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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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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这个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传遍樱之厂的大小角落,工人们纷纷表示:“等发工资时,若真有此事,一定要罢工!”
可怜的、善良的工人们,他们不知道,这个小道消息正是厂方通过财务部透露的,目的就是试探一下工人们的反应。
那天,相本在总经理室汇报完试探结果后,故意在技术部大楼公开狂妄地叫嚣:“就算扣住宿费又如何?你们中国人就是一群猪!谁想走,随便,离开厂就没饭吃。”
这句话,让整个技术大楼都轰动了,人人对他怒目而视。他看到惹了众怒,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按照樱之厂员工手册的规定,工资是每月的一至五号发放的。虽然以前厂里也经常故意推迟发工资时间,却从来不会超过10号。但这次三月份的工资,却一直推迟到年5月12号才发。
领到工资,所有人都傻了眼,原来所谓的小道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底薪虽然调到了480元月,但每月却要扣除200元的住宿费!这200元对很多办公室职员不算什么,但对普通工人来说,却能做多少事情啊!
初入职时,公司是承诺包食宿的。现在虽然涨了工资,但扣除这么多,很多人的工资是不升反降了,工人们愤怒了!但田中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笑着对我说:“不就是两百元人民币吗?换算成日元也不过两万元,换算成美元只有十几块美金,算什么钱!”
第250章()
我反驳道:“虽然只有两百元,但他们每月工资都拿不到一千呢。他们几乎都来自贫穷地区,每月两百元可以派很大的用处。”
他不以为意地摇摇头:“他们只不过一时接受不了,扣着扣着也就习惯了。”
他可真不愧为“中国通”,连我们打工者私下里常说的那句“扣着扣着就习惯了”都知道,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一直以来,厂方小型的罢工此起彼伏,但因为组织者最多是班组长,缺乏号召力,并且文化程度所限,对罢工没有提出明确的诉求,所以每次罢工最后都会不了了之。除了罢工后开除或处分一些人,并没有给厂方造成太大的损失。
所以我也想,这次就算罢工,也不过和以往一样的结果罢了。谁知第二天早晨刚一上班,便感觉到异样!生活区那边满地狼藉,象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但田中依然象往常一样,早早站在门口,不住地向上班的人流鞠躬致谢。
直到开完早会我才听同事私下说,因为每月多扣了200元,工人们真的闹起来了。昨夜十一点半,生活区便传来了巨大的喧哗声。开始的时候,只是杂乱无章的叫喊声和口哨声。但很快,这些声音汇集在一起,变成了很多人的异口同声,象喊口号一样:“提高工资,改善伙食!”
除了这句口号,也有人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甚至还有人喊:“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这些口号一经喊出,便迅速引起共呜,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喊口号的行列。樱之厂大多数是女工,再加上女孩子的叫声又尖又细,特别突出,喊口号之余,她们对男工宿舍高声叫骂:“你们枉为男人,没种,只能眼睁睁受日本人欺负!”
很多男工本就满心怒火,女工一骂,更把他们的怒火点燃了。他们开始把脸盆、水杯、鞋子等物从楼上如雨点般地扔下去。他们原本想冲进厂区,但当值保安很是机灵,早早关闭了通往厂区的大铁门。否则,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呢。
进了不厂区,再加上工人这次闹事没有任何组织纪律,如一般散沙,很快就不了了之了。甚至于在闹事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往楼下扔自己的脸盆、水杯、鞋子等物,并没有破坏厂方的一草一木。
在清洁工的工作下,生活区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干净与整洁,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原以为,厂方会因这事开除几个人。但因为没有给厂方造成一丝一毫的损失,且又是天黑,田中这次格外宽容:“由他们去吧,发泄一下也好。中国人嘛,虽然会整人,却只会自己人整自己人,很难成就大事。”
我很气恼他说这话时的态度,嘴角上挑,眉毛微扬,说不出的傲慢与蔑视,简直和早晨那个站在厂门口向工人们点头致谢的谦谦君子判若两人!
我感觉非常羞愧,曾经,我还以为他真的热爱和平、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呢。没想到一遇到实质性的东西,他就会露出原形!
但无论如何,我以为他说得对。以我的个人体会,逆来顺受,缺乏血性,己是中华民族集体性格中的一大人格缺陷,这种缺陷几乎渗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中。外出打工这几年,每每遇到不平,我稍有反抗,稍有不屈服的举止,便会招来看客们的冷眼与嘲讽。所以我认为这次,工人们在发泄完不满后,厂方也没有追究,这事应该象以往的历次罢工一样,最终不了了之吧。
果然,接下来的几天,工人们再也没有闹事,甚至连罢工的人都没有。看来扣住宿费这件事也和以往任何一项新的苛刻的规章制度一样,最初的愤怒过后,一切都会恢复平静。
就在我以为万事大吉时,有一天晚上,我和王磊刚喝完汤,王磊却接到张声翔的电话。张声翔说他有很重要的事要和我们谈,王磊很爽快地答应了。
张声翔虽然仍是组长,但自从事务组组长史学宏被解雇后,他就被贬到事务组了,原招聘组组长由韩路兼任。张声翔身为事务组长,在处理去年的几起罢工事件时,明显偏袒工人,令厂方非常不满,田中对他更是没有好感。一个让田中没有好感的人,我实在不想跟他走得太近。
但我知道王磊的性格,若让他知道我心里的真实想法,他一定很生气。所以,我故意挑拔道:“张声翔为人处事不太合群,在人事部和金自立他们都处不好。这样的人,最好还是离他远点吧。”
王磊奇怪地看着我:“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和金自立处不好,就是因为他太有正义感了。他做招聘组长时,不但自己坚持不收介绍费,还不许普工招聘点的李玉莹收。可自从韩路做招聘组长后,哪一个进厂的不收介绍费?金自立和韩路狼狈为奸,不知赚了多少昧心钱。”
我叹了一口气,知道无论说什么,也不能阻止王磊和张声翔的这次见面,只好起身泡了一壶茶,洗了一些水果,等候张声翔的到来。
一切准备就绪,敲门声也适时地响起来,当我打开房门时,不仅看到了张声翔,在他身后,还站着一个叫梁洪权的人。这个梁洪权是表底工场的一名科长,虽然只有三十五、六岁,在樱之厂己经做了九年,算是老员工了。但因为性格太过耿直,一直升不上去。
张声翔打趣道:“大家都是老相识,不用我介绍了吧?”
王磊热情地说:“都是稀客,快请进。”
我赶紧给他们沏茶,梁洪权品了一口,称赞道:“真是名师出高徒,早听说田中颇懂茶道,杨海燕肯定跟他学了不少。”
我客气道:“喜欢以后就常来喝。”
梁洪权苦笑着摇了摇头:“再过几个月年,我来樱之厂就满九年了,满九年之日,正是我被解雇之时。所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来了。”
一般来说,樱之厂的普通员工做到五年便会以各种理由被厂方解雇。比如苗先婷。而科长级以上虽然可以做的时间长一些,但九年己是极限。因为十年以后,按规定,厂里每年要发一笔长期服务奖给他们。但据说,领过这笔钱的人,屈指可数。因为大多数人,都在领到这笔钱之前被解雇了。
虽然我现在还没到九年,但只要在这里做下去,总归要到哪一天呢。一想到付出了九年青春和汗水的地方,在九年后,就不得不含恨离去,实在令人唏嘘。这就是打工者的宿命,对现在的迷茫和对前途的恐惧,沉重在压在每一打工者的心上。不论这个打工者是蓝领、白领还是金领。
比如梁洪权,他1992年大学毕业,1993年来深圳打工,对打工生活,有一肚子的故事和感慨,但他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发生在十二年前的一件事,是他亲眼所见。那时候,他刚来深圳,在一家皮革厂上班。
第251章()
皮革厂宿舍是两栋相邻的的八层楼,职员级别和普工各一栋,中间相隔十来米,所以不管哪栋楼甚至哪个宿舍发生大的争吵,大家都会知道。
一天深夜,他睡得正香,却被一阵急促的踢门声、叫骂声吵醒。凭经验,是治安队又来查房了。不过,这些治安队也是狗眼看人低,一般只查普工宿舍,职员级别宿舍很少来查。治安队查房有时候会从凌晨2:00查到早晨6:00,当时他一看表,才刚刚2:30,于是就继续蒙头大睡。
半睡半醒间,他听到一声凄惨的嚎叫。虽然当时外面很吵,但这么凄惨的声音还是很刺耳。他起身一看,一个瘦小的二十岁左右男孩被几个治安队员绑在两栋宿舍之间的大门上。治安员的皮鞭正如雨点般地落在“瘦男孩”身上。当时两栋宿舍的人都起床了,密密麻麻地挤在通道里。
经打听才知,“瘦男孩”刚从老家出来找工作,没有办暂住证。而且,他的车票已经超过三天期限了,是偷偷溜进皮革厂寄宿在老乡床上的。看到治安队的人进来查房,他立刻就慌了,想从后面的阳台爬到隔壁的房里避一避,没想到恰好被楼下的治安员逮个正着,他的厄运也由此开始了。
这时,好多围观的人看不下去了,都劝治安员不要打了,可那些嚣张的治安员哪里听得进别人的劝?皮鞭依然如雨点一般落在“瘦男孩”身上。
终于不打了,治安员给“瘦男孩”的脚松了绑,围观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但这口气还没提上来,就见治安员又把“瘦男孩”脚上的绳子加绑到手上,并把“瘦男孩”双手反绑在摩托车后架上。然后,两个治安员跨上了摩托车疯狂地在两栋宿舍之间的水泥地上兜圈儿。
很多女孩尖叫起来,吓得捂住眼晴。可怜的“瘦男孩”就这样被他们倒拖着,毫无挣扎之力,地上立刻就有了血迹。不一会儿,“瘦男孩”就昏死过去。那些治安员还觉得不过隐,冲着昏死过去的瘦男孩吼叫:“你想装死,没那么容易,会让你活过来的!”
接着,治安员又把“瘦男孩”绑在两栋宿舍之间的大门上,并给他沷了几桶冷水,但“瘦男孩”似乎很“睏”,没有半点要醒的意思。于是,“聪明”的治安员又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骑着摩托车从十几米外快速的冲向被绑的“瘦男孩”,在摩托车与“瘦男孩”直接撞击三次后,“瘦男孩”终于醒了。
直至此时,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可能治安员们也很累了,摞下“瘦男孩”,开着三辆摩托车扬长而去。昏倒在地上的“瘦男孩”,早己经血肉模糊。最后还是在几个老乡的挽扶下,勉强把他拖进了宿舍。
但早上刚一上班,厂方立刻把“瘦男孩”撵出了厂,并将带他进厂的老乡全部开除。后来听说,“瘦男孩”根本站不起来,是被几个老乡抬走的。
梁洪权讲到这里,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恐惧地问:“那后来呢?‘瘦男孩’怎么样了?有没有被送进医院?”
梁洪权摇摇头:“不久,我就离开那家皮革厂了,后来什么情况不清楚。但可能不会进医院,你想想,‘瘦男孩’连工作都没找到,肯定没钱。那时候,皮革厂普通工人一个月只有两百多元的工资,他的老乡也一个比一个穷。”
张声翔附合道:“现在打工者也还是一个比一个穷。”
梁洪权继续说:“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直至今日仍能非常清楚的记得每一个细节,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当时真恨自己的无能,如果我拥有一样东西,我一定不会让那件事发展下去。你们猜,我当时最想拥有的是什么东西?”
我脱口而出:“钱,如果有钱你就可以帮他了。”
梁洪权却眯起眼晴,严肃地说:“我想要的是枪,最好是ak…47mai。!如果我有枪,我一定要杀了那些毫无人性的东西!”
我忽然感觉面前的这个人非常可怕!我刚从坎坷中走出来,我刚找到自己人生的归宿,我想平平淡淡过日子,和王磊结婚、买房、生子,把我妈接过来,供我弟上大学。我不想和这种可怕的人走得太近,以免影响我现在稳定的生活!
所以,我故意推了推王磊:“现在几点了?”
王磊漫不经心地说:“刚刚十点,还早呢。”然后若有所思地说,“相对于暂住证,打工者更关心的问题是,每天累死累活的,工资什么时候能真的涨?”
梁洪权更加激动了,愤怒道:“说起这事我就更气了,狗屁的经济学家!现在中国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但任何一个粗通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逻辑。而这句话的潜台词不言自明,那就是不鼓励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张声翔冷笑道:“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早就丧失了做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有许多恶心的专家文人。历史的发展规律己经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当大多数的专家文人变成御用,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时,那么,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了。”
王磊说:“劳动力成本是否上升,其实涉及到一个社会价值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gdp和吸引外资的增长,那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其结果往往是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为代价。由此导致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梁洪权摇摇头:“即便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限制工资上涨也是一种非常短视的举动。日本上世纪60年代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去限制劳动力工资上涨。而是借助这个机会提升劳动力质量,从而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使经济结构和民众生活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张声翔随声附和:“所以呢,血汗工厂看似是资方主缺乏良心的产物,实际上是中国现在经济模式及整个社会环境的产物。要消灭血汗工厂,仅仅依靠资方的良心是远远不够的,当然,仅仅依靠经济转型也不够,因为经济转型需要整个社会的转型来配合。
梁洪权无奈地说:“人都是有良心的,只是有时很无奈。因为国家太没有担当了,国家的制度太不好了。所以人要生存,有时就不能有良心。”
王磊沉重地说:“现在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在金钱面前,良心一钱不值!中国人自古没有特别强势的宗教,政府就是百姓的宗教,政府就是百姓的信仰。所以,一个得到老百姓认可的政府无疑具有着极强的道德表率作用和行为模式的表率作用。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的道德沧丧,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252章()
张声翔点点头:“不但道德如此,经济亦是如此。现在,我们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不知道,到最后,我们国家还有什么?”
我反驳道:“你们都太悲观,太杞人忧天了。所有这些,政府不是看不到,他们好象也想改变呢。”
梁洪权冷冷地说:“没有政治的透明和媒体的自由,一切都是治标不治本。”
三个人同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陷入了沉思。我觉得他们的思想太深刻的,同时,也太可怕了。而这种思想,与我想要的稳定的生活是矛盾的。我历经那么多坎坷和挫折才有了今天幸福,我不想再去经历任何的坎坷和挫折。
想到这里,我心里一急,冲张声翔大吼:“你们今天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了说这些可怕的事情吗?”
梁洪权并不看我,却将目光转向王磊:“这次工人工资,明升暗降,你听说了吧?”
王磊点点头:“当然听说了,不但是樱之厂,附近很多厂的工资也是明升暗降。听说有的厂,涨一次工资,就多扣一次钱。先是住宿费,再以后就轮到伙食费、水电费、煤气费等等费用了,总之厂方会想尽一切办法把涨上去的工资补回来。”
我无所谓地说:“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反正200元对我们来说也不算多。”
张声翔不满地看了看我,冷冷说:“农民工被欠薪,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们还没有被欠薪;贫困儿童失学,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还有书念;穷人看不起病等死,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们还付得起医疗费;宵民土地被强制征收,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们不需要种地;小姐被拉到大街上公开示众,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们还不会被示众。等到哪天不幸降临到我们头上,谁来为我们呐喊?”
我立刻听出来,张声翔的这段话改编自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者德国新教教士马丁。尼莫拉的短诗没有说话。不由就想起在金秋厂的一切。那是2003年,于小逢他们那批人无端被解雇时,我没有为他们说话。所以当我也被变相解雇时,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想到这里,我立刻瞪大了眼晴,难道他们要罢工?
果然,梁洪权看了看王磊,终于字斟句酌地说:“实不相瞒,我们正在酝酿一次更大规模的罢工,为了这次扣住宿费,也为了以后满九年以上的人不被无故解雇,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诉求。为了扩大影响力,不但想要更多的普工参加,也想技术部、人事部等部门职员参加。我们联络了好多人,包括你们两个。”
我心里顿时一惊,张了张嘴,半天也说不出话来。一般来说,罢工都是车间普工的事,职员级以上人员很少参加,更不要说象张声翔和梁洪权这样级别的管理人员了。这样级别的人参加了罢工,会被人骂做傻逼的。
但王磊并没有感到惊讶,而是转回头问我:“海燕,你是行政助理,可以看到全厂的薪酬记录。你告诉我,现在全厂普工每天上班时间平均起来有多少个小时?我知道厂里一直有这方面统计数字,但具体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我很不情愿地说:“虽然不算早晨跑步和早会的半小时,但中午和晚上是直落打卡,所以平均起来,工人每天的上班时数是17个小时,有的人,每月加班时数高达两三百个小时,当然,星期六和星期天全天都算加班的。”
张声翔高声道:“17个小时?太过分了!曾有记录,1880年,英国的纺织女工每天要劳动16。5个小时,甚至出现工人活活累死的惨剧。直到1919年,人类才出现每天时工作制。没想到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经过几代人的拼命的努力,我们仍然比一个多世纪前的英国女工每天上班时间长0。5个小时,工人活活累死现象更是时有发生。并且,我们比她们还多了一个枷锁,那就是职业病。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
王磊苦笑道:“社会的进步,中国的倒退!”
梁洪权目光炯炯地望着他:“那你的意思是,支持这次罢工,是吗?”
还没等王磊回答,我几乎是跳起来:“罢工是没用的!所有这些追根求源,关系到国家的政策法规,不是我们几个打工仔打工妹罢点工就可以解决的,你们别做梦了。所以,我绝对不参加,王磊更不会参加,是不是,王磊?”说到最后一句,我看了看王磊,希望他也象我一样表态。
但王磊却一动不动,在我的催促下,好半天才说:“让我考虑考虑。”
张声翔和梁洪权对望了一眼,明显有些失望,但还是点了点头。
他们走后,我紧紧挨着王磊,不断哀求道:“求求你了,不要参加,好不好?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王磊叹了一口气:“他们很可怜。”
我急得都哭出来:“不要参加,弄不好会涉及政治的。要是把你当成政治犯抓起来,我可怎么办呢?”
王磊看了看我,张了张嘴,但欲言又止,终究什么都没有说。
为了打消他参加罢工的念头,我给他讲了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
深圳市内有一个姓张的男子,因辞职后拿不到押金和当月工资,向深圳市ft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认为他未能提借助有交证明而不予受理。
张姓男子由于经常加班加点蹲在地上焊接,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治疗十几天后,向公司提出辞职,并要求结清当月工资并退还押金。但辞职书交上后,公司一拖再拖,避而不见。无奈之下,他只好到深圳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信访办。而信访办刚建议他到ft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而ft区仲裁委则以他“未提借助有效的证据证明与被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不予受理。
事实上,张姓男子提供的证据包括印有公司名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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