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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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每刻都在增加。我一再地目击日本兵的残杀行径，并屡次看见他们用排枪向胡同里扫射。天已经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丝亳没有停息的迹象。枪声、呼喊声、尖厉的叫声和呻吟的声音，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注6

除艾伦之外，还有一批西方新闻记者，如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英国《伦敦时报》记者柯文、《黑白画报》记者兼画师威利阿士等，当时都在旅顺，也是日军屠杀罪行的目击者。日军攻占旅顺的第四天、即十一月二十四日，克里曼从旅顺发回国内一篇通讯，适可与艾伦的记述互相印证和补充：

“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无抗拒犯军。日人谓枪弹由窗及门放出，尽是虚语。日兵并不欲生擒。我见一人跪于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上，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一无衣服之婴孩，其人急走，将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之刀者即时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救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我等又闻路上离数码外有枪声，又前往探看何事。我等见一老人立于道上，双手被缚于背后，又有三人均系背绑，并已被枪弹倒者转辗于旁。我等行前来，兵即将老人弹倒于地，面朝天呻吟叹气，两眼转睩。兵又脱其衣服，看其胸中流血，后又复放枪弹击之。其人痛极凄楚，形体瑟缩，兵不独不垂其怜，而且唾其面，且嘲笑之。我等睹其情形，惨不可说，不能与日人以理相争。……

次日，（战后第四天，即十一月二十四日）予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死尸一人。即见二兵曲身于一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二兵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一见我等，即欲缩身隐面回避。（据我所见）旅顺之战场所死者，华人（清兵）不逾百人，惟无军械在手之人被杀者至少二千人。……所有我所述之情状，非有英、美随营员弁即有柯文或威利阿士在场所见。此虽谓之战，惟不过野人之战而已。……日本统帅与其分统，非不尽知连日屠杀。……”注7

克里曼的通讯，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当时，日本同美国商谈缔结改订条约已经达成协议，只等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通知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说：“如果日军在旅顺口屠杀中国人之传闻属实，参议院的通过必将发生极大困难。”陆奥宗光大为恐慌，一面指示栗野“以敏捷手段，尽力使参议院早日通过新条约”注8，一面玩弄其欺骗世界舆论的惯技，发表公开声明，指责克里曼的报道“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的”。注9尽管日本政府对其军队的滔天罪行矢口否认，百般抵赖，但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住铁的事实。

一些旅顺大屠杀的幸存者，以亲临目睹的活生生事实揭露了日军的惨暴罪行。苏万君老人那年才九岁，他“亲眼看见日本兵把许多逃难的人抓起来，用绳子背着手绑着，逼到旅顺大医院前。砍杀后，把尸体推进水泡子里，水泡子变成一片血水。大坞北边机器磨房里尸体满地，麻袋包和墙上到处是血。”被日军强迫收埋死尸的老人鲍绍武说：“日本兵侵入市内，到处都是哭叫和惊呼声。日本兵冲进屋内见人就杀。当时我躲在天棚里，听到屋里一片惨叫声，全家被杀了好几口。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怀里吃奶就被捅死了。”另一个被迫参加抬尸的水师营老人王宏照说：“一天鬼子用刺刀逼着我们抬着四具尸体往旅顺走。看见旅顺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倒在柜台上，有的被开膛，肠子流在外面一大堆，鲜直喷得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都铺满了。”注10这些当事人的控诉，证明了艾伦的记述和克里曼的报道是完全真实的。

不仅如此，日谍向野坚一日记的发现，更进一步证实是日本军事当局一手制造了这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向野随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进攻旅顺口，他在十一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述，日军由营城子向旅顺进攻时，军官下达了“见敌兵一人不留”的命令。日军步兵第三联队土兵路过民家，见“有土人二”，“遂进去击杀之，鲜血四溅，溢于庭院”。“师团长（山地元治）见此景……表示今后不许轻易对外泄漏。”注11旅顺大屠杀后不久，向野还在一次内部谈话中透露，“在旅顺，山地将军说抓住非战斗员也要杀掉。……山地将军……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剪除之命令。旅顺实在凄惨又凄惨。旅顺口内确实使人有血流成河之感。”注12向野坚一的自供，不仅承认旅顺大屠杀是事实，而且明确指出是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亲自下令制造这起惨案的。再证以克里曼的通讯，可知这次大屠杀也是为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所同意和批准的。

在铁的事实面前，连原先支持过日本发动这场侵华战争的西方人士也难以为其辩护。英国知名的法学权威胡兰德博士即是如此。旅顺大屠杀事件发生后，他倍感难堪，因为他“在这次中日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常常赞扬日本的行动”。注13为了避免使自己在国人面前名誉扫地，他不得不在所著《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一书中说点表面上的公道话：“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除了战胜的当天以外，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据说当时从军的欧洲军人及特约通信员，目睹这一残暴情况，无法加以制止，唯有旁观，令人惨不忍睹。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注14

旅顺惨案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使日本政府非常惊慌。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对陆奥宗光说：“如果此时日本政府不采取一定的善后措施，那么迄今日本获得的名誉将完全毁掉。”随后，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亦面晤陆奥，谈及旅顺口屠杀事件时，“虽所言与美国公使略同，然其口气冷淡，令人可怕”。陆奥不敢怠慢，急电伊藤博文说：“此等事实如最终不能否定，应有一定善后之考虑。”注15可是，要采取善后措施和调查这次大屠杀事件，从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到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就都有涉及责任问题的危险。而召回在国外指挥作战的最高司令官，不仅在接替人选的安排上有困难并影响士气，而且政府也有可能遭到军部反击。伊藤博文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同陆奥商谈后，下达指示：“承认错误危险甚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注16这就是说，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其否认事实和指鹿为马的惯用手段了。

于是，陆奥宗光一面致电《纽约世界》杂志“辟谣”；一面向其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发出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善后工作的训令”，内称：

“请记住，在向部内及他处有关人员提供资料时，务必运用以下诸点：（1）逃跑的中国士兵将制服丢弃；（2）那些在旅顺口被杀的身着平民服装的人大部份是伪装的士兵；（3）居民在打仗前就离开了；（4）一些留下来的人受命射击和反抗；（5）日本军队看到日本俘虏被肢解尸体的残酷景象（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在架子上），受到很大的刺激；（6）日本人仍然遵守纪律；（7）旅顺口陷落时抓到大约三百五十五名中国俘虏，都受到友好的对待，并在几天内送往东京。”

他煞费心机地编造出来这些谎言，其目的是统一口径，以消除日本政府内部的步调不一现象。不久，陆奥又炮制了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的辩解书”，发给日本驻西方主要国家的公使，并将日本政府决定发表“辩解书”的原因通知他们说：“关于占领旅顺口之际所发生的事实，因来自误传而毁坏我军之声誉，且使外国人往往怀有不快之感，对我甚为不利。为此而起草了关于上述误传之辩解书。”注17这就是公诸报端的《陆奥声明》。陆奥在公开声明中，一面为日军的暴行辩护，说什么外国记者关于旅顺惨案的报道“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的”，一面腼然人面地谎称：“旅顺陷落时，中国兵士看到公开抵抗是无用了，便抛弃他们的军服，穿上平民衣服，把他们自己化装成这个地方的和平居民的样子。”“在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被证实是变装的兵土。这些事实的证据是，在所见的尸体上，差不多里衣全都有一些军服上的东西。”注18

日本政府掩饰暴行和回避责任的做法，产生了严重的恶果。有的日本历史学家指出：“这样一来，旅顺屠杀事件的责任问题就被搁在一边。但结果从日军的军纪来说，却产生了一个不能掩盖的污点，对残暴行为毫无罪恶感，以致后来又连续发生了这种行为。”注19

注释：

注1　孙宝田《甲午战争旅顺屠杀始末记》：战后“除有家人领尸择地安葬者千余外，据扛尸队所记，被焚尸体实有1。83万余。”（《旅大文献征存》，第3卷）

注2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63页。

注3　《欧伯连致谭恩函》，《美国外交文件》，第90号，附件。见《中日战争》（7），第462页。

注4　《美国外交文件》第90号，见《中日战争》（7），第461页。

注5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233）第27卷，第39页。按：《泰晤士报》，原译怍《泰谟新闻纸》。

注6　James　Allan；Under　The　Dragon　Flag，London，1698，P。7893，（艾伦：《在龙旗下》，伦敦1898年版，第7893页）按：有人怀疑艾伦的《在龙旗下》不同于一般史实记载，这是没有根据的。据笔者考证，艾沦记述的真实性无可怀疑。例如，其中所述黄海海战、旅顺街道、炮台的名称和位置，都很准确。特别是记述清军奖励活提倭人的告示，不见于其他记载，却与日谍向野坚一的《从军日记》所述一致．更可证明艾伦若不亲历其境是写不出这本回忆录来的。

注7　克里曼：《倭寇残杀记》，见《中倭战守始末记》第2卷，第23一26页。

注8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64页。

注9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945号，附件甲号。

注10　转引周祥今、朱金枝：《甲午战争在旅大》（打印本），第1O11页。

注11　向野坚一：《从军日记》（油印本）。

注12　河野占南速记：《向野坚一氏追忆》，见《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余闻》（油印本）。

注13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63页。

注14　胡兰德：《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转见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63——64页。按：关于旅顺幸免于难群众，据《甲午战争旅顺屠杀始末记》载：“全市人民免于屠戮者，仅有逃在英国洋行院内之百余人与和顺戏院演员八九十人，以及深夜由山道逃出者四五百人而已。”（《旅大文献征存》第3卷）

注15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941号。

注16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18119页。

注17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943、945号。

注18　《美国外交文件》第88号，附件一，《陆奥声明》。见《中日战争》（7），第460461页。

注19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19页。　
　
　
　
　

　

　

　

　
　　
　
　

　

　



　第三节保卫辽阳东路之战　　

　
　
一　清军退守辽阳东路

虎山之战后，宋庆、聂土成、吕本元、孙显寅等皆退至凤凰城。宋庆身为主将，主动承担了这次失败的责任。他说：“此役惟庆一身耽过，甘受国法而已！”注1初至凤凰城时，他本有死守之意，叹道：“不料事终至此，何面目复见天子乎？我年已垂八旬，余生不足惜，今也宜枕至凤凰城至死而已！”注2词气慷慨，声泪俱下，闻者无不感奋。然而，凤凰城“无要可守”，加以“溃勇纷纷四窜，势甚岌岌”，很难守住此城。适在此时，宋庆接到光绪“择要扼防”的电旨，遂决定采纳东边道宜麟在摩天岭设防的建议，实行退守的方针。注3于是，宋庆一面收集各部溃兵，一面做退守的准备。十月二十八日，宋庆留少量清兵在后，以掩护部队撤退。是日，立见尚文混成第十旅团的先头部队开始进犯凤凰城，“清兵二十余人立于焦土中死守力战”注4，直至次日完成掩护任务后始撤走。三十一日，立见尚文率旅团本部进入凤凰城。

在日军混成旅团北犯的同时，大迫尚敏也率步兵第五旅团开始西进。日军占领大东沟后，即由第五师团参谋福岛安正中佐率领第三师团派出的一支部队，与大迫尚敏的第五旅团主力分道向大孤山进犯。十一月五日，日军进入大孤山，始发现清军早己撤至岫岩。

岫岩为盛京省南方的重镇，西通海城、盖平，北连辽阳，东达凤凰城，南接大孤山，可谓四通八达的要冲。日军在辽东战场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欲进逼辽阳、奉天”注5，并且“声言必取奉天度岁”。注6而日军要进攻辽阳、奉天，只有两条行军道路：一是由凤凰城经过雪里站（又称薛礼站）、樊家台、通远堡、草河口、分水岭、连山关、摩天岭、甜水站等地，到达辽阳，再北上至奉天；一是由安东、大东沟或大孤山经岫岩，先到达海城，再经辽阳直趋奉天。因此，山县有朋为实现此战略目标，决定派在凤凰城的步兵第五师团的一部由凤凰城北上，在大孤山的步兵第三师团的一部先攻取岫岩。十一月十四日，山县命大迫尚敏率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及一个炮兵大队（缺一个中队），由大孤山出发，从正面进攻岫岩。为了配合大迫支队作战，山县又从驻凤凰城的第五师团中抽调一个步兵大队及搜索骑兵一分队，由步兵少佐三原重雄指挥，从凤凰城出发，经黄花甸、松树沟、兴隆沟，拊岫岩之背。

十五日，大迫尚敏与福岛安正从大孤山出发，当天到达桂花岭。此处地势险要，岭道左右皆悬崖绝壁，高可二十公尺，连绵一百余公尺。大迫万万没有料到，日军到达桂花岭后，却遭到当地团练的连续袭击。据载：“岫岩州东南之桂花岭，其地有复来社，本岫岩地，拨入金州，后又拨归岫岩，故名‘复来’也。居民皆习掏煤，俗呼为‘煤黑’，连村数十，自练乡团。贼来犯之，乡团极力抵御，以抬枪毙敌无算。”注7辽阳知州徐庆璋闻报后，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团练日增，贼势渐减，闻岫界桂花岭团练、官兵打死倭贼不少。”注8在战斗中，团练中有一名乡民中弹牺牲。日军检查死者的尸体，“没有发现军人符号，不知属于哪支部队”注9，感到很奇怪。由于团练的不断袭击，大迫尚敏不得已另派骑兵一队，由土门子进逼岫岩。

当时驻守岫岩的清军有：奉军（包括靖边军）步队八营、马队四营和炮队一营，由总兵聂桂林统带；盛字练军步队四营，由侍卫丰升阿统带。合计十七营。注10另外，岫岩城守尉嘉善，闻日军将至，仓促招募八旗子弟成马队二千人及步队七十人，也拨归丰升阿统带。注11当日军南北两路进逼岫岩时，聂桂林与丰升阿始议御敌之策，决定派步队四营、马队一营，并携野炮四门，驻守城北十里的黄岭子，以御北路来犯之敌；步队五营及马队二百余骑，赶往洪家堡子、土门子岭，以御南路来犯之敌。

十六日上午八时，日军因大迫支队在桂花岭受阻，又从大孤山调一个步兵大队前来增援。因得以通过桂花岭，继续北进。上午十一时半，大迫尚敏刚进入土门子村，即有探骑来报，“敌骑兵百人、步队三四百人，正从北面向土门子前进，估计三十分钟内到达。”于是，大迫急命抢占村北的土门子岭，以等待清军到来。不久，清军骑兵先至，发现日军已占领土门子岭，经过短时间的对射后退走。十七日，大迫派探骑至岫岩城南十里的洪家堡子，发现清军在此布置阵地。中午十二时，双方展开了激射。下午二时，清军增至二千人，并分兵向日军两翼运动，欲包围之，并发起冲锋。据日方记载：“敌军各部队展开，一齐吹响军号，敲响大鼓，向我军前进，起初势如脱兔，非常凶猛。”注12战至下午四时半，大迫支队主力全部到达洪家堡子，日军力量大为加强。双方对峙至十八日晨六时半，清军主动放弃阵地撤退。

在大迫支队从南路进攻的同时，三原重雄率领步兵大队及搜索骑兵分队，也从北路向岫岩进击。三原于十四日从凤凰城出发时，曾派军曹川崎伊势雄带骑兵一名，担任与大迫支队联络的任务。并命其完成任务后回到黄花甸，与大队会合。十五日，三原大队到达老爷庙。十六日，过黄花甸到达岭沟。是日下午四时，日军搜索骑兵分队拟侦察黄岭子，刚过书子沟村即遭到团练的袭击。清军也闻讯赶来，欲从二面包围之。但因天色渐暗，日军骑兵分队在夜幕掩护下逃回。三原先派出的山崎二人，于此日按原定计划返　回黄花甸，也在途中被团练袭击，骑兵中弹毙命。山崎一人侥幸逃脱后，不敢再往黄花甸，而逃到了沙子岗。注13

十七日，上午十一时，三原大队开始向黄岭子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全在山上，隐蔽于岩石之间居高临下狙击敌人。日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皆被清军击退。于是；三原选拔四十余名日兵；避开清军正面；绕至山的西侧；“穿山岩，攀茑萝”注14，偷偷地登上了山巅。此时已是午后一时。清军在日军的背腹夹攻下，撤离黄岭子，而退至兴隆沟。是夜，聂桂林、丰升阿等见岫岩被围，决定西撤。

十八日拂晓，三原大队再次发起进攻，发现清军正在撤退。日方记载说：“此日，岫岩敌军开始陆续撤退。坚持战斗的部队都是掩护敌军撤退的，有数百名敌骑兵和四门火炮殊死坚守阵地。因此，支队主力不能顺利前进。我军不得不眼看着敌军撤退。”注15上午八时三十分，大迫支队先由南门进城，占领了岫岩。

当鸭绿江防清军全线崩溃之际，伊克唐阿还正在长甸城驻守。他接到日军抢占安平河口的探报后，即派马步各一营驰往援应，但在四道岭子受阻于日军，未即前进。后又派马队统领侍卫永山带队住助，一举收复蒲石河口和鼓楼子。日军“退据安平河口要隘，伺隙出战”。注16两军对峙数日。到十一月一日，伊克唐阿始得宋庆军已退凤凰城的飞报。二日，探悉日军陷凤凰城后，“即分股四处占据各要隘，以杜我军救援之路”。伊克唐阿认为：“腹背受敌，势难兼顾，若株守一隅，恐于大局有碍。”于是；他先命各营将辎重军火暂运宽甸，然后于三日撤队，“依山傍险，连环扼扎”。注17

四日，依克唐阿抵宽甸县。当天，又探悉日军已由凤凰城北犯，欲进攻赛马集等处。他深虑后路被截，顾此失彼，当即退向叆阳边门，于六日行抵赛马集。依克唐阿撤离宽甸时，尚不知倭恒额退往何处，所以留聂桂林的奉军步队一营，由营官林长青统带，驻守宽甸。至十七日，宽甸终于失守。伊克唐阿到赛马集后，采纳了该处巡检孙伟的建　议：“大高岭（摩天岭）在西南一百四五十里，宋庆各军现扎岭之前后。若贼逼大高岭，山路崎岖；漫溢北窜，则赛马集最为紧要。”注18遂即分军在此扼要驻守。

这样，清军在辽阳东路便构成了一道新的防线。这道防线，西起摩天岭，东迄赛马集，长约一百五十里。摩天岭为辽阳东路第一险要，至岭顶有四十里，山势巉岩，车辆难行。有大岭、小岭二道，大岭道为通辽阳的大道，小岭道山势稍低，然需迂回近乎二百里。聂士成、吕本元、孙显寅等部便利用摩天岭的险要地势，以堵住日军从东路进攻辽沈的通道。依克唐阿部则驻守赛马集，以牵制日军的兵力，使其不敢以全力直扑摩天岭。同时，辽阳知州徐庆璋还发动群众组织团练，配合清军作战，对保卫辽阳东路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于是，中日两军争夺辽阳东路的战斗便开始了。

注释：

注1　《北洋大臣转宋帮办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878），第23卷，第13页。

注2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6卷，第224页。

注3　《北洋大臣转宋帮办来电》，《清光绪朝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