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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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会者说，不能再像　1957　年「百花齐放」时那样，要提供法律保障，使敢言者不至于受到惩罚。＇833＇　
就像这类会议通常的做法一样，印好的会议总结材料被分送给未出席会议的高层领导。有些高层领导看过报告后　
批评说，会上的理论家们走得太远了。同时，香港和外国记者开始谈论「非毛化」，这迫使中国领导人要证明他们没有　
这样做。有些领导人甚至担心，赫鲁晓夫实行的非史太林化政策削弱了党的权威，理论家们有可能步他的后尘。＇834＇党　
内的老干部们确实开始批评说，务虚会上的观点很危险，理论家们近乎在批评毛泽东时代发生的一切事情。一些在毛时　
代担任要职的老干部担心，对毛泽东日益高涨的批评有可能使自己也受到牵连。有些人开始怀疑，胡耀邦等人在务虚会　
上是不是在搞反毛反党的「修正主义」。　
以某些老干部为一方，以「民主墙」和务虚会上大胆敢言的人为另一方，这些人之间的裂痕被证明是难以弥合的。　
＇835＇在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全会上支持邓小平的陈云和李先念等人开始表示担心：对党的批评正在走得太远，有可能　
威胁到党维护纪律和秩序的能力。胡耀邦觉察到了保守派反击的危险，他警告与会者说，有些个人的批评超出了善意批　
评和党员行为准则的界限。在　2　月　28　日中宣部召开的新闻工作者会议上，胡耀邦又说，毛泽东虽然犯过错误，「但我　
们必须客观地承认毛主席的伟大贡献」。＇836＇然而这些话并不足以阻止党内保守派继续批评他和务虚会。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　
3　月　16　日，即中国军队打了一个月的仗后撤出越南的当天，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对对越战争作出说明。此时他　
已经完成了访美和对越战争，因此能够重新关注国内的基本政治问题。他向与会者保证，总的形势是好的，有利于全国　
的安定团结，但是他警告说，也存在着一些隐患，因此必须坚定地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他警告说，不然的话，党本身也　
会受到攻击，这有可能导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否定，对整个这段历史的否定。邓小平认为，为了维护安定团结，党应　
当把对一些历史问题枣例如文化大革命枣的评价先放一放。这位中国头号领导人提醒说，报纸对这个问题必须当心。　
＇837＇　
邓小平看了务虚会第一阶段小组会的报告后，同意其他高层领导人的观点，认为党内理论家在批评中共和毛泽东　
上已经走得太远。毛泽东在　1957　年发动「双百运动」后感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太过分，邓小平在　1979　年也觉得知识分　
子再一次走过了头。然而，他接受了毛在　1957　年进行反击的教训，他不想作出过度的反应，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与　
此同时，支持「民主墙」和务虚会第一阶段精神的人私下抱怨说，由保守派的胡乔木和邓力群监督起草的会议总结报告　
夸大了对党的批评，目的是为了刺激邓小平，让邓小平同那些要求更多民主讨论的人决裂。＇838＇邓小平对《人民日报》　
副总编王若水尤其气愤，他不但批毛，还让香港媒体发表了他的观点。像党的其他高层干部一样，邓小平始终认为，党　
内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不应当公之于众。　
在准备务虚会的讲话时，邓小平再次谘询了胡乔木，胡也出席了第一阶段的务虚会。邓小平在　3　月　27　日与胡乔　
木、胡耀邦等人一起讨论了讲话草稿，这是在魏京生贴出那张让党内老干部感到恐慌的民主大字报两天以后。邓小平想　
要允许比毛时代更多的自由，但他也希望确立一些原则，明确划定哪一些政治言论可以接受，哪一些则不可接受。他对　
胡乔木、胡耀邦和其他讲话起草人说，要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说明自由的界限。＇839＇虽然准备这篇讲话只用了两三天时　
间，但它不仅为务虚会第二阶段定了调子，而且成为此后二十多年判断文章、书籍或电影在政治上是否违规的指导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1979　年　3　月　30　日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线。写作　
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仍然承认，中国在某些领域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也会犯下严重错误，也会　
出现倒退，例如林彪和「四人帮」造成的情况。但是他否认中国的问题是由社会主义造成的；在他看来，中共统治之前　
的封建历史和帝国主义才是成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缩小了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还会继续缩小　
这种差距。此外，尽管允许「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枣这仍然是现代化的基础，但是为了对付反对社会主义及其社会　
秩序的敌对势力枣包括反革命分子、敌特人员和犯罪分子枣无产阶级专政仍是必要的。他说，就像现代化一样，民　
主化也只能逐步加以发展。＇840＇　
如果邓小平认为有什么事物是神圣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受到批评时他会本能地发怒，强调公开批评党是不　
能容忍的。他承认「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　
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他说，历史不是由一个人创造的，但人民会对这个人表达崇敬。＇841＇民主墙和理论工作　
务虚会上泛滥的批评，能帮助邓小平弱化对毛泽东正统思想的坚持，不再死板地解释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为批评党　
在过去　20　年的错误创造了空间。但是，邓小平仍不想让自己以批毛者的面目出现，他仍要在公众面前维护毛泽东的伟　
大形象。　
叶帅希望统一全党思想的目标未能达成，因为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愿望与顽固保守派的担心之间的裂痕太大，难　
以用一团和气的辩论加以弥合。＇842＇　最终，邓小平还是要自上而下地强行贯彻统一枣他发表了一篇强硬的讲话，并以　
国家权力作为后盾。邓小平见过党内分裂，并对此深恶痛绝，他深信，如不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中国还不足以达成国　
家团结。在邓小平　3　月　30　日的讲话之后，务虚会分成　12　个小组，与会者就如何贯彻邓小平的指示讨论了　3　天。　
作为一名遵守纪律的党员，胡耀邦于　4　月　3　日在务虚会闭幕式的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立场。＇843＇但是，在务虚会第一阶段听过胡耀邦讲话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本人更希望看到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他相信　
国家不会因为人们更自由地表达不同观点而陷入混乱。＇844＇尽管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致力于现代化，仍然合作共事，但是　
在如何划定自由的界限上，他们的分歧却愈演愈烈，最终导致邓小平在　1987　年决定将胡耀邦撤职。　
党内领导人固然理解邓小平的讲话，但对知识分子来说，隐含的信息是令人沮丧的：自由的范围已经收窄。民主　
墙未被正式关闭，但邓小平的讲话如同一盆冷水，再加上魏京生的被捕和对继续贴大字报者的恐吓，「民主墙」结束了，　
文化领域将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的希望也随之破灭。期盼更多自由的人，难以忘记「民主墙」那段热情洋溢的时光和　
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富有洞见的思想探讨。中国社科院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再多言，但很多人对新政策并不服气。　
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所导向的更加保守的新路线，也逐渐反映在官方的媒体上，而参加务虚会的人也开始努力　
适应新的政治现实。《人民日报》5　月　5　日的一篇社论说：「有人认为民主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但我们主张的是在集中　
指导下的民主。」＇845＇　　下级干部按照更为收紧的新路线开展宣传。＇846＇很多知识分子对自由受到的限制深感失望，但是与　
毛泽东在　1957　年的反右相比，邓小平的反应要有节制得多。邓小平知道要实现现代化，他需要知识分子的合作。四项　
基本原则宣布之后，知识分子在公开批评中共上变得更加谨慎，不过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受到批判、羞辱或被撤职。＇847＇　
一些最著名的批评者获准出国居住，在国外继续发表言论。事实上，从　1979　年到　1992　年这个时期，大趋势是自由讨　
论的空间在不断扩大。虽然不满于那些愚蠢而随意地管制言论自由的做法，但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寻机突破自　
己的自由界限。为言论自由设定一劳永逸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只要邓小平允许尝试新观念，让知识分子与他合作，他就　
得允许比　1978　年以前更大程度的自由。　
在　1979　年　10　月底的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大会上，邓小平尽力维持着自由与控制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平衡，采取　
的办法是支持或至少被动接受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时斥责那些他认为可能威胁到中共权威的批评。在准备大会的讲话稿　
时，邓小平的手下把稿子给了周扬一份枣周在　1950　年代是文化沙皇，1970　年代后期却变成了为知识分子争取更大　
自由的带头人。周扬建议邓小平不要长篇大论，邓按照他的建议念了一篇简短的贺词，他赞扬了中国人民的艺术创造力，　
肯定了他们在　1950　年代取得的进步，批评了林彪和江青对创作自由的限制。他说，展望未来，他期待着文化领域的继　
续进步。他的讲话博得了文学艺术界人士的热烈掌声，包括那些仍对他的「四项基本原则」讲话感到不满的人。＇848＇不　
像　1957　年的毛泽东，1979　年的邓小平并没有在知识分子主流中失去人心。很多私下抱怨政府任意作出限制的人，继　
续为四化积极工作。但是，在邓小平统治时期，到　1992　年他退出政治舞台为止，在自由的边界问题上他将面对持续不　
断的拉锯战。＇849＇　
这场拉锯战最终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导致了一场悲剧。　
　
　
＇81＇Roger　Garside；　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82＇Roger　Garside；　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83＇Roger　Garside；　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p。　
237；　243244。　
＇84＇Roger　Garside；　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　
241。　
＇85＇Roger　Garside；　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86＇Roger　Garside；　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p。　
196197；　Robert　D。　Novak；　The　Prince　of　Darkness：　50　Years　Reporting　in　Washingto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Merle　　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work　　and　　the　
Theory　Conference　of　1979；〃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6　（June　1991）：　223。　
＇87＇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work；〃　pp。　223225；　237；　243244。　
＇88＇Ibid。；　pp。　220221。　
＇89＇　　　胡　　　绩　　　伟　　　：　　　〈　　　胡　　　耀　　　邦　　　与　　　西　　　单　　　民　　　主　　　墙　　　〉　　　，　
：。shufa。orgbbsviewthread。php？tid=85030　　（2010　年　8　月　6　日访问）。　
＇810＇2001　年　1　月对于光远的采访。　
＇811＇此文收入　Garside；　ing　Alive；　p。　247。　
＇812＇此文收入　Garside；　ing　Alive；　p。　255。　
＇813＇此文收入　Garside；　ing　Alive；　pp。　431434。　
＇814＇2001　年　1　月对于光远的采访。　
＇815＇Garside；　ing　Alive；　pp。　231233；　263284。　
＇816＇Garside；　ing　Alive；　p。　257。　
＇817＇Garside；　ing　Alive；　pp。　257259。　
＇818＇一位西方学者的观察，无日期。　
＇819＇Garside；　ing　Alive；　p。　259。　
＇820＇朱佳木：〈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的　　41　　天：中央工作会　
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页　308。　
＇821＇2001　年　1　月对于光远的采访。　
＇822＇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页　
133。　
＇823＇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页　321325。对　
务虚会的记述见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下册）（香港：泰德时代出版社，2007），　
上册，页　293315、341347；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下册）（香港：时代国际出版　
有限公司，2005），上册，页　355367、385387；萧冬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0　卷：历史的　
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页　6982；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76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　273356。　
＇824＇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328。　
＇825＇发言全文见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册，页　355367。　
＇826＇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work；〃　p。　229237；　　沈宝祥：《真理标准　
问题讨论始末》，页　323327。　
＇827＇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370371。　
　
　
＇828＇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册，页　306；《国史？第　10　　卷》，页　
67；2001　年　11　月作者对王若水的采访。　
＇829＇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册，页　306；《国史？第　10　　卷》，页　
67。　
＇830＇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342347。　
＇831＇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321333。他的讲话的部分内容见页　321323。　
＇832＇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5054。　
＇833＇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owrk；〃　pp。　229235。　
＇834＇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367370。　
＇835＇《国史？第　10　卷》，页　6574。　
＇836＇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册，页　322324。　
＇837＇DXPNP2，1979　年　3　月　16　日，页　493。　
＇838＇Ming　Ruan；　Deng　Xiaoping：　The　Chronicle　of　an　Empi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4）；　p。　56。　
＇839＇DXPNP2，1979　年　3　月　27　日，页　498500。　
＇840＇SWDXP2；　pp。　183184。　
＇841＇SWDXP2；　pp。　181183。　
＇842＇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36139。（叶剑英对邓小平的讲话不以为然。见页　137。）　
＇843＇〈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结束语〉，1979　年　4　月　3　日。这个讲话的摘要见　
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页　345347。　
＇844＇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38139。　
＇845＇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work；〃　pp。　236237。　
＇846＇《国史？第　10　卷》，页　165247。　
＇847＇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35137。　
＇848＇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55156　页。　
＇849＇见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及　Merle　Goldman；　From　
rade　to　Citize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　9　章　

苏联和越南的威胁：19781979　
1977　年夏天邓小平重新掌管国防和外交工作后，面对着两个首当其冲的问题：一是对抗苏联和越南的威胁，维　

护国家安全；二是为争取外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帮助打下基础。　＇91＇为了减少苏联的军事威胁，他努力加强与邻国的关系，　
阻止苏联的势力扩张。为了给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帮助，他转向日本和美国。为了达成这两个目标，他在　1978　年　1　月后　
的　14　个月里出访多国，访问的国家数量超过了他一生其他时间到访国家的总和。在这些出访中，他改善了中国与亚洲　
大陆邻国的关系，使中国的开放程度超过了　1949　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他使中国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全面交流思想的道路。这五次出访中，他去了缅甸、尼泊尔、北韩、日本、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美国。在这　14　
个月里，邓小平还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与美国进行了关系正常化谈判，并将中国带入了一场对越战争。　
邓小平担负起外交职责　
1977　年夏天恢复党内工作时，邓小平并不想主持外交事务。有一次他甚至说，他不愿承担这项工作，因为它太　
耗神了。可是中国需要邓小平主管外交，不仅因为　30　年来他几乎一直陪同毛泽东或周恩来接见外宾，而且他本人从　1973　
年夏天到　1975　年底就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指导下负责外交事务。他的同事都认为，周恩来去世之后，在外交知识、战略　
思想、与外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以及既争取外国人的善意又坚定地维护中国利益这些方面，其他领导人都难以与他相比。　

中国的外交官可以具备有关其他国家和以往谈判的丰富知识，例如黄华　＇92＇枣1976　年　12　月他取代乔冠华成为外交部　
长，但往往缺少作出重大政治判断的自信，也没有足够的地位与外国领导人平等相处。　
外交一向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外交方面都是世界顶级的战略家，他们充满自信，能　
够与外国领导人平等地打交道。在　1978　年以前，虽然中国仍然比较封闭，但他们都把外交视为大事，亲自承担着领导　
外交的工作。　
毛泽东会见外国人时散发着帝王般的自信，谈论哲学、历史和文学，纵论天下大势。周恩来在国内外会见外宾时，　
则表现得博学而儒雅，他态度亲切，体贴入微，对客人照顾得十分周到。他既谈大事，也愿意讨论细节。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对国家有着出于本能的忠诚，具有战略眼光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也同他　
们一样，邓小平在会见外国人时，不但要完成既定的会谈内容，还会努力摸清来访者的性格和目的。但是，与毛和周相　
比，邓关注与中国有关的重大问题时更有系统性，也更加坦白直率。在会见外宾前，邓小平不接受口头的情况简介；他　
会阅读下属准备的有关来访者及其来访目的和应讨论议题的文件。像过去毛和周的情况一样，通常会有一名外交官先行　
会见外宾，由他把来访者的意图告知邓小平，邓小平再接见他们。　
驻京外交官都十分尊重邓小平，认为他是个可以打交道的人。外国来访者也很喜欢邓小平，他机智、专注，讲话　
直言不讳，愿意解决问题。乔治？布殊在　1975　年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时经常与邓小平见面，他说：「他态度明确，　

讲话直率，使人不会误解他的意思。　　＇93＇黄华曾多次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国外的来访者，他在谈到邓小平时　

说：「他能很好地抓住主要问题，深刻理解并简单说明问题的实质，果断并且直截了当地作出判断和决定。」＇94＇　
毛泽东对中国怀有过于宏大的、超越了现实国情国力的构想。邓小平与毛不同，他一向很现实，承认中国的弱点　
和落后。但是他也具备基本的自信：他知道自己代表着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它有着悠久而伟大的文明史；他的力量不　
但来自他个人战胜重重挑战而取得成功的经历，也来自于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全面了解。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不同，他　
无意讨好洋人。无论洋人如何摆出泰山压顶的气势，他从不自觉矮个半截。相反，他在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把他们　
视为解决问题的伙伴，很快就直奔主题。由于没有心理负担，他便能既不畏强也不凌弱地坚决抵制他认为不符合中国利　
益的外来压力。　
　
　
但邓小平并非总能展示这种自信。1974　年他第一次访问纽约，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他的讲话让人觉得拘谨而　
刻板，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部下会把他的一言一行汇报给毛泽东。他在　1975　年时仍然很小心，因为在所有重大外交政策　
问题上他仍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邓小平也承认，周恩来的知识和经验远在他之上。但是毛、周去世之后，他就可以自　
主地与外国领导人谈判，不用担心他人的意见。1977　年年中，他重新主持外交工作后，延续了他在　1975　年的政策。　
但是在这一年　7　月之后见过他的外国官员觉得，他变得更加从容自信，更愿意就广泛的外交政策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　
从　1977　年　7　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