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大全-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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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中国文化史（5）（）　
工业。在公产之世，简易者人人能为之；较难者，则有专司其事之人，此为封建时代工官之前身。但其后私人工业渐兴。＇工官之制，亦有其阻遏工业，使停滞不进者在：人之才性，各有不同，子孙初不必尽肖其父祖，而古工官守之以世，必有束缚驰骤，非所乐而强为之者矣，一也。工官之长，时曰工师，所以督责其下者甚严。下者乃不得不苟求无过，凡事率由旧章，则无由改善矣，二也。封建之世，每尚保守，尤重等级，故月令再言“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荀子亦言：“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管子曰：“寂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无度，民必有冻寒之色，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重令）此即汉景帝“雕文刻镂伤农事，锦绣纂组伤女红”诏语所本，原不失为正道，然新奇之品，究以利用厚生，抑或徒供淫乐，实视其时之社会组织而定，不能禁富贵者之淫侈，而徒欲禁止新器，势必淫侈仍不能绝，而利用厚生之事，反有为所遏绝者矣，三也。凡制度，皆一成而不易变者也。而社会日新无已。阅一时焉，社会遂与制度不相中。削足适履，势不可行，制度遂至名存实亡矣。工官之制，亦不能免于是。工官之设，初盖以供民用。然其后在上者威权日增，终必至专于奉君，而忽于利民。孟子之诘白圭也，曰：“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告子下）明古之工官，皆度民用而造器，然所造之数，果能周于民用乎？生齿日繁；又或生活程度日高，始自为而用之者，继亦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则相需之数必骤增，然工官之所造，未必能与之俱增也，则民间百业，缘之而起矣。工官取应故事，民间所造之器，则自为牟私，相竞之余，优绌立见，则一日盛而一式微矣，况乎新创之器，又为工官所本者邪？此皆私人工业代工官而兴之故也。＇

　　　　商业。初止行于团体之间，＇老子曰：“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据史记货殖列传）管子曰：“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权修）盐铁论曰：“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术，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畎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而足乎粟米。”（水旱）盖古代部族，凡物皆自为而用之，故无待于外也。然智巧日开，交通稍便，分业即渐行于各部族之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货即化，谓变化此物为他物也。＇商人如伙友，团体方系老板。——损益皆由团体负之。——但团体间之交易行，则团体内部之组织，不复合理，遂至渐次破坏，斯时并无新组织起而代之，于是人之所需，渐不能仰给于团体，必须自行设法，与人交换，商业遂渐行于团体之内，人与人之间矣。商业能（1）打破部族间之界限。（2）使团体内部，人与人之利害对立。（3）贫富不均。（4）使下级者对于上级之命令，不肯真实服从（因商业专从利害打算，不轻信人）。改变社会之力最大。

　　　　古代之道路

　　　　最初庄子所谓“山无蹊隧，泽无舟梁”。＇马蹄篇＇其后，田间有阡陌，其较宽平者为驰道。国中之道路，大约宽广。

　　　　交通上利用牛马之力，但皆乘车，牛车曰大车，马车曰小车。＇论语为政：“子曰：大车无囗，小车无囗，其何以行之哉？”集解：“包曰：大车，牛车；小车，驷马车。”＇战车亦用马。以人推挽者曰辇，甚大，用人甚多。＇周官乡师云：“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荩ч�。”注云：“荩Ъ萋恚�辇人挽行，所以载任器也。止以为藩营。司马法曰：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辇，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周辇加二版二筑。”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案春官巾车，“王后之五路”有辇车。注云：“为辁轮，人换之而行。”又服车五乘，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注但云：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共役，与栈车皆不言为人挽。而诗“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毛传云：“栈车，役车也。”笺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栈车、辇者。”一似栈车、役车，皆以人挽行者，盖役车既可驾马，又可人挽行；既可乘坐，亦可供役；而栈车、役车同为无饰，故二者又可通名也。说文：“辇，挽车也，从车伴，在车前，引之也。”伴训并行，盖二人挽之，抑或一推一挽。司马法所言，乃行军时制，寻常役车，固不必如是其大也。＇

　　　　有驿以传命。＇其初盖以便人行，后因其节级运送，人畜不劳，而其至可速，乃因之以传命。说文传、遽互训，而管子大匡言，三十里置遽委，有司职之，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是其征也。驿有车有骑。＇报信之方法更速者为烽火。（古烽火之制，见史记周本纪末，索隐但说烽火似互讹。＇周本纪：“幽王为熢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熢火。”＇）

　　　　开辟渐及山地，乃渐骑马。＇顾亭林日知录论骑射之始云：“春秋之世，戎、翟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知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虽论军事，而交通从可见焉。＇

　　　　最古刳木为舟（独木舟），后能用箄、筏（桴），至能斫木成板，再加联合，则有今之舟。＇舟之兴，盖始于浮木，庄子逍遥游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释文引司马云：“樽如酒器，缚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此盖最古之法。稍后，则知刳木。淮南子说山曰：“古人见窾木浮而知舟。”诗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疏云：“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虚。注曰：舟谓木板，如今船，空大木为之，曰虚。即古又名曰虚，总名皆曰舟。”案诗所谓方，即淮南子所谓方版，乃后世之筏，不足以当舟。虚则其所谓窬木，而亦即易所谓刳木也。舟之始，盖仅如此，能方版而为筏，技已稍精，知造舟则更进矣。＇

　　　　桥，大约多木桥，水浅时为之。水阔者用船连接而渡，所谓“造舟为梁”，即后世之浮桥也。＇宋陆放翁有句曰：“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既能浮木以渡水，则亦能架木以为桥。说文：“榷，水上横木，所以渡者”是也。其字亦作杠。孟子曰：“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梁与杠字并从木，盖亦架木为之。尔雅曰：“石杠谓之徛。”则后来更用石也。郭注云：“聚石水中，以为步渡。”盖未能为桥时，又有此法。＇

　　　　水路的交通，南方较北方为发达。试观左传，北方用船运漕，只“泛舟之役”一次。（秦输晋粟，在僖公时。＇十三年＇）南方吴、楚沿江屡有水战。末年，吴徐承又以舟师自海伐齐，（哀公时。＇十年，左氏＇）＇越王勾践亦命范蠡、后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国语吴语）＇则不徒内河，并及缘海矣。又吴“沟通江、淮”，即今淮南运河也。＇史记河渠书云：“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引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左氏昭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吴语：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盖自江至河，水道几于纵横交贯矣。果谁所为不可知，而其较大之工程，明见记载者，为徐偃王、吴夫差。＇故知水道之发达，必始于南，而南方古史传者甚少，故中国水道交通之发达史不详。

　　　　禹贡九州入贡，皆有水道，盖战国时情形。

　　　　行路歇宿之处，古皆官营，其制略见周礼。＇周礼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君、大夫等至他国，或有他预备之馆舍，或即供宿其贵族之家，所谓馆于某氏也。觐礼：“天子有赐舍。”曾子问曰：“卿大夫之家曰私馆，公馆与公所为曰公馆。”觐礼又曰：“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盖无特设之客舍，故各就其家馆之。民间往来，亦当如是。＇公家经营之歇宿，平民本亦可止息，观汉世之亭，犹官民公用可知。但行路多，势难遍给，于是有民营之逆旅，其事略见商君书。至后世则虽欲官营，而不可得矣，见晋书潘岳传。

　　　　古代之用人

　　　　古代之用人，大抵大夫以上，多属世官，征服之族中执政权者为之。士则出于选举（选举与世官为对待之名词），＇遽古之世，公产之群，群之公事，必有人焉治之，则必举其贤者能者，此即孔子所谓“选贤与能”也（礼记礼运）。后为黩武之群所征服，百战所得，视同私产，遂行世官。然旧有之事，征服者初不甚干涉之，故选举之法仍存。＇其法有二：（1）如周礼所说，乡大夫以下治民之官，平时考察其民之德行道艺，三年大比（查轧人口及军用品）之时，与其贤者能者。（2）如礼记王制所说，乡论秀士，升于司徒，司徒升之于学，学升之于司马，然后用之。大约两法都有些事实做根据。

　　　　至于学校，在国中者谓之学，为宗教哲学之府，初与明堂合一，后乃分出，欲知其说，须看惠栋明堂大道录、阮元明堂说。（在揅经室集中）在乡间者为校、（见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注曰：“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孟子所谓：“校者，教也。”＇）庠（行乡饮酒礼。＇孟子：“庠者，养也。”＇）、序（行乡射礼。＇孟子：“序者，射也。”＇），乃兴教化之处，非讲学问之处。汉人言兴乡学者犹如此。

　　　　此等学校中，并无应用之学（看礼记学记可知）。应用之学，则从办事之机关中来，汉书艺文志推论九流之学，皆出于王官者如此。封建制度破坏，官失其守，遂变为私家之学，平民之能术学问者渐多，教育之权，移于私家，学术亦散布于社会矣。战国之世，上级官吏，渐不能专用贵族，于是游士兴，贵族政治，渐变成官僚政治。

　　　　战国时，社会剧变有二：在经济上，（1）井田之制大坏。（2）商业大盛。前已言之。在政治上，则（1）为官僚阶级之兴起。（2）为国民军之编成。古大夫以上皆世官，士以下乃出选举。选举之法有二：（1）如周礼所言，乡大夫以下，治民之官，皆有考察其民德行道艺之责，三年大比之时，与其贤者能者，盖即用为比（五家）、闾（二十五家）、族（百家）、党（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乡（万二千五百家）之长，所谓“使民兴贤，入使治之；使民兴能，出使长之”也。＇见周礼。俞正燮乡兴贤能论曰：“出使长之，用为伍长也。入使治之，用为乡吏也。”＇（2）如王制所说，乡论秀士，升之司徒，司徒升之于学，学成，升诸司马，司马辨其才而用之，则与贵族同其作用矣。战国时，士之干求进用者，不限一国；君之用之，亦不拘常法，于是游说之事盛行，此辈浸代贵族之地位（在朝及治理地方），而官僚阶级之兴（此事于封建破坏，大有关系）。

　　　　古正式军队，限于征服之族。故周礼出兵，限于六乡；齐有士之乡与工商之乡；（见国语管子）楚庄王亦“荆尸（一种出兵之法）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邲之战）。非士乡之人，只令保卫本地方而已。故左传鞌之战，齐顷公见保者而勉之也。＇成公二年＇至战国时，则此等守卫本地方之兵，悉数调上前线，故其数骤增，论者谓“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也。＇苏秦说齐宣王之辞。＇中国兵制，近乎通国皆兵者，莫如此时若。而此制秦人行之，尤为有效，读荀子议兵篇可知。

第82章　中国文化史（6）（）　
先秦诸子学术

　　　　先秦诸子学术，史记自序述其父谈之言，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盖以纵横、农、杂家、为十家。其中去家谓之九流。＇此外古书论及先秦学术者甚多，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淮南要略等，皆为近人所征引。＇古学术之分类，似以汉志为最完全，因其系根据书籍分类，其他皆一学者之见，一人不能遍通诸学也。

　　　　先秦诸子之学，汉志以为皆出王官之守；淮南要略则以为起于救时之弊，此二说实可并存，盖一言其来源，一言其兴起之由也。诸子之学，根据各有不同：（1）所承受之学说不同。（2）所兴起之社会不同。虽各能阐发一种真理，＇不能兼顾全局。＇然并非皆通于其时之时势。此点似颇紧要，＇我国人向有崇拜古代之心理；而先秦诸子之学，去今复远，不易发见其弊，故人多誉之。实则衡以学术进化之原理，自应不如后世之学也。＇

　　　　依鄙见：先秦诸子之学，其能综揽全局者（如纵横家、兵书略中之兵家等，只效一节之用），当依新旧分为五派：

　　　　最旧者：农家。

　　　　次旧者：道家。

　　　　又次者：墨家。

　　　　较新者：儒家、阴阳家。

　　　　最新者：法家。

　　　　名家与法家颇相附为用。

　　　　而杂家则自专门渐趋于会通焉。

　　　　农家之学，书并不存；只许行之说，见于孟子滕文公上篇。其说，乃主张：（1）人君与民并耕而食，饔餐而治。（2）卖买论量不论质。此盖以隆古农业小社会之文化为根据者，断不能行于是时。

　　　　道家主无为。为，旧训化。野蛮之族，恒因文明之输入，而社会组织随之改变，风俗因以薄恶。而文明之输入，则（1）由君主之以此为文明而加以提倡。（2）由其慕效淫侈。道家戒之以无为，犹今戒中国人勿欧化，戒西南土司毋汉化耳。其实文明之传播，终非可以人力阻也。故其说亦陈旧。淮南要略言：“墨子学于孔子而不悦，弃周道而用夏正。”其说是也。吕氏春秋言：“鲁惠公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其后在鲁，墨子学焉。”史角盖知夏政者也。然墨子主兼爱，既非其时之社会组织所能行。主上同亦然。反对战争，而但以攻守为是非之准，说亦嫌粗。天志、明鬼之说，欲借助于迷信，而不悟迷信已破，非可以人力建说也。故其说亦不能行。

　　　　儒家之学，较为广博。易言原理，春秋言人事。春秋先示治乱世之法，次言治升平世之法，末言治太平世之法，是为张三世。又言夏、殷、周三种治法，当更迭变换，故王者必封前二代（如夏、殷之于周）之后以大国，使得保存其治法，以备取用，此为通三统，与阴阳家五德终始相似（五德谓有五种治法，当求之于民）。五德终始亦谓有五种治法，当更迭用之耳。二家之学，皆非博闻广见不能，故较新。

　　　　法家之学，细别之，又包含法（治民）、术（治治民之人）两派（见韩非子定法篇）。而狭义之法亦有殊：商君主农战，管子言轻＇价贱＇重＇价贵＇敛散是也。此派最能造成一强有力之国家，故在战国时为最适，秦卒用之以取天下。

　　　　秦、汉时之新局势

　　　　1。内战乍息，＇秦末之乱为例外，通常可谓息内战矣。＇民生获苏。尤其交通上之限制废除，＇前此国际间并一国内之交通，皆有种种限制，观周官之夏官秋官可知。至是则关津虽存，而讥察无矣。＇得以完成广大之分工，国富总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象。

　　　　2。统一则国力强盛，便于对外；然中国在此时，开始与骑寇相遇。（蒙古高原之游牧民族。黄河流域之戎、狄皆居山，如今西南诸族，所谓山戎也。＇居山戎、狄，远不若骑寇之强盛。＇）＇前此中国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间，为山戎所隔。其时，游牧民族之不南侵者，固由其本身未臻强盛，而其南向之山戎之不足侵，实一大缘故也。至战国末而北方诸国拓地与游牧民族相遇矣。＇

　　　　3。封建制度告终。秦尽废封建。＇“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无尺土之封。＇秦亡后，诸侯相王（此语见史记自序），＇分王诸侯，决非项籍一人所能为。＇义帝犹周天子，西楚霸王犹春秋时霸主，其余之王犹列国，其下为侯，犹战国时之王封其臣民为侯（王侯列爵二等，汉亦沿之），乃恢复东周时之局面也。但封建之基础，（各区域内之自足经济。＇封建非政治力之所为；实政治随经济情形而如此耳。＇王制等之经济计划即如此。）业已不存，故卒不能持久。经（1）楚、汉之争。（2）汉初之剪灭异姓。（3）吴、楚七国之乱。而封建之实，遂荡然无存焉。

　　　　此时之政情

　　　　1。民主政治之废坠。此由（1）民意无表见之方法，如古之大询于众庶等。（2）民意之表见为习惯，习惯愈不适于时势，则拘束之力愈弱。又列国问罪大夫叛变等事皆无之。故君主之地位，日益神圣。最后，遂谓其权系受之于神，而非受之于民，两汉、新莽之言符瑞是也。＇此节与西方颇相似。＇

　　　　2。地方自治之废坠。古之国，等于后世之县。＇古国方百里，而汉县亦方百里；汉县名多仍古国名，皆可见也。＇国君等于县令，大夫等于乡镇长，士则保甲长矣。汉世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掌教化。＇体制最尊＇）啬夫、（职听讼，收赋税，威权尤大。＇至人只知啬夫，不知复有县令者，观两汉书可知＇）游徼（主徼循，禁盗贼），犹存此意。然左雄谓乡亭禄薄，多取于民，（后汉书本传）则其弊必有为吾人所不知者。＇且人心必日趋于民主之心理，对啬夫等服从之传统观念，必日趋淡薄。人心对啬夫等既渐变，则啬夫等之威权必渐不行，以至于废坠。＇又丧乱之际，官吏及割据者，每向此曹压迫，人莫利为之，而其职遂废。＇两汉时存此制，魏、晋时而废坠。东晋元帝尝问臣下削掠者之众，即有对以亭、邮（两亭间有一邮）之废之所致，可见也。＇县令实不能躬亲办事，而地方公务悉废矣。

　　　　3。放任政治之形成。贵族既倒，处于治者之地位者，为官僚阶级，＇幕友、吏胥、衙役、绅士、读书人（官僚之后备军）亦属之。＇同时亦即成为榨取阶级，＇阶级无不自利者。世有不自利之个人，无不自利之阶级。此阶级中，仅有少数之不自利者，亦救于其阶级之自利。只有铲除阶级，无法改良阶级——欲实行良好教育已造成整个阶级之各不自利，为不可能之事。——而此时于官僚阶级，非铲除之时也，于是取监督之方式矣。＇政治上之首领，理宜加以监督。但监督者少，被监督者太多，势不能给，则惟有将所办之事，减至最小限度，使其无所借以虐民。中国之良吏，每劝人民早完国课（或“自有组织”义图等），少打官司，免得与吏役接触，此正与政府之取放任主义同。顾亭林讥后世大官多，小官少。而不知其在昔时之政治上，只重监督官僚阶级，不使虐民，兴利治国，固在其次也。＇自汉以来，中国之政治向如此。＇

　　　　儒学之专行及其效果。九流之学，农、道、墨、儒、阴阳，皆太陈旧，或迂阔；惟法家见用于时，前已言之。统一之后，法家之“法”，已不宜再用，仅其“术”当施诸官僚，政治一味放任，尚非汉时所知。＇“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此乃中国旧日政治上最主要之格言，一切放任政治，皆由此出。然此乃积累年之经验而得知，固非汉初人所得知也。＇斯时对于人民，则有富与教两问题，此为理论上当然之结果，故儒与阴阳二家，处于必兴之势。＇汉世儒与阴阳二家，实相混杂。＇秦始皇言：“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太平指儒学言。使始皇不死，而其时之内治外攘，始皇认为已无问题，亦未必不用儒家，以图足民而兴教化，特未及而早死耳。汉高、惠、高后，皆未及有所作为，文帝一用公孙臣，旋因为新垣平所欺而罢。＇帝实非贤君，其真相见应劭风俗通义载刘向语。＇景帝本无能为之主。故至武帝而儒术兴焉。此乃事势之自然。或谓武帝之崇儒，乃利其明君臣之义，可以专制：此乃数十年前梁启超等之议论，有为言之，非事实。汉世儒家，明民贵君轻之义者极多，最甚者如睦孟，劝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便于专制者安在。武帝即位，年仅十六，赵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