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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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横纲级别，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堪比贵族。日本曾有一个横纲叫贵乃花，跟家喻户晓的女明星宫泽理惠谈恋爱。宫泽理惠在日本是女神一样的存在，年轻的时候相当漂亮。后来，俩人订婚了，而后却取消了婚约。据说是因为贵乃花的父母反对，嫌宫泽理惠出身太卑微。这件事在当时的日本娱乐圈非常轰动。

　　　　那么，相扑运动员的道德水准是不是真如他们所说的那么高呢？也有人爆过料，两个退休的横纲曾联手写了一本书，叫赛场内外。里面影影绰绰地说到相扑也不干净，我们指责别人的兴奋剂、打假球这些事，在相扑当中也大量地存在着。

　　　　这本书出版之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说相扑是我们民族心中的圣坛，岂容你们俩信口雌黄？日本相扑协会也说，这两个人就是给“老同事”泼脏水，道德上很卑污，要告他们。

　　　　后来，这两个人死得非常惨，几乎是在同一天，因为同一种疾病死掉了。医院给出的解释是死于急性肺炎引发的呼吸衰竭，除此之外，我们也查不出别的什么原因。但我们用大脚指头想一想都知道，这肯定不是正常死亡，一定是得罪了什么人，妨碍了别人的利益，被黑社会做掉了。

　　　　但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重点是怎么判断相扑运动到底在道德上是不是有问题呢？

　　　　最后，这个案子被“魔鬼经济学”这套书的作者史蒂芬列维特给破了。他用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既不搞现场勘查，也不找一些人来问，而是做经济学家最擅长的事——大数据分析。他把几十年来相扑运动的资料全部调了出来，一共调出来32000场比赛，然后找出关键场数。

　　　　什么叫关键场数？相扑运动的规则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规则是：在每场比赛中，每个运动员都要打够十五场，如果胜比负多，也就是赢了八场以上，就可以晋级。

　　　　这种赛制其实非常原始和传统，因为它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到第十五场的时候，我已经赢了七场，那这一场就性命攸关，决定着我是不是能晋级。如果这一场我输了，那么前面的十四场全部都白打了；如果成功晋级，那么金钱、美女、荣誉就全来了。每晋一级，在相扑这个小圈子里的地位的差别很大，所以大家都会玩命。

　　　　但是，对手可不见得会跟你玩命，因为他可能已经赢了八场，胜券在握了，或者只赢了六场，晋级无望了，干吗跟你玩命呢？他很可能会跟你私下达成一个交易，你只要给点银子或者给点别的什么好处，他就放水了，而且观众还看不出来。他在比赛时会龇牙咧嘴，显得非常使劲，但实际上又没使劲，一个大胖子来一个假摔谁也看不出来。裁判就算带着刀又怎样？能拿他们怎样？

　　　　但是，用大数据一分析，简直就像看澡盆里的鱼一样清楚。史蒂芬列维特把32000场的数据稍微做了整理，就发现所有选手到最后一场决胜战的时候，性命攸关的这一方的胜率突然提高了一倍。所以，相扑运动怎么可能是干净的呢？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任何道德上冠冕堂皇的，包括借助于精神、说教、传统的东西，在现实面前都不堪一击，人性的恶都会一点一点把它拱掉。

　　　　经济学就是要剥除人类所有表面上的说辞，剥除那些道德的作用。它就是要绕到背后去看人在激励下表现出来的行为到底是怎样的。

　　　　为什么经济学家说的话有的人就是不爱听呢？正是因为他们绕过了大家天天放在嘴上的这一层，看到的往往是最后的真相，所以经常显得像一个魔鬼。

　　　　在这里做一个补充，“魔鬼经济学”这套书的书名的翻译多少有点标题党，它的英文版书名是freakoics。freak是搞怪的意思，所以若正儿八经地翻译，这套书应该叫“怪咖经济学”，因为史蒂芬列维特曾说自己就是个怪咖，研究的都是怪咖的问题。

　　　　可是说到相扑这件事，我又觉得“魔鬼经济学”这个翻译还挺合适的，因为经济学家在和其他普通人争论的时候，往往扮演的就是魔鬼的角色。

　　　　如果我们现在去日本，告诉日本人相扑运动背后藏污纳垢。很多日本人一定会说：“呸！你个美国人，你个中国人，根本不懂我们的文化和我们日本人的道德操守。”日本人一直以此为傲。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写了一本书叫菊花与刀，这本书里面说日本人有一种耻感文化。他们非常讲究羞耻心，怎么会干那种脏事呢？

　　　　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任何道德上的东西，也许都拦不住人性水滴石穿的一点点拱的力量。

　　　　用经济学思维寻找恐怖分子

　　　　相扑毕竟还是一个世俗的运动和游戏，那么恐怖分子呢？站在恐怖分子尤其是一些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分子的角度来看，他们自认为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自以为在道德上是很圣洁的。为了真主，他们可以把命都豁出去，这样的人会不会也受这种经济学的人性规律的影响呢？在“魔鬼经济学”这套书里，我看到了一个例子。

第8章　从经济学开始升级认知（2）（）　
恐怖分子袭击案通常特别难破，因为它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一来只要几个人就可以杀掉好多人，二来总是搞突然袭击，我们在信息上是完全无法监控他们的。所以“911事件”发生之后，英国、美国这些国家也没办法，只能用重兵保护主要目标，什么美国白宫、英国首相官邸、法国总统府等。但是没用，恐怖分子不见得要到这些大目标中搞恐怖袭击，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起袭击，逮个剧院、地铁站就能干。

　　　　后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觉得，得转换方法论，得提前把恐怖分子给识别出来，而不是保护一些重要目标。可是，识别恐怖分子太难了，传统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个。

　　　　第一，通过情报来找源头。可是，恐怖分子往往都是在中东的山里和沙漠里，这个源头怎么找？世界上哪有那么多007？

　　　　第二，监控信息和情报，就是电信监控。可是，现在的互联网这么发达，信息如海洋一般，怎么从中把恐怖分子的通信信息给识别出来呢？而且，很多恐怖分子根本不用这些现代化的工具，用的还是口耳相传的原始通信方式。

　　　　第三，监控资金来往。可是，恐怖分子也不怎么花钱，比如，发起“911事件”的那个团队也就那么点儿人，一共花了30万美元，并非大宗的银钱来往。

　　　　这就把搞恐怖分子防范的那些专家愁死了。后来，英国经济学家霍斯利（其实他也不算是经济学家，只是银行的一个码农）给破解了。他原来的工作是帮银行识别那些可能发生诈骗的账户，为此，他研发出了一整套方法。说白了，就是用大数据的方法判断一个人的银钱来往有什么异动。

　　　　英国政府请霍斯利去帮忙，看他能不能通过查询银行账户来往的方法把恐怖分子识别出来。霍斯利识别了半天发现，很多数据都非常粗略。比如，当地的穆斯林肯定值得怀疑，他们的银行账户如果有一大笔钱存进来，然后动不动以小额现金的方式去领取，那么他们是恐怖分子的概率就比较高。再比如，星期五下午，他们一般不会到银行去做任何存、取款的操作。因为星期五下午，英国的穆斯林要举行一些宗教仪式，他们没有空。可是，这些条件不管列举出多少，都是在讲同一群人，我们并不能缩小怀疑的范围。

　　　　霍斯利最后发现了一个条件，一下子把恐怖分子的怀疑范围缩小了。后来，英国警方根据这个条件果然抓到了恐怖分子。什么条件？就是这帮人不买保险，而一个二十多岁的英国公民或者长期居住者，不可能不买保险。对英国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左派国家的福利非常好，发福利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保险。只要买一份很便宜的保险，医疗问题基本上就会有保障了。而穆斯林普遍结婚比较早，孩子也比较多，20岁以上的男子不可能不买保险。

　　　　但是，恐怖分子不会买。因为保险兑付的时候，即购买者死了之后，保险公司赔款给他的家人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这个人不能是恐怖分子。只要他是恐怖分子，就不会获得任何赔偿。这是保险业的行规。这只是蝇头小利，但恐怖分子就是会受这个蝇头小利的影响，最后被大数据识别出来了。

　　　　可见，即使是自认为道德非常高尚的恐怖分子，其人性当中贪小便宜、规避损失、会做成本和收益核算的这一点点念头，还是会让他暴露。所以，人性是掩藏不住的，随时随处都有可能会暴露。

　　　　用经济学底层思维看点球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也是这套书里的。懂足球的人都知道，罚点球的成功率是极高的，大概是75％，近乎于一罚就中。因为点球的速度极高，时速都在100千米小时以上，所以守门员在球飞过来的时候再去判断方向，根本就来不及。守门员这个时候唯一的策略就是，赌定一个方向，朝左边或者右边扑过去。

　　　　对于罚点球的人来说，存在好多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往左边和右边踢，这实际上是跟守门员做概率上的对赌。第二种选择是左上角或右上角球门门框的位置，因为即使守门员方向判断准了，一般也扑不到那两个位置。但是，朝那个位置踢，需要很厉害的准头。为什么踢点球很容易踢飞？往往就是踢了那两个位置中的一个。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踢球门中间，直直地往守门员站的位置踢。按照大数据分析，守门员往左扑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几的概率，往右扑是百分之四十几的概率，而留在中间只有百分之二的概率。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性的、懂数学、懂大数据分析的被罚点球的运动员，你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往中间踢。

　　　　但是，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往中间踢呢？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因为这不符合踢球者本人的利益。往左上角或右上角踢，如果踢飞了，可以归结为运气不好。往左边或往右边踢，让守门员给堵出来了，也可以说运气不好。唯独往中间踢，万一这个守门员是个笨蛋，反应慢了半拍，没来得及扑出去，你的球让他扑住了，那么所有的观众，包括评论员都会觉得：你根本就没使劲，是一个没有出息的球员。

　　　　输赢是全队的事，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名誉为代价，去赌一个更高的概率呢？我为什么不显示一下我的球技，选择一个即使输了还有推脱之辞的选项呢？所以，最理性的方案不见得是每个人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最终会选择的方案。这就是经济学的魅力。

　　　　为什么经济学家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

　　　　为什么经济学家和我所提到的那种聪明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和普通人不太一样？而且，他们的结论往往很气人，往往很不道德，正如这套书的书名。

　　　　这可不只在中国，在美国也一样。美国的工会也天天跟政府请愿，要求提高中国的关税，因为中国人太讨厌了，抢美国工人的工作。如果拿这件事去问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基本上都会跟政府讲，千万不要提高中国的关税，因为自由贸易对中美双方都有利，包括美国的工人。再比如说，美国的底层群众希望政府发这发那，希望教育、医疗、住房、食物全部都免费。可要去问主流的经济学家，他们都会跟政府讲，不要过度提高穷人的福利。这不仅对富人没好处——要多交税，对穷人也没有好处。

　　　　这话听着很气人，为什么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实很简单，因为经济学家和聪明人看到的世界的复杂度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普通人看世界，是通过自己的直觉去判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世界。

　　　　什么叫现代人类社会？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被卷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协作网络之中，这种互动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我们普通人看到的都是身边的协作关系，家人、亲朋、同事这些简单的关系，再隔几层我们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的认知和世界的真实情况之间有一个落差。经济学家就是研究这个落差的。

　　　　关于这个复杂度，我分三个层面跟大家简单做个交代。

　　　　社会结构的复杂度

　　　　第一个层面，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复杂的。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自鸣得意，觉得自己找到了思考这个世界的终极方法，就是推己及人。别人的想法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假设自己处在他的处境下会怎么想，虽然我嘴上不会说出来，但我知道他也是这么想的，然后以此为前提，来判断我应该怎样行动。这一招还真在年轻的时候帮了我，我变得更加倾向于跟他人协作，也更加尊重协作伙伴。

　　　　可是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一套“推己及人”的思考方法完全没用了，因为所有人开始坐在一张桌子上说话，在一个锅里乱搅和吃饭。一个大学教授跟一个12岁的小孩在微博上辩论的时候，推己及人还有什么用？我们根本不理解别人是怎么想的。

　　　　举个例子，世界骗局史上有一个著名的骗局，叫“尼日利亚骗局”，因为这个骗局最早发生在尼日利亚。这个骗局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到处跟人说：“哥们儿，你有没有银行账户？我是尼日利亚的，我们那个地方政局动荡，发生了政变。一群有钱人要把财产转移到海外，能不能借你的账户用一下？金额不多，大概五亿美元，从你的账上过一下，仅仅产生的利息你都赚了。”

　　　　“可以啊，可以啊！”

　　　　“好，那你能不能给我交点手续费？”

　　　　这个骗局是多么拙劣，骗子先给你许诺一个大好处，但是你先得给骗子一个小好处。等你把这个小好处给了他，他就跑了。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在中国有一个很常见的骗局，叫“重金求子”，有时候贴在电线杆子上，有时候也在微信里传播。

　　　　“我是一个美貌的少妇，嫁给了一个大富豪。但是很可惜，他没有生育能力，为了分他的家产，我必须要有一个孩子。怎么办呢？我现在需要一个年轻人，你长得好不好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有生育能力。我跟你做一次爱，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我给你五百万元人民币作为酬谢。”

　　　　有人相信吗？还真有人信，那些没太受过教育的人就觉得，既能跟少妇做爱、生孩子，还能挣钱，这么好的事哪里去找？他们就真信了。然后，对方就会要求他给点手续费或者什么东西，总而言之骗钱的方式多得很。因为向往一个巨大的利益，所以在小的问题上就放松了警惕，然后丧失底线，继而损失钱财，这是很多聪明人也会落入的一个陷阱。

　　　　为什么这么拙劣的骗术却屡屡管用呢？这就是典型的互联网时代的骗术。互联网时代有一种电信诈骗，会故意在行骗的邮件里面犯很多语法错误，因为这样一来上当的人一定是阅读能力不是很好、理解能力很差的人。骗子把这批人筛选出来后再施展行骗手法，就容易得手多了。像我们这种人，对语法问题通常很挑剔，一看有那么多错别字，就知道肯定是骗子，就不会轻易上当了。

　　　　这就是社会结构的复杂度，千万不要推己及人。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动作引发的后果，我们往往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越聪明，往往就越没法想象。

　　　　协作的复杂度

　　　　第二个层面，协作的复杂度。人类其实始终处于战略猜疑的状态，就是我说的话你听进去了，但你的真实想法未必会直接说出来。你要顾及我的想法，加工之后再说出来一番话。每个人的智商不同、知识储备不同、情商不同，所以大家就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网络中。一个行为出去之后到我们这儿，再到其他人那儿，最后会变得我们根本就不认得了。

　　　　比如，我们经常听到司机肇事之后直接把受害者杀掉的新闻。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法律在这一点上不够完善。交通肇事把人撞死后，要赔多少钱都是有标准的，可如果把对方撞成了残废，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保险体制还不发达，司机一辈子还指不定要赔对方多少钱呢。所以，很多司机把人撞了以后，会选择倒车把人轧死。你不觉得这也是一个理性行为吗？虽然很不道德，但是司机避免了后半生家庭的财政状况落入地狱。这就是社会协作的复杂度带来的一个行为结果。

　　　　再比如，“禁止卖淫嫖娼”这条法律很符合社会主流的道德标准，可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结果。前些年，我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那些在中国底层生活的女子其实是非常可怜的一群人。中国底层的刑事恶性案件中，她们是被杀害最高发的一个人群。

　　　　为什么？对抢劫犯来说，最容易下手的可不就是她们吗？第一，是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反抗力量比较弱；第二，更容易下手。可以借谈生意的名义说：“我们找个地方去成交吧！”然后，把她们带到没有人的地方下手。此类案件的犯罪高发时间是每天凌晨两三点，这些站街女此时正好做完第一单生意，兜里有点钱。而且，因为她们的生意本身就不合法，所以天生没有求助于警察的观念。再加上她们的文化素质普遍比较低，一旦被抢了钱，第一个念头不是保命而是保钱，所以会大声地喊叫。那些犯罪分子都是穷凶极恶、没有人性的，自然会把她们弄死，所以她们就成了一个杀害案件高发的人群。

　　　　本来这条法律是想保护妇女的，但是却把这群人彻底踢出了法律的保护伞，这难道是设置禁令的初衷吗？

　　　　再比如说，2016年4月，北京有家和颐酒店发生了一件事，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一名男子突然对一个住店的女生实施拖拽并殴打，打得很惨。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觉得这个社会戾气真重。后来才发现，这名男子其实是一个“鸡头”。什么叫“鸡头”组织？就是黑社会自发组织起来保护妓女，然后对妓女的收入进行抽成，也就是收保护费的一个组织。他们当然各有其势力范围，不是我这片儿的，就不能跑到我这里做生意。这名男子怀疑这个女孩是来抢生意的，所以打了她。

　　　　可见，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有的禁令就会逼出这种角落里非常肮脏的协作系统。这绝对不是禁令发布者的初衷，但是它就是作为一个复杂的协作网络存在着，所以立法者能不小心吗？

　　　　人心的复杂度

　　　　第三个层面，就是人心的复杂度。很多人都说经济学就是讲钱的，其实不是。人哪是用钱能够定义得了的？

　　　　举个例子，美国有一家幼儿园一直为一件事特别头疼，就是家长接孩子的时候经常迟到。家长们应该每天下午四点就把孩子接走，可是有的家长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耽误了。怎么办？幼儿园总不能把孩子扔到大街上吧，所以不得不雇一些老师留守值班，这给幼儿园造成了财政上的负担。

第9章　从经济学开始升级认知（3）（）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不太可能，有人就给幼儿园园长出主意说：“罚款吧，用经济杠杆来促使他们早一点把孩子接走。”幼儿园园长说：“行，用经济杠杆来撬动一下，但也不能收费太高。这样吧，迟到一次罚3美元，好不好？”结果呢？迟到现象更严重了，本来一周只有零零星星的三四起，现在翻了好几倍，变成了二十起。

　　　　幼儿园园长觉得非常奇怪。其实我们仔细一想，一点儿也不奇怪。比如说，您是一个家长，本来接孩子迟到了，给幼儿园的老师添了麻烦，害人家增加了财政支出，您会非常不好意思、会愧疚、会紧赶慢赶地去接孩子。可是，现在明文规定要罚款，那我交钱就是了，迟到一次交3美元，我愿意接受这个惩罚。这时，家长心中的愧疚感反而没有了，就会放心大胆地迟到了。

　　　　后来，幼儿园取消了罚款的规定，可是迟到现象并没有好转。为什么？因为你罚过款，已经把大家的观念给扭转了，大家开始觉得，这件事本身是个买卖，至于是收钱还是免费，那是你们幼儿园自己的选择，我们管不着，总而言之迟到没事。

　　　　这家幼儿园真是被伪经济学、假经济学给害惨了。经济学讲的是：要总体地体察人对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就是什么收益都是收益，包括心理上的收益。我自己是个好人，我不麻烦他人，这也是收益，收益不仅仅指钱。

　　　　总而言之，无论是社会结构、社会协作，还是我们的人心，都是复杂的。我们根据几百万年进化而来的直觉系统，对这么复杂的现代社会去做判断的时候，当然就是笨人。所谓的聪明人，无非是运用了一些经济学家搞出来的方法，对这种复杂度能够多看两层。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你搞混了吗？

　　　　“魔鬼经济学”这套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讲的都是我们普通人日常可见的场景和事例。但是，把经济学的思维运用进去之后，我们会发现：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