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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国史经典蚜-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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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驻朝期间，以宗主国官员的身份处置朝鲜事务，其地位远非国内官员所能想望。除此之外，袁世凯又是朝鲜国王的顾问，常常参与军事、外交、财政等国是，权势十分显赫。朝鲜贵族变法派在日本影响下发动政变，企图倚靠日本改革政治，同时削弱清朝的影响。袁世凯果断率军击溃了变法派，夺回了国王，挫败了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企图。经过驻朝使命的历练，袁世凯获得了广阔的政治视野和处置政务的训练，同时为回国后的晋身积累了政治声望和资历。驻节朝鲜时的独裁地位，使这位年轻的官员极为自负，甚至恋恋不舍。在以后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这段少年得志的记忆，如梦魇一般纠缠着他。
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建议李鸿章加强朝鲜防务，但是未见采用。在日本进逼的形势下，袁世凯奉命回国，他在朝鲜多年的经营无果而终。但依靠从前驻节朝鲜的声望，黯然归国的袁世凯被重新起用，奉命编练新建陆军。在清末风雨飘摇的危难局势中，他注定要成为足以左右局势的人物。
第98章 戊戌六君子（）
（近代）赵尔巽等
导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四六四。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求和。马关条约意味着清朝的威望和领地大大削减，“同治中兴”的格局一夜之间破产。对清朝士民和舆论而言，原本被视为半开化夷狄的日本，变法后神话般地兴起，证明变法确是强国之途。除此之外，促使激进变法派操切行事，尚有一不曾言明的缘故。
欧美诸国渡海而来，无意统治政治、文化相去甚远的中国，而更倾向于获取通商利益。欧美诸国倚靠条约体系保证邦国交通，甚至愿意协助清政府改良政府、海关诸制度，以促进本国的利益。清政府最初将欧美诸国视为狡诈的夷狄，但在交通往来中渐渐改变了往昔的偏见。“同治中兴”时期的朝廷诸臣对欧美诸国在王朝危难之际信守条约一事，印象颇深。因此此后清朝与欧美诸国大体维持着和平、相互信任的局面。
相形之下，日本是大陆王朝近邻，向来与大陆往来不绝。清朝士民对倭寇之乱和万历朝鲜之役记忆尤深。明清易代之际，日本与南明诸朝廷、台湾郑氏的往来也令人怀疑其用心。在清朝政治视野之中，相比欧美诸国，日本是更危险的敌手。因为在古代历史中，许多半汉化的少数民族曾经入主中原，登堂入室，成为中原的正统王朝，更遑论政治、文化传统与大陆相近的日本。满族和许多更早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无疑加重了清朝廷的危机感，故而求变的思潮首先出现在宫廷内部。
年轻的光绪皇帝自感亡国危机的迫近，他召见、提拔了一些下级官员和士人，组成了亲近自己的官员群体，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制定了大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变法计划，期望以此挽救清帝国。直到帝国政治终结后，许多变法举措与帝国政治之间的冲突方才渐为人知。被冷落的慈禧太后及其官僚无意介入变法事务，“同治中兴”以来能相对而言独立处理地方事务的各省观望形势。但是光绪皇帝的变法未能发展到与慈禧太后及其官僚、地方对抗的地步，一次宫廷政变提前结束了皇帝前途并不光明的事业，使皇帝成为勇敢的改革者为后人怀念。光绪皇帝提拔的官员群体被解散，四位成员被杀。发动政变的慈禧太后深恨变法派离间皇室情感，仅仅为泄愤的缘故又处死了康广仁和坚持正统秩序的保守分子杨深秀。变法派追认他们为殉道者和圣徒，以标榜变法派的政治事业，史称“戊戌六君子”。
变法活动的鼓吹者，一心效法欧洲和日本的变法先例。可是他们对中外变法事务的了解，甚至远不如洋务派。但恰恰由于这种一知半解的天真，他们反而更能影响本国的舆论。戊戌变法毫无疑义是失败的政治活动，同时却是极为成功的政治鼓动。毋庸置疑，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的许多政治活动家，大多是通过戊戌变法接受政治启蒙的。
杨深秀，字仪村，本名毓秀，山西闻喜人。少颖敏，谙中西算术。同治初，以举人入赀为刑部员外郎。假归，值晋大饥，阎敬铭衔命筹赈，深秀条上改革差徭法，困少苏［困少苏：灾情稍微有所缓和。］。光绪十五年，成进士，就本官迁郎中，转御史。尝言：“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
二十四年［二十四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俄人胁割旅顺、大连湾。深秀力请联英、日拒之，词甚切直。时朝廷锐意行新政，而大臣恒多异议。深秀乃与徐致靖先后疏请定国是，又以取士之法未善，请参酌宋、元、明旧制，厘正文体，下其议于礼部，尚书许应骙心非之，未奏也。会议经济特科务减额［经济特科：清为选拔“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而特设的科目。］，于是深秀合宋伯鲁弹其阻挠。上令应骙自陈，奏上，劾康有为夤缘要津［夤缘要津：通过关系钻营重要职位］，请罢斥，词连深秀，上不之诘也。御史文悌劾深秀传布有为所立保国会，并暴有为交通内外状，德宗责以代人报复，反获咎。深秀益感奋，连上书请设译书局，派王公游历各国，并定游学日本章程，皆报可。又请试庶官，日番二十人，料简贞实［日番二十人，料简贞实：每天考察二十名官员，选择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而汰其庸愚罢老不谙时务者，繇是廷臣益侧目。湖南巡抚陈宝箴图治甚急，中蜚语，深秀为剖辨之，上以特旨褒宝箴，宝箴乃得行其志。
八月，政变，举朝惴惴，惧大诛至，独深秀抗疏请太后归政。方疏未上时，其子黻田苦口谏止，深秀厉声叱之退。俄被逮，论弃市。
深秀性鲠直，尝面折人过，以此丛忌。官台谏十阅月，封事二十余上［封事：指上书言事的奏］，稿不具存，惟狱中诗三章流传于世。著有虚声堂稿、闻喜县新志。
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少隽慧，督学张之洞奇其才，招入幕。肄业尊经书院，年最少，尝冠其曹。优贡朝考得知县。之洞督两广，从赴粤。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考取内阁中书。
二十四年，之洞荐应经济特科。又以陈宝箴荐，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并加四品卿，充军机章京，参新政。召见，锐面陈兴学、练兵为救亡策，称旨。七月，礼部主事王照上封事，尚书许应骙等格不奏。上闻，震怒，尽褫尚书侍郎六人革职，朝臣皆不自安。上手诏密谕锐云：“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弟、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锐复奏言：“太后亲挈大位授之皇上，皇上宜以孝先天下，遇事将顺。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上是之。
已而太后再训政，诸言新政者皆予重诛。锐既下狱，自揣实无罪，谓即讯不难白，次日，遽诏与光第等同弃市。宣统改元，锐子庆昶缴手诏于都察院，请代奏，始传于世。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严，因谳狱忤长官［谳狱：判决案件］，遂退而闭户勤学，绝迹不诣署。家素贫，而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弗受。独与杨锐善。通周官、礼及大小戴礼记［周官：即周礼。］。其应召也，亦以陈宝箴荐，然非其素志，将具疏辞，川人官京朝者力劝之。一日，召见，力陈时危民困，外患日迫，亟宜虚怀图治，上称善。惟时言路宏启，臣民奏事日数百计，光第竟日批答，签识可否，以待上裁。退语所亲曰：“吾终不任此，行当亟假归矣！”未一月而祸作，光第自投狱。临刑，协办大学士刚毅监斩，光第诧曰：“未讯而诛，何哉？”令跪听旨，光第不可，曰：“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刚毅默不应，再询之，曰：“吾奉命监刑耳，他何知？”狱卒强之跪，光第崛立自如。杨锐呼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著有介白堂诗文集。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父继洵，湖北巡抚。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其学以日新为主，视伦常旧说若无足措意者。继洵素谨饬，以是颇见恶。嗣同乃游新疆刘锦棠幕，以同知入赀为知府，铨江苏［同知：官名。知府佐官。铨江苏：选拔到江苏任职。］。陈宝箴抚湖南，嗣同还乡佐新政。梁启超倡办南学会，嗣同为之长。届会期，集者恒数百人，闻嗣同慷慨论时事，多感动。
光绪二十四年，召入都，奏对称旨，擢四品卿、军机章京。四人虽同被命，每召对，嗣同建议独多。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令嗣同拟旨，必载明前朝故事，将亲诣颐和园请命太后。嗣同退谓人曰：“今乃知上绝无权也！”时荣禄督畿辅，袁世凯以监司练兵天津。诏擢世凯侍郎，召入觐。嗣同尝夜诣世凯有所议［嗣同尝夜诣世凯有所议：荣禄作为直隶总督，慈禧太后的心腹，在当时握有兵权，控制京津。光绪帝听从维新派建议，欲笼络掌握一定军队的袁世凯。据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诛荣禄，勤王。袁表面答应，暗中告密。遂有戊戌政变。］。明日，世凯返天津。越晨，太后自颐和园还宫，收政权。启超避匿日本使馆，嗣同往见之，劝嗣同东游。嗣同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卒不去。未几，斩于市。著有仁学及莽苍苍斋诗集等。
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年十九，举本省乡试第一。后试礼部，值中日构衅，纠同试者上书论时事，不报。入赀为内阁中书。时康有为倡言变法，先于京师立粤学会，以振厉士气，而蜀学、浙学、陕学、闽学诸会继之。旭为闽学会领袖，又充保国会会员。荣禄先为福州将军，雅好闽士，及至天津，延旭入幕。俄以奏保人才召见，操土语，上不尽解。退缮摺，上称善，遂命与谭嗣同等同参机务，诏谕多旭起草。及变起，同戮于市，年二十有四。著有晚翠轩诗集。妻沈葆桢孙女，闻变，仰药不死，以毁卒［以毁卒：因哀伤过度去世。］。
康广仁，名有溥，以字行，有为弟。少从兄学。有为上书请改革，广仁谓当先变科举，庶人才可出。其后罢乡会试、制艺，而岁科试未变，广仁激励言官抗疏论之，得旨俞允。于是广仁语有为：“今科举既废，宜且南归兴学专教育，俟养成多数有用才，数年后乃可云改革也。”有为不忍去。及初闻变，广仁复趣有为归。有为走，广仁被逮。在狱言笑自若，临刑犹言曰：“中国自强之机在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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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政治经历
梁启超自幼熟谙经传，少年应试登科，步入科举正途。应试途经上海时，梁启超开始接触西学，自此渐受西方思潮熏陶。不久之后，梁启超与康有为会面，对后者的见识深为钦佩，遂投入康氏门下，很快成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重要助手。
与康有为向来注重政治运动不同，梁启超应对舆论更加得心应手。戊戌变法前，梁启超与国内倾向变法的开明人物往来密切。在后者的支持下，梁启超出任时务报主笔，后又主持长沙时务学堂，使这两处相继演变为变法派的据点。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与国内政治活动联系渐少。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变法派刊物，继续鼓吹政治变革。由于坚持以政治上的渐进改良革新中国政治，梁启超与鼓吹排满、革命的激进派发生激烈论战。改良派和激进派都以论战为基调，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辩护，而无意于冷静求证问题，论战的结果是各方都更加坚信自己的立场。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并未忘情于国内政治，他参与发起政闻社，以督促、应和清政府的政治改良举措。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主持北京政府。梁启超对革命期间的战乱深有余痛，故而对袁世凯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主持的政府能统一全国，保障和平。为对抗国会中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梁启超参与组织进步党，试图在宪政秩序中推进政治改良。进步党收揽了许多前清时期的立宪派，被国内舆论视为稳健可信赖的政治团体，一时深孚众望。袁世凯帝制自为后，进步党人深感失望。梁启超自觉帝制与宪政理想分野甚大，遂与袁世凯分道扬镳。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宣布反对帝制。梁启超的弟子蔡锷南下发动护国战争，此后进步党人对护国战争贡献良多。护国战事的发展引起了北洋政府内部的分歧，袁世凯的亲信或者倒戈，或者对帝制表现得很消极。
袁世凯心灰意懒，取消帝制后不久病逝。段祺瑞主持北京政府时，是梁启超和许多进步党人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他们在国会中支持段祺瑞政府；协助讨伐张勋复辟，维护共和国体；在外交上参加协约国集团，对德国宣战，并企图借协约国的援助改良国内财政、军事制度，在战后条约中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好景不长，北洋军人之间的内战导致段祺瑞政府倒台，从此北京政府落入军人操控中。进步党人如无根之萍，渐渐没落。政治理想破灭后，梁启超在学术研究和对政局的观望之中度过了他的余生。
第99章 东南互保（）
导读
本文选自愚斋存稿初刊卷三六。
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与西太后、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冲突告一段落。皇帝被囚禁在瀛台，帝党和接近帝党的维新党被放逐。维新党鲁莽的政变计划未能拯救皇帝的事业，却激怒了太后。太后盛怒之下，幽禁自己一手选定、抚养的皇帝。除此之外，太后还担心年轻的光绪帝在自己去世后复辟，那时自己将难逃政治清算。这种担心更使太后下定了让皇帝退位的决心，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翻案的隐患。
但是列强对皇帝在维新期间的开明举措颇有好感，并认为皇帝开明统治下的帝国更符合列强的利益。因此在北京的外国公使、政治活动家拒绝接受让皇帝退位的暗示，甚至敦促太后归政于皇帝。在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地方督抚愿意默认戊戌政变的结果，但是现在局势已经完全不同，因为在退位问题上支持太后就意味着与有希望复辟的皇帝结仇。在尘埃落定前，督抚们更愿意保持现状，而不是将自己的政治前途完全押给年迈的太后。督抚们的消极在维新期间帮助了太后，但现在同样的消极其实是在无形地支持远比太后年轻的皇帝。
地方督抚、外国公使、帝党残余、流亡的维新党不约而同地反对太后的计划。这个庞大的联盟遍及朝野上下、海内海外，执政近四十年的太后对此也徒唤奈何。让皇帝继续保持名义上的地位，和将来复辟的希望，不言而喻是要求太后接受自己的政治命运，向幽禁之中的皇帝妥协。素以坚强、决断著称的太后拒绝妥协，她开始尝试各种改变命运的途径。与她祸福相依的宗室、近臣建议借反洋教的义和团之力，向外国开战，迫使外国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太后不一定相信义和团的力量，但她认为尝试将义和团引入北京，不失为一种对列强的政治示威，或许有望促使列强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事实上，在废立问题上太后已经失去了所有有影响的政治同盟者，不得不考虑这种前所未有的冒险举动。
义和团进京后，很快就发展成无政府的骚乱。列强要求清政府恢复法律和秩序，并准备派遣海陆军来中国。面临内外政治压力，太后决定将自己的政治冒险坚持到底。在太后的独断下，朝廷下诏向列强宣战，进行最后的冒险。远离北京的督抚无意卷入皇室的政治纠葛，更无心与列强开战。南方最有权势的几位总督拒绝了朝廷的宣战诏书。经过斡旋与列强签订了和平协议。越来越多的督抚加入协议，最后囊括了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帝国的太后、皇帝艰难地跋涉在流亡途中，颜面丧尽。而在加入协议的南方，庶民们却享受着一如既往的和平。
和平协议不过是这个多事之秋的冰山一角。晚清的政治格局在这一年中格外醒目。太后与皇帝、中枢与地方、清朝与列强都在不断地思考、试探、行动。在这一年里，握有实权的地方官员奔走最为积极。他们曾经试图阻止太后的政治赌博，曾经计划将朝廷迎往南方，曾经考虑支持皇帝复辟，以恢复秩序、和平。他们甚至思考过这样的前景：在帝国崩溃后，在共和名义下组织督抚们的寡头政府。上述的奔走、密议、斡旋、谅解，为十余年之后的辛亥革命完成了政治预演。
寄粤宁苏鄂皖各帅［粤宁苏鄂皖各帅：指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鹿传霖、湖广总督张之洞、安徽巡抚王之春。］（东南保护约款）
（近代）盛宣怀［盛宣怀：时为督办全国铁路事务大臣］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1900年6月26日）自上海电发
（阴历五月）三十（6月26日）会议章程呈核：
一、上海道台余现奉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电示［余：上海道台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官会商办法，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上海租界公同保护章程，已另列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认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体认真保护，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自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藉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练，彼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庸惊疑。
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云。所议万难更动，余由余道请示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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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
租界内华人以及产业，应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遇有警急之事，互相知照妥办。
地方流氓土棍，遇有聚众滋事或抢劫伤人，无论华洋地界，均须一体严拿，交地方官从重严办。
现因各处商货停滞，各项小工佣趁较难，拟请租界工程局添办新扩各界路工程，城内则令疏通河道，并由道台挑选精壮充当勇丁，务使闻民有事，可致消息无形。
添办各项工程及添募勇丁口粮，中外官商公议捐助章程。
五、沪市以钱业为大宗，而钱业须赖银行零拆转输，若银行不照常零拆，或到期收银迫促，钱市一有挤倒，各行生意必皆窒碍，市面一坏，人心即震动不安。应请中外各银行东及钱业董事，互相通融缓急，务使钱行可以支持。
六、钞票应照旧行用，只须道台会同各领事出示晓谕，声明各行票未收银搭几成钞票，由各钱业照付。
七、租界内大小各戏馆，应令照常，不可停歇，以惑人听。
八、租界内救火章程甚备，租界外浦东亦应仿照，多备救火器具。若有火警，附近居民不可乱动，一面由火会分驰往救，一面分派巡捕兵丁分班巡护，认真弹压，应请先行出示晓谕。
九、租界巡捕应请添募，昼夜轮流梭巡，大小街路均有巡捕，城厢内外以及浦东南市，亦应添募巡捕，多派员弁，分班轮流巡查。
十、查明租界四至出入总散路径，租界内边地，则由工部局于各要路多派巡捕，每处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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