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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国史经典蚜-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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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行无邪：行为合乎正道。名不累：名声不受损害。］。故寡人愿募公叔之义［募公叔之义：仰仗叔父你的威仪。义，通“仪”。］，以成胡服之功。使绁谒之，叔请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不佞：谦称，指自己。］，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先进：先来提供意见。］。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异敏技艺：特殊的技艺。试：运行。］，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离中国：背离中国的习俗。］，臣愿大王图之。”
使者报王。王曰：“吾固闻叔之病也［病：不满，对胡服政策有意见。］。”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错臂：手臂交错。左衽：衣襟开在左边（中原人民的衣襟多开在右边）。瓯越：东南沿海。］。黑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黑齿：用草汁染黑牙齿。雕题：在额头上刻花纹。鳀冠秫缝：用鱼皮做帽子，用草做衣服。］。礼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乡异而用变［用：措施，办法。］，事异而礼易。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山谷：指地处山区的赵国。］？故去就之变，知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曲学：非中统的学问。辨：议论。］，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公于求善：无私心地求取完美事物。］。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制：改变。］。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河、薄洛：黄河、漳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常山、代、上党：皆地名。］，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楼烦：古代北方狄人建立的国家。］，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塞：堵塞，此处引申为据守。］，以及上党，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负：凭借，依靠。］，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非社稷之神灵，即鄗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上党之形：指上党的险要处。］，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非寡人所望于子！”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议，敢道世俗之间。今欲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令。”再拜。乃赐胡服。
赵文进谏［赵文：赵国贵族。］，曰：“农夫劳力而君子养焉，政之经也。愚者陈意而知者论焉，教之道也。臣无隐忠，君无蔽言，国之禄也。臣虽愚，愿竭其忠。”王曰：“虑无恶扰，忠无过罪［虑无恶扰，忠无过罪：考虑周到不会把事情搞乱，忠心没有过错。］，子其言乎。”赵文曰：“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循法无愆［愆：过错。］，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成官而顺政：遵守职责，按成例办事。论始：创新。］。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俗之众，不足与致意［论心、致意：意谓谈论改革的计划、意图。］。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释之。”
赵造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子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虑径而易见：考虑简便，易见成效。］。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循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教而不诛：只有教育感化，不惩罚。诛而不怒：施刑但不滥。怒，此处指滥施刑罚。］。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邹、鲁无奇行也［邹、鲁：春秋时的国家，孔孟之乡。］；俗辟而民易，是吴、越无俊民也［俗辟而民易：风俗奇特，人民就变坏。俊民：指优秀人物。］。是以圣人利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故圣与俗流，贤与变俱。谚曰：‘以书为御者［以书为御：按书本上的方法驾驭马。］，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延伸阅读
长平之战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赵国迅速发展成军事强国，与有志东侵的秦国对峙。“胡服骑射”后约四十年，秦国东侵，使得韩国上党郡与本土断绝联系。上党郡守率众献郡于赵国，欲借赵国之军力抵御秦军。赵王派军接收上党。不久，秦国发动攻势，意欲兼并上党地区。赵将廉颇奉命救援，秦国亦增兵进攻，上党战事渐渐发展成秦赵两国的倾国之战。
廉颇坚守不战，秦军苦战无功，转运不继。秦王借向赵国求和之机孤立赵国，且散布谣言，动摇了赵王对廉颇的信任。赵王以青年将领赵括取代廉颇，统率前线赵军。赵括到任后，主动出击秦军。秦王临阵换将，以名将白起率军攻赵，并动员边境地区的后备军为后援。在秦军的打击下，赵军全线崩溃。主将赵括阵亡，赵军四十余万人投降，不久全部被杀。
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的一次转折，自此东方诸国再也无力抵御秦国东进。此战也是战国时期战争的典范，秦、赵两国都是能够高度动员的军事强国。秦将白起以灭亡赵国为目的，为此不惜尽杀赵国降军，使赵国几代成年男子死于非命。白起有意乘机灭亡赵国，但是他的计划未得到秦王的支持。
长平之战后不久，白起与秦王不睦，拒绝奉命出征。白起被剥夺爵位，贬为普通士兵，流放边地。不久，秦王派遣的使者追上白起，赐其自尽。这位战国时代才华横溢的军人，长平之战的英雄，在一个驿站里奉命自裁。但是在白起之后，依然有许多杰出的军人为君王服役，尽管他们中不少人最终与白起的命运相似。
第15章 秦兼并六国（）
（西汉）司马迁
导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秦国僻处西陲，被东方诸侯视为戎族。但自秦孝公任用商鞅施行变法后，秦国国势蒸蒸日上，令诸侯刮目相看。此后秦国历代君主锐意开拓，军事与外交策略并用，在一个多世纪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秦王嬴政继位后，秦国连续五次东进，相继兼并韩（公元前230年）、赵（公元前228年）和魏（公元前225年），然后征服南方的楚（公元前223年），接着又征服东北的燕（公元前222年），最后在公元前221年征服最东面的齐。随着最后一次的征服，列国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帝国。
早期的作者分析秦统一的原因时强调秦国优越的地理条件，秦军的战斗意志，外邦官员的贡献，以及有效的军事、外交策略，等等。后来的作者更多的归因于秦国组织严密的行政制度。在秦统一之前，人们视野所及，都是封建政治秩序，因此难以想象存在一种帝国政治。在此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秦国逐步向东开拓，但一直坚持逐步蚕食、巩固邻近秦国边境的土地，即使在长平大败赵国后也没有改弦易辙。相形之下，嬴政时代秦国统一天下的努力，可谓一种十分新颖的理想。
在秦兼并六国前，六国的一些政治家无法想象统一的帝国政治。因此，他们相信可以安抚秦国。在秦兼并六国后，秦国的政治家也有同感，因此建议分封诸侯。但是嬴政支持一种更理想化的蓝图。在秦亡后这个蓝图一度被弃置不顾，但是后来的王朝逐渐理解这一蓝图的价值，并愿意仿效。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效玺：献出玺印请降。倍约：违背，背叛。］，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眇眇：微小，自谦之词。］，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侯服、夷服：周时的行政区划，除天子直辖区外，分为九服。侯服较近，夷服较远。］，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填：通“镇”，安定，镇抚。］。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树兵：树立兵戈导致战祸。］，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大酺：聚饮。即在全国范围内，纵民聚饮以庆祝。］。收天下兵［兵：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一法度衡石丈尺：即颁布法定的度量衡器具，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字［车同轨。书同文字：指车辙宽度统一规定为六尺，把战国时期各国各异的文字统一。］。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临洮：今甘肃岷县。羌中：今青海东部。北向户：应为北户，地名。一说指日南郡。］。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以诸侯为郡县：意谓把诸侯六国的土地划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田常：春秋时期齐国的权臣。六卿之臣：晋国的六个贵族，其中的韩、赵、魏三家三分晋地。无辅拂：没有（子弟）辅佐。］，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厚：优厚的待遇。游学：以所学游说诸侯。］。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主势”至此：上面的君王权势下降，下面的人结党营私。］。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黥：古代的一种刑罚，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城旦：一种苦役，戍边筑城。］。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侯生、卢生：皆为方士，曾为始皇觅灵芝仙药。］：“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持禄：保持禄位。］，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不得兼方：秦法，方士不得开具两副仙方兼试。不验：不灵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衡石量书：每天处理的公文要用秤来称。呈：限度，标准。中呈：达标。］。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韩众、徐巿：都是奉始皇之命去求仙之人。徐，也作徐福。］，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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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君主专制政治冷静的辩护者
战国中期各国的变法活动终结了古典宗法秩序和封国政治的历史。钟情于传统的学者对变法活动的非议暂且不论，甚至主持、推动变法的君主也暗暗怀疑这些离经叛道的举动。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对新世界的反思，还有待于传授古典王室学说的儒家及其后学来完成。
韩非是韩国公子，他曾经从学于战国末年的儒家学者荀子，并且深受荀子冷静、超然学风的熏陶。韩非后来为秦王礼聘，但是未及任用，即为其同学李斯谗害，下狱后遇害。韩非未能一展所学，他在历史上仅以君主专制政治冷静的辩护者著称。
韩非以为，新世界中和平的希望在于独一无二的暴君统治。这位暴君将独居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普遍适用的法令统治臣民，并以对官员的督导、监视消弭一切不轨企图。在暴君政治中，一切臣民，尤其是接近君主的宗室、近侍、官员都是君主潜在的敌人。为着普世的和平，君主有权采取一切举措，如钳制学者赖以非议当下政治的古典学说，以保证君主的至尊地位。
韩非的著作在古代向来声名狼藉。儒家厌恶韩非对道德、礼仪和传统的轻视，并指责韩非的论调必须为君主专制下的道德败坏和政治迫害负责。尽管儒家视韩非为敌对学派，但不可思议的是，在韩非冷酷的逻辑之后，却蕴涵着对普世和平的追求，而后者恰恰是儒家景仰不已的周代的伟业。
君主也不见得会感激韩非，因为韩非对君主制毫无敬畏之心，仅仅将其视为保证和平的工具。韩非自己陷入了一个悖论，他发现学理性的论证是暴君政治天然的敌人，而他自己恰恰是古代最冷静的智者之一。身为君主专制的鼓吹者，韩非同样深知这种政治的残酷、危险和欠缺。
儒家学派源自“殷周革命”后的周代官方学说。战国之世，王统失序。原先周王独占的最高祭祀权失落于民间，“殷周革命”的神话也渐渐受到怀疑。儒家的后学因此逐渐触及“殷周革命”等政治学说的原初史实，并以之论证当下世事。韩非以在野之身，也可以论证最高的祭祀权，这的确是战国时代独有的景象。后来的王朝重建了王朝祭祀，将最高祭祀权收归皇室，韩非学说的影响也由此减弱。
第16章 封建与郡县（）
（唐）柳宗元
导读
本文是晚唐柳宗元的封建论。
封建制大致萌芽于殷商时期，在周征服商后被大规模推行。封建制曾有效地解决了相对弱小、落后的周对商的占领和治理问题，并因此哺育了周代文明。但是随着周人与殷人、土著的融合，以及周王室的衰微，封建制在持续几百年后终于分崩离析了。
县的设置出现于春秋时期各国的边境上，国君将新征服的土地设官治理，称之为“县”，“县”通“悬”，是悬而未决、尚未分封、或孤悬于王都之外的意思。县的设置起初是一种临时性的处置，但是后来国君发现县制比分封采邑有利，这种临时性的处置因此逐渐演变为正式的行政建制。
秦兼并东方六国后，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军事胜利转化为秦帝国稳定的统治，而实行封建制还是郡县制，是秦朝廷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秦朝廷就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在史记中记载得相对简略。比起汉代一次内容相似而重要性远不及的财政问题讨论而言，史记对此的记载就太简略了。因为秦朝廷的档案在秦末战争中损失殆尽，因此尽管司马迁是掌握朝廷档案的官方史官，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因此，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其过程记载得相当模糊，而史记中李斯提出的理由也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并使人怀疑最终的决策结果可能还有未曾言明的原因。因为一次决定新帝国前途的政策讨论，一定有许多高级官员参与，过程也一定复杂得多。
就秦当时的条件而言，实行郡县制而不是封建制也是言之成理的。毕竟秦朝建立前宫廷斗争的残酷历史妨碍了皇室的亲密关系，也使皇帝对皇室成员的忠诚缺乏信心。而且商鞅时代以来秦政府的运行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行政经验，并且训练了称职的行政官员，这使皇帝有信心将秦已经实行的行政制度推行到一个大得多的帝国里去。所以，实行郡县制而不是封建制，只是当时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在汉代草创时，汉朝廷不得不实行了某种程度的封建制，直到其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逐渐消亡。那时汉已经建立了运转正常的政府，训练了足够的官员。随着政治秩序的不断崩溃和重建，封建制和郡县制之间也不断转换，随之也不断发生两者孰优孰劣的争论。甚至在明亡以后，针对明代高度集权的政治，顾炎武重新推崇某种程度的封建政治，他认为县级官员应该世袭，以便建立与地方紧密的联系，并帮助抵御朝廷对地方往往不合时宜的过重压力。后来到清末，一些改良派人士受到顾炎武的启发，他们将后者的建议融合进了“地方自治”的要求。
天地果无初乎［初：开始，原始阶段。］？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然则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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