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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人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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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女儿读书还是比较勤奋的，但儿子的学习进度总是不快。我就告诉他，知识是可以慢慢积累的，今天学一点，明天学一点，慢慢地就越学越多了。我自己在学校的成绩，也不是太好的，但是我离开学校后，并没有放弃学习，慢慢地学了不少知识。小时候我们都读过一个故事叫龟兔赛跑，兔子跑得很快，但是还没有跑到目的地，就睡觉了。小乌龟就是盯着目标一步一步，慢慢地，慢慢地获得的胜利。这样，你的学习压力也就不大了，你就要做一只快乐的小乌龟，认准你的目标，慢慢前进，总有一天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地。所以人不要太心急，但是你要坚持。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总是催促大家考试前要抓紧学习，其实，考完试也可以再继续学习的，难道考试之后学的就不是知识？就是没有用的知识吗？不一定的，有些人就是考完了试以后也不读书，他只是为了拿成绩。其实，我的知识，大部分是考试之后学的。
叶蓉：我觉得，不管是您的子女还是您的下属，应该都是很快乐的，因为没有什么压力！其实，很多教育工作者都可以思考思考您的这个观点。
施永青：对我的员工，我也允许他犯错误，我一般来说很少给他们指令。我只给他们意见，他们可以听我的意见，也可以不听我的意见，他们尽可以去按照自己的方法做，但是我也会同时告诉他，不管你用哪一种方法做，结果还是要你自己承担的，因为我的意见只是供你选择的。你不能说，这个方法是施先生告诉我的，我告诉你的只是意见，你自己在你的权力范围内作决策，你要负全部的责任。但是不用担心，犯错误不要紧，人是在错误中成长的。一些大的公司为什么会走下坡路，主要就是对以前的经验太迷信，觉得以前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成功的，以后也要用这种方法。为了防止犯错，他们就把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固定下来，类似ISO9000什么的。这样的运转，导致了一个企业不去尝试新的东西，企业也就没有进步。当然，有好的经验我们要学习，但是一个公司一定要有人愿意去尝试，愿意去犯错，犯错就是开拓新领域的过程，所以我自己是很愿意让属下去尝试犯错的。
退休不意味不工作
叶蓉：不久前，香港的媒体多次提到，您不久以后会选择退休，真的是这样吗？
施永青：其实我不是说退休，其实一个整天想着退休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不好的。我常听有些人说，我打算40岁以后就退休，说这种话的人，他的工作一定是不太开心。
叶蓉：也许是压力太大了。
施永青：他总是想不再工作，其实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工作是人生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你工作得不开心，你一定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所以，我其实真的不是想着很快地退休。只是，我觉得人生还可以有多方面的追求，做老板的日子，我已经做得不短了，我想有时间做一些其他的事。其实，我和王文彦在一起创业的时候，我的业余时间还比较多，我还可以种花养鱼。现在，这些休闲活动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将来等我把公司的组织架构重新整理得更合理之后，将来公司里面的人才也比较多了的时候……
叶蓉：您准备做什么？
施永青：我是喜欢读书，喜欢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写写文章，很多事可以做。其实，我现在也经常给报纸写文章，最近工作比较忙，一些专栏我要推掉，我就觉得有一些可惜。所以，如果时间多一点，我就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但是我还是会工作的，就是工作的类别可以多一点，多样化一点。我退休的意思是中原集团里面不要完全依靠我，因为我现在已经56岁了，其实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度的，应该让年轻人去负责更多的工作；一方面给年轻人更多机会，一方面我也相信，年轻人比我干得好的机会可能更大。我已经为这家公司工作了20多年了，现在是重新考虑一下的时候了，但是我不是一走了之的，我现在正在和我的同事一起起草中原的“宪法”。
叶蓉：订好规矩！
施永青：对！订好规矩，我们正在规划怎么样让每一个不同的子公司有代表在中原集团的核心管理层中去参与决策整个集团的发展；同时又让集团的发展如何既照顾到每一间子公司的利益；同时又能协调子公司之间的矛盾；有些资源应该怎么样去共享；某些子公司学到的经验和知识又怎么样传达到其他的子公司去；什么样的东西应该统一，而什么样的东西又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特色，总之，子公司要有自己的管理，但是集团也应该有它的协调能力，调配的能力，但是集团不要太大，权力下放……
叶蓉：也就是说，是把公司的规章制度建全以后，您就可以让他保持一个良性的运转，自己多出精力做一些其他您想做的事，是这样吧？
施永青：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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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上海中原物业代理公司主席（3）
施永青是个生意人，但看上去不像个生意人；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往往却是个骨子里的生意人。
中原本来是他与王文彦五五合作，对等投资。为了取得公司的话语权，施永青想出了这么一招，提议俩人各拿出5％给公司里的一个伙计。这样，公司的股权结构就变成了三人持股，比例为施永青45％，王文彦45％，伙计10％。
从此之后，公司的决策投票就成为三比二，也就是55对45。几个回合下来，王文彦辞了职，退出了管理；施永青掌控了公司。
在节目结束之前，施永青这样说道：“我觉得有了财富之后，人生的选择可以多了很多。追求财富本身不是一个错的事，但是要取之有道。”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人不可貌相，因为现象不一定都是反映本质的。有时，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刻意做出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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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默克化工有限公司总裁（1）
张达默克化工（上海）有限公司总裁
1960年，出生于上海。
1978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复旦大学。
1980年，作为国家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远赴德国达姆斯塔特大学留学深造。
1990年，获得物理化学博士学位。
1994年，加入默克（澳大利亚）公司。
1995年，担任默克（中国）总裁。
幸运
小张达跳级考大学
叶蓉：我这儿有张报纸，是1978年7月21号的《文汇报》，上面有一个标题叫《小张达跳级考大学》，您就是那个小张达，文章的主角，能跟我们回忆一下当时您怎么会成为这个新闻事件的主角？
张达：1977年年底的时候是“文革”以后的第一次全国大学招生考试，半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978年的夏天，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当时我在中学，我记得是78级，按时间推算应该是要到1979年才参加考试，因为自己原来一直在家里，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学习，一些课程走在学校之前，就向学校提出说我是不是能够提前考大学。黄浦区当时作了一个选拔考试，也就是在各个中学非应届的学生当中抽了大概100多个同学考了数理化三门，据说是选了前十名，非正式的消息说我大概是第五名，那么只有进入前十名以后，你才能够正式报名去参加1978年的高考。
叶蓉：其实刚恢复高考的时候，考上大学的都是老三届，或者说是往届生居多，应届生本身就少，何况您还是提前考，当时觉得压力大吗？
张达：说老实话，当时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压力，当然很希望能够考上，因为既然已经提出这个要求，总不能败下阵来，但是心理压力又不是很大，因为今年考不上明年还可以重考，所以当时做了一些准备的工作，好像还是能够基本上做到没有影响很多的社会工作，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父亲对我一种鼓励吧，因为家里所布置安排的作业已经够多了，在学校里就不用扎在书堆里面，所以希望能够参加一下其他的活动。
叶蓉：我很认真地阅读了这篇报道，它里面这样讲：“张达在学校里是一个班干部，又是学校的文艺小分队的骨干，工作忙，社会活动多，但他坚持每天晚上学习到很晚。”工作忙您都忙些什么？
张达：当时可能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吧，我记得我好像是学习委员；文艺小分队肯定也是因为当时希望有一技之长吧，这肯定又跟“四人帮”粉碎之前所谓家里长子要上山下乡有关，当时我也是自学拉二胡。
叶蓉：会拉二胡？
张达：会拉二胡、会吹口琴，这些都是自己当时花业余时间自学成才的。
叶蓉：您刚才说文革期间上山下乡，那跟拉二胡学口琴有什么关系？
张达：可能是寻找一种办法，逃避最后下农田做体力活的一种办法，因为长子下面有一个妹妹，估计假如“四人帮”没有粉碎，上山下乡还是继续的话肯定会轮到自己。
复旦生活
叶蓉：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总是这样的，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全面发展，多学一些东西，我们知道您这个高考一试便中，还记得自己高考考了多少分吗？
张达：记得一共是429。5分，当时是五个科目，有数理化，语文和政治。
叶蓉：您要告诉我们的是当时的录取本科线是多少？
张达：当时好像没有一个绝对的，因为当时整个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大家都还在摸索当中……
叶蓉：我那会儿还很小，但我知道那会儿有些人考100多分，最后都能去读个书。您的数理化考得非常的不一般，能告诉我们数理化三门功课考了多少分？
张达：280分。
叶蓉：我帮您算了一下，平均94分那样子，这个是今天听起来都非常惊人的。拿到自己第一志愿复旦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全家人是不是特别高兴？
张达：当时还没有录取通知书，就是学校跑到家里来说你被录取了，我记得好像是10月3号到复旦大学去报道就完了。
叶蓉：我觉得那会儿孩子思想都特别单纯，所以那种气氛真的是非常好，我觉得那会儿校园更像象牙塔，我一直想问您跟复旦的感情是怎样的？
张达：当时我入学复旦以后就开始了正常的大学生的生活，后来知道国家在跟一些国外的教育部在谈派遣留学生的一个计划，1978年我们入学复旦以后的几个月里面，陆陆续续有好几个同学被调走了，所以我在复旦只待了一个学期。到第二年，1979年暑假结束，大家又回到学校的时候，大概刚刚回去两个星期，我和其他两位同被挑出来，当时被问了两个问题，说第一你愿不愿意出国，那么愿意；另外就是很有可能你会放弃你现在所学的专业，根据国家的安排，你会被安排学一个别的专业，当时的回答说是的。还有好像我记得一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放弃在复旦的户口，因为户口当时还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假如说不行的话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但是我们当时都说愿意。
叶蓉：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们知道其实那会儿国门是刚刚打开，那会儿外国在普通老百姓的脑海里面还是神秘莫测的。
张达：因为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德国老师，那个时候在国内大概见到几个外国人都很少。
叶蓉：很稀奇的。
张达：我们有机会跟这些老师每天上课打交道，课余大家交谈，本身在大学里面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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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默克化工有限公司总裁（2）
叶蓉：大概你们那个群体有多少人？
张达：100个。
叶蓉：您刚才谈到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学校的其他同学看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张达：开始没有，开始还是比较简单，可能因为我们的任务不一样，我们主要是学外语，我们的一些所谓的装备比较好一点，我们的同学都花钱买了磁带的录音机，卡式录音机。
叶蓉：那你们当时所有的学杂费都已经完全是国家一手包了？
张达：对，讲到特殊的群体还有过一些笑话了，因为出国前有一段时间要进行政治学习，有很多国外回来的外交官对我们作一些国外各方面情况的介绍，然后国家也给每个人出钱置装，我记得每人做了两套西装，还有卡其布的牛仔裤，后来闹了一个笑话就是有些同学做完以后就在校园里面把这个牛仔裤穿上了，就是倒喇叭裤那种，在学校引起了一些波动，因为这样的话就更显特殊了。
叶蓉：这算不算奇装异服？
张达：对，所以后来在星期五，那个时候星期五下午的政治学习时老师专门提到这个问题，虽然国家出钱为你们做了这些衣服，但是这些衣服是希望你们到国外以后才穿的，希望不要在出国之前就穿上。闹过这样一些笑话。
叶蓉：我知道有关于流行歌曲的讨论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
张达：对，当时正好是70年代末，刚刚开始有一些港台的流行歌曲，我记得那个时候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邓丽君的一些歌，当时还定义为靡靡之音，有些歌曲像我记得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是带一些政治背景的，在复旦，同济都有黑板报上讨论这些歌是不是该听。
广场上的集会
叶蓉：当时，刚刚到那个城市以后适应生活和学习快吗？
张达：从生活上来讲因为我们当时都是20左右，甚至20不到的这么一个年龄，我们一起去的都还没有独立生活的经验。从早到晚就是念书，中午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晚饭就非常简单，偶尔学校也有提供晚餐在学校食堂，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就会去下个面条，非常简单。惟一比较难过的就是周末，因为德国是一个宗教国家，星期天它所有的商店都是不开门的，当时的星期六也只是开到下午两点钟左右就都关门了。
叶蓉：那你们的周末是怎么安排的？
张达：因为只有星期六可以买一些食品，采购一些东西，当时大家约好说是不是每个星期六在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大家聚一聚，交流一下，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六个同学，但不一定六个人都来，可能加一些其他的进修老师。但后来这个群体越来越大，有一次我记得突然那个星期六冒出来三十几个人，在一个广场上面突然冒出三十几个黄种人，很多德国人就问，你们是不是要游行啊，我说不是。因为很多人聚在一起，他们就觉得是要搞一个什么集会，从那以后大家说算了吧，我们还是寻找别的机会，别的时间，别的地点。
叶蓉：他们说德国人听张达博士打电话，他不会知道这是外国人，一个中国人。
张达：是的，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当时在做博士论文后期，因为需要跟一些化学药品供应商联系，打过去跟他们讲了一大通，我要买什么样的药品，我需要什么什么，最后他们说你留一个名字吧，我就报了我的张达，他说你再说一遍，我拼给他，他说你不是德国人，我说我不是德国人，他说我跟你说了半天以为你是德国人，可能我的口音的模仿能力比较强一点，所以能够以假乱真。
叶蓉：德国人给中国人的印象比较严谨刻板，甚至是死板，当然也会有一种日耳曼人的偏见，那您在接触这些德国人的时候感觉强烈吗？
张达：还是很强烈，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他们觉得很神秘，因为中国的文字语言、中国的历史他们知道的很少，而且没有这样的机会，哪怕是现在的信息交流这么发达，但他们可能还是带着一种自己特有的有色眼镜来看这些事情，这个我想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叶蓉：您在德国待了十年，从1980年到1990年，从年龄上是从您的20岁到30岁，这十年应该是人生当中最黄金的十年，您怎么看待您这十年的生活学习？
张达：这个十年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整体世界观形成的一个阶段，我的很多的脾气、性格、作风也就是那个时候所形成的，相对来讲我很讲究准时，开会我不希望有任何人迟到，我不希望大家开会的时候还接听手机，因为假如有九个人坐在这里，另一个同事迟到3分钟，我的计算是他浪费了大家27分钟。我想这一些对我的影响很大，这也是德国的文化所带来的烙印，我很讲究逻辑性，讲话比较慢，思路要理清楚，要严谨，不大轻易答应别人，因为我认为我答应了就是一种承诺，既然已经承诺了我就应该做到，这可能是这个十年对我的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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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默克化工有限公司总裁（3）
最浪漫的事
叶蓉：您在德国生活了十年，在这个中间完成了您自己人生的一件大事，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
张达：1986年年初的时候我回上海，当时是我的硕士论文的结束，博士论文还没有开始，当时回到上海以后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认识我的太太。说很偶然的机会，因为同济大学跟达姆斯塔特大学是最早的中德姐妹学校，它有很多的学术交流人员的来往，所以当时达姆斯塔特也有很多同济大学去的老师，其中有一位就是化学系的陈老师，现在是我的岳母。
叶蓉：我懂您的意思，就是先认识岳母，再认识太太。
张达：从时间顺序上来讲是这样。我跟陈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包括也跟同济大学其他的一些老师，所以每次回国我都去学校看他们。记得我是一月中旬回到上海，二月底回德国，那个时间应该正好是学校放寒假的时候，所以可能是去学校碰不着她，就去了她家里，去了家里以后就认识了她的女儿，开始注意力的转移或者注意力的分散。
叶蓉：陈老师说，以前每次回来就看我一回，怎么这次回来老上我们家来看我了……
张达：那是后来的事情。
叶蓉：那后来您说您很快就回到了德国，那么之后联系是靠书信？
张达：对，全部靠书信，因为当时没有电话，更没有现在的Email，大家都是靠书信进行沟通交流。我1987年年底回国，当时说趁这个机会结婚吧，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正式吧，有没有正式向她求婚，现在都记不得了，但是回来因为时间很急，还闹了一个笑话，说她好像还差几个月没有到晚婚的年龄。
叶蓉：23，她很小就嫁给您了。
张达：可以这么说吧。她复旦大学毕业以后在同济大学工作，现在讲就是找关系跟他们解释，因为我说我不可能等到她满了23足岁我才来结婚，我现在回来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求求情，最后还是完成了。
结缘默克
叶蓉：人的命运有时候就像一个圈，你要怎么绕怎么走，他总会寻到一种特有的轨迹，我知道就在新加坡的工作当中，您跟您现在公司默克公司，是一家德国公司结缘了。
张达：离开新加坡前我也向我现在的默克公司投过应聘信，他们的回答是说请允许我们保留您的申请，我们目前没有适合的位置，但是请允许我们保留你的资料，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们再跟你联系。到了新加坡以后大概四五个月，我收到了一封默克公司在日本的亚太地区总部的来信，当时就是亚太地区的总裁，我后来的老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从德国总部拿到了一些你的材料，说你对进入工业界很感兴趣，希望跟你联系跟你见面。于是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说，我很愿意，我们怎么见面，我在新加坡你在日本，他说我会安排去新加坡出差，到时候再跟你联系。又过了几个星期或者一两个月说请你几月几号到新加坡机场接某一个班机见他，他一坐下来就是两句话说，当时说的是德语，他说很高兴能够见到你，第二句话说我现在没有位置给你。
叶蓉：你没有觉得凉水一下子泼下来？
张达：我觉得好像又突然又不突然，因为他在所有的来信当中只是说想了解我的情况，所以去机场见他面的时候，我希望值也不是很高，也许是他开门见山的第二句话，我现在没有明确的位置给你，只是想跟你见见面聊一聊，反倒使我放松很多。又过了两三个月，他说我希望能够跟你见第二次面，同样又在飞机场，这次就比较明确，他说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一起合作，但是默克公司在新加坡没有分公司怎么办。我说我现在有护照各方面的局限我只能待在新加坡，他还提到说有可能从新加坡去马来西亚工作，大家探讨了半天，第二次会谈也就这样不了了之。然后过了几天以后，这次便很快，他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你愿不愿意去别的地方，我说哪里叫别的地方，他说我们在澳大利亚有个分公司，你假如愿意的话，我希望安排你去澳大利亚工作，那我说行啊，他说我现在不能保证过多长时间，过一段时间你还是应该回到亚洲来工作，替默克，那我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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