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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知识大全-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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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尝不可以偶遇。然此乃或然或不然之数，不足恃也。学问之道无他，求为可必而已矣。韩非子显学篇曰：“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勿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可谓言之深切著明矣。故法家之重人治，与其信赏必罚，理实相通，皆出于法自然之说者也。
第41章 先秦学术概论（13）（）
法家贵综核名实，故其所欲考察者，恒为实际之情形。执旧说而谬以为是，法家所不取也。职是故，法家恒主张变法。韩非子曰：“古之毋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南面）此即务察其实，而不眩于虚论之精神也。又曰：“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此则既明实际之情形，而断以行之者矣。商鞅、吴起之徒，所以一出而收富国强兵之效者，以此。
术家之言，千条万绪，而一言以蔽之，不外乎“臣主异利”四字。盖社会之组织，非至极安和之境，则公私之利害，终不能无相反之处；而凡人之情，必皆先私而后公，此督责之所由不可废也。不特有特权之官吏为然也，即受治之人民亦然。故韩子又言“法为人民所同恶”。此法、术二家之所由相通也。（臣主异利之义，韩非子中八奸奸劫弑臣备内诸篇，言之最切。法为臣民所同恶，见和氏篇。）
职是故，法家之治民，乃主大处落墨，而不主苟顺民情。韩非子心度篇谓“圣人之治民，度其本，不从其欲，期于民利”是也。今有孺子将入井，人见而止之，或不免婴孺子之怒。然谓孺子之人井，为有求死之心固不可，则止之若违其欲，实顺其欲也。人孰不欲利？然能得利者卒寡，不能得利者卒多，何哉？昧于利不利之故，不知利之所在也。故顺人之欲者，未必其为利之；反人之欲者，未必其非利之也。特欲或隐而难见，或显而易知。当其隐而未见之时，无从家喻户晓耳。故曰：“凡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义主张太过，有时亦有流弊。盖不从民欲，当以民利为期。若径以人民为牺牲，则失其本意矣。韩非备内篇曰：“王良爱马，为其可以驰驱；勾践爱人，乃欲用以战斗。”即坐此失。商君书弱民篇主张尤偏）
凡为国家社会之害者，非把持则侥幸之徒。把持谓已得地位之人，侥幸则未得地位，而思篡取之之人也。法术家务申国家社会之公利，故于此曹，最为深恶痛绝。凡裁抑大臣之说，皆所以破把持；而力诋游士之言，即所以绝侥幸也。见韩非子五蠹篇。
韩非子问辩篇曰：“或问曰：辩安生乎？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辨；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此说也，即李斯之所以焚书。管子法禁其说略同，可以参观。知斯之行此，乃法家固有之义，而非以媚始皇矣。人性原有善恶两面，法家则专见其恶，彼闻上令则各以学议之者，岂必以私计之便哉？亦或诚出于大公，冀以其所学，移易天下也，而自法家观之，则恒以为自便私图之士，遂不得不取此一切之法矣。然韩子但欲采其言责其实，则似尚未欲一概禁绝之，而斯又变本加厉耳。
言行以功用为彀的，推之至极，遂至列文学于五蠹，目诗书为六虱，此亦失之太过。然韩子又曰：“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则其意自欲以救时之弊，非谓平世亦当如此也。
人之情，恒不免先私而后公，此特凡民为然。豪桀之士，固不如此。此少数豪桀之士，则国之所恃以立，而亦人民之所托命也。韩子之意，当时上而贵臣，下而游士，无非国之蠹，民之贼者，惟法术之士为不然。其说见于难言孤愤说难奸劫弑臣问田诸篇。此或亦实在之情形也。（贵族腐败不可救药。游士则多数但为身谋）
法家之言，皆为君主说法，设君主而不善，则如之何？万事一决于法，而持法者为君主，设君主而坏法，则如之何？近之持立宪论者，每以是为难。然此乃事实问题，不足以难法家也。何者？最高之权力，必有所归。所归者为君主，固可以不善；所归者为他机关，亦可以为不善。归诸一人，固不免坏法；归诸两机关以上，岂遂必不能坏法？今之议会，不与政府狼狈为奸乎？议会与政府，非遂无争，又多各为其私，非必为国与民也。故曰：此事实问题也。
法之本义为模范，乃有所作者之所当则。术之本义为道路，则有所之者之所必由。自法术家言之，其学殆不可须臾离也。执法之不免拘滞，法家岂不知之？然终斤斤于是者，则以其所失少所得多也。韩非子曰：“释法术而心治，尧舜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用人）谓此矣。即谓苟有尧舜，虽释法术而心治，亦可正国；苟有奚仲，虽去规矩而意度，亦可成轮；然“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背法而待尧、舜，是千世而一治；抱法而待桀、纣，是千世而一乱也”。况乎释法术，尧、舜亦未必能治；即能治，亦事倍而功半耶？（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思想全与法家同。特又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人与法并重，不如法家之侧重于法耳。然苟法严令具，则虽得中主，亦可蒙业而安，此亦儒家所承认也。则法家所谓抱法而待桀、纣，千世而一乱者，亦不背于儒也）
以上征引，十九皆出韩非。以今所存法家之精义，多在此书也。至商君书之所论，则“一民于农战”一语，足以尽之。史记商君列传：“太史公曰：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索隐曰：“案商君书，开谓刑严峻则政化开，塞谓布恩惠则政化塞，其意本于严刑少恩。又为田开阡陌，及言斩敌首赐爵；是耕战书也。”释开塞义，与今书开塞篇不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司马贞未尝见其书，安为之说。今案开塞耕战，盖总括全书之旨，非专指一两篇。索隐意亦如此，晁氏自误解也。然索隐释开塞亦误。尉缭子兵教下篇曰：“开塞，谓分地以限，各死其职而坚守。”此则开塞二字之古义也。商君书重农战，度必有及分地坚守之说者，今其书偏亡，而其说遂不可见耳。
李子，汉志注云：“名悝，相魏文侯。”近人云：“食货志言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与史记货殖传言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正合，故知克、悝一人。”陈群魏律序言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见晋书刑法志）黄姡в屑尽：褐舅贾钭釉蛲鲆印�
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已见第六章第六节。此为道家言。吕览慎势韩子难势皆引其言，则法家言也。慎势篇：“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同犹）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吕览引此，为“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之证。盖位之所存，势之所存，欲定于一，必先明分也。然则慎子势治之论，即是法家明分之义。荀子谓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天论），盖指其道家言言之；又谓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解蔽），则指其法家言言之也。此亦可见道、法二家之相通也。（今本慎子五篇，皆普通法家言）
第九章名家
名家之书，汉志所著录者有邓析二篇、尹文子一篇、公孙龙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黄公四篇、毛公九篇。今惟公孙龙子，尚存残本，余则非亡即伪矣。
邓析之事，见于吕览，离谓。离谓篇曰：“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日欢哗。子产患之。于是投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荀子宥坐说苑指武列子力命亦谓邓析为子产所杀。据左氏，则昭公二十年子产卒，定公九年，驷颛乃杀邓析。二者未知孰是。要之邓析为郑执政者所杀，则似事实也。其书，隋志一卷。今本仍一卷，二篇。辞指平近，不类先秦古书。盖南北朝人所伪为，故唐以来各书征引多同也。
尹文子汉志云：“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庄子天下以宋钘、尹文并举。吕览正名则以尹文所说者为齐湣王。曰：“齐王谓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愿闻何谓士？王未有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土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于庙朝中，深见侮而不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否。夫见侮而不斗，则是辱也，辱则寡人勿以为臣矣。尹文曰：虽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士乎？王无以应。”“尹文曰：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见侮而不敢斗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敢斗，是辱也。不以为臣，此无罪而王罚之也。齐王无以应。”高注曰：“尹文，齐人，作名书一篇。在公孙龙前，公孙龙称之。”则汉志所谓尹文说齐宣王者，即指吕览所载之事。一云宣王，一云湣王，古书此等处，大抵不能精审也。高氏说既与汉志合，则其所谓名书者，亦必即汉志所谓尹文子矣。今所传尹文子分二篇。言名法之理颇精，而文亦平近。疑亦南北朝人所为故群书治要已载之也。
公孙龙子说赵惠王偃兵，见吕览审应；说燕昭王偃兵，见吕览应言；与孔穿辩论，见吕览淫辞。其书存者六篇。篇数与汉志不符，其辞容有附益，然大体非后人所能为。（吕览高注，谓尹文在公孙龙前，公孙龙称之。案尹文说齐王事，见公孙龙子迹府篇，以为公孙龙难孔穿，则此篇或即高诱所见。亦此书非伪之一证也）盖汉志十四篇之残本也。毛公，汉志云：“赵人，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师古曰：“刘向云：论坚白同异，以为可以治天下。”此外无可考。
与公孙龙有关系者，又有魏公子牟。亦称中山公子牟。见庄子秋水让王（吕览审为略与让王同），列子仲尼篇。又庄子天下篇，以桓团、公孙龙并举。桓团行事无考。
惠施为名家巨子。庄子天下篇。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又曰：“南方有锜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徐无鬼篇：惠施死，庄子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与之言矣。”（说范说丛篇同。淮南子修务训亦曰：“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庄周学说，与惠施最相近，然而判为二派者，庄子以生有涯而知无涯，而惠施则多其辞说。故庄子讥之曰：“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而又惜其散于万物而不厌，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又“惠子事”亦见庄子秋水，吕览中淫辞不屈应言爱类诸篇。（高注谓惠施宋人）
成公生，汉志云：“与黄公等同时。”（师古引刘向云：“与李斯子由同时。由为三川守，成公生游谈不仕。”）黄公，汉志曰：“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歌诗中。”
第42章 先秦学术概论（14）（）
名、法二家，关系最密，说已见前。顾其学与墨家关系有尤密者。墨子书中有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六篇，虽难尽通，要可知为论名学之作。庄子，天下篇，称桓团、公孙龙辨者之徒；而晋鲁胜合墨子之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而为之注，称之曰墨辨，则今所谓名学，古谓之辨学也。吕览载尹文之说，极致谨于名实之间，而亦及见侮不斗。荀子正论，述子宋子之说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知庄子以宋钘、尹文并列为不诬矣。吕览审应载：“赵惠王谓公孙龙曰：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可偃乎？公孙龙对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今蔺、离石入秦，而王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齐得地而王布总，齐七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兼爱偃兵，墨家之旨；致谨名实，名家之学也。荀子正名篇：“‘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此惑用于名以乱实者也。”亦皆兼名墨二家之说。庄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僪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辨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辞相应。”其所诵，盖即今墨子中之经上下篇。名家纵不必即出于墨，而名墨之学，关系极密，则无可疑矣。夫墨家重实利，而名家则骋玄妙之辞；墨家主兼爱，而法家则尚刻核之政；抑法家重综核，而名家则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其学之相反如此也，而其关系之密如彼，岂不异哉？
虽然，此无足异也，汉志：法家者流，出于理官。名家者流，出于礼官。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理之与礼，关系极密，无待于言；而清庙则礼之所由行也，礼者事之准，办事而无标准，必觉其无从办起。故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夫礼之初，则社会之习惯而已。所谓正名者，则谨守社会之习惯而已。然礼有沿亦有革，斯官有创亦有因。其因仍沿袭者，固可即固有之礼而谨守之，而不必问其何以当如此；其革故鼎新者，则必求其协诸义而协，而礼之原理，不容不讲矣。职是故，古之礼官及理官，其学遂分为二派：一极言名之当正，而务求所以正之之方，此为法家之学；一深探千差万别之名，求其如何而后可谓之正，是为名家之学。夫执法术以求正名之实行者，固应审我之所谓正者果正与否；而深探名之如何而后可称为正者，既得其说，亦必求所以实行之。此名法二家，所以交相为用也。抑名以立别，而名家之说，反若天地万物，皆为一体，只见其同，不见其异。此则宇宙万物，本相反而相成，苟探求之至于极深，未有不觉其道通为一者也。名法二者，盖亦同源而异流，而古代庶政统于明堂，则清庙实名法二家所由出。故二家之学，亦有存于墨家者焉。（参看第十章秦始皇谓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岂尚微妙之论。然黄公为秦博士，盖名法相通，黄公实以法家之学见用也）
墨子中经经说大小取六篇，所涉范围甚广。如曰：“知，材也。（此言能知之具）虑，求也。知，接也。（此言吾知之接于物）恕，明也。”（此言知物之明晰状态）此论人之知识问题者也。又曰：“举，拟实也（此言人之观念），言，出举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或也者，不尽也。（或，有也。有然者则不尽然）假也者，今不然也。（谓假设之辞）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辟（同譬）者，援也（同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他）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同他）者同也，吾岂谓也（同他）者异也。”皆论辩论之法者也。又曰：“生，形与知处也。卧，知无知也。（上知字为“知材也”之知，下知字为“知接也”之知）梦，卧而以为然也。平，知无欲恶也。闻，耳之聪也。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言，口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辨也。”说与今心理学相符。又曰：“体，分于兼也。（兼为全量，体为部分）端，体之无序而最在前者也。（点）尺，前于区而后于端。（尺为线，区为面）区，无所大；厚，有所大也。（厚为体）平，同高也。中，同长也。圜，一中同长也。方，柱隅四杂也。”（杂同匝）与今几何学暗合。又曰：“仁，体爱也。（体，即分于兼之体）义，利也。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则仍与兼爱之说相应。（参看第十章）此外关于科学论理者，尚有多条。近人于此，诂释较详，有专书可看。（予所见者，有梁启超墨经校释，张之锐新考正墨经注，皆佳。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亦以论墨经一章为最善。又学衡杂志载李笠定本墨子间诂序，未见其书）兹不更及。其邓析、惠施、桓团、公孙龙之学，散见诸子书中者，于下文略论之。
案庄子天下篇，举惠施之说，凡十事：
（甲）“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此破俗大小之说也。大无止境，小亦无止境。俗所谓大所谓小者；皆强执一境而以为大以为小耳。问之曰：汝所谓大者，果不可更大？所谓小者，果不可更小乎？不能答也。可以更大，安得谓之大？可以更小，安得谓之小？故俗所谓大小，其名实不能立也。故惠子破之曰：必无外而后可以谓之大，必无内而后可以谓之小。夫无内无外，岂人心所能想象？然则大小之说，不能立也。
（乙）“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此破有无之说也。天下惟一无所有者，乃得谓之无所不有。何也？既曰有矣，则必有与之对者。如尔与我对，此物与彼物对是也。我愈小，则与我为对之物愈多。然若小至于无，则无物能与我对。夫与我对者非我也，则不与我对者必我也。无物能与我对，则无物非我也。故惟无为最大。淮南子曰：“秋豪之末，沦于无间，而复归于大矣。”正是此理。无厚之厚，即墨子厚有所大也之厚，几何学所谓体也。其大千里，乃极言其大，即最大之意。不可泥字面看。
（丙）“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荀子不苟篇作“天地比，山渊平”。卑即比也。此条盖破高下相对之见。古天官家谓自地以上皆天也。
（丁）“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此说亦见庄子齐物论。破执著一事，以为与他事有截然分界之见也。今有人焉而死，世俗之论，必以其死之一刹那为死，而自此以前，则皆为生。姑无论所谓一刹那者不可得也。即强定之，而凡事必有其原因。人之死，非死于其死之时也，其前此致死之因，岂得与死判为两事？因果既不容判，而因又有其因焉，因之因又有其因焉，则孰能定其死于何时？以人之生死论，只可谓有生以后，皆趋向死路之年耳；只可谓方生之时，即趋向死路之时耳。他皆放此。（此理与儒家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之说相通。天体运行不已，原无所谓中，亦无所谓昃。然就人之观察，强立一点而谓之中，则固可指自此以前之运行，为自昃向中；自此以后之运行，为自中向昃也。故其下文即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盈虚消息，万物之本然。所谓盛衰倚伏者，则就人之观察，而强立一点焉，指之曰：此为盛，此为衰耳）
（戊）“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此破同异之说也。天下无绝对相同之物，无论如何相类，其所占之时间空间决不同，便为相异之一点，此万物必异之说也。天下无绝对相异之物。无论如何相异，总可籀得其中之同点。如牛与马同为兽，兽与人同为动物，动物与植物同为生物是也。此万物毕同之说也。
（己）“南方无穷而有穷。”古天官家不知有南极，故于四方独以南为无穷。（孙诒让说。见墨子间诂经说下。案此盖天之说也，盖天之说，以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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