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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国史经典蚜-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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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查明租界四至出入总散路径，租界内边地，则由工部局于各要路多派巡捕，每处若干人，建造捕房常川驻守，了望界外，倘有远处成群来界乱人，即鸣警知会局中派捕抵拦；租界外边地，则由华官派兵搭盖棚帐常川驻守，勿令成群乱人闯入租界以内。
———中外日报，第668号，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19000629），第1版，紧要新闻栏。
东南保护约款和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并非正式的外交条约文件。不难发现，两份文件中的很多条款与先前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签订的条约是相违背的。如列强原本享有的内河航行权、传教权都暂时失效，却要额外承担稳定金融、提供就业机会的义务。
各国政府对“东南互保”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两份文件经过驻上海各国领事、东南督抚代表签字后，成为紧急时期实际发生效力的政治谅解。但是各国政府拒绝将两份文件订为条约。因为其中的部分条款限制了列强已经获得的条约权利，还将中国政府自身的义务委之于各国政府。
第100章 张之洞与新政（）
（近代）赵尔巽等
导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四三七张之洞传。庚子年间，朝廷的政治、军事、外交冒险遭到空前失败。朝廷痛定思痛，决心采取断然措施挽回危局。列强考虑本国利益，督促清政府施行改革。国内士民也要求实施变革，救亡图存。在这种形势下，朝廷颁发新政诏书，宣布进行顺应新形势的变革。
新政诏书颁发时，距离戊戌变法已有三年之久。在此三年间，帝国内部的变革活动并未完全中断。戊戌政变后，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依然默许开明的地方督抚在辖区内的改革。新政宣布后，这些地方性的变革活动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在以后的十年中，朝廷致力于废除科举、编练新军、整理财政、修订法律、预备立宪。随着新政的施行，近代化的政治、军事、法律、教育等制度陆续建立，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帝制结束后。
大刀阔斧的新政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在新政的初期，地方督抚、士绅的影响日渐增加。他们开设财政专署，编练新军，兴办实业、教育，改良地方政治。但是在新政后期，朝廷决心将原先地方主导的改革收归中枢，以加强中枢权威。在类似举动的刺激下，帝国境内怀疑、抱怨、抗议的浪潮风起云涌，政局也呈现风雨欲来的迹象。
张之洞初登仕途时，慈禧太后也恰好初涉政治，前者的政治生涯几乎与后者共始终。在慈禧太后的晚年，张之洞跻身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之列。这位重臣的性格与帝国末年的时代气质十分神似：对恩主的忠诚；对古典文化的钟情；对旧制度的怀念；以及愿意促进温和的变革，以挽救旧日的世界。
晚清实际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在新政的中途去世，将帝国留给幼年的宣统皇帝。围绕着尚牙牙学语的皇帝，朝廷、宗室、汉族官僚、士绅都期望在未来的政治中分享更多的利益。失去慈禧太后的朝廷自身已经分崩离析，面对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束手无策。有意挽救危局，却力不从心的张之洞，就在这风雨飘摇的前夜告别人世。
张之洞，字香涛，直隶南皮人。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年十六，举乡试第一。同治二年，成进士，廷对策不循常式，用一甲三名授编修［编修：清代翰林院官职之一］。六年，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旋督湖北学政。十二年，典试四川，就授学政。所取士多隽才，游其门者，皆私自喜得为学涂径。光绪初，擢司业，再迁洗马［司业：教官，掌儒学训导。洗马：原为太子属官，清代主要备翰林官之升转。］。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俄人议归伊犁，与使俄大臣崇厚订新约十八条。之洞论奏其失，请斩崇厚，毁俄约。疏上，乃褫崇厚职治罪，以侍郎曾纪泽为使俄大臣，议改约。六年，授侍讲，再迁庶子［庶子：太子属官］。复论纪泽定约执成见，但论界务，不争商务，并附陈设防、练兵之策。疏凡七八上。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崛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七年，由侍讲学士擢阁学［阁学：内阁学士的简称。］。俄授山西巡抚。当大祲后，首劾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等黩货［黩货：贪污。］，举廉明吏五人，条上治晋要务，未及行，移督两广。
八年，法越事起，建议当速遣师赴援，示以战意，乃可居间调解。因荐唐炯、徐延旭、张曜材任将帅。十年春，入觐。四月，两广总督张树声解任专治军，遂以之洞代。当是时，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皆出督师，尚书彭玉麟治兵广东。越将刘永福者，故中国人，素骁勇，与法抗。法攻越未能下，复分兵攻台湾，其后遂据基隆。朝议和战久不决，之洞至，言战事气自倍，以玉麟夙著威望，虚己听从之。奏请主事唐景崧募健卒出关，与永福相犄角。朝旨因就加永福提督、景崧五品卿衔，炯、延旭亦皆已至巡抚，当前敌，被劾得罪去，并坐举者。之洞独以筹饷械劳，免议［免议：免除惩罚］。广西军既败于越，朝旨免鼎新，以提督苏元春统其军，而之洞复奏遣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皆宿将，于是滇、越两军合扼镇南关，殊死战，遂克谅山。会法提督孤拔攻闽［孤拔：法国海军将领，1884年7月率舰队袭击福建马尾港，8月进军台湾，次年犯浙江定海，中炮死］、浙，炮毁其坐船，孤拔殪，而我军不知，法愿停战，廷议许焉。授李鸿章全权大臣，定约，以北圻为界。叙克谅山功，赏花翎。
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十二年，兼署巡抚。于两粤边防控制之宜，辄多更置。著沿海险要图说上之。在粤六年，调补两湖。
会海军衙门奏请修京通铁路，台谏争陈铁路之害，请停办。翁同龢等请试修边地，便用兵；徐会沣请改修德州济宁路，利漕运。之洞议曰：“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今宜自京外卢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此干路枢纽，中国大利所萃也。河北路成，则三晋之辙接于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自河以南，则东引淮、吴，南通湘、蜀，万里声息，刻期可通。其便利有数端：内处腹地，无虑引敌，利一；原野广漠，坟庐易避，利二；厂盛站多，役夫贾客可舍旧图新，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衢，人货辐辏，足裕饷源，利四；近畿有事，淮、楚精兵崇朝可集，利五；太原旺煤铁，运行便则开采必多，利六；海上用兵，漕运无梗，利七。有此七利，分段分年成之。北路责之直隶总督，南路责之湖广总督，副以河南巡抚。”得旨报可，遂有移楚之命。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之洞乃奏开？铁厂汉阳大别山下，资路用，兼设枪炮钢药专厂。又以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诸局，佐之以堤工，通之以币政。由是湖北财赋称饶，土木工作亦日兴矣。
二十一年，中东事棘［中东事：指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代刘坤一督两江，至则巡阅江防，购新出后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设专将专兵领之。募德人教练，名曰“江南自强军”。采东西规制，广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寻还任湖北。时国威新挫，朝士日议变法，废时文，改试策论。之洞言：“废时文，非废五经、四书也，故文体必正，命题之意必严。否则国家重教之旨不显，必致不读经文，背道忘本，非细故也。今宜首场试史论及本朝政法，二场试时务，三场以经义终焉。各随场去留而层递取之，庶少流弊。”又言：“武科宜罢骑射、刀石，专试火器。欲挽重文轻武之习，必使兵皆识字，励行伍以科举。”二十四年，政变作［政变作：指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等顽固派扑杀维新派。］，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二十六年，京师拳乱，时坤一督两江，鸿章督两广，袁世凯抚山东，要请之洞，同与外国领事定保护东南之约。及联军内犯，两宫西幸［两宫西幸：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逃至西安。］，而东南幸无事。明年，和议成，两宫回銮。论功，加太子少保。以兵事粗定，乃与坤一合上变法三疏。其论中国积弱不振之故，宜变通者十二事，宜采西法者十一事。于是停捐纳，去书吏，考差役，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汰绿营，定矿律、商律、路律、交涉律，行银圆，取印花税，扩邮政。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二十八年，充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立劾罢之。考盐法利弊，设兵轮缉私，岁有赢课。明年，入觐，充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厘定大学堂章程，毕，仍命还任。陛辞奏对，请化除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萌，上为动容。旋裁巡抚，以之洞兼之。三十二年，晋协办大学士。未几，内召，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三十四年，督办粤汉铁路。德宗及慈禧皇太后相继崩，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之洞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逾年，亲贵寖用事，通私谒。议立海军，之洞言海军费绌可缓立，争之不得。移疾，遂卒，年七十三，朝野震悼。赠太保，谥文襄。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延伸阅读
中体西用
西学东来，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大受冲击。随着帝国面临危机，经世派开始考虑在不变更中国传统的前提下，引进西方近代技术。咸丰年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写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也许是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最早的萌芽。洋务派以此为名义，开始购置西方军械，开办工厂，派遣留学生，训练译员。同治年间“中兴”局面的出现，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变通功不可没。
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的打击令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局面顿成泡影，一些原本被视为异端邪说的思潮渐渐引起世人的注意。光绪帝与一些年轻莽撞的官员，期望以激进的变革一举重振国势，就是朝野思潮流变的征兆。稳健的官员同样期望变革，他们不自觉地以传统的形式表述革新的观点。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期间刊印了劝学篇，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在张之洞的表述中，“旧学”、“新学”尽管有“体”、“用”之别，但是承认两者同居“学”的地位，却是一大变化。在中国传统之中，各个学派是可以互相参照、印证的。张之洞将“旧学”、“新学”分立学统，一如早期的帝国为各家学派分立学官。“新学”自此取得了与“旧学”对等的地位，两者在不期然之间并驾齐驱了。
劝学篇也是一个古老的论题，先秦的儒家荀况，晚唐的儒家韩愈，都先后撰写劝学篇以表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张之洞写作劝学篇时，十分自然地隐去了自己帝国重臣的身份，而以学者的形象现身，以便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在张之洞写作劝学篇之前，对“旧学”的怀疑往往会被视为不可宽恕的罪行。因为怀疑“旧学”不仅无法见容于帝国政府，甚至还意味着怀疑神圣的古典学术、历史以及世界秩序。在劝学篇问世以后，学术的研究与政治理念的偏好往复交织，“旧学”、“新学”间的分野也越来越被视为政治理念的分野。
第101章 预备立宪（）
（近代）赵尔巽等
导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四三九戴鸿慈传。
庚子之变，朝廷举措失当，朝野上下大失所望。列强在中国的外交官、政治家对清廷十分轻视，认为现政府专制、野蛮，统治虚弱无力，难以信赖。其中一些激进的活动分子甚至考虑过改立政府的可能性。清廷回到北京后，其境遇自然十分难堪。此时流亡海外的维新党人鼓吹立宪，国内舆论颇受其影响；革命党致力于排满的宣传和行动，招揽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比照革命党的种族革命思想，朝廷对维新党人的恶感渐渐消解。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令欧美诸国刮目相看。清朝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就十分羡慕。朝廷也有意仿照日本明治维新，革新政治，其首要步骤就是仿行君主立宪。
1905年，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奉命赴日本、欧美各国考察政治，以期择善而行。五大臣回国后上奏朝廷，认为立宪可以永久保证君主的至尊地位；削弱革命党的影响；开化政治，改变列强的观感。在五大臣和地方督抚的建议下，清廷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
预备立宪宣布后，维新党人和地方开明士绅深受鼓舞。他们纷纷组织各种学会、团体，互相呼应，渐渐成为立宪派的雏形。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立宪派进入各省的谘议局和中枢的资政院。与志得意满的立宪派相比，矢志排满的革命党人感到失落。革命党唯恐清朝廷立宪成功，使排满永无希望。激切之下，革命党策动了许多起义活动，企图一举奏功。经过几次惨重的失败后，革命党人心灰意冷，不得不承认排满思潮远不足激起革命。武昌新军起事前夕，海外革命党人人心涣散，一度几乎中止活动。
戴鸿慈，字少怀，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以编修督学山东。父忧归，服除，督学云南。后复充云南乡试正考官。二十年，大考一等，擢庶子。日韩启衅，我军屡挫。鸿慈连疏劾李鸿章调遣乖方，迁延贻误，始终倚任丁汝昌，请予严惩；并责令速解汝昌到部治罪，以肃军纪：均不报。和议成，鸿慈奏善后十二策：一，审敌情以固邦交；二，增陪都以资拱卫；三，设军屯以实边储；四，筑铁道以省漕运；五，开煤铁以收利权；六，税烟酒以佐度支；七，行抽练以简军实；八，广铸造以精器械；九，简使才以备折冲［折冲：指办外交］；十，重牧令以资治理；十一，召对群僚以励交修；十二，变通考试以求实用。迁侍讲学士。督学福建，再迁内阁学士。学政报满，假归省墓。擢刑部侍郎。
赴西安行在，上陈治本疏；又请建两都，分六镇，以总督兼经略大臣，得辟幕僚，巡抚以下咸受节制。是年冬，随扈还京，转户部侍郎。时各省教案滋多，鸿慈请设宣谕化导使，以学政兼充。编辑外交成案，颁发宣讲。又请就翰林院创立报局，各省遵设官报，议格不行。时设会议政务处，有奉旨交议事件，三品京堂以上与议。鸿慈请推行阁部、九卿、翰林、科道皆得各抒所见，属官则呈堂代递，可以收群策、励人才。下政务处采择。
三十一年，命五大臣出使各国考求政治［命五大臣出使各国考求政治：指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戴鸿慈等人出国考察宪政］，鸿慈与焉。将发，党人挟炸药登车狙击，从者或被创，人情惶惧。鸿慈从容诣宫门取进止，两宫慰谕，至泣下，遂行。历十五邦，凡八阅月，归国。与载泽、端方、尚其亨、李盛铎等裒辑列国政要百三十三卷、欧美政治要义十八章，会同进呈。并奏言：“各国治理大略，以为观其政体：美为合众，而专重民权；德本联邦，而实为君主；奥、匈同盟，仍各用其制度；法、意同族，不免偏于集权；唯英人循秩序而不好激进，其宪法出于自然之发达，行之百年而无弊。反乎此者，有宪法不联合之国，如瑞典、挪威则分离矣；有宪法不完全之国，如土耳其、埃及则衰弱矣；有宪法不平允之国，如俄罗斯则扰乱无已时矣。种因既殊，结果亦异。故有虽革改而适以召乱者，此政体之不同也。觇其国力，陆军之强莫如德，海军之强莫如英，国民之富莫如美，此国力之不同也。窥其政略，则俄、法同盟，英、日同盟，德、奥、义同盟，既互相倚助以求国势之稳固；德、法摩洛哥之会议，英、俄东亚之协商，其对于中国者，德、美海军之扩张，美、法屯军之增额，又各审利害以为商业之竞争。盖列强对峙之中，无有一国孤立可以图存者，势使然也。况人民生殖日繁，智识日开，内力亦愈以澎涨。故各国政策，或因殖民而造西伯利亚之铁路，或因商务而开巴拿马之运河，或因国富而投资本于世界，均有深意存焉。此政略之不同也。验其民气，俄民志伟大而少秩序，其国失之无教；法民好美术而流晏逸，其国失之过奢；德民性倔强而尚武勇，其国失之太骄；美民喜自由而多放任，其国失之复杂；义民尚功利而近贪诈，其国失之困贫；惟英人富于自治自营之精神，有独立不羁之气象，人格之高，风俗之厚，为各国所不及。此民气之不同也。臣等观于各国之大势既如此，又参综比较，穷其得失之源，实不外君臣一心，上下相维，然后可收举国一致之益。否则，名实相悬，有可以断其无效者，约有三端：一曰，无开诚之心者国必危。西班牙苛待殖民，致有斐律宾、古巴之败。英鉴于美民反抗，而于澳洲、坎拿大两域予人民以自治之权，致有今日之强盛，开诚故也。俄灭波兰而用严法以禁其语言，今揭竿而起要求权利者，即波兰人也。又于兴学练兵，皆以专制为目的，今满洲之役，不战先溃。莫斯科、圣彼得堡之暴动，即出于军人与学生也。防之愈密，而祸即伏于所防之中，患更发于所防之外，不开诚故也。二曰，无虑远之识者国必弱。俄以交通之不便，而用中央集权，故其地方之自治，日以不整。美以疆域之大，而用地方分权，故其中央与地方之机关，同时进步。治大国与治小国固不侔也。德以日尔曼法系趋于地方分权，虽为君主之国，而人民有参与政治之资格。法以罗马法系趋于中央集权，虽为民主之国，而政务操之官吏之手，人民反无自治之能力。两相比较，法弱于德，有由来矣。三曰，无同化之力者国必扰。美以共和政体，重视人民权利，虽人种复杂，而同化力甚强，故能上下相安于无事。土耳其一国之中，分十数种族，语言宗教各不相同，又无统一之机关，致有今日之衰弱。俄则种族尤杂，不下百数，语言亦分四十余种，其政府又多歧视之意见，致有今日之纷乱。奥、匈两国虽同戴一君主，而两族之容貌、习尚、语言、性情迥殊，故时起事端，将来恐不免分离之患。盖法制不一，畛域不化，显然标其名为两种族之国，未有能享和平、臻富强者矣。此考察各国所得之实在情形也。窃惟学问以相摩而益善，国势以相竞而益强。中国地处亚东，又为数千年文化之古国，不免挟尊己卑人之见，未尝取世界列国之变迁而比较之。甲午以前，南北洋海陆军制造各厂同时而兴，声势一振。例之各省，差占优胜矣。然未尝取列国之情状而比较之也。故比较对于内，则满盈自阻之心日长；比较对于外，则争存进取之志益坚。然则谋国者亦善用其比较而已。”
又奏：“臣等旷观世界大势，深察中国近情，非定国是，无以安大计。国是之要，约有六事：一曰举国臣民立于同等法制之下，以破除一切畛域；二曰国是采决于公论；三曰集中外之所长，以谋国家与人民之安全发达；四曰明宫府之体制；五曰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六曰公布国用及诸政务。以上六事，拟请明降谕旨，宣示天下以定国是，约于十五年或二十年颁布宪法，召集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又奏：“实行立宪，既请明定期限，则此十数年间，苟不先筹预备，转瞬届期，必至茫无所措。今欲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先从官制入手。拟请参酌中外，统筹大局，改定全国官制，为立宪之预备。”均奉俞旨采纳，遂定立宪之议。先是鸿慈奉使在途，已擢礼部尚书；及还，充厘定官制大臣，转法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参预政务大臣。时法部初设，与大理院画分权责，往复争议，又改并部中职掌。于是京外各级审判厅次第设矣。又采英、美制创立京师模范监狱。三十四年，疾作，乞解职，温旨慰留。两宫升遐［升遐：帝王死亡的婉称，又称“登遐”］，力疾视事。宣统元年，赏一等第三宝星，充报聘俄国专使大臣。礼成返国，奏言：“道经东三省，目击日、俄二国之经营殖民地不遗余力。非急筹抵制，无以固边圉；非振兴实业扩其自然之利，无以图富强。请速办垦殖、森林二端。俟财力稍裕，再筹兴学、路矿、兵屯各事，以资捍卫。”胪陈办法。得旨，下所司议行。是年八月，命入军机，晋协办大学士。二年，卒，加太子少保，谥文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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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庚子之变中，东南诸省的督抚拒绝听从朝廷的宣战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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