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短篇小说大全集-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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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表示同情和关心起来——此外，也乐于表示，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时世，自己也混得很不错，很有办法。是啊，他跟着民主党政府混得很有办法。格里布到市政厅去找他，他们至少一个月有那么一次，在饭馆里一起吃一顿中饭，或者喝杯啤酒，这样有一年之久，终于有可能把这份差使搞到手。他不在乎给定在职员的最低一级，甚至当送信的也不在乎，不过雷纳以为他是在乎的。

　　　　这个雷纳是个与众不同的家伙，格里布一见就喜欢他。第一天格里布照例来得很早，但是他等了很久，因为雷纳迟到了。他终于窜进了他的隔开的小办公室，好像他刚从来回疾驰于印第安纳大道的红色大电车上跳下来。他的瘦削粗犷的脸给风吹得生疼，他咧着嘴，上气不接下气地在自言自语。他戴着一顶浅顶小呢帽，穿着丝绒翻领整洁地围着脖子的大衣，围着一条使他的下巴神经质地抽搐得更加显眼的丝质围巾，坐在转椅上摇来转去，双脚离地；因此他坐着老是有点儿在颠。这时，他斜眼打量格里布，他的眼睛上下长得出奇，略带嘲意。这两个人就这样坐了一会儿，没说话，这时，那个主管把帽子从头发梳得乱糟糟的头上摘下来，放在膝上。他的冻得发青的手不太干净。一根钢梁横在这间临时隔开的小办公室里，原来是挂机器皮带的。这所房子以前是家工厂。

　　　　“我比你年轻；我希望你听到我的命令不会觉得不好受，”雷纳说。“不过这些命令也不是我作出来的。你多大了，大概？”

　　　　“三十五。”

　　　　“你以为会在办公室里做文书工作。但是结果却是，我得派你出去。”

　　　　“我不在乎。”

　　　　“咱们这一区的主要对象是黑人。”

　　　　“这我想到过。”

　　　　那很好。你能对付下来的。c’est　un　bon　boulot法语：“这是个好差使。”。你会法语吗？

　　　　“会一点儿。”

　　　　“我知道你是个大学老师。”

　　　　“你到过法国吗？”格里布问。

　　　　没有，我学的是伯烈兹学校伯烈兹学校：一家有名的速成外语函授学校。的法语。我学了已有一年多，我敢说，就像全世界别的地方的人一样，中国的办公室小厮啦，坦噶尼喀的战士啦，都在学。事实上，我法语说得挺棒。这就是文明的吸引力。这有点估计过高了，但是你想要什么？que　voulezvous？法语：“你要什么？”我订阅le　rire法语幽默杂志笑。和所有小报，就像在坦噶尼喀一样。那里一定很神秘。但是我学法语的原因是我想当外交官。我有一个表哥是外交信使，照他的说法，这工作非常吸引人。他坐wagonlits法语：火车卧铺。读各种书籍。而我们却——你以前干什么？

　　　　“我售货。”

　　　　“在哪儿？”

　　　　“在欲购从速公司卖罐头肉。在地下室。”

　　　　“在这以前呢？”

　　　　“在戈德布拉特公司卖窗帘。”

　　　　“固定工作？”

　　　　“不，星期四、六两天。我也卖过鞋子。”

　　　　“原来你也卖过鞋子。那么，在这以前呢？其实这都在你的档案里。”他打开记录。“圣奥拉夫学院，古典语言讲师。1926—1927年，芝加哥大学，研究员。我也学过拉丁文。我们交换一下语录怎么样——‘dum　spiro　spero。’”

　　　　“‘da　dextram　misero。’”

　　　　“‘alea　jacta　est。’”

　　　　“‘excelsior。’”常用拉丁文语录：“只要有口气，总是有希望。”“把你的右手伸给倒霉的人。”“般子已经掷下。”“再高一点！”

　　　　雷纳放声大笑，别的工作人员过来从隔板上探过头来看他们是怎么回事。格里布也大笑，感到高兴、随便。在一个神经紧张的早晨，能这样散散心，是很难得的。

　　　　他们笑完了以后，在没有人看着和听见的时候，雷纳很严肃地说，“你当初为什么学拉丁文？是要当神父吗？”

　　　　“不是。”

　　　　“就只是为学而学？为文化？唉，学些大家都认为有出路的东西吧！”他的叫喊在笑音里带一点儿凄戚。“我拼死拼活，才有条件学了法律，通过了法学考试，因此我每星期比你多挣十二元钱，算是经过生活磨炼的报酬。但是我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告诉你，虽然什么东西看上去都不是真实的，但是不论什么东西都代表一件别的东西，这件东西代表另外一件东西，那件又代表另外一件——二十五元一星期和三十七元一星期之间是很难相比的，不论最后的现实是什么。你认为，对你心目中的希腊人来说，这是不是清楚？希腊人是有思想的民族，但是他们不肯放弃奴隶。”

　　　　这大大超过了格里布原来设想的第一次同他的主管谈话的内容。他太羞怯，无法表示他感到的惊异。他笑了一笑，兴奋起来，摸了摸照在他头上的阳光和满头的尘土。“你也认为我的错误是这么严重吗？”

　　　　“你说得不错，是很严重。你现在知道了，你的背上吃到了艰难时世的鞭子。你早就应该有吃苦头的准备。你们家的人一定极有钱，才能送你上大学。如果我说话冒犯了你，请你打断我好了。你母亲惯你吗？你父亲姑息你吗？你是不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因此有条件可以去打破沙锅问到底，找出最后代表一切其他事物的是什么东西，而别人却都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体面世界里干活劳动？”

　　　　“嗯，不是的，不完全是这样，”格里布微笑道。分崩离析的体面世界！一卢也不假。但是现在是挨到他叫对方吃一惊了。“我们家并不有钱。我父亲是芝加哥最后一个地道的英国管家——”

　　　　“你开玩笑吗？”

　　　　“我为什么要开玩笑。”

　　　　“穿着号衣？”

　　　　“穿着号衣。在黄金湖岸。”

　　　　“而他希望你受上等人的教育？”

　　　　“他并不希望。他送我到军工学院去学化学工程。但是他死后我转了学。”

　　　　他自己停下来，心里想雷纳怎么这样快就使他交起心来。他刚把你的档案卷宗放在桌上，你的所有材料就都摊开来了。后来，到了街上，他仍在回想，要不是斯泰卡太太的大声吵闹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可能交心交到什么程度，他可能还会被引出些什么话来。

　　　　可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年轻妇女，雷纳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跑进小办公室嚷嚷道：“你们没有听见这吵闹吗？”

　　　　“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

　　　　“那是斯泰卡，使劲地在那里嚷嚷。记者们都来了。她说她给报馆打了电话，她真的打了。”

　　　　“可是她要干什么？”雷纳问。

　　　　“她把洗好的衣服带了来，在这里熨烫，用咱们的电流，因为救济金里不包括她的电费。她在问讯处的桌子旁边支起了烫衣板，她的孩子都跟着她，一共六个。他们上学一星期从来没有超过一次。她因为名声关系，总是拖着他们到处跑。”

　　　　“这场好戏我可不想错过，”雷纳说着跳了起来。格里布跟着那个秘书一起到了外面说，“这个斯泰卡是谁？”

　　　　“他们管她叫‘联邦街的输血妈妈’。她是在医院里卖血为生的。他们大概一品脱付她十元钱。当然这不是闹着玩的，但是她把这件事大肆宣扬，她和她的孩子们老是上报。”

　　　　在进口处那个狭窄的地方，有一小群人围观着，一边是工作人员，一边是领救济金的，中间隔着一道三夹板栏杆。斯泰卡一边用男人一样的嗓子粗声粗气地叫喊着，一边把熨斗一会儿使劲地在板上来回推着，一会儿又砰地掷在铁座上。

　　　　“我父亲母亲坐统舱来的，我生在我们自己的房子里，在休伦湖边的罗贝。我可不是肮脏的移民。我是美国公民。我的丈夫是在法国中了毒气的退伍军人，肺比一张纸还单薄，连自己上厕所也有困难。我的这六个孩子，我得卖自己的血才能替他们买鞋子穿。就是一条小小的蹩脚的白色圣餐领带，也是出了两滴血换来的；为了我的瓦佳上教堂不至于给别的姑娘取笑，我得买一块小小的蚊帐一样的面纱，可是他们戈德布拉特公司要了我的血。我就是靠这样过日子的。要是我得靠救济金生活，那早就完了。可是领救济金的人可不少——都是假的！他们没有弄不到手的东西，他们随时都可以到绥夫特阿莫公司当工人包火腿。他们通过屠宰场找他们去干活。他们从来不需要失业。只是他们宁可躺在懒床上，吃公家的。”她一点也不怕，在这个主要是黑人的救济站里，这么大声骂黑人。

　　　　格里布和雷纳挤到前面去，想从近处看一看那个女人。她正在发火，又很得意。她是个又宽又大的金发女人，戴着一顶绣着粉红绸带的布帽。她腿上没有穿袜子，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球鞋，围裙敞开，里面穿着的那件男人汗衫没有束紧她的一对肥*房，因此当她在熨衣板上来回熨她孩子的衣服的时候，妨碍她的胳膊的活动。孩子们都默然不语，脸色发白，好像锁着一般，站在她的背后，身上穿的是羊皮夹克衫和伐木夹克衫。她已经占领了救济站，因此感到十分高兴。但是她所申诉的情况倒是确实的。她说的是实话。但是她的举止像个说谎的。她的小眼睛里的神色深藏不露，就是在她发脾气的时候也好像在临时编造瞎凑似的。

　　　　“他们派穿着丝衬裤的大学生出身的调查员来，想叫我别来。她们比我强吗？谁告诉她们的？把她们开除掉。让她们走，去结婚，这样你们就不用把人家的电费从开销中扣掉了。”

　　　　救济站总主管尤因先生止不住她，只好双臂交叉在胸前，站在他手下的人员前面，光着脑袋，露出了秃顶，像个中学校长似的——他以前的确当过中学校长——对他的下属说：“等一会儿她累了，就会回去的。”

　　　　“不，她不会回去的，”雷纳对格里布说。“她会达到目的。她甚至比尤因还了解救济工作。她领救济已经多年了，她总是能够达到目的的，因为她会大吵大闹。尤因也知道。他一会儿就会让步。现在他不过是要留些面子。要是名声不好，市里救济局长要申斥他的。她比他厉害，到时候她比谁都厉害，包括国家和政府。”

　　　　格里布以他特有的微笑作答，完全不表同意。谁会听斯泰卡的命令，她的大吵大嚷会带来什么变化？

　　　　不会的，格里布在她身上看到那种吸引大家听她叫嚷的力量，她的叫嚷表示了血和肉的战争，也许在此时此地变得有点疯疯癫癫，而且肯定显得很丑恶。起初，当他出来以后，斯泰卡的精神有点儿使他觉得主宰着这整个地区，这个地区由于她而有了色彩；他在街边一堆堆烧着的垃圾里，高架火车下面的火堆里，昏暗中发红的小巷里看到了她的色彩。后来，当他走进酒店喝一杯黑麦酒时，那啤酒杯上的水珠，同西区波兰人街道的联想，又使他想起了她。

　　　　他因为掏手帕不便，用围巾抹一抹嘴角，又出去继续送支票。空气寒冷刺骨，他身边出现了几片雪花。一列火车开过，高架哆嗦了一下，轨道上留下了一阵冰凉的嘶嘶声。

　　　　他穿过马路，走下一节木板阶梯，进了地一下屋里的一家杂货铺，推门时引起了一阵门铃响。这家铺子长长的，光线很暗，一阵熏肉、肥皂、桃干、鱼腥味扑鼻而来。小小的火炉里，炉火闪烁，卷着火舌，铺子主人在等着，他是个意大利人，长而瘦削的脸，硬邦邦的胡子。他的手插在围裙里取暖。

　　　　不，他不认识格林。你认识人，但不一定知道他们的名字。同一个人可能第二次不用同一个名字。警察也不知道，多半也不在乎。如果有人给枪杀，或者给捅了一刀，他们就把尸体搬走，也不找杀人凶手。首先，没有人会告诉他们什么情况。因此他们就对验尸官随便起个名字，事情就此了结。再说，他们反正也不在乎。他们就是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也办不到。这些人中间究竟在搞些什么鬼名堂，没有人能知道哪怕是十分之一。他们捅刀子，偷东西，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男男女女，父母子女，比畜生还不如。他们为所欲为，害怕的心情一会儿就烟消云散。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情况。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越说越荒诞不经，感情激动，越说越离奇可怕；凭着他的想象和臆造说了一大堆人，人数越说越多，结果成了一个紧紧地抱成一团、打不开的巨大的人堆，一个由脑袋、大腿、肚子、胳膊做成的肉轮，在他的铺子里隆隆滚过。

　　　　格里布觉得必须打断他。他厉声说：“你在说些什么呀！我只不过问你一下认不认得这个人。”

　　　　“我连一半也没有说完哩。我在这里六年了。你也许不愿意相信这个。可是，要是真的呢？”

　　　　“还是一样，”格里布说，“总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个人。”

　　　　那个意大利人靠在柜台上想说服格里布，他的一双挨得很近的眼睛奇怪地盯着，他的肌肉也绷紧着。现在，他放弃了希望，在凳子上坐了下来。“唉，我想是吧。偶尔有那么一次。可是我一直在告诉你，连警察也没有什么办法。”

　　　　“他们总是在追踪什么人。这不是一码事。”

　　　　“好吧，你一定要找，你就继续找吧。我帮不了你的忙。”

　　　　可是他没有继续去找。他没有更多的时间花在格林身上。他把格林的支票挪到这一叠支票的最后面。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是温斯顿菲尔德。

　　　　他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就找到了后院里的一座平房。这所院子里有两座平房，中间只隔开几码。格里布很熟悉这种一院二屋的布局，那是在填平沼泽，修筑马路之前大批大批盖起来的。它们都一模一样——篱笆旁边一条木板便道，比街面低很多，三四根拉晒衣绳的球头木桩，绿漆的木板，灰暗的鹅卵石，到后门要经过段很长很长的阶梯。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领他进了厨房，那个老头儿就在那里，坐在桌边的一把轮椅上。

　　　　“哦，这位是政府派来的人，”格里布掏出支票来时，他对那男孩说。“你去把我的文件匣拿来。”他在桌上清出一块地方。

　　　　“哦，你不用这么费事了。”格里布说。但是菲尔德还是摆出了他的证件：社会保险卡、救济证、曼特诺州立医院的信件，还有一九二〇年圣地亚哥发的海军退役证。

　　　　“这就够了，”格里布说。“请签字吧。”

　　　　“你得知道我是谁，”那个老头儿说。“你是政府派来的。这不是你个人的支票，这是政府的支票，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明以前，你没有权利把它给人。”

　　　　他喜欢这样煞有介事地办这手续，格里布就不再表示反对。菲尔德把他匣子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摆全了那些证件和信。

　　　　“这是我过去经历的全部证明。只差一份死亡证书，他们就可以把我注销了。”他说这话时带着一种相当高兴的洋洋得意和了不起的神情。他还不签字，只是直挺挺地把那支细小的钢笔捏在手中，靠在他那条穿黄绿色灯芯绒裤的腿上。格里布不去催他。他感觉到那个老头儿因为没有人同他说话而憋得慌。

　　　　“我得买质量好一些的煤，”他说。“我差我的小孙子到煤厂去买煤，他们把煤屑装满他的手推车。这个炉子不是烧煤屑的。全都从炉篦子上漏下来了。我要的是富兰克林县产的鸡蛋大小的块煤。”

　　　　“我把这情况报告上去，看看有什么办法可想。”

　　　　“我想是不会有什么办法的。这个你知道，我也知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唯一彻底的办法是要有钱。钱，那是唯一的阳光。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它没有照到的地方，就是你看到的唯一发黑的地方。我们黑人一定得有自己的有钱人。没有别的办法。”

　　　　格里布坐在那里，他的发红的前额上面平平地盖着剪得短短的头发，他的双颊缩在翻起的衣领中——在铁炉的白云母片中，烧成块结的煤发出了熊熊火光，但是屋子里仍不暖和，——坐在那里听着那个老头儿介绍他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用认捐的办法，每个月在黑人中间制造一个百万富翁。这个每月一次造出来的聪明善良的年轻人要签个合同，保证把这笔钱用在兴办只雇黑人做工的企业。这件事通过散发连锁信和口头办法来宣传。每个有工资收入的黑人每月认捐一元钱。五年之内就有六十个百万富翁。

　　　　“这样就会引起尊敬，”他用嗓子堵塞的声音说话，听起来像是外国音。“你一定得把那些丢在彩票和赛马上的钱统统拿过来，好好组织一下。只要他们能从你身上骗到钱，他们就不会尊敬你。钱，这是人类的太阳！”菲尔德是个混血黑人，可能有印第安人奇罗基族的血统，也可能有纳却兹族血统；他的皮肤有点发红。他在这间黑暗的屋子里说到金色的太阳的时候，他说话的声音和他的模样——长着一头乱发的平板的脑袋、混血种的脸、厚厚的嘴唇，手里仍旧握着那支笔，很像一个神话里的地下国王，老判官米诺斯本人米诺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曾命达达勒斯建造迷宫。

　　　　这时他才接过支票，签了字。为了不弄脏支票存根，他用指节按着写。桌子被压得吱吱吱吱地发响，厨房里那堆脏垃圾的中心上面盖着面包、肉、罐头和废纸。

　　　　“你认为我的计划行不通？”

　　　　“这值得考虑。应该想些办法，这我同意。”

　　　　“只要大家肯做，这就行得通。就是这样。不管什么时候，这是唯一关键。只要他们都一样理解了，他们大家。”

　　　　“这话不错。”格里布站了起来说。他的目光和那老人的目光相遇。

　　　　“我知道你得走了，”他说。“那么好吧，愿上帝保佑你，小伙子，你对我没有使坏，这我马上可以看出来。”

　　　　他又经过低于路面的院子回去。有人在一个棚里小心翼翼地护着一支蜡烛，那里有个人在卸一辆婴儿车上的劈柴，两个人在热烈地交谈着。当他走到尽头上有遮顶的过道时，他听到吹在树枝上和刮在房屋正面的风啸声，后来到了人行道上，他看到了河面上和工厂顶上数百英尺高的寒空中高压电线架上像针眼一样小的红灯——那些小尖点。从这里开始，他的视野就被挡住了，一直到南支流和它的堆满木材的河岸，还有河边的起重机。市区的这一部分在芝加哥大火发生在1871年。后曾经重建，不到五十年又成了一片废墟，工厂都钉上了木板，房屋都人去楼空，败落倾圮，中间还长了杂草。但使你感到的并不是荒凉之感，而是一种组织上的不善，放走了一股巨大的劳动力，从这一片大荒地放出的一种四散逃跑、无所依附、不受控制的力量。不仅大家都一定感到这一点，而且格里布觉得，他们也被迫适应这种情况。在他们自己的身内适应。他觉得他也不例外。就说他的父母做过仆人吧，可没有让他做仆人。他想，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他这样的差使，这并不是有什么具体的人要求他们做，大概有血有肉的人也干不了这份差使。也没有人能够证明为什么要完成这项工作，或者能够看到这样完成的结果会引到何方。这并不是说，他想要摆脱这项工作，他明白过来，板着脸沉思。相反，他有事情要做。被迫感到有这种精力，而又没有工作可做——这是可怕的；这是痛苦；他知道这个滋味。现在是下班的时候了，六点钟。他要是高兴就可以回家去了，回到他的屋子里，用热水洗把脸，倒一杯酒喝，躺在床上看看报，吃几片涂肝泥酱的饼干，然后出去吃晚饭。但是想到这些确实使他感到有点恶心，好像吞了一口冷气。他还有六张支票没有送，他决心至少要送到一张：格林先生的支票。

　　　　因此他又开始。他还有四五个黑漆漆的街区要走，经过一些空地、待拆的房子、旧的地基、关闭的学校、黑暗的教堂、土墩，他想，看到过这一带重建更新的人，现在还活着的一定有不少。现在已增添了第二层废墟了；好几世纪的历史就是通过人类的积累完成的。人口的增加使得这个地方人为的发展；庞大的人口又使它垮了下来。有些东西一度是这么新，这么具体，以致无论谁都会看到它们是代表某种东西的，如今却已经垮了。因此，格里布想，它们的秘密显了出来。这秘密就是，它们是有了协调才代表自己的，有了协调事物就自然而没有什么不自然，当这些东西本身垮了的时候，这种协调就露了底。否则，是什么东西使城市看上去不会显得古怪呢？罗马，几乎是永恒的，并没有引起这种思想。它是永恒地如此真实的吗？但是在芝加哥，循环如此迅速，熟悉的东西死而复生，不过有了变化，在三十年内又一次死去，你看到这个共同的协议或盟契，你不得不思考那些表面的和现实的问题。（他想起了雷纳，不禁莞尔微笑。雷纳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你一旦理解到了这一点，许许多多事情就容易明白了。例如，为什么菲尔德先生想出这样一个计划。当然，如果大家都同意创造一个百万富翁，那真正的百万富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