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园到职场-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接受他们“再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的。作为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我自己从小学开始，始终是在中国最好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并且是免费的。这中间当然有我自己的努力，但是根本上我是享受了当时的体制为我带来的天生的便利。
路在脚下：　我的成长故事（3）
或许你会说，当时农民所做的，也是被迫无奈之举，并非自愿，所以不必高看他们，这说明你太幼稚。是呀，农民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他们生活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是体制使然。可是他们在被称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的时候，依然非常友善尊重地对待我们这些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同时又享受比他们高得多的物质待遇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员。这不能不令我这个“被教育者”深受感动，永生不忘。
所以，我对于那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等阶层发出的哀怨，有同情但是缺少共鸣。固然我没有必要矫情地为自己、自己的家庭和所属的阶层在当时的体制下所获得的特权而羞愧或忏悔，但是，农民们过年用的褐色的黑面，尽管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我心中的自怨自艾的毛病，却也足以在我成人的日子里，有效地压抑了我对各种不如意的抱怨。不论这不如意来自何方，是因为制度体制的原因，或是公司管理的不完善，还是因为某个领导，及其他个人。
这多少有点逆来顺受的味道。所以我一直评价自己是一个不太有出息的人。但是，这种逆来顺受，却让我能够努力静下心来，面对现实，在普通的生活当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从而有了许多的感悟和长进。
其实，我们很难说哪一种生活态度就一定是好的或不好的。关键在于自己是否真正心甘情愿去接受自己选择的生活态度给自己带来的一切――好的以及不好的，你所希望的和不希望的结果。
后来懂了更多的历史之后，我理解了新中国那时的体制设置的根本原因――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实现工业化。这是经历了西方帝国主义上百年的欺辱以后，新中国领导人最强烈的愿望之一。１９49年蒋介石把中国能搬走的财富大都运到了台湾，有人说那是中国近代最为贫穷的时刻。在新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积累和苏联的援助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中国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那黑褐色的面粉，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几十年来我们不断有大量的作品去歌颂两弹一星的壮举，可是在老一辈作家之后好像很少有人去为农民们为共和国快速实现工业化而做出的默默贡献花费笔墨。我却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也就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付出的血汗，承受的艰辛。
那褐色的黑面，时常地提醒我，要自觉地做一个普通的人，不要接受所谓的“精英”、“贵族”之类的说法，以“高人一等”自居去傲视他人；并且它告诉我，要尽自己的努力，利用自己的优势，去为那些普通人的平等、尊严和幸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们固然可以指责别人造成了我们无数的不如意，但是，那两年的农村生活，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我每天吃的粮食，就是那些农民起早贪黑辛苦劳作而他们自己却无法充分享用的产出。他们正是我们所说的抽象的国家和民族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这些农民的汗水，让我永远也无法否认，是这个国家养育了我――尽管在我小的时候，吃得并不算好。
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曾经说过：“是啊，认同祖国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那里面掺杂着无数个人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委屈与失望。是啊，家很丑陋，但那是我们自己的家。”
回首往事，我能够在刚刚懂一点事情的时候，有机会在中国的农村生活了两年，我感到实在是一段非常宝贵和值得珍视的经历。
小学老师的教益
从农村回到城里，我继续上小学。那个时候还是“*”当中。尽管教育界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有许多后来认为非常荒唐的事情发生，可是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李秀云，却给了我非常有益的教诲。
李老师比我的父母要年轻，原来是在外地做水利工作。在我们家回城的时候，她刚刚结束两地分居，回到丈夫身边。我父母和她丈夫都在吉林工业大学工作，她则来到吉林工业大学的附属小学任教。
那个时候学校确实不太重视读书，我还记得有的班主任非常卖力地带领学生们去参与“批林批孔”等活动，“革命大批判”搞得红红火火，而把学生们的学习放在了次要位置上面。
李老师固然也要带领我们开展革命大批判，但是她对我们的学习抓得非常紧。
在我们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已经比较懂事了。在期中和期末考试结束的时候，李老师会用红纸，把我们的考试成绩排出次序张榜公布。我清晰地记得，在红纸上面写着：“比、学、赶、帮、超”几个大字。这个做法在当时“*”尚未结束的时候，倒也并没有引起什么非议。而李老师的初衷，是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当时在班上，她把我们这些学习好的同学与学习差一点的同学组成课外学习小组，放学后一起写家庭作业，所以我就经常要帮助学习差一点的同学。
在李老师的这种教育下，也因为我一直就学得比较好，而且生来心眼就比较直，所以我那时候没有培养出竞争意识，相反不论别人有什么问题，我都愿意尽力去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李老师不只培养了我乐于助人的习惯，而且当我在给不同的同学反复讲解的过程中，我还锻炼出了出色的表达能力。以至于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对我说：“你是一个天生当老师的料，只要你懂的东西，你就能给别人讲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当老师呢？”
人在小时候接受的一些灌输，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李老师给予我的互帮互爱的教育，影响我至今。
由于竞争意识的缺乏，进入社会以后我在很多人眼里成为了异类。可是，竞争难道不都是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吗？一个社会极力倡导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导向，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吗？没有竞争意识不等于不求上进。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在与他人的竞争中取胜，而是要不断地战胜自己，超越自己。只有看不清自己的人，才会以外在的目标为超越对象。
在小学的时候，我不止学得好，而且也敢想敢干。当时李老师很喜欢我这个特点。不过当我做过头了的时候，她毫不客气地教训了我一次。
1976年初夏，长春绿树成荫，凉爽宜人。暑期一到，我们将要结束小学的学业升入中学。当时我在吉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五年级四班学习。我们班分成五个小组，我在第五组。大家将要分别去不同的中学上学。尽管小孩子还不太懂事，但是我们还是颇有些恋恋不舍，总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变化。我们小组的几个人商量，应该买些“纪念品”相互留个纪念。
但是，在那个年代，家中都不富裕，家长是不会给这笔钱的。我们就开动脑筋想着如何弄些钱。一个同学讲，在他住的“五八”楼的后面，有一个菜窖，是用铁架子盖的，我们可以把铁架子挖出来卖了。在东北，几乎家家在冬天都要挖一个菜窖，用于储存过冬的蔬菜，到开春以后，一般就废弃了，秋天时再挖新的。而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卖废品几乎是工资以外的唯一的挣钱方式。
中午放学后，我们过去“侦察”了一番，发现那个菜窖的顶棚已经开始坍塌，铁架的一部分裸露在外。看那个架子的大小，应该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第二天，一个同学借来了一辆手推车。为了不引起麻烦，我们在大人们午休的时候把铁架子挖了出来，推到了三四公里远、大学校园外的废品收购站卖掉。用这笔钱，我们给小组的每一个人买了一个带彩色图画插页的小塑料皮的笔记本，并写下了幼稚但很亲切的留言和祝福。
很快班主任李秀云老师就听说了这件事，可能是其他小组的同学告了密。她勃然大怒。因为我是组内唯一的班干部，她把我叫到办公室：“小小年纪，竟然敢做这种事情，自己去弄钱。”
钱在当时多少还是带有“罪恶”的东西，尽管大家都离不开它。我们这批笔记本，以及还剩下的钱，全都被她没收了。不过她最后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家长，而是不了了之，没有让我们太难堪。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挣钱”，可惜都被老师没收了。快乐无忧的小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头脑开窍
在1979年的暑期，一件小事对我的学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天我去我的同班同学程昀家中玩。碰巧他正在南京大学读书的二哥程昕放假在家。当时我们的学习压力在逐渐地增加，大家都热衷于探讨学习方法。而当时最流行的，就是至今依然广为采纳、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的题海战术，以便在考试的时候，考题的类型尽可能是自己已经熟悉的。
在直觉上，我对这种做法有一种天生的排斥。我觉得靠这种方法取得好的成绩，实在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这算不上什么有用的本事，费时费力对以后却没有什么益处。当然，这种排斥，也有我自己懒惰的原因，有一点希望投机取巧的味道。
那个时候，年轻的在校大学生还非常稀少。一见到程昕，我心中自然充满了初中生对大学生的崇拜，很认真地向他请教，到底应该如何学习才是正确的方法。
程昕给我的回答非常简单。他告诉我，拼命地大量作练习题，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真正重要的是每做完一道练习题后，能够认真地总结一下，从中总结和学习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用以指导解决新的问题。这样每一道练习题才没有白做。听罢他的见解，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认可。他的观点太对我的胃口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便开始按照这个方法去学习。
如果说我有什么天生的优点的话，认准一个道理就一条路走到黑，可能是唯一的优点。这可以被解释成顽强，也可以被称为愚蠢。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我是那种撞了南墙，不是把我自己撞死便是把墙撞塌的人。”幸好到今天我还活着。
每做完一道题，特别是那些费了不少劲才解出来的题，都能总结出一点方法性的东西，这件事情做起来远远比说起来要难得多。这个过程颇有点像是参禅。可以意会，很难言传。而且路程漫长，过程枯燥，长期看不到效果，也没什么神仙能告诉你什么时候你的努力才会开花结果。
开始的时候，我费了很大的脑筋才总结出的那一点名堂，过后再看，简直一钱不值。可是我认准了这条路，便不断地努力坚持。从就事论事的总结，慢慢地体会到了触类旁通的快乐。后来我们上课开始学习哲学，这对我的总结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它帮助我开始认识理解一些更一般性的规律和方法。
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终于迎来了“量变到质变”的突破。经过了两年的思考训练，我的头脑突然像开了窍一样。有一阵，几乎每一天都有让我欣喜的感悟和收获。老师或同学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能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
这种训练，不仅对我的理科课程有帮助，对政治课也帮助很大。政治课的考试，除开基本的概念外，分析类型的考题，我基本不用去背相关的内容，靠自己的分析能力就能解题。乃至于在高考前夕，我的母亲看我根本就不大背政治，便找到了我的政治课老师李杰，希望他管管我。可是李杰老师告诉我母亲：“你儿子不用背，他会分析。”结果高考的时候，我的政治课成绩远高于我的语文成绩。
这种热衷于培养自己分析能力的做法，也给我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不过这是后话了。
回首中学时期，这种分析能力的训练，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这种能力的获得，使得我养成了一个自然的习惯，就是不断地从实际工作中，去学习、总结、认识各种规律性的东西。它使得我不是简单地按照自己的经验去做事，而是能够面对新的问题，寻找新的规律和方法。它有效地提高了我应对新挑战的能力。
日后在工作中，几乎每次面对不熟悉的问题和挑战时，我基本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这与我当初的这种分析能力的训练，是有直接关系的。
由于受一些文学作品的影响，以及天生的懒惰等原因，我们常常幻想能够在自己的人生路程中，遇到“高手”指点，在“面授机宜”的时候，学到千古不传的“秘籍”，从而能够瞬间“脱胎换骨”，一步登天。
其实，世间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大都非常简单，学到这些道理并不一定需要“高人”传授。这些道理对于我们能否发挥作用，根本上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在于我们是否真的相信那些简单的道理，愿意把那些道理变成自己有效的行动，并且能够百折不挠地坚持下去。不付出长期艰苦的代价，期望走捷径投机取巧，我们可能难以有实质性的进步。古人云：少不看西游。可能就是希望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少一点无益的幻想，多做一些脚踏实地的努力吧！
程昕简单的点拨，帮助我超越了流行的学习方法，没有走一味模仿和死记硬背的套路，培养出独特的分析能力，而又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下学有所成。我对他一直心存感激。
高屋建瓴
我上中学的时候高中只有两年。在高一的时候，我们便面临高考的压力了。高考对我们基本上是一次性的机会。我觉得平时学得再好，到时候会有什么表现也很难说。
在中学的时候，我慢慢地开始喜欢听大人谈话聊天。我父母的同事有的也喜欢和我聊一些事情。有一次在与我母亲的同事柴叔叔闲聊当中，我突发奇想地问他，如何才能保证在高考中考出好的成绩。
柴叔叔给我的答案也是非常简单：“你想，如果你有了中学老师的水平，你是不是就有很大把握在高考中考出好的成绩了？”
这话对我的启发挺大。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立即投入行动，开始搜集购买专门给中学老师用的参考资料。
这些专门针对中学教师出版的参考资料不是习题集，而是与我们的课本配套的，对课本内容所做的更深入的分析和讲解，并且提供了一些超出正常课程以外的知识内容。
做题对我来讲从来不是一件乐事，但是看这些分析讲解的材料，我很是乐在其中。尽管其中的很多内容并不在考试范围之内，但是通过阅读这些材料，我对于自己学习的内容有了新的理解，并且能够从高一点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内容，有效地开阔了我的视野。
我很难准确地说，这种做法到底给我带来了多少收益。可是它让我慢慢地体会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你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你目前所作的事情的话，你就有更大的把握把目前的事情做得更好。只拘泥于眼前和现实，其结果很可能是被困于现实之中穷于应付眼前的问题，难以有出色的表现。这种认识，通过两年左右的实践，逐步变成了我的一个习惯：遇到事情，总是喜欢跳出来看一下。
这种认识，特别是习惯的养成，对我日后的帮助是非常明显的。在我工作以后，我不断地去学习和思考一些与我当前工作有直接联系，但是又超出了我直接工作范围的知识和问题。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把眼前的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使得我在做眼前工作的同时获得了超越，但这一超越又没有脱离眼前的工作。我认为这是我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超越现实是为了更好地脚踏实地做好当前的事情；脚踏实地提供了超越现实的基础，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面对未来。能够把这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只顾眼前的工作，或完全脱离眼前的工作去好高骛远，这正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超越逻辑思维
说来许多人或许难以相信，中学时代我感到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是遇到了一位出色的、连续教了我三年时间的政治课老师。
他就是吉林省的特级教师，后来出任我们学校校长的李杰。
那个时候，大家基本上是把政治课当成应付考试而不得不学的没有用处的知识，乃至说教或教条。李杰老师的非常之处在于，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依然对于教学的内容充满了热情和真诚。由衷的真诚，是可以产生完全不同效果的，更何况*主义哲学，并非是简单的说教或教条。
我不敢说李杰老师对哲学有多么深的造诣，而且他当初教授的内容，也是非常标准的。但是，我却被他的讲课深深地吸引住了。
由于真诚，由于用心，他总是尽量用我们这个年纪能够理解的语言和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来讲解那些让很多人感到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或难以捉摸的哲学概念和原理。对于很多的问题，他总是认真地讲解最后那些结论是如何用哲学原理分析出来的。本来就讨厌死记硬背的我，对他的这种分析问题的方式自然非常感兴趣。在李老师的引导下我便很认真地去学习如何应用那些辩证法的原理去分析问题。
那一段时间，也正是我在程昕的启发下，努力地总结学习方法和解题规律的时候。所以，李杰老师讲的那些方法，我也尝试着用到我其他课程的学习当中。
回想起来，尽管李老师教给我的无非是标准课本中的那些普通的道理，但是，他培养了我对哲学持续至今的兴趣，让我初步学会了如何在学习生活中应用那些道理。从根本上来讲，李老师在我这个日后受尽了严格逻辑思维训练的理工科学生的头脑中，种下了辩证思维的种子。这使得我在日后，特别是在从事管理工作的时候，能够不局限于简单的逻辑思维，而能够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上大学以后，我读了不少哲学方面的书。从西方到东方，从古代到现代。至今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
我的第一本书《我的职场十年》在网上连载以后，有一个朋友给我发来邮件，说非常羡慕我所具有的系统思维能力，并询问如何才能培养出这种能力。在给他的回复中我告诉他，如果他对哲学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尝试帮助他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否则的话，我就无能为力了。这个朋友后来没有给我回复。
哲学，不是一门简单的基于逻辑的学问或知识。哲学要真正发挥作用需要长时间的学习，特别需要在实际应用中不断感悟。我的经验告诉我，学习哲学无法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更需要心血。李瑞环同志退休之后所作的《学哲学，用哲学》一书，应该是他自己一生的实践感悟，而不是为了宣传说教。
人类文明到目前为止，最为辉煌的成就之一便是科学。科学，绝大部分内容是建立在严格的形式逻辑之上的。由于科学的辉煌，它逐步开始越界。许多人把科学的思维方式当成的唯一的思维方式，甚至把科学的很多原则和理论简单地当成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乃至检验客观存在的真实性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科学成为了一些人的宗教。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就违背了科学的基本精神。
科学只是揭示了这个世界很少的一类现象。它使用的方法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其实，即使在科学当中――比如描述微观物理世界的量子力学――确定性的形式逻辑的方法也已经不适用了。绝世天才爱因斯坦，因为固执地认为物理世界一定能够用确定性的逻辑来描述，而致死都不承认基于统计方法的量子力学。这从一个方面显示出科学给人类思想带来的误导可以是多么的严重。我们应该给科学一个恰当的位置，而不是把它当作至高无上的宗教。
到了社会和生活的其他领域当中，我们固然离不开逻辑分析方法，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要依靠辩证的思维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用自己的心去感悟这个世界。缺少哲学和心灵的引导，逻辑分析推导出的，很可能是荒唐的结论。
多年严格的科学训练，培养了我脚踏实地的作风和严谨的逻辑分析能力；而哲学的熏陶，则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更为完整而真实的图景，帮助我更好地面对物理世界之外的复杂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杰老师为我打开了一扇认识一个更加丰富和完整的世界的窗户。它不亚于科学训练对我的帮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终身受益。
人性的第一次锤炼（1）
在我的人生当中，至今为止对我正面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应该是我高中最后一个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彭延新。
在中学时期，我们从初中到高中，每年都要重新分班。高中最后一年，刚刚分完班，在教室里面我们静静地等待着新的班主任的到来。彭老师进来的时候，手中拿了一份我们这些学生的名单。他那严肃的表情，让我们感到的是一种冰冷。
在对大家表示了问候之后，他说：“我刚刚看过名单，感觉还不错。我看到有一个叫谢耘的。谢耘我不认识，不过我教过谢耕。哥哥学得很好，想来弟弟也应该不错吧。”
第一次见面，完全没有了解，竟然受到老师这样的恭维，我实在有点受宠若惊。幸好尽管在这最后一年当中我几次惹得他大怒，但是最后高考中我没有让他失望。
高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