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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心者定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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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东西人们会尽量保护它，而差的则会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任其变得更坏。对于影响深远的“小过错”采取“小题大做”的方式去处理，以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是及时修好“第一块打碎的窗玻璃”的明智举措。（蒋丽梅）
很多男人同情茶花女悲惨命运，但他们却更想占有茶花女。被污辱的漂亮女孩让人同情，更让男人产生邪念。
——看小仲马《茶花女》有感
科斯定理
罗纳德？科斯教授于199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有两篇论文影响很大。一篇是1937年发表的《论企业的性质》，提出了被后人概括为“交易成本”的概念；另一篇是1960年发表的《论社会成本问题》，强调了“产权”在经济问题中的重要地位。科斯定理，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不需要政府干预市场交易。
在经济学家眼中，每个人都是趋利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趋利行为，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损人利己，先损人，才能后利己，如坑蒙拐骗，这与犯罪区别不大；另一类是利己损人，为了利己，在不自觉中损了人，如企业污染。这类行为则比较常见。
钢铁厂生产钢，自己付出的代价是铁矿石、煤炭、劳动等，但这些只是“私人成本”；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水、废气、废渣，则是社会付出的代价。如果仅计算私人成本，生产钢铁也许是合算的，但如果从社会的角度看，可能就不合算了。于是，经济学家提出要通过征税解决这个问题，即政府出面干预，赋税使得成本高了，生产量自然会小些。但是，恰当地规定税率和有效地征税，也要花费许多成本。于是，科斯提出：政府只要明确产权就可以了。如果把产权“判给”河边居民，钢铁厂不给居民们赔偿费就别想在此设厂开工；若付出了赔偿费，成本高了，产量就会减少。如果把产权界定到钢铁厂，如果居民认为付给钢铁厂一些“赎金”可以使其减少污染，由此换来健康上的好处大于那些赎金的价值，他们就会用“收买”的办法“利诱”厂方减少生产从而减少污染。当厂家多生产钢铁的赢利与少生产钢铁但接受“赎买”的收益相等时，它就会减少生产。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厂方赔偿，还是居民赎买，最后达成交易时的钢产量和污染排放量会是相同的。但是，产权归属不同，在收入分配上当然是不同的：谁得到了产权，谁可以从中获益，而另一方则必须支付费用来“收买”对方。总之，无论财富分配如何不同，公平与否，只要划分得清楚，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是相同的——都会生产那么多钢铁、排放那么多污染，而用不着政府从中“插一杠子”。那么政府做什么呢？明确产权，并且有效地保护产权。
科斯定理表明，市场的真谛不是价格，而是产权。只要有了产权，人们自然会“议出”合理的价格来。
但是，明确产权只是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不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简单地说是为达成一项交易、做成一笔买卖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产品之外的金钱，如市场调查、情报搜集、质量检验、条件谈判、讨价还价、起草合同、聘请律师、请客吃饭，直到最后执行合同、完成一笔交易，都是费时费力的。就河水污染这个问题而论，居民有权索偿，但可能会漫天要价，把污染造成的“肠炎”说成“胃癌”；在钢铁厂有权索要“赎买金”的情况下，它可能把减少生产的损失一元说成十元。无论哪种情况，对方都要调查研究一番。如果只是一家工厂和一户居民，事情还好办。当事人的数目一大，麻烦就更多，因为有了“合理分担”的问题。如果是多个厂家，谁排了污水、排了多少，他们如何分摊赔偿金或如何分享“赎买金”就要先扯皮一番；如果是多户居民，谁受害重谁受害轻，怎么分担费用或分享赔偿，也可打得不可开交。正是这些交易成本，可能使得前面所说的那种由私人交易达到的资源配置无法实现——或是大家一看有这么多麻烦，望而却步。所以说，科斯定理的“逆反”形式是：如果存在交易成本，即使产权明确，私人间的交易也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科斯定理的两个前提条件各有所指，但并不是完全独立、没有联系。最根本的是明确产权对减少交易成本的决定性作用。产权不明确，后果就是扯皮永远扯不清楚，意味着交易成本无穷大，任何交易都做不成；而产权界定得清楚，即使存在交易成本，人们在一方面可以通过交易来解决各种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有效地选择最有利的交易方式，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张旭）
自私自利者，他烧掉你的房子，仅仅是为了烤熟一只鸡。——诺安
印刻效应
1910年，德国行为学家海因罗特在实验中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鹅，会本能地跟随在它第一眼见到的自己的母亲后面。但是，如果它第一眼见到的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其他活动物体，如一只狗、一只猫或者一只玩具鹅，它也会自动地跟随其后。尤为重要的是，一旦这只小鹅形成了某个物体的跟随反应后，它就不可能再形成对其他物体的跟随反应了。这种跟随反应的形成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小鹅承认第一，却无视第二。这种后来被另一位德国行为学家洛伦兹称之为“印刻效应”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低等动物之中，而且同样存在于人类。人们对于第一的印象是如此深刻，而对于第二、第三则没有深刻印象，就是人们常说的“先入为主”。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任CEO杰克？韦尔奇就深谙“印刻效应”之道，并应用于企业经营之中。韦尔奇在上任的第一次年会上，就提出了“要做第一，只要不是第一，第二的部门就关门！”他还告诉员工：你愿意在第一流的公司工作，还是在不入流的公司鬼混？他宁可把这些失去竞争力的部门卖给对手，也不愿意留在通用公司苟延残喘。对于韦尔奇来说，通用电气要是不能做第一或者第二，还不如让员工选择到其他第一、第二的公司工作。由于韦尔奇坚定的领导信念，通用电气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在经济不景气而使其他企业纷纷倒台的严峻形势下，将通用电气公司做成了美国最成功的企业。
有人计算过，在市场上最先进入消费者心里的商品品牌，比第二位的品牌同期市场占有率要多一倍以上，而第二位的占有率又比第三位多一倍以上，显然“第一”所建立的地位具有巨大的优势。
“脑白金”总裁史玉柱曾多次在营销会议上强调的“史玉柱营销法则”的第一法则就是“做一个产品必须要做第一品牌，否则很难长久，很难做得好，不做第一就不能真正获得成功”。为了当第一，“脑白金”在送礼广告上投入播出巨额广告费。所以每到过年过节，脑白金的“收礼只收脑白金”就会看得电视观众反胃。因为播出太多，又总是简单重复，令人很反感，曾被公认为最缺乏创意的恶俗广告之首，但它却是推动销售最好的广告表现，留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很多人因此记住了脑白金。虽然每闻广告必皱眉头，但当自己购买保健礼品时，消费者不自觉地就会想起“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脑白金以礼品定位稳居保健品头把交椅，在春节、中秋等送礼旺季尤为火爆，成为“第一个让小鹅看到的保健品”。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同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是最有名的，人们只会记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第二个、第三个默然视之。做市场也同样如此，先入易为主，后来难居上。（蒋丽梅）
管住你的舌头，就能保持你的朋友。——乔叟
印加效应
历史上，南美洲的印加帝国在经济、政治、生活上都在统治者高度而严格的控制之下，即便是一件小事也要请示最高当局。有一天，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带领一支168人分遣队来攻打印加，强大的印加帝国虽然拥有20万军队，但必须经过层层请示才可出兵。西班牙人抓住时机，先活捉了印加皇帝。印加大军赶到时，看到皇帝被捉，便群龙无首，乱成一团，被几十名西班牙骑兵追杀。最终印加帝国战败了，这一战中被杀死的印加人不下七千，而西班牙人却损失很小。
印加帝国的灭亡根本原因在于管理方式的错误，这种高成本的管理方式需要高度集权和绝对统治，一旦这个前提发生了改变，就会患上一种集体失能症，给组织带来无法预期的影响。在国内的企业管理中也有印加管理方式，一般以私企居多，也就是说，只要老总拍板了，一切就决定了。决策者的个人情绪和倾向极大地影响了决策的客观性。在国有企业中也大量存在着“大权独揽”的管理行为，由此导致了独特的国有企业“蛀虫”现象。
适当的分权管理甚至放权管理，是成功企业管理的法宝。比如IBM、诺基亚、惠普等企业，管理比较严格，工作流程也比较规范，良好的企业文化使得决策者珍视自己的形象，形成了民主而有效的管理氛围。
比如，在瑞典商业银行中，各分行的业务量甚至占到银行总业务量的85％以上，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分行的经营状况决定着总行的命运。因此，为了便于管理，瑞典商业银行
逐步确立了分行经理一执行副总裁一总裁的三级“分散式管理”模式。
瑞典商业银行将他们的管理比喻为教堂塔：分行经理可以爬到城市教堂的顶端鸟瞰这座城市，进而能够更加清楚地观察这座城市的一切情况。这里所隐喻的当然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分行经理能够对其所在城市的客户掌握着最充分的信息资源。在他的辖区内，他可以在第一时间听到关于任何一家公司的各种传言，也能看到任何一家公司的各种行动，因此，他能够做出恰当的决定。
集体领导十分适合于这种新的现实。当情况每天都在改变的时候，快速反应是至关重要的——而那些等级森严的官僚式企业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出色。南加州大学教授本尼斯说：“大多数紧急项目要求一起合作的许多有才干的人共同做出贡献。”思科系统公司总裁约翰？钱伯斯说：“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一群人总是能够打败一个人的。如果你有一群超级明星，那么你就有机会建立一个王朝。”
丘吉尔曾经预言：“未来的帝国是头脑的帝国”。同样，未来的企业是头脑的企业。企业需要的资源更多地存在于员工的头脑里，企业必须千方百计将这—隐藏的资源挖掘出来。一个企业有100个人，就有100个头脑。如果只让一个头脑支配着所有的头脑，无权不揽，有事必废。（蒋丽梅）
什么话都说的人是什么事都不能办的人。——拿破仑
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在1970年提出的。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买卖主体不可能完全占有对方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必定导致信息拥有方为谋取自身更大的利益而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三位经济学家因对这一理论的杰出贡献而荣获2001年度经济学诺贝尔奖。
在旧车市场上，每一辆旧车的质量好坏是不同的，但只有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买者对每一辆车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只知道此种车的一般质量，因而愿意根据一般质量支付价格，那些低于平均质量的次品车就可以乘机脱手。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其他市场中也存在。比如，在劳动力市场上，对于雇主来说，面对大量的应聘者，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了解他们的全部信息，只能根据应聘者提供的信息，像学历、经历、是否做过学生干部等有限信息来选择人员。正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雇主必须靠一种市场信号（比如学历要大学本科）来进行识别。但实际上所选的大学本科生能力并不一定都强，有的甚至不能胜任工作。这就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所以，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决策失误，无论厂商还是消费者都要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更好的传递信息和搜索信息的途径。首先，厂商可以提供保修承诺或以广告来向消费者传递优质产品的信号；其次，可以建立独立的质量监督、认证机构，帮助消费者识别劣质产品；此外，还有合同解决办法（即在合同中对交易双方进行行为约束）和信誉解决办法（即允许提供优质产品的厂商获得超额利润——“信誉租金”，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厂商一旦在信誉上出问题，必定损失利益。这就使信誉成为一种真实的信号）。
信息不对称虽然会在短期内给一些钻营取巧之徒带来欺骗消费者的便利，但长期看，也会给一些正直、聪明的企业家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设想一下，当利用信息不对称欺骗顾客的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有一个人诚实无欺，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更进一步，如果这个人采取一种顾客能看得见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诚实，又会怎么样呢？在北京百货大楼，某一生产羽绒制品的公司开设了一个透明车间，当场为顾客填充鸭绒被，消除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国外，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公布财务账目，并邀请中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加以审计，也是增强股东信心、吸引投资者的明智之举。（唐斯斯）
企业的兴衰像水车的轮子一样旋转着，昨天还高高在上，今天却屈居人下。用脚投票在政治生活中，人们通过举手表决的民主投票形式来显示自己的政治偏好。而在资本、人才和技术市场上，我们却常见到“用脚投票”（voting by foot）的现象。
所谓“用脚投票”，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人才、技术等可以自由流向更能够发挥其作用的地方。“用脚投票”机制的核心就是“偏好显示”。市场经济是充分尊重人们的选择权的经济，理性的消费者正是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实现其选择权。如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用脚投票”的方式，抛售经营业绩不好公司的股票，来表达其对公司的否定态度。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消费者会选择购买最适合他的需求的商品或服务，如果市场所提供的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则消费者就会脚上抹油——溜了。再如，面对目前狂轰滥炸的电视广告，更多的观众将会选择转换频道，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广告时间过长的厌烦和不满。据说，在电视剧《还珠格格》热播期间，某省电视台过分插播广告，遭遇了观众的“用脚投票”，使广告的到达率和收视率下降，直接影响了广告的投放效果。“用脚投票”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一种无声的选择。在这种“用脚投票”机制的压力下，或者说其实就是在市场压力下，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都将尽力提供消费者乐意购买的产品来吸引顾客。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非政府导向的资本、人才等要素的自主流动和选择日趋频繁，表现为企业和个人在投资时将资本投向那些具有更好的收益的项目上，以获取更好的投资回报；人们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或居住区间。趋利避害是“用脚投票”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使“用脚投票”成为可能。当然，趋利的“用脚投票”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短视性。因此，政府也要着眼于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发展，通过人民赋予政府的权力，采取财政、税收、行政、法律等多种宏观控制措施，减少“用脚投票”的消极因素。（孙百才）
别在只有九个指头的人面前数自己的指头。——非洲谚语
没有相同的树叶
德国有一位哲学家，名叫莱布尼茨。据说，他曾给当时的国王讲哲学。莱布尼茨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国王不相信，就吩咐宫女们到后花园去找“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结果不用说，宫女们折腾大半天，一个个空手而回。是啊，别看一片小小的树叶，如果细细考究起来，它所具有的属性同样是无穷多的：长短、宽窄、厚薄、色彩的浓淡、边缘的锯齿形状、中间的脉络走向……其中的每一种属性，都可以再细分出许多种。要想找出两片树叶，其各自无穷多的属性完全吻合，显然是办不到的，它们无不具有各自的性质。
就像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市场。市场属性、宏观政策以及消费者认知的差异，往往使得在操作不同背景的市场时，不能一味照猫画虎，有时候你必须变革你的模式，这包括销售方法、分配制度以及宣传策略等。
安利（Amway）作为一个行销日用消费品跨国公司，其市场已经扩展到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安利公司在海外是一家具有40多年历史的直销公司，因此当安利（中国）于1995年开业时，也以一贯的直销方式经营。然而，随着国际性直销公司进入中国发展，一些打着直销旗号的金字塔诈骗公司亦纷纷涌现，它们在产品上以次充好，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谴责，甚至一度使人们视直销为毒瘤。在国家相关法律文件出台以后，经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联合批准，安利（中国）于1998年7月采用“店铺销售加雇佣推销员”的方式转型经营。从直销到现在的多种经营模式的转变，体现了安利针对中国特定市场量身定做的灵活性。
世界上的树叶太多，为了更好地占有市场，首先就必须细分市场，比如说，中国移动推出的个性化服务品牌“动感地带”，从简单的“一起玩吧”到个性化的“我的地盘，听我的”、“年轻人的通讯自治区”，包月的短信套餐替代了月租；品牌内及网内的资费优惠的细分资费方案取代了过去“一刀切”的单一资费体系。“彩信”、“百宝箱”、包月套餐、游戏、移动QQ、竞猜、订制笑话、天气预报等创新服务层出不穷，具有“时尚、好玩和探索”的特性。这些特性明显是针对年轻群体。而年轻人则可以通过动感地带找到够酷够炫的图片和铃声，可以找到够新够奇的海量资讯，可以自主地选择更加自由的资费组合。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因为行业背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公司文化的不一样，别人的美餐可能就是自己的毒药。《GE不是榜样》中有这样一句话：“韦尔奇并非是看了某个CEO的传记之后才成为GE首席执行官的，如果企图从他那里找到什么法宝的话，还不如到自己的公司里去找……”
成功没有定式，不要相信踏着巨人的脚步就一定会成长为巨人。
我们的时代，流行一种可怕而虚伪的共同性，每个人的言行与精神，仿佛都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我们不断地遵循这种共同性，却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找到两片相同的树叶很难，做一片独特的树叶更难。（蒋丽梅）
别人的美餐可能就是你的毒药，踏着巨人的脚步不一定会成长为巨人。
路径依赖
你能想像美国的火箭助推器与马屁股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吗？我们知道火箭助推器在造好以后会通过铁路运输，中间会经过一些隧道，所以助推器的直径是由铁轨决定的。最早的火车车辆是仿照马车制造的，而马车的轮距又来自古罗马，整个欧洲的长途路线都是那时候罗马军队为方便征战而修筑的，其他任何宽度的轮子在这个车辙上行走寿命都不会长。罗马人为何要用四英尺八点五英寸作为战车的轮距呢？原因很简单，这刚好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这样，罗马帝国的车辙宽度就成了今天全世界铁路的标准轨距。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的火箭助推器的直径竟然是由两千年前的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这个亦真亦假的传说说明了一个著名的路径依赖定理：一旦人们做出了某种选择，就会在惯性下不断强化它，不会轻易改变。路径依赖原理最早是由布赖恩？阿瑟对技术演变过程的自我强化机制进行研究后提出的，但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阐释经济制度的演进时使得这一原理声名远扬。现在，路径依赖理论被广泛用于对选择和习惯的解释。
路径依赖有两种表现方式：自我强化和锁定。秦池酒业从一个县级小厂能迈向全国靠的就是广告，它从广告中尝到了甜头，这种收益刺激了它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继续这一战略，不计成本地去夺取中央台广告标王，在一夜暴富以后还想一夜成为贵族；这就是自我强化。至于锁定，恋爱中的男女最容易被观察到。女孩爱上了男孩，但男孩有些屡教不改的恶习，朋友们都说放弃吧，多少次经验证明了要改是不可能的，但女孩一直执著地相信再下一次他一定会改的，就这样她拖了好多年……这不仅是“一叶障目”的问题，还含有路径锁定的因素。
为什么会产生路径依赖呢？因为背后都有对利益和所能付出的成本的考虑。对组织而言，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现在的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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