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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的趣味-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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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与惩罚的高成本。
明朝的鱼鳞图册
以下举实例说明，明清时期的贪污为何无法有效压制。第一个困难是官员人数太多，16世纪时中国约有3。6万官员，法国约有1。2万人。这么庞大的官僚体系，分布在这么广大的领土内，有效监督的困难与成本可想而知。第二个困难，反过来说，是官员人数和人口总数的比例太低：16世纪中国的3。6万官员要管理1。5亿人口，比例约14；200，而法国的比例约11；250。这表示明代的官员，很难确实掌握可税对象的实际价值，只能根据鱼鳞图册和黄册，这类几十年才修订的老旧税收资料。
再举一例，以规定国家财政收支的《会计录》来说，明代三百多年间，总共才修订三次（洪武、弘治、万历），这么长的间隔，怎能掌握社会财富的变化？再以清丈田亩为例，张居正当国时雄霸天下，但真正清丈的，也只不过是山西和北京少数地方。「每丈必反」已成常态，清朝在17世纪时，也试过三次清丈田亩，皆未成功。这表示明清时期，隐匿财产田亩避税的事态相当严重，愈有田产的人愈有办法逃税。据估算，20世纪初期时，约有33％到40％的家户，完全未缴土地税。
明朝的黄册
这么严重的逃税，难道地方税官不知情吗？逃税者必然贿赂，收税者必然贪污。监察系统说起来严密，执行起来严松不一。被举报者占贪污者的比例太低，因严重贪污而被革职者，19世纪时只有6％9％。
为什么不雷厉风行斩草除根呢？主因有好几项。（1）官员薪资太低，地方的行政经费太少，中央无法充份供应，只好纵容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2）如前所述，地广人多难以监督，因贪污而治罪者，通常是因为事态严重，中小型的贪污很少判刑。（3）如前所述，贪污是结构性的共犯，贪污群之间的关系紧密，团结对外难以清除，若强力清除，反而导致地方事务停顿。（4）因而在文化上与社会上，对贪污的宽容度较西方国家松缓许多。（5）交通不便讯息传达困难，若非重大事件，很少动用快速的驿站体系，造成监督与惩处的成本高居不下。
逃漏税的严重性，其实就是反映贪污的普及性。以171226年间，江南拖欠税款（其实就是逃漏税）的比例来看，1千万两的拖欠额中，欠税者承认的数额只有3％，其余的97％「仍在调查中」。要调查到什么时候？最后能追缴出多少？雍正皇帝发了怒火要清查此事，1728年的调查结果是：（1）拖欠税额中，应由高层官员负责的只有0。3％。（2）要由低阶官员和收税者负责的有41％。（3）要由地方士绅负责的有3。9％。（4）纳税者的逃漏有54。7％。重点在第（4）项：为什么能逃掉55％的税？应该是官员的查税不力与纵容。再追问下去，为什么会有这个局面，答案呼之欲出：应纳税者贿赂，查税者收贿。江南富庶地区有一半的税被逃掉，国家的税收怎么够用？
雍正皇帝随即展开税制改革，这些事情的面向复杂，其中与贪污相关的改善措施，是增加官员薪资，称为养廉银。平均而言，加薪最高的地区是四川（29。7％），这是偏远省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次是贵州（加薪11％），这也是偏远地区。奉天、山东、福建的加薪额度约9％10％，离中央政府较近的省份（河南、江苏），只加5。4％。有了养廉银制度后，税务改革的效果好吗？算得上好的是核心省份：山西、河南、陜西、直隶、贵州，偏远地区的效果仍旧有限，主因仍是监督困难、惩罚的效果难持久。
参考书目
Kiser； Edgar and Xiaoxi Tong （1992）： “Determinants of the amount and type of corruption in state fiscal bureaucracies： an analysi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5（3）：33031。
11明清时期的贪污规模推估
贪污是古今中外难解的大问题，这种事的严重程度，只能有个主观的判断，怎么可能估算出全国性的具体数额？难道你能估算出1900年代初期，广州市的贪污规模？这个念头听起来可笑，但有些经济学者试着用理论模型在推估，姑且一听。
税务方面的贪污，对经济成长有不同层面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税收减少，以及政府的开支减少。明清政府的可用资源降低后，又有好几项重大影响：国防经费不足、防水治灾的公共建设减少。还有一项恶性循环的影响：官员的薪资跟着减少，反过来使贪污的情况更严重。从防治的角度来看，政府有动机提高官员薪资（养廉），但因领土幅员广大监督不易，因贪污而被惩戒的机会不够显著，所以贪污问题一直没能逃脱这项循环。
14世纪末明朝建立时，科技、知识、文化都比欧洲高，但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开始发展。经过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1819世纪的产业革命，欧洲的掌控力迅速全球化。相对地，1419世纪之间的明清国势迅速下跌。造成一上一下的强烈对比，原因有内有外，其中一项内在因素，就是贪污造成税收无效率，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连串影响。
明清的贪污是普遍行为，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呈现金字塔型：高官的个人贪污金额大，但人数较少，离朝廷的监督较近，所以总额较小。相对地，愈靠近基层，官员人数愈庞大，虽然个别的金额较小，但总贪污额会组成金字塔的厚实底端。基层官员的贪污有几项特色：集体性、结构性、共犯性、长期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家发给的行政费与薪资不足，地方政府必须各自「谋财」，士绅、地主、富商自然愿意「报效捐输」，来换取减免税金。
以县官为例，他同时掌控好几项权力，例如司法判决权、税收权、人事任命权。相对地，欧洲的司法判决有法院体系，税收有财政体系，任免有人事体系，各自独立相互制衡。中国的地方官员同时掌握这些权力，只要打通县官，就可解决多项问题。贪污有「需求面」也有「供给面」，在中国的基层体系内，供需双方容易成立，相互掩护。在欧洲就相对地较困难，主要差别就是上述的行政权，在中国没有明确分开。
惩治贪污的法律条文，在中国相当完备，处罚也足够严厉，为何无法有效减少？因为贪污者知道，虽然条文严苛，只要不太过份或被出卖，很少有官员会受处分。再说，贪污者之间环环相扣，这是共犯性的结构，出事时必然官官相护。明清史上的地方官员，很少因为贪污而被惩戒，就是个好左证。前面说过，基层贪污的两大主因，是国家发给的行政费用不足、官员的薪俸太薄，以下举英国的例子对照。
以1770年代为例，英国的中级官员年收入高达数百镑，低阶的守门人和园丁年薪约20镑。高级官员中，以国务卿为例，年薪8；000镑，司法总长2；100镑，税务署长约1；000镑。同时期的家庭收入，高所得者约150镑，中所得者30至150镑，低所得者约30镑。简言之，官员的收入明显高过民间，贪污的需求就会降减，如果配合有效的监督与惩罚体系，加上行政权的分立，就不易造成共犯性集体贪污，全国性的贪污总额就会减少许多。
英国式的「制度性贪污」，大都是一人身兼数职，同时领取多项酬劳。但因这些兼职的收入有法令规范，这种「额外收入」的程度，无法和中国式的贪污相比。中国式的贪污是系统性的，主要的破坏点是税收来源。基层县官的两个特色是：（1）高权低薪，（2）同时掌控原本应该分立的职务。十年寒窗无人知，目的是之后的位高权重油水多，本职薪资是象征性的，随着职位而来的名利才是重点（鸡犬升天）。虽然各级官员都有轮调，但长期的官场风气与同化作用，已使各省各地的贪污成为常态。
雍正年间（1727）实施养廉银制度，希望透过加薪减少贪污增加税收。当时的官员总薪资额约6。3百万两，其中1。4百万是本薪，4。3百万是养廉银，0。6百万是公费。整体而言，这项措施让官员的合法收入增加3倍，但减少贪污的效果依然有限，原因很简单：微薄的本薪就算增加5倍，还是比不上贪污所得的吸引力。有人估算过，1880年时的官员总数约2。3万人，非法所得每年约1。15亿两白银。换言之，平均贪污所得是本薪的18倍。但这1。15亿两中，有一半是被上层的1；700位官员分掉。
这些贪污的钱主要来自何处？基本上来自中小农，除了本税还有火耗这类合法的附加税，以及巧立名目的各项杂税捐。这些事情的普遍度，在正史记载与笔记小说内，从未断绝过。清朝的法律规定，受贿15两银子以上者，罚打70到100大板，如果用力真打，必死无疑。贪受80两以上者绞死：罚则虽严，但很少人因为80两银子而受刑。如果真的雷厉风行，恐怕没有几个官员能幸免。
从几个因贪罪而处死的例子来看，真正的原因，通常是行政上的重大疏失或得罪上级，贪污本身的刑罚，其实无逻辑性的轨迹可循，因小型贪罪而受罚的机率相当小。乾隆治国的60年间，贪罪的弹劾案有4百件，但大都未起诉定罪。假设当时全国的官员有2万人，再假设每人的任期是3年轮调一次，这样在乾隆60年间，总共有40万个职位，才出现4百件弹劾案，机率是0。1％。真正被定罪的机率就更少了，应该不会高于0。01％。
最后要回答一个猜测性的问题：明清时期的贪污如果这么普遍，总累计的金额必定相当可观。有无可能提出一个方向性的数字，让大家了解一下贪污的规模，在全国经济体系内的严重性？有2位经济学者透过复杂的数理模型，估算明清时期官员的总贪污额，大约是总薪资收入的14到22倍之间。这是相当可观的倍数：如果县官的年薪是100两，他每年的贪污额大约是2；000两。换个方式来表达：全国农业的总收入中，大约有22％被0。4％的人口（官员）贪掉了。这种推估方式，对模型内的参数设定相当敏感，但可提供一个更深入讨论的起点。
参考书目
Ni； Shawn and Pham Hoang Van （2006）： “High corruption ine in Ming and Qing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1：31636。
12美洲白银对明清经济的影响
中国历代的白银产量，大都不够民间的需求。明代中后期张居正推动一条鞭法，在税制上最大的变革，就是用银缴税。明代工商业发达后，民间对白银的需求增加，西班牙与葡萄牙商人，从拉丁美洲运来大量的白银，日本也出口不少白银到中国。这些在明代中后叶输入的大量白银，一方面繁荣了工商业，二方面让用银缴税成为可能。但在1640年代左右，进口的白银数量逐渐减少。有人从货币数量说的观点，认为这可能导致明代的亡国、压抑清初的经济繁荣。外国白银供应量的高低，和明清经济的起伏，有这么直接的因果吗？
张居正，152582
美洲白银在1617世纪大量流入欧洲后，产生两项长久的影响。（1）解除了15世纪以来的「流动性危机」：金银的供给数量，原本不敷铸币的需求，美洲白银解除了「旱象」。（2）造成物价革命：1世纪之内物价上涨3倍，但也播下17世纪经济萧条的种子。欧洲的经济史学者估计，美洲白银约有13流入中国，应该也会造成类似的影响：（1）解除中国长久以来的「银荒」，让张居正的新财政政策「一条鞭法」得以施行。（2）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因白银流入而繁荣，但流入数量减少后，引发1644年明代的败亡与清初的不景气。
你同意这样的模拟推论吗？反对这种推论的人会说：
（1）美洲白银对1617世纪的欧洲，确实是经济成长的重要推进器。但如果只有13流入中国，被3或4亿人口均分后的数量，其实少得可怜。美洲白银或许可以增进某些城市或某些行业的繁荣，也有助于用银缴税，但数量远不足以当作明代经济繁荣的燃料。
（2）中国一直有银荒问题，整体而言进的比出的多。1617世纪进来的白银，要以存量（stock）的观念来看，不要以流量（flow）的观念来看。换言之，白银对明清经济的影响，要以历年累积的数量来判断，不能以某些年代进口量的增减，就判断对经济有无立即的因果关系。
（3）中国的日常生活以铜币为主，只在缴税和大额交易时才用银两。银子在中国的货币功能，和欧洲很不一样：欧洲的生活中，银币是日常的；中国的生活中，银币是例外的。这3点合起来，是要争辩一个基本论点：美洲与日本的白银流入后，对明清经济的兴衰，恐怕没有直接的因果。
西班牙、葡萄牙、日本、荷兰、走私者，为什么要积极把白银运入中国？主因是追求金银比价的差额利润，道理如下。1500年左右，中国的金银比价约是7。5比1：每两黄金的价格，约是每两白银价格的7。5倍。同一时期欧洲的金银比价，以法国为例，约是13比1。
在套汇者眼中，这个价差有什么意义？他们知道：在法国13两白银可以换到1两黄金，但在中国只要7。5两白银，就可换到1两黄金。换句话说，欧洲是「金贵银贱」，相对地，中国是「金贱银贵」。所以只要从拉丁美洲运7。5吨白银到中国，就可以换到1吨黄金，运回欧洲后可以换到13吨白银。夸张地说，运1船白银到中国所换到的黄金，载回欧洲后可以换到2船的白银。扣除运费与风险后，实际利润至少还有60％或80％。
1400年时（明代初期），中国的金银比价约是4比1（1两黄金只能换到4两白银），如果这时载白银来中国换黄金，运回欧洲的利润大约是300％。当然，哥伦布是1492年才发现新大陆的。
此处的重点是：欧洲与中国之间的金银价差，在这种套汇的积极作为下，很快就收敛了：1650年时，中国的金银比价已高达14比1，和法国的15比1相当接近。这表示两件事：（1）中国的白银存量已大幅增加；（2）已追上世界的金银比价，从银荒时期的「金贱银贵」，转为欧洲式的「金贵银贱」。
理解这些基本背景后，来看明清时期流入的白银数量。华北黄河流域矿产稀少，先秦时期的金银，主要靠长江流域供给（楚国为主）。15世纪初期明朝的版图大增后，积极开采云贵的银矿。但平均年产量只有46吨，顶峰时约20吨，不够急速增长的人口与经济使用。1500年之前外国白银尚未流入，中国被迫处于长期银荒状态。1530年代，日本西部发现大量银矿，才让亚洲进入「白银世纪」：用白银来拓展国际贸易网络。1540年左右，华商开始运丝织品到日本换白银。1570年代，葡萄牙人看到运送美洲白银来亚洲的庞大利益。有人估算说，明代灭亡之前（1643），大约有2。5亿两（9；375吨）白银，在中国地区流通。
整体而言，1550（嘉靖29年）和1645（明亡）的1世纪间，中国总共进口多少白银？15501600这50年间，约1；770到2；370吨；160045这50年间，约6；900到8；400吨；合计约8；670到10；780吨。假设总进口量是10；000吨（＝10；000；000公斤），除以100年，每年约10万公斤（=1亿公克）。假设明朝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口有1亿，每年从外国流入的白银，每人只分到1公克，怎么足够当作经济成长的燃料呢？虽然每年10万公斤的白银，不够让经济起飞，但加上原本的国内白银存量，对用银缴税、工商业发展，倒是很有帮助。
接下来看以5年为单位的变化：16015年的总流入量有147。6吨，166610年暴增到340。3吨，16115年有415。0吨。这段高峰过了之后稍微衰退，16315年推向新高点436。0吨，以及163640年的572。8吨。但在16415年暴跌到248。6吨，这有两个原因：（1）明朝在这5年间灭亡了，社会动荡当然会影响工商业与国际贸易，外国银子的流入量大减。（2）如前所述，1650年代中国的金银比价已和欧洲接近，已失去运白银来套利的吸引力。
进入清朝后，这个趋势更明显：164650年只有187。7吨，到165660年间急速反弹到302。5吨，16615年间更高（330。8吨）。但接下来是更急剧的下跌：166670年间只有82。4吨，168690年间最低，只有43。1吨 。
如果从简单的货币数量说来看，白银流入的减少，等于是货币供给量的减少。上列的数字显示，明末50年间的白银流入量一直增加，但明代却灭亡了；清初50年间的白银流入急减，但清朝初期却常让人有活力的感觉，这不是奇怪的事吗？
康熙
重点就在这里：中国历史上的银荒症，就像长期的贫血患者，从1550年代开始大量输血，到1650年时就补充够了，血红素的标准已和正常人相近（金银比价已和欧洲相近）。这时还需要大量输血吗？医师会认为不必，只需小量补充，能和人口增长速度、经济成长同步就够了。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清初的白银进口量才会锐减。如果中国的金银比价，在清初时还差国际一大截（表示贫血程度严重），外国的白银自然会持续高压涌入。
理解这个道理后，就可以回答较关键的问题：清初白银流入的减少，是否会引发经济的萧条与危机？当然不会，因为我经过长期输血，血红素已接近健康状态，这时候减少输血，会让健康产生危机吗？
Richard von Glahn
如何判断清初经济是否处于萧条状态？最简单的指标是米价。如果以153040年间的米价为基数（=100），就可看出14501650年间，米价的趋势一直在爬升。开始大幅下跌是1660，一直跌到1700左右，有人称这40年间为「康熙不景气」，认为主因是这段期间的白银流入量大减所致。其实米价在白银流入量减少之前，就已经开始下跌；白银进口量回升之前，米价就已回升。应该是两条线碰巧在同一时期同步起伏，而非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换另一个指标（地价），就可看出15001650年间，进口白银大幅上涨时，地价却长期下跌。
外国白银在明朝中叶到明末，确实帮助了中国经济。但清初的康熙不景气，恐怕要从内部去探索各种因素，不能单怪外部输血量的不足，以免搞错方向问错问题。
参考书目
von Glahn； Richard （1996）： “Myth and reality of China’s seventeenthcentury moary cri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6（2）：42954。
13为什么郑成功能赶走荷兰人？
（网络文章）郑成功干嘛要赶走荷兰人啊！
荷兰人口是台湾的 34； 土地面积是台湾的54； 国民所得大约是台湾两倍。13 的家庭没有小孩；13 的家庭是单亲家庭；29 的家庭有两个小孩。50％的妇女在家中生小孩，产假有16周，结婚与同居的权利义务相同。
65 岁以上老人，每个月政府发两万两千一百元 （台币），看病至少要等3天，要先预约排时间，不是随到随看 （除非很紧急）。没有医师处方，药房只能买到维他命及止痛药。
到餐厅用餐，最近几十年才流行的，而且有段时间，餐馆都是中国人开的。用餐很悠闲，一个晚上通常只做一个桌次的生意，不赶时间 （当然也不赶客人） 。用餐坚守「各付各的」（go Dutch）的原则。
送礼一定附发票，不是要让你知道花多少钱，是要让你不满意可以去更换，方便维修。荷兰买房子可以贷款120％，因为装璜也要花钱。荷兰女王的公务车是福特，家车是富豪，不浪费公帑。
荷兰主流媒体有不成文规定，不报丑闻。地方报不用钱，全国性大报纸星期日不出刊， 让大家休息。大学毕业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免费周报，每年填一次问卷，就可以一直看。这份报纸份量跟杂志差不多，内容精彩，水平很高，是靠广告收入维持的。
工作者不论年资，都有 23天的年假。部份人因缩短工时代替加薪，可有36天年假。六月份会发度假费一个月，因为怕员工没钱度假，会影响工作情绪。很喜欢旅游，平均每天有三百万人出游（2001年时全国才1600万人）。
无法承受工作压力也算公伤，许多人（将近一百万）因此在家休养。荷兰人基本上不加班，该度假就度假。商店早上十点开门，下午六点关门，只在八个小时工作时间内工作，经济力还是排在世界的前端。
荷兰人少有贪污，因为没有人送贿。九成的荷兰人觉得自己很幸福，八成六觉得自己很健康（这才是政府的目标嘛！）。
PS。 郑成功干嘛要赶走荷兰人啊！害我工作这么累。
1662年2月1日，驻守热兰遮堡（Zeelandia Castle）的荷兰人，在被郑成功围城9个月后投降。这是台湾史上大书特书的事，现在还可看到许多图画与文件，描述这个民族的大胜利。明朝为了拉陇海盗郑芝龙，赐他姓朱（称为国姓爷），还让他儿子郑成功从小住在北京，享受荣华富贵。没想到这个「内陆人」到了台湾之后，竟然能打败海权强国的荷兰。
我在想，如果台湾有金山银山，荷兰人会这么轻易就撤离吗？如果我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领导人，就把船队炮舰调集到热兰遮堡，和郑成功一决死战。不论从火力优势或其它观点来判断，成功的机率其实相当高。郑成功能赶走荷兰人，恐怕是以经商赚钱为主旨的VOC，认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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