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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情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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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牙齿不好，所以我从不吃牛肉。这个道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是不知道呢？一切都是那么的夸张和不真实，棉棉成了一个重金属小丑！
我最想说的是：我心中有一个“文坛”，他们是那些不写作就不能呼吸的人们。他们中有些已经很有名，有一些还从未发表过作品，他们怀抱着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声音，在每个夜晚寂静地劳动。热爱写作，是命运赐给他们的礼物。由于写作，他们开始学习“爱”，并且越来越接近纯洁。这是我所看中的，而且我看到了，我很幸福。我知道我和他们在一起。
我喜欢摇滚乐。但纹身、露阴癖、词语亢奋、双性恋、假发、车祸、吸毒代表不了摇滚精神。我也热爱萧邦、莫扎特，我喜欢一切令我身心投入的音乐。我不是什么“文坛的摇滚乐手”，也不是什么“文坛的靓丽风景线”，因为我很清楚我是注定不属于文坛的，我的写作既不是体制内的写作，也不是体制外的写作，这正是作为作家的棉棉危险的地方。
如果棉棉是一支摇滚乐队，这支乐队一定不是重金属，这个乐队的名字一定不是GUNS＆ROSES（美国的“枪与玫瑰”乐队）。我相信由于我的写作，生活的废墟会化为无限的财富。因此我写作，而我脸上梦想的痕迹，谁能模仿？
作家棉棉：逐渐变成没有目的性的人
无论是在凯悦大酒店的葡京酒吧，还是散落于衡山路的各家风情小店，服务生或是金发碧眼的客人们都会交头接耳地说：棉棉来了。
棉棉从灯光昏暗的门口摇曳而入，黑色上衣，同色系的羽毛围巾闪烁不定的裤子，与酒吧中出入的别的客人并无二致；可一开口，你就会知道：这是棉棉。略粗的嗓子恣肆地谈论一切：生命、情感、男人、爱。
棉棉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成名的，她的小说有人读，却不是那种所谓文学爱好者在读，她的读者大多与她相同，看时尚刊物、泡吧、逛迪厅。她的读者可以通过她的文章，“闻到我的味道”。所以我们也可以找到棉棉的小说《啦，啦，啦》，来看棉棉时30岁的看法。这部写于她25岁时的小说是这样结尾的：“25岁，我是一个没有幸福可言的女人，30岁以后一定要活出味道来。”而具体是什么味道，棉棉却也说不清楚。
很少有人的经历会像棉棉的那样“复杂、自由、无知，而又充满不可知的危险”，用这么几个简单的词棉棉高度概括了她的昨日。棉棉高中未毕业即在深圳、北京等城市“游荡”，过着长达10年的她所谓的“残酷青春”的日子，这段日子她拒绝在采访中回忆，而是通过她的小说展示出来。1996年棉棉开始写作，她的小说代表作《啦，啦，啦》、《糖》、《你的黑夜，我的白天》以及1998年在各大城市举行的“爵士朗姆汽酒”Paty使她名声大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某种人类的代表。摇着头，棉棉说她的20－27岁“太残酷了”，那种残酷在她的小说中仍真实可感：生活于吸毒者、卖淫者中在戒毒所里的迷离恍惚，生活是非常态的，是被我们这个所谓正常世界所遗弃而打击的。
就这样过了10年，直至她开始写作后的第3年，28岁的棉棉开始了对30岁的预感。“过了27岁的女人开始了生理和心理的改变，体味到成熟和冷静的感觉，我开始去用爱来解释很多事情。”多年的动荡生活和27岁的失恋状态使她认识到“爱只要去爱，不期待任何回报”。“爱你的朋友爱你的亲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只要懂得爱与被爱，你就能获得安定的感觉。”30岁时上迪斯科感觉上自己不再是女孩子了，可这种感觉并不强烈，她很快能动情地跳起来。她所唯一追求的也许只是那种自由，30岁的自由。20岁的棉棉曾是完美主义者，认为婚姻特别重要，是完美爱情的一部分，可30岁的棉棉认为婚姻只是一份“工作”，随时可以为了自由而放弃的“工作”。
目前的她确实自由，每天下午4点钟起床，日常生活就是写东西、开Party、睡觉。棉棉逐渐成为一个没有目的性的人，生命对于她，不过是一串串品定的安排，在30岁的时候和什么相遇，她完全无所谓。
她有一种有力度的美、密密的刘海与灵活的眼睛使她显得颇为嚣张。“27岁以前我一直认为自己难看极了，女孩们只照着男性世界规定的样子去打扮自己，而传媒则创造了模范美人的样本。这种背景之下，大多数女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直至现在，棉棉才给自己创造出一个个性的审美世界。21岁的她手上戴满了宝石和钻石戒指。而28岁的她只是化淡妆，穿最简单的衣服。棉棉比大多数女人都更早地认识到，有爱、有自信，女人就美。对于有这种观点的女人，30岁并不可怕。
就这样美丽着，棉棉在上海“让自己闪闪发光、让自己香喷喷的”，充分地享受着城市的生活，享受这个城市：音乐、酒吧、美丽的街道，好看的电影，和好朋友在路边的长椅上聊天，以及污浊的空气，她把握住了城市的本质：“空洞、美丽、虚伪。”抵御空洞的武器：文字。1995年，在深圳天天看录像带打发时间的棉棉发现了“写作”。写作犹如一个秘密的医生走进她的屋子，帮她去除多年以来占据她身体的“糊涂和疯狂”；使她清醒。很快，她的若干小说在某群人中风行起来，评论界也将之称作“海上三巫”之一。她的作品及其特异的风格正影响着一批人，而棉棉对此不屑一顾：“北京的女摇滚乐手纷纷捧着我的书，再去写自传。”而模仿她的人一律被其斥作“傻X”，“我的痛苦不是符号。不能被她们炫耀地挂在自己身上”。谈及文学，棉棉的脏话频率突然增多，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写作者的责任感，不能用劣质品去骗人民的钱。”棉棉的书已开始“骗'老外的钱了，她的几本书被翻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源源不断的稿费给她带来了”自由“的生活。
11点，她站起来，高大而美丽，和她同样英俊高大的外国男友赶去另一家酒吧。突然之间，这家酒吧显得与别的酒吧没什么两样。
关于《糖》的访问
1、你的《糖》作为准确、狂热而无望的摇滚青年的墓志铭打入这个打口的时代。在这点上来说，你的思维是开放的，不拘泥于地域、血统和性别。“上海是母的”，可是你的作品却没有太多的阴气，强烈果敢的身体性和行为性、张扬煽动的情绪、锐利华彩的段章残简，使整部作品呈现出厚重的摇滚特质。我想，这和你早期的音乐生活有关，能谈一谈摇滚乐和你的音乐生活、写作生活之间的关系吗？
答：我没什么早期的“音乐生活”，我也不觉得《糖》有你说得那么好，《糖》应该更好、更彻底，但你现在看到的就只能是这个。
音乐在我的生活中一直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各种音乐我都听。特别是摇滚。好的音乐让我敞开心扉，当我敞开心扉，音乐便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女孩你要爱你的男人，拉着你母亲的手，让她懂你的想法，在暴风雨中行进，进入这个房子建造的过程，进入这个转动的世界，就像一个演员登上舞台。”这是我喜欢的一首歌，多少次我听着这首歌写《糖》。
我很少看书，我觉得看书很重要，但我看书实在太慢，我尽量通过别的方式学习，我不规定自己什么时候写东西，事实上我写东西的时间很少，大多数时间我在打电话和发呆，音乐从早到晚飘在我家里，听音乐听到特别HIGH的时候我可能会写点东西，音乐离身体最近，音乐也参与了我的思维，所以我的写作身体性。这“身体性”并不是指“纯感观”，其实要达到纯感观是挺难的一件事，“身体性”更不是指“欲望”，那太简单。这“身体性”指的是某种透明，某种直接、简单、快速、用感性把握理性的方式。
我能不能写出新东西，通常由我有没有搞到新唱片决定。从写作以外来说，音乐对我的生活有一定的拯救性，就象我小说里写的：我的唱机永远旋转，就象无尽的希望。我的耳朵让我得到了一个如此完美的世界。完美从来就是现在。
2、在你的作品里多次出现关于音乐的句子：“当时唱机里放着THEDOORS。我蒙昧的初夜却似乎和暴力有关。”“当音乐是你特殊的朋友，当音乐是你唯一的朋友……”“我们连续放唱片长达五个小时，从不间断”……从19岁到29岁，音乐像哥特摇滚中灰暗而尖利的力量刺激着你的感官王国，你认为它带给你的敏锐性会随着你结婚生子瞻养父母等等世俗生活，而逐渐疲软消失吗？
答：你说得特别精确，音乐的确像哥特摇滚中灰暗而尖利的力量刺激着我的感官王国。但结婚生子、赡养父母全都因为爱。音乐也是因为爱。很多音乐在表现愤怒，他们愤怒是因为他们爱。我是那种用爱来解释一切的人，所以我不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敏锐性会随着我越来越具体的世俗生活而消失。当然我这么说有点一相情愿，生活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向前，青春是最容易消逝的，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也将随之消逝，这是为什么我这么迷恋我的主题“残酷的青春”。三年的海洛因生活给我带来了什么？什么也没有，除了青春的快速消耗。海洛因就是自己，自己的世界，自己待着，无所谓自己是谁。海洛因是超级垃圾。我们的青春在迷之中。我迷糊地走到今天，也才有了一本不清不楚的《糖》。但我相信我的写作非但是即兴的，而且是即时的，是一种行动。
3：在音乐、生活、和作家作品这三个元素中，哪一种更直接地引发了你的写作？亨利·米勒的作品、垮掉一代的作品、六十年代的迷幻摇滚对你作品中的人物素材有影响吗？他们的行为方式是简单的模仿吗？
答：我的生活直接引发了我的写作，我的生活有很多问题，我的生活一直有音乐，但我没有搞音乐的才能，所以我写作。亨利我只看过几页他的《黑色的春天》，我觉得他是天才，天才写的小说我暂时不看。太年轻的时候看天才的书会导致一知半解的无意识模仿，或者会拼命摸天才的屁股而认为自己也是天才。除了艾伦，我没看过任何垮掉一代的作品。我特别喜欢六十年代迷幻摇滚，他们对我有特别的意义，他们带着一种启示和安慰的力量照亮了我的祈祷。
4、你怎样看待6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对90年代末中国摇滚文化的影响？
答：没有西方文化的影响，就没有中国摇滚的今天。但可能会有更酷的中国摇滚。摇滚并不是西方的摇滚，有人的地方就有摇滚精神，重要的是精神，是情感，比如我一直认为秦腔就是中国的布鲁斯。我特别讨厌那些人总是说摇滚是西方的，这种说法特别狭隘。随着科技的发达，中西方青年文化差异会越来越模糊。不过说到底我对这种问题也没什么兴趣。
5、你对中国现在的“朋克音乐”是怎么理解的，你认为它是否是一种简单的发泄或是一种个人膨胀主义EXPANSIONISM？它是一个必然出现的文化产物吗？在这个意义上说，你经常感到压抑吗？哪怕你的个人生活十分如意完美，歌舞升平，你仍旧感到压抑吗？
答：我喜欢中国的“朋克音乐”，我喜欢是因为一些音乐以外的原因。我觉得中国的“朋克音乐”什么也不是，这正反映了我们的生存状况，所以我喜欢。我不认为它是一种简单的发泄，否则可以干别的，膨胀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膨胀。朋克是可爱的，朋克精神是必然和必须的，朋克音乐永远不会消失，但如果一个人老做朋克也挺不长进的。我经常感到压抑，这和我个人生活如不如意无关。这和我是不是朋克无关。压抑是因为困惑。搞不懂。想不通。真理在彼岸。所以我们会压抑。
6、你认为写自传体的作家就是一个真实的作家吗？
答：什么叫真实？我觉得一个能始终面对自己的作家是一个真实的作家。这需要勇气和智慧。我不是一个自传体作家。希望以后能做一回。那得等到我成为一个赤裸的作家以后。但是一个自传体作家就是一个真实的作家这说法也不对。有很多自传体作家是在扯蛋。有的甚至把没有的事写出来并说这是自传体小说，这种人是最可怜的，用虚荣来玷污文学。
7、虽然从文字上看你是天才，但真实的写作需要勇气、不虚荣、坚持，你认为你一生都能做到吗？如果有一种力量阻拦你的创作，你认为它会是政治吗？
答：我不是天才，我创造了我自己的风格，但我绝不是天才，我知道天才是什么样的，我不是。一般都是知识分子喜欢说我是天才。
真实的写作需要勇气、不虚荣、坚持，你说得特别好，但是还有一点，写作需要神灵引领，写作需要神灵赐于契机，真的。如果有一种力量阻碍我的写作，我想这一定是缘分。
8、你的文字残酷、冰冷，你赞同这种说法吗？在写作中“读者”作为一种字眼，他们会影响你在写作时的连贯性吗？你认为你的作品是写给自己和少数人看的吗？
答：同意。当然不会。没想过为什么人写作，没想过是少数或多数，我只想表达，我对沟通没兴趣。我猜我的读者肯定不在图书馆里。因为我是在街上晃来晃去长大的。
9、性在你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自然得甚至没有一点唯美，它的生物性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在你的小说中，小虫这个人物由性引发的爱滋问题，让人联想到美国影片《半熟少年》，你认为出生在70年代后期的中国街边崽和问题青年最大的心灵隐患是仅仅是“性”吗？靠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能单纯地刺激艺术创作吗？
答：写性的时候我比较客观，我不喜欢把性以外的东西放在性之中，《糖》里那个女孩子就是太喜欢把性和其他情感混在一起了，所以这么多年她都没搞清楚什么是高潮，直到一次毫无感情的“操”。但她很快就不喜欢“操”，这当然是对的，最后她自己开始练习寻找性高潮，这时她已28岁了，这个可怜的女孩终于活得自觉一点了。性的生物性会让我的写作更加充满怜悯，当然这怜悯是以残酷为代价的。中国街边崽和问题青年最大的心灵隐患不是性，是缺少爱以及爱的教育。
10、你对金钱和物质的态度是怎样的？
答：我当然喜欢钱，我喜欢用钱来表达我的爱，或者买一个感觉，比如开一场摇滚PARTY，比如让所有的好朋友都住在一个大楼里，比如吃自己特别想吃的美食。但我对钱又非常不在乎，我同样喜欢并非常善于利用这种不在乎给自己好感觉，我注重平衡。物质方面我喜欢简单、实用、质朴。除了护肤品，我抵制名牌以及假名牌。
11：谈谈你现在的生活吧！（你的阅读、生活方式、对自己未来的期望等等）
答：最近我怀孕了，所以十年来第一次每天晚上睡觉白天发呆。因为戒烟，戒酒，所以写作中断，开始看一点书，摇滚听的不多，听HARDHOUSE听得比较多，PARTY照开，家里买了唱机和调音台，想做DJ。怀孕，生出来的孩子可能是个HOUSEBABY。就这样，我的生活突然被改变了，而且这改变将继续下去。
12、什么是自由？
答：以前我喜欢“私奔”一类字眼，我觉得这类字眼意味着自由之路。后来我吸毒，我觉得毁灭自己是唯一的自由，我觉得吸毒就是通往自由的钢丝。后来我还是喜欢吸毒，我觉得毒品是和神沟通的钥匙。后来我怕。一想到自由就怕。后来我认为自由就是得清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就是不能做。现在我明白人生就是受苦，就是去爱，知道了这点，就获得了无限自由。
关于《糖》的访问（谢海涛问棉棉）
1、有人说你是“用身体写作”，你怎么看？
答：这话是三年前葛红兵第一个说出来，当时他看了我的《啦啦啦》。这句话是因为我的写作而产生的，我的写作并不依照这句话。他的说法带着一种诗意，相对其他作家而言指出了我的写作特点。我想这“身体性”指得不是欲望和感官，而是指一种离身体最近的、透明的、用感性把握理性的方式。喜欢音乐，节奏感强的人会明白我说的这意思。
2、有人说你们是被炒做出来的作家，你怎么看？
答：我不是被炒做出来的。我的《糖》就是我的近十个中短篇小说，写了五年了，早就写好了。在外面折腾了大半年才找到出版商，然后又找不到出版社，我没花太多工夫在这方面，因为这事只能凭运气。现在谁都说我是被炒做出来的，那么半年前为什么只有一个丁晓禾？为什么只有一个戏剧出版社？这本书的策划丁晓禾本身就是作家，所以我运气突然好了。我十六岁就写小说了，《上海文学》知道我的故事，我27岁才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啦啦啦》改了一年才发表。我发表作品和所有的作家一样难。加上我的写作毫无章法，所以有时更难。
3、十六岁时你写中学生自杀，二十五岁时写关于毒品问题的《啦啦啦》，二十六岁写酒吧故事《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这是一种时髦吗？是什么让你对这类内容感兴趣？这和你的经历是否又关？
答：我只写我身在其中的生活，我一直面对自己写作，我写作一直都和我十六岁时一样，只是想表达。写作时我只对表达感兴趣，我没兴趣沟通，更没兴趣赶时髦。十六岁时不可能会觉得“自杀”是时髦，那是件十分恐怖的事情。我从没想到我作品中某些元素会成为“时髦”，这只能说明我的写作力量不够。我在作品中表达我的爱、我的困惑和我的无助，我在作品中分析危险的青春，并且寻找启示。这一直以来都和我的经历有关，我的经历是我的主流，是某些人的主流。我不需要通过写作来表现我的前卫。说到赶时髦，我只在一件事情上赶时髦，那就是音乐，我比较关心这个世界上哪个俱乐部里又出现了新的音乐，这是我的各人爱好问题，我控制不住，我要娱乐。但写作不是娱乐，写作是件需要灵魂时刻在场的事情。别人如果认为棉棉时髦，那是棉棉注定会时髦，但棉棉的写作不会受影响。
4、据说《糖》在市场上卖得相当不错，你怎么看待它的畅销？
答：我只关心我的书是否有能力到达想看的人面前。我在乎我的读者，但对多少人会买我的书这个数字无所谓。作品一旦产生就象我即将出世的孩子，他有他自己的命运。畅销也好不畅销也好，都是和我的写作没有关系的事情。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
5、据说，所谓另类写作潮流已经让一些生于七十年代以后的作者感到恐慌，他们担心如果跟不上潮流，刚刚起步的写作就容易夭折，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答：我认为他们不可能会担心自己跟不上潮流，他们都是些相当有个性的作家，他们对潮流根本无所谓，我想他们只是在担心有什么东西老在恶心他们而影响了他们的写作情绪。我的情绪也受到影响。我现在特别想说的话是：千万别说我是作家，我烦了。等我生完孩子后请参加DJ棉棉派对，跳舞吧，节奏来得1比较实在。
6、有论者认为，所谓另类的写作将是昙花一现；那么，你认为，在这条与自己的人生道路相对吻合的写作道路上还能走多远？说得具体点，5年后，10年后，你还是“用身体思考，用皮肤写作”吗？
答：我没什么写作的道路可走。就象我书里写的“我的写作是即兴的，而且是及时的”。写作对我来说是件特别自然的事情，想写了，就写。没什么追求在里面。也没什么计划。5年以后，10年以后，如果我和“写作”还有缘份，那我就写。关于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从没说过我“用身体思考，用皮肤写作”。我的身体和我的灵魂从来都是在一起的。
7、你曾经在一些文章里流露出对写作后悔的话，比如，“如果当年知道今天这种状况，就决不会写作！”，请问“今天这种状况”指的是什么？是“你自己所描写的生活被人迅速拷贝成为一种时尚”吗？还是别的原因？
答：可以写作是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对于写作我从不后悔。我后悔的是在还没有足够力量的时候就开始发表小说。我是中国第一个作品被发表、描写毒品生活的作者，我曾经认为自己很幸运，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今天的情形好像是“我描写吸毒，我很酷！我滥交，我很酷！”。浮燥就像是一种传染病。如果我直接在2000年拿出我的《糖》，如果在这之前我从未发表过任何作品，情况将会健康很多。这和个人利益无关。我只是觉得一些很严肃的问题现在变成了花边新闻或肥皂剧，特别可笑。
8、有论者认为，“七十年代以后”被称为“时尚女性文学”，其原因之一，就是“随时不忘宣告公众她们的年龄为青春年少，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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