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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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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 
领导者往往摇摆不定:其中有些人受过良好的人文和社科教育,愿意为自己和他人争取更多的自由;但在履行职责的过 
程中,也有很多人在传达和实施这些限制时变成了小暴君。 
同时,敢于试探可允许的公开讨论界线的人,一般说来都不是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人。那些「阶级出身不好」 
的党外知识分子多年来已经被吓得噤若寒蝉,也没有站在公开批评的前列。实际上,在后毛泽东时代冲击言论边界的人, 
通常都是勇敢的年轻人、党员和老干部,或是有当权的亲朋好友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的人。 
从原则上说,邓小平赞成扩大自由,他愿意在这方面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由于他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最 
终责任,当他对秩序能否维持产生深切疑虑时,他会迅速收紧控制。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感受到了群众对于结束文革、 
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广泛支持,因此他允许了两次重要论战的开展,这扩大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这两次论战一次是 
在民众中自发产生并对公众开放的,它最初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道墙上,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西单民主墙」,后 
又扩散到全国其他城市。另一次是党发起的论战,只局限于党内,它使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内主管文化政策的领导干部走 
到了一起,探讨他们在新时期工作的指导方针。 
民主墙:1978 年 11 月1979 年 3 月 
在中国的村镇、城市社区以及公车站这类人群聚集的地方,在宣传栏上张贴官方公告和报纸,是一种延续了多年 
的习惯。北京最受公众关注的地方,大概是天安门以西几百米处的西单一面墙上的宣传栏。这道巨大的灰砖墙有三米多 
高,二百米长,它旁边是北京最繁忙的公车站之一,有多路公车交汇于此,乘客熙熙攘攘。在文革期间,西单墙上贴满 
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枣他们被称为「走资派」枣的大字报。在 1976 年 4 月 5 日示威期间,墙上又 
贴了许多谴责「四人帮」、歌颂周恩来和拥护邓小平的大字报。 
1978 年 11 月 19 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不到一周后,在新的政治气氛下,报刊销售点还尚未开售的共青团杂 
志《中国青年》的完整一期,被一页一页贴到了墙上。共青团这个培养未来党员的部门,此刻站在了群众为扩大自由而 
努力的前线。这本共青团杂志在文革期间被关闭,几个月以前它成为最先获得复刊批准的杂志之一。在胡耀邦的鼓励下, 
 
 
共青团的干部把杂志第一期送厂付印,计划于 9 月 11 日发行。但是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看到打算刊出的内容后,立 
刻下令把它撤回。他批评说,杂志没有华主席的题词、没有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却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 
可是杂志编辑部的人员并不那么容易屈服。几天后的 9 月 20 日,一些杂志被送到了报刊销售点。  '81'但是到了报 
刊销售点后,汪东兴马上又让人把杂志全部收回,不许再发售,并禁止它再发行。11 月 19 日出现在西单墙上的,便是 
这一期被收回和禁止发行的杂志,这件事发生在北京市委决定给「四五」事件平反的四天之后。 
张贴出来的杂志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这份共青团杂志中的一些文章强烈要求为那些因参加「四五」游行仍在蹲监 
狱的年轻人平反。还有一些文章反对「两个凡是」,提出的问题不但涉及林彪和「四人帮」,而且直接涉及毛泽东。有 
一篇文章说:「请大家扪心自问,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林彪能获得权力吗?请大家扪心自问,难道毛主席不知道江青是 
叛徒?没有毛主席的同意,『四人帮』能达到打倒邓小平的目的吗?」  '82'不难理解,毛泽东的前贴身卫士和忠实的维护 
者汪东兴,为何会对这些批评感到恼火。 
共青团的杂志张贴出来以后,几个大胆的人又开始张贴另一些材料,许多材料批评了 1976 年清明节的镇压。最 
初,一些路过的人对大字报连看都不敢看,更遑论张贴新的大字报。然而几天以后,并没有人受罚,尤其是有传言说邓 
小平支持张贴大字报的自由,于是人们变得大胆起来。经历了信息受到严密管制的十年文革之后,很多人仅仅是好奇。 
还有些人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任何「错误观点」都可能引致惩罚和侮辱,甚至被下放农村,所以仍然心有余悸。然而 
随着新的大字报在西单墙继续出现,那里开始弥漫着一种兴奋感。 
有些人张贴诗词、简略的个人描述或哲学文章。有的大字报是用毛笔书写的,也有的是用钢笔写在笔记本纸张上 
的诗文。许多大字报出自年轻人之手,他们是高干子女,能窥探到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变化。还有一些 
贴大字报的,是因为突然获得自由而异常兴奋的年轻人,但他们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社会里,缺少经验和智慧去恰当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在文革的恐怖时期,个人不敢检验自己的观点,群众运动并不能使他们在策略上变得成熟。此外,鼓吹 
自由民主的人,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对国外的情况缺少体验,知之甚少。他们开始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又看到另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远比中国发达,于是对西方民主表现出几近天真的信仰。  '83'还有一些人写道,他们被灌输的 
一切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枣全都是错误的。西单墙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西单民主墙」,或简称「民主墙」, 
在最高峰时,每天有数万群众驻足于这道墙前。类似的墙也出现在了全国其他一些城市。 
大字报写得激情洋溢。有些作者因害怕报复采用了化名;也有些人为了要求得到赔偿而采用真名实姓。一些偏远 
地区的人,也千里迢迢来到城里张贴他们的申冤材料。很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或有亲人遇害的人,终于有机会诉说他们 
的遭遇。那些仍有亲友在农村、监狱或被监视居住的人,要求为受害者恢复自由。被迫害致死者的亲人,要求为他们的 
家人恢复名誉,以使他们自己能够脱离苦海。在 1967 年后下乡的 1;700 万知青中,当时还只有大约 700 万人获准回 
城。 ' 84'很多抱怨来自于那些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或得到好工作的机会、仍在农村忍受贫穷的人。还有一些政治上老练的人, 
隐晦地提到党内正在发生的争论,抨击「两个凡是」,要求重新评价「四五」事件。 
11 月 26 日,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两个凡是」上公开作出让步的次日,邓小平对日本民社党党 
魁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 
出气。」 '85'邓反问道:「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 '86'此外,叶帅和胡耀邦也表示支持群众用大字报 
表达他们的观点。 
同一天下午,当《多伦多环球邮报》的约翰?弗莱泽(John Fraser)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一起去看 
西单民主墙时,围在他们身边的数百人听说诺瓦克次日能见到邓小平,便让会讲汉语的弗莱泽将一些问题转告给诺瓦克, 
让他向邓小平提出。弗莱泽答应第二天下午向他们报告结果。当弗莱泽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回到民主墙时,有数千人已 
在等着听邓小平的答覆。当听弗莱泽说到党很快要为彭德怀正式恢复名誉时,喝彩声响成一片。当他说邓小平表示「民 
主墙」是一件好事情时,人们又释然地报以欢呼。'87' 
随着人群每天在西单墙前聚集,异常兴奋的中国人渴望了解情况,急切地与外国人交谈,向他们提出了一大堆有 
关民主和人权的既幼稚又极为真诚的问题。例如:你们国家由谁来决定报纸电台的报道内容? '88'多年来一直希望民众能 
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外国记者,热情地向本国报道了民主墙前真诚的交谈和热烈的气氛。虽然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向中国人 
报道西单墙上的内容,但是它们透过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传回了中国。 
西单墙前的群众一直很守秩序。但是几周之后,有些人开始贴出有政治诉求的言论,要求民主与法治。北京的公 
安干部报告民主墙附近有一些打斗情况发生,并担心那里有增无减的人群可能会威胁到治安。事实上,邓小平在 11 月 
 
 
底与佐佐木良作的谈话中就已经警告说,有些大字报的言论不利于安定团结和实现四化。但是,在民主墙出现一个月之 
后,当三中全会临近结束时,中国的高层领导仍然愿意支持用大字报表达意见的自由。例如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 
幕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89'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夕的 12 月 13 日,邓小平把他的政研室成员、也是为他写三中全会讲话稿的笔杆子之一于 
光远叫到一边,让他草拟一篇支持西单民主墙的讲话。他对于光远说:「有点儿反对的声音有什么坏处?」'810'尽管《人 
民日报》没有报道西单的事情,但报社里支持「民主墙」的人在 1979 年 1 月 3 日发表了一篇大胆的社论〈发扬民主和 
实现四化〉,其中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真正可怕的倒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害怕人民讲话,实际是软 
弱和神经衰弱的表现。??安定团结和发扬民主并不是对立的。」'811' 
民主墙上的言论在 1 月中旬变得更加政治化。1 月 14 日,一群人打出了写有「全中国受迫害的人」的旗帜。他 
们宣布「要民主,要人权」,从天安门游行到中南海的大门口,这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们要进入 
大门,但被武装军人拦住。目睹这些抗议者的英国外交官罗杰?加塞德(Roger Garside)说:「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愤 
怒的一群人。」'812' 
还有一些群体开始自印杂志,向那些来看西单墙的人免费发放。1 月 17 日,一群自称「中国人权联盟」的抗议 
者印了一份「十九条宣言」,要求言论自由、对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评价的权利、公开政府预算、允许旁听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允许与外国大使馆自由接触、为知青安排工作等。'813'这些愤怒的抗议发生在邓小平出发访美的前几天,但邓 
小平并没有对此进行限制。他知道,如果他在访美前夕压制「民主墙」,这种做法会被西方媒体报道,有碍访问取得成 
功。然而,当 2 月 8 日邓小平从美国和日本回来后,他没有再让于光远给他看那篇支持「民主墙」的讲话稿。更重要的 
是,他根本未做过这次讲话。'814'  到 3 月时,民主墙上张贴了更多抨击中共统治基本制度的文章。由于政府未加限制, 
人们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开始批评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开始批评邓小平。 
3 月 25 日,曾经当过兵的北京动物园职工魏京生,大胆迈出了突破旧框框的一步,他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 
独裁〉一文,点名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魏京生没上过大学,这篇文章也缺乏对民主的深入分析,但是激情 
弥补了他所欠缺的成熟。他有一个藏族女友,其父被投入监狱,母亲被关起来后因不堪凌辱而自杀。魏京生本人曾被安 
排到新疆的边远地区工作,他所见到的乞讨者让他内心不安。他想搞清楚的是,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一些干部却享受 
着极为舒适的生活。他抨击中共用「四个现代化」的口号遮掩这个事实上并未改变的阶级斗争体制的弊病。他质问道: 
「今天人民享有民主吗?没有。人民不想当家作主吗?当然想??人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有了清楚的方 
向和真正的领导者枣民主的旗帜。」'815'魏京生的这些公开言论使他立刻成为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他被奉为中国要 
求新的民主制度的头号代言人。 
大约就在这时,中国的对越战争(中国称之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结束,邓小平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转向「民 
主墙」和理论工作务虚会等国内事务(关于这场战争见第 18 章)。直到那时「民主墙」在政治上对邓小平一直有很大 
价值:它使群众能够有一个渠道表明他们反对「两个凡是」,反对「四五」事件的处理方式,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这为 
邓小平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使他可以实行新的路线,而又不必亲自参与这种批判。 
邓小平刚刚接过权杖时,可能理论上认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励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讨论。但是,当抗议者吸 
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正像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所说的, 
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虽然华国锋是党的主席和总理,但决定压 
制批评的是邓小平。3 月 28 日,北京市政府的干部根据正在发生变化的政治气候和邓小平本人的意见,发出规定宣布: 
「禁止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大字报、书籍、杂志、 
图片等材料。」'816' 
就像在中国的帝制时代一样,维持秩序靠的是统一命令,对为首者要严惩不贷,以儆效尤。3 月 29 日,即魏京 
生在民主墙贴出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四天后,他就被抓了起来,邓小平的压制也在继续。魏京生被捕后,去西单民主墙的 
人一下子少了许多,只有少数大胆的人还在贴大字报。消息灵通的外国人估计,在随后几周里北京大约逮捕了 30 人枣 
与 1957 年或文革时期有成千上万人被捕这一点相比可谓九牛一毛。没有关于死亡的报道。'817'一些剩余的大字报被转 
移到了月坛公园,那里距西单太远,步行前往很不方便,游客相对西单也少得多。媒体开始发表批评民主墙上一些大字 
报的文章。在月坛公园也派了干部,查问想贴大字报的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818' 
西单的大字报在 1979 年 12 月才被 
 
 
正式禁止,但是「民主墙」在 3 月底就已寿终正寝。据于光远说,胡耀邦作为一名听话的干部公开支持了邓小平的决定, 
但是参加过理论工作务虚会公开讨论的干部都知道,胡耀邦个人认为允许更大的自由并不会威胁到社会秩序。 
民主墙被禁时,普通群众中很少有人敢站出来抗议。'819'虽然党内有很多人坚决拥护邓小平的措施,认为这对阻 
止文革式的动乱很有必要,但是也有一些党的干部,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对邓小平的决定深感不安。'820'在于光远看来, 
邓小平从 12 月中旬支持「民主墙」到三个月后将其关闭,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821'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 
1978 年 9 月底,叶帅担心「两个凡是」的拥护者和赞成「实践标准」的人之间的争论会造成分裂,于是提议开 
一个会,为党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工作确立共同的基本指导原则。'822'叶剑英对经济工作务虚会的成功记忆犹新,他认为 
通过对理论原则展开自由讨论,能够把进入新时期的中共领导人团结在一起。12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在得到 
其他领导人的同意后,华国锋正式宣布了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计划。'823' 
务虚会的第一阶段从 1979 年 1 月 18 日开到 2 月 15 日,中间有从 1 月 26 日起的五天春节假期,主办者是中 
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824'会议的具体方案完成时,高层领导对「实践标准」战胜了「两个凡是」已形成普遍共识。 
胡耀邦刚刚担任了宣传部长,保守势力的领导人、主管宣传的汪东兴也作了检讨。负责筹备会议的人多是宣传领域内思 
想开放的自由派干部。胡耀邦在务虚会开幕式的全体会议上说明了会议的目的:检讨过去 30 年宣传领域的工作,就党 
如何支持对外开放和四化建设制订蓝图。他赞扬了「四人帮」倒台后在解放思想上取得的巨大进步,指出在倡导「实事 
求是」的邓小平的领导下,这两年的进步在最近几个月里有了新的收获。胡耀邦又说,会议的第一阶段一直开到 2 月中 
旬,将分成五个小组。'825'第二阶段是规模更大的会议,有来自全国各地宣传部门的四百多名领导人参加,他们将为落 
实第一阶段形成的共识制定计划。 
胡耀邦为各小组选定的召集人大都是来自报社、大学、研究机构或宣传部门的一些思想开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尽管有些与会者,如吴冷西和胡绳,思想较为保守,但在五个小组的召集人中,有四人枣胡绩伟、于光远、吴江和周 
扬枣都是稍早进行的「实践标准」论战中的活跃分子,这场论战间接批评了僵化的毛泽东正统思想;五人中的最后一 
个是跟于光远关系密切的自由派童大林。'826' 到会的两个最重要的高级干部是周扬和陆定一,1957  年反右运动期间他 
们在宣传部门担任要职,但后来他们都对反右运动十分后悔,因此成了大力主张扩大自由的人。参加务虚会的人来自全 
国各地。北京的会议之后,很多地方也各自召开了类似的会议。'827' 
会议开始时民主墙前已经如火如荼,但西单的民主墙是无组织无计划的群众运动,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则自始至终 
都作了细心的安排。此外,西单的大字报作者和读者都是在民主墙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参加务虚会的 160 人则是精心挑 
选出来的党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都能相互交流,与民主墙上的大字报相比他们的讨论更加细致,反映着 
对党史和世界局势更全面的理解。尽管如此,这两个场合也有着共同的基础:即一种发自内心的愿望,要为新时期营造 
更加开放的思想气氛。这两个场合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是务虚会的成员之一,曾奉命汇 
报西单民主墙的情况。他去那儿看了之后,回来向务虚会的与会者汇报说,民主墙看起来气氛活跃而平和,大字报上的 
言论是诚恳的。'828'另一些参加务虚会的人根据自己对民主墙的观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胡耀邦在主持务虚会时,力求同时得到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个人的支持。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先请 
华国锋过目批准,并在讲话中赞扬了在华领导下取得的成绩。邓小平正忙于出访美国和攻打越南的事,但是在 1 月 27 
日,即邓动身前往美国的前一天,胡耀邦向务虚会传达了邓听取会议讨论情况汇报时的讲话。邓小平说,现在谁也不清 
楚哪一种民主适合中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思考。他让胡耀邦组织一个二十到三十个人的班子,搞清楚相关问题, 
然后准备一篇论述民主实践的两到三万字的文章,在五四运动 60 周年时发表。邓小平说,文章要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将 
超越资产阶级民主。'829' 
务虚会上的气氛可以用《人民日报》前总编吴冷西的遭遇作为一个缩影。吴过去一直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他被要求写一份检讨,但他的第一份检讨被判定为敷衍了事,他只好又写了一份。自由派正在占上风,但他 
们所采用的手法,与过去为支持极左事业而采用的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党内团结的做法相类似。与会者提醒吴冷西 
说,邓小平在 1978 年 8 月 23 日就明确告诉他,《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要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精神。吴冷西承认,他是因为不想损害毛泽东的威望才赞成「两个凡是」。他承认自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830' 
 
 
胡耀邦的会议开幕词鼓励与会者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831'新的气氛突破了限 
制,使人们能以前所未有的坦率批评党内事务。与会者可以批评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思考可接受的新界线,以便提供更 
大的思想空间。《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强烈主张更大的自由,他在发言中谈到一个问题:毛泽东及其少数几个追随 
者为何能把全国人民带入大跃进这样的灾难?他指出,1957 年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让他们变得噤若寒蝉,因此无法阻止 
毛泽东犯下可怕的错误。人民大学的哲学教授张显扬走得更远,他将「四人帮」称为「法西斯专政」。后来担任中国社 
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严家其则提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应当对所有干部的任期作出限制。'832' 
然而,从务虚会一开始,有些人就担心一旦政治风向有变,最高领导人再度变得保守,他们就有可能惹上麻烦。 
一个与会者说,不能再像 1957 年「百花齐放」时那样,要提供法律保障,使敢言者不至于受到惩罚。'833' 
就像这类会议通常的做法一样,印好的会议总结材料被分送给未出席会议的高层领导。有些高层领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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