲成，相率退军。

　　　　延伸阅读

　　　　袁世凯驻节朝鲜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袁氏在当地是素有名望的官绅家族。捻军波及河南时，袁世凯的祖父袁甲三组织团练，配合淮军镇抚。袁甲三诸子多为地方上有影响的官绅，并与驻扎北方的淮军将领素有交谊。袁氏子弟自幼在父辈？课下接受教育，致力于科举应试。但袁世凯本人对科举素无兴趣，几次应试落第后遂萌放弃之心。因着父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