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大全-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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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以其终将失利而戒之也。苟如是，则仍是言利矣。故又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义者，舜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又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其持之之严如此。为义虽可得利，为义者则不当计利，此即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之说也。此亦孔门成说，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十字，已足苞之，特至孟子，乃更发挥透彻耳。义利之辨，正谊不谋利之说，最为今之恃功利论者所诋訾。然挟一求利之心以为义，终必至于败坏决裂而后已。此今之所谓商业道德，而昔之所谓市道交者也，几见有能善其后者乎？孟子之说，能使人心由此而纯，其有功于社会，亦不少也。

　　　　孟子论政治，首重制民之产。必先有恒产，而后能有恒心，此即孔门先富后教之义。其行之之法，则欲恢复井田。凡先秦诸子，无不以均平贫富，使民丰衣足食为首务者。其方法则互异。主张恢复井田者，孟子也；开阡陌以尽地利者，商鞅也。主去关市之征，弛山泽之禁者，孟子也；主管盐铁，官山海，制轻重敛散之权者，管子也。（参看第十三章）盖一主修旧法，一主立新法耳。此为儒法二家之异。直至汉世，贤良与桑弘羊之辩，犹是此二派之争也。（见盐铁论）

　　　　孟子修养功夫，尽于其告公孙丑二语，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者，知识问题；养气者，道德问题也。“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于事之非者，不徒知其非，且必明烛其非之所以然，此由其用心推考者深，故能如是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可见孟子之于知识，皆再三体验而得，迥异口耳之传，浮光掠影者矣。其论浩然之气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论养之之术，则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其功夫尤为坚实。孟子所以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达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此集义之功夫为之也。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出处进退之间，一一衷之于义，无丝毫急功近名之心，亦无丝毫苟安逃责之念，此即所谓“居易以俟命”者，故孟子确为子思之嫡传也。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尽心上）分者，我在宇宙间所处之地位。处乎何等地位，即作何等事业。行云流水，一任自然，而我初无容心于其间。则所处之境，尽是坦途。人人如此，则天下无一勉强之事，而决无后祸矣。此实与道家养生之论相通。可参看第六章第四节。

　　　　第五节荀子

　　　　荀子之书，其出较晚，而多杂诸子传记之辞。其书专明礼，而精神颇近法家。案古无所谓法，率由之轨范曰礼，出乎礼则入刑，礼家言之与法家相类，亦固其所。顾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则礼与刑之间，亦不能无出入。盖一则导之向上，一则专恃威力以慑服之耳。荀子之书，狭隘酷烈之处颇多。孔门之嫡传，似不如是。故予昔尝疑为较早出之孔子家语也。（见拙撰经子解题）

　　　　荀子最为后人所诋訾者，为其言性恶。其实荀子之言性恶，与孟子之言性善，初不相背也。伪非伪饰之谓，即今之为字。（“为”之本义为母猴。盖动物之举动，有出于有意者，有不待加意者。其不待加意者，则今心理学家所谓本能也。其必待加意者，则荀子书所谓“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杨注所谓“非天性而人作为之”者也。动物举动，多出本能。惟猿猴知识最高，出乎本能以外之行动最多，故名母猴曰“为”。其后遂以为人之非本能之动作之称。故“为”字之本义，实指有意之行动言；既不该本能之动作，亦不涵伪饰之意也。古用字但主声，“为”“伪”初无区别。其后名母猴曰“为”之语亡，“为”为母猴之义亦隐，乃以“为”为“作为”之“为”，“伪”为“伪饰”之“伪”。此自用字后起之分别，及字义之迁变。若就六书之例言之，则既有“伪”字之后，“作为”之“为”，皆当作“伪”；其仍作“为”者，乃省形存声之例耳）荀子谓“人性恶，其善者伪”，乃谓人之性，不能生而自善，而必有待于修为耳。故其言曰：“途之人可以为禹则然，途之人之能为禹，则未必然也。”譬之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有能遍行天下者。夫孟子谓性善，亦不过谓途之人可以为禹耳。其谓“生于人之情性者，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感而不能然，必待事而后然者谓之伪”，则孟子亦未尝谓此等修为之功，可以不事也。后人误解伪字，因以诋諆荀子，误矣。

　　　　荀子之言治，第一义在于明分。王制篇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胜，平声。物，事也）“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富国篇曰：“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又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必时臧余，谓之称数。”夫总计一群之所需，而部分其人以从事焉，因以定人之分职，大同小康之世，皆不能不以此为务，然而有异焉者：大同之世，荡荡平平，绝无阶级，人不见有侈于己者，则欲不萌，人非以威压故而不敢逾分，则其所谓分者，不待有人焉以守之而自固。此大同之世，所以无待于有礼。至于小康之世，则阶级既萌，劳逸侈俭，皆不平等。人孰不好逸而恶劳？孰不喜奢而厌俭？则非制一礼焉，以为率由之轨范，而强人以守之不可。虽率循有礼，亦可以致小康，而已落第二义矣。此孔子所以亟称六君子之谨于礼，而终以为不若大道之行也。荀子所明，似偏于小康一派，故视隆礼为极则，虽足矫乱世之弊，究有惭于大同之治矣。

　　　　大同之世，公利与私利同符，故其趋事赴功，无待于教督。至小康之世，则不能然，故荀子最重人治。天论篇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其言虽不免有矜厉之气，要足以愧末世之般乐怠敖者也。

　　　　荀子专隆礼，故主张等级之治。其言曰：“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以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荣辱）其言似善矣。然岂知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则虽出入鞅掌，而亦不自以为多；虽偃仰笑敖，而亦不自以为寡。既无人我之界，安有功罪可论？又安有计劳力之多寡，以论报酬之丰啬者邪？

第40章　先秦学术概论（12）（）　
隆礼则治制必求明备，故主法后王。所谓后王，盖指三代。书中亦屡言法先王，盖对当时言之则称先王，对五帝言之则称后王也。非相篇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韩诗外传“论”作“愈”）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此其法后王之故也。有谓古今异情，治乱异道者，荀子斥为妄人。驳其说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此似于穷变通久之义，有所未备者。殊与春秋通三统之义不合。故知荀子之论，每失之狭隘也。

　　　　其狭隘酷烈最甚者，则为非象刑之论。其说见于正论篇。其言曰：“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为治邪？则人固莫敢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为轻刑邪？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案尚书大传言：“唐虞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此即汉文帝十三年除肉刑之诏，所谓“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者，乃今文书说也。古代社会，组织安和，风气诚朴，人莫触罪，自是事实。今之治社会学者，类能言之。赭衣塞路，囹圄不能容，乃社会之病态。刑罚随社会之病态而起，而繁，乃显然之事实，古人亦类能言之，何莫知其所由来之有？荀子所说，全是末世之事，乃转自托于书说，以攻书说，谬矣。此节汉书刑法志引之。汉世社会，贫富不平，豪桀犯法，狱讼滋多。惩其弊者，乃欲以峻法严刑，裁抑一切。此自救时之论，有激而云。若谓先秦儒家，有此等议论，则似远于情实矣。予疑荀子书有汉人依托处，实由此悟入也。

　　　　荀子书中，论道及心法之语最精。此实亦法家通常之论。盖法家无不与道通也，管子书中，正多足与荀子媲美者。特以荀子号称儒书；而其所引道经，又适为作伪古文尚书者所取资，故遂为宋儒理学之原耳。然荀子此论，实亦精绝。今摘其要者如下：天论篇曰：“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此从一心推之至于至极之处，与中庸之“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理。道家亦常有此论。此儒道二家相通处也。解蔽篇曰：“故治之要，在于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伦，莫伦而失位。”“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其物也杂博，其情之至也不贰。类不可两也，故知者择一而壹焉。农夫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架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此篇所言治心之法，理确甚精。宋儒之所发挥，举不外此也。然此为荀子书中极至之语。至其通常之论，则不贵去欲，但求可节（见正名篇），仍礼家之论也。

　　　　第八章法家

　　　　法家之学，汉志云：“出于理官”，此其理至易见。汉志所著录者有李子三十二篇，商君二十九篇，申子六篇，处子九篇，慎子四十二篇，韩子五十五篇，游棣子一篇。今惟韩子具存。商君书有阙佚。慎子阙佚尤甚。管子书，汉志隶道家，然足考见法家言处甚多。大抵原本道德，管子最精；按切事情，韩非尤胜。商君书精义较少。欲考法家之学，当重管韩两书已。

　　　　法家为九流之一，然史记以老子与韩非同传，则法家与道家，关系极密也。名、法二字，古每连称，则法家与名家，关系亦极密也。盖古称兼该万事之原理曰道，道之见于一事一物者曰理，事物之为人所知者曰形，人之所以称之之辞曰名。以言论思想言之，名实相符则是，不相符则非。就事实言之，名实相应则治，不相应则乱，就世人之言论思想，察其名实是否相符，是为名家之学。持是术也，用诸政治，以综核名实，则为法家之学。此名、法二家所由相通也（世每称刑名之学。刑实当作形。观尹文子大道篇可知。尹文子未必古书，观其词气，似南北朝人所为。然其人实深通名法之学。其书文辞不古，而其说则有所本也），法因名立，名出于形，形原于理（万事万物之成立，必不能与其成立之原理相背），理一于道（众小原则，统于一大原则），故名法之学，仍不能与道相背也。（韩非有解老喻老二篇，最足见二家之相通）

　　　　韩非子扬榷篇，中多四言韵语，盖法家相传诵习之辞。于道德名法一贯之理，发挥最为透切。今试摘释数语如下：扬榷篇曰：“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用之。”此所谓道，为大自然之名。万物之成，各得此大自然之一部分，则所谓德也。物之既成，必有其形。人之所以知物者，恃此形耳。形万殊也，则必各为之名。名因形立，则必与形合，而后其名不囗。故曰“名正物定，名倚物徒”也。名之立虽因形，然及其既立，则又别为一物，虽不知其形者，亦可以知其名。（如未尝睹汽车者，亦可知汽车之名）然知其名而不知其形（即不知其名之实），则终不为真知。（一切因名而误之事视此。人孰不知仁义之为贵，然往往执不仁之事为仁，不义之事为义者，即由其知仁义之名，而未知仁义之实也）故曰“不知其名，复修其形”也。名因形立，而既立之后，又与形为二物，则因其形固可以求其名，因其名亦可以责其形。（如向所未见之物，执其名，亦可赴市求之）故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吾操是名以责人，使效其形；人之效其形者，皆与吾所操之名相合，则名实相符而事治；否则名实不符而事乱矣。故曰“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臣之所执者一事，则其所效者一形耳。而君则兼操众事之名，以责群臣之各效其形，是臣犹之万物，而君犹之兼该万物之大自然。兼该万物之大自然，岂得自同于一物？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也。然则人君之所操者名，其所守者道也。故曰：“明君贵独道之容。”抑君之所守者道，而欲有所操，以责人使效其形，则非名固末由矣。故曰“用一之道，以名为首”也。万物各有所当效之形，犹之欲成一物者，必有其模范。法之本训，为规矩绳尺之类（见管子七法篇。礼记少仪：“工依于法。”注：“法，谓规矩绳尺之类也。”周官掌次：“掌王次之法。”注：“法，大小丈尺。”），实即模范之义。万物所当效之形，即法也。此道德名法之所以相通也。

　　　　法、术二字，混言之，则法可以该术；析言之，则二者各有其义。韩非子定法篇曰：“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者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公孙鞅之治秦也”，“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论法术之别，最为明白。要而言之：则法者，所以治民；术者，所以治治民之人者也。

　　　　古代刑法，恒不公布。（观左氏载子产作刑书，而叔向诤之；范宣子铸刑鼎，而孔子非之可见，反对刑法公布者，以为如是，则民知其所犯之轻重而不之畏，不如保存其权于上，可用不测之罚以威民也。殊不知刑法不公布，而决于用法者之心，则其刑必轻重不伦；即持法至平，民亦将以为不伦也，况其不能然乎？刑法轻重不伦，则其有罪而幸免者，有无罪而受罚者。有罪而幸免，民将生其侥幸之心，无罪而受罚，民益将铤而走险。法之不为人所重，且弥甚矣）制法亦无一定程序。新法故法，孰为有效不可知。法律命令，盖亦纷然错出。（读汉书刑法志可知。此虽汉时情形，然必自古如此。而汉人沿袭其弊也）故其民无所措手足。此法家之所由生。又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其利害恒相反。后世等级较平，治人者退为治于人者，治于人者进为治人者较易。古代则行世官之法，二者之地位，较为一定而不移，故其利害之相反愈甚。春秋、战国之世，所以民穷无告，虽有愿治之主，亦多不能有为，皆此曹为之梗。此则术家言之所由生也。如韩非言，申、商之学，各有所长，非盖能并通之者邪？

　　　　法家精义，在于释情而任法。盖人之情，至变者也。喜时赏易滥，怒时罚易酷，论吏治者类能言之。人之性宽严不同，则尤为易见矣。设使任情为治，即令斟酌至当，终不免前后互殊，而事失其平，人伺其隙矣。法家之义，则全绝感情，一准诸法。法之所在，丝毫不容出入。看似不能曲当，实则合全局，通前后而观之，必能大剂于平也。礼家之言礼曰：“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礼记经解）此数语，法家之论法，亦恒用之。盖礼法之为用虽殊，其为事之准绳则一耳。

　　　　职是故，法家之用法，固不容失之轻，亦断不容畸于重。世每讥法家为武健严酷，此乃法家之流失，非其本意也。至司马谈诋法家“绝亲亲之恩”，汉志亦谓其“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则并不免阶级之见矣。

　　　　自然力所以为人所畏服者，实以其为必至之符。人则任情为治，不免忽出忽人，黠者遂生尝试之念，愿者亦启侥幸之心，而法遂隳坏于无形矣。设使人治之必然，亦如自然律之无或差忒。则必无敢侥幸尝试者，国安得而不治？韩非子内储说上曰：“董阏於为赵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见深涧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旁乡左右曰：人尝有人此者乎？对曰：无有。曰：婴儿盲聋狂悖之人尝有人此者乎？对曰：无有。牛马犬彘尝有人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阏於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无赦，犹人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此赏之所以贵信，罚之所以贵必也。不特此也。人有所求而无术以致之，固亦未尝不可以偶遇。然此乃或然或不然之数，不足恃也。学问之道无他，求为可必而已矣。韩非子显学篇曰：“恃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