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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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一五九二年，命运的十字路口

　　　　公元一五九二年，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年、日本后阳成天皇文禄元年，朝鲜王朝宣祖二十五年，干支纪年壬辰。这一年恰好位于中国两个小冰河期之间的间歇期，辽东的气候还算差强人意，春夏雨水尚称丰足。

　　　　这一年的六月十五日，一支中国军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这支军队是从距离鸭绿江不远的九连城出发的，规模并不大，只有一千零二十九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辽东骑兵。最高指挥官是一员普通参将，名字叫做戴朝弁，副指挥官是一名游击，叫做史儒。他们只携带了很少的辎重，指挥官的表情很轻松，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似乎只是一次例行的边境任务。

　　　　他们穿过辽东、朝鲜边境的宽奠堡，一天之内便抵达了鸭绿江畔的渡口。士兵们约束着自己的坐骑，分波次踏上渡船。鸭绿江正处于丰水期，水流湍急，满载着明军士兵的渡船顺流而下，船速颇快。从清晨开始渡江，到下午一时许，这支军队便全部踏上了朝鲜的平安道，稍事休整后，向着义州方向开去。

　　　　这一次的渡江行动悄无声息，也没引起沿途居民的多少关注，但它其实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小小尖角，是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的开端，是一场宏大叙述的开幕前奏。随着时间推移，这座冰山会逐渐显露出它庞大的身躯，牵引出一连串盘根错节的利益博弈，并最终引发几个庞然大物之间火星四溅的冲撞。

　　　　对这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明军士兵来说，渡过鸭绿江只是个人微不足道的一小步，而整个东亚历史却因此而结结实实地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一步，揭开了亚洲史上极为重要的“壬辰战争”序幕。

　　　　几年后，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因这次战争惨败、嫡系精兵强将损失严重而气病身亡，留下了在政治上十分幼稚的年轻继承人，还有个完全没有政治手腕却无比宠溺儿子的遗孀。日本史上最擅长隐忍的政治家德川家康乘虚而入，经过两场大战最终夺取了丰臣氏的统治权，日本进入了长达三百年的幕府时代。

　　　　德川从壬辰之战后的丰臣氏结局知道，西边庞大的明帝国是日本现在招惹不起的强邻，而葡萄牙等欧洲商人和教士们，则让他感觉到了还有来自海洋的威胁，所以此后日本足足三百年时间都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免得不小心让大明这位强邻不爽了而对日本横眉冷目。

　　　　这一步，让朝鲜李朝在明帝国的庇护下，从国土尽失、政府流亡转而全面收复失土，幸运地得以复国并继续保全了李朝的王室地位。此后的数百年里，朝鲜唯中国马首是瞻，忠心耿耿地担任着中国附属国的角色，一直到百年前才再次亡于日本。

　　　　这一步，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整个亚洲此后足足三百年的战略格局。

　　　　然而在中国，这却是被很多人都遗忘了的一步，也几乎是充满了负面评价的一步，同时还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值得重视的一步。这点，从正史上的记载寥寥无几就可以知道。也因此，后人对此次战争了解不多，到了今天，这差不多真成了一场被各种迷雾掩盖了面目的战争。而万历皇帝和大明皇朝，更为这次战争背上了不少骂名。这场由万历皇帝支持和主导的抗日援朝之战，历史评价一直毁誉参半，后世无数文人政客都指其是导致大明帝国衰败的原因之一，也就是所谓的万历三大征之一。

　　　　只是，真得如此吗？

　　　　为了能够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清晰，我们把时间暂停，调整一下历史望远镜的焦距，以这支小部队为圆心，在地图划上三个同心圆。

　　　　第一个圆的范围，半径大约是五百里。

　　　　在圆心的东南定州方向，朝鲜国王李和他的臣僚们正面色苍白地朝着义州赶路。过去几个月来，皇室从汉城跑到了平壤，从平壤又撤到了定州，几乎跑丢了所有的领土、军队和脸面。李失魂落魄，一心只想渡过辽水，内附大明。朝鲜他不要了，他现在最希望的是做大明朝的官，好让大明朝来对付这次危机。他知道，三千里江山虽然辽阔，但他和这个落魄的朝廷都已经无处可去。

　　　　东北方向。日军侵朝第二军团长加藤清正，正统帅着两万余名精锐在咸镜道一路狂飙，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扫荡着这个极北苦寒之地，他甚至开始盘算渡过图们江，杀入大明领土。在距离他不远的吉州，朝鲜咸镜北兵使韩克诚面色阴沉地集结了六镇精兵，等候与日军的决战。他们是朝鲜目前唯一还成建制的军团，也是李朝最后的力量。

　　　　西北方向的大明辽东境内，大明建州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正带着他的女真骑兵们在白山黑水之间穿行，关于女真部队请战入朝的奏章已经递到了北京，只要皇帝陛下一声令下，他愿意拿出自己部落的全部力量去打击日寇，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大明王朝无懈可击的忠诚。

　　　　而在渡江部队的大后方九连城，辽东总兵杨绍勋已经移文辽东副总兵祖承训，敦促他尽快率军出征，追上先遣部队。

　　　　在这个圆里，整个朝鲜西部失去了遮护辽东的功能，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沿线，整个中国东北地区第一次面临来自于东方的威胁。身经百战的大明关宁军团，即将面对同样身经百战的日本军团而这两股军事力量，无论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卒，都对敌手的底细懵懂无知。

　　　　第二个同心圆的半径，大约是三千里。

　　　　在整个朝鲜半岛，李朝已经“三都守失，八道瓦解”，十几万日军宛如一只巨大而贪婪的蜘蛛，伸出八条毛茸茸的长腿，盘踞在朝鲜的全部八道。其中小西行长守在平壤城数着自己的存粮，忧心忡忡地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加藤清正兴致勃勃地在咸镜道玩着闪电战；在这两位前锋之后，宇喜多秀家坐镇京畿道，与其他几位军团长控制着朝鲜几乎全部的交通要道与重要城市。

　　　　在这些城市与大道之外，层出不穷的朝鲜义军诸道蜂起，郭再佑、高敬命、金千镒、赵宪等义军首领出没于崇山峻岭之间，酝酿着对侵略者的复仇。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才智与毅力，坚持到援军的到来。

　　　　这些义军唯一的慰藉，是一个远在丽水港的人。在这个六月，全罗道水军左使李舜臣站在丽水港码头上，操练着龟船，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的小舰队至少在海上是这样。

　　　　在北京，万历皇帝坐在紫禁城里托着下巴，正在为如何说服群臣立朱常询为太子而苦苦思索。为了这件事，已经先后有申时行、王家屏两位首辅去职，罢官庭杖者不计其数，几乎整个帝国的官员都在为由皇帝家的哪个儿子继承家产，也就是“立嗣”而大吵大闹。万历只有在疲惫的时候，才会偶尔抬起头，略微扫一眼各地来的奏章，看看辽阔的帝国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

　　　　臣僚们都在为如何说服皇帝立他们想要立的嗣而绞尽脑汁，只有兵部尚书石星不合时宜地大声嚷嚷，呼吁朝廷尽快重视在朝鲜爆发的战争。

　　　　在这一个同心圆里，日本的朝鲜攻略几乎已经达成了全部目标，但之前的狂飙式突进所带来的隐患也正在逐渐发酵。而北京的巨人此刻才缓慢地把目光转向东北。确实，它的决策和反应速度是迟钝的，但一旦作出决定，就会震动四方。六月十五日那一千多人的渡江行动，就是这位巨人向日本侵略军伸出的一根中指，动作虽然细微，却意味着巨人的铁拳很快就要挥出来了。

　　　　第三个同心圆，半径是六千里，几乎囊括了整个东亚地区。

　　　　在日本名护屋，丰臣秀吉捧着心爱的茶具，开心得忘乎所以。整个日本四州六十六国已然俯首听命，朝鲜八道业已廓清，他的野心和自信已经膨胀到了最大。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和大谷吉继三位心腹恭顺地等候着主君的指示，他们即将前往朝鲜，身负着“八道国割”的重任，要将朝鲜领土按照日本石高的标准进行重新检地，然后分封给各位有功之臣。朝鲜将会被日本第一次彻底吞并，并以此为基地攻向大明，铸就万世伟业。

　　　　而辽阔的中华帝国，尚且未从诸多繁杂的事务中抽调出足够的力量。没办法，帝国实在是太大了。

　　　　在辽阔的中华帝国西北，拜战战兢兢地从宁夏镇的城墙里探出头来，一面巴望着蒙古人的援军能尽快过来，一面抵御明军越来越犀利的进攻。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李如松和麻贵的辽东大军、宣大的精锐步兵，以及远道而来的浙兵正风驰电掣地赶在征剿路上。他们如今一门心思放在宁夏平叛的经略上，还不曾预见到未来自己在另外一处战场上的命运。

　　　　在更为遥远的西南播州，桀骜不驯的杨应龙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去重庆的路上。在那里，黔蜀两省巡抚将会决定他的罪名，究竟是聚众闹事，还是谋叛。他那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被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局小小地干涉一下，并进一步深刻地影响到整个大明王朝。

　　　　尽管事务如此繁杂，明帝国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还是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在山东，整饬兵道的工作已经在悄然进行，江南来的漕粮被截留以充军资；在天津，保定总兵倪尚忠所部已经开始移驻津门，以备策应；在浙江与福建，一条条的新锐战舰从船坞滑入大海。

　　　　这一切迹象都在表明，帝国有意、也有能力一战。

　　　　而在大明帝国之外的广袤海上，琉球中山王尚宁一脸为难地拿着两封书信。一封是日本要求朝贡的国书，言辞傲慢，语带威胁；一封是宗主国明朝的上谕，辞藻华丽，居高临下，要求琉球出兵打击倭人，配合天朝在朝鲜的部署。他掰着手指头数了数琉球国的士兵数，再看看这两封书信，摇摇头，回到宫殿里继续睡觉去了。

　　　　在澳门、长崎和菲律宾，葡萄牙与西班牙商人、传教士们尽可能保持着冷漠的中立，他们知道，接下去显然是一场规模庞大的国际战争，因此他们小声谈论着东亚局势，并商量看能从中得到什么利益。

　　　　在这一个同心圆里，国家战略的意义已然凸显。

　　　　对日本来说，这是一次倾国之征；对朝鲜来说，这是一次亡国和复国之战。而对于大明帝国，此刻这只是一次宣威于海外、为了证明天朝凛然不可侵犯的体面之战，一次在域外的局部战役，而已。先期渡江的千人部队，代表的是帝国坚定的态度，还没有太多其他实际意义。

　　　　这三个同心圆环环相扣，共享同一个轴心。整个辽东与朝鲜半岛、整个中华帝国，乃至整个东亚都围绕着这一次小小的渡江行动而开始加速转动起来。地缘政治震荡出层层涟漪，埋下各种各样的因果，促使旧的政治板块应力达到了一个巅峰，以这个节点为标志，剧烈地碰撞，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与此同时，新的历史张力也在变动中悄然酝酿，为下一个百年蓄积力量。

　　　　总之，在一五九二年的六月，这个寻常而又不寻常的时间节点，就象是一个十字路口。各方势力之前微妙的动态平衡，被明军一次渡江行动小小地扰动了一下，旋即这种震荡很快被传递、放大，最后化作一股巨大的洪流，把所有参与者都裹入其中，向着十字路口的一个方向一起奔流而去。

　　　　壬辰年六月十七日，大明正式开始介入朝鲜战争。明军参将戴朝弁、游击史儒率部渡过鸭绿江，进赴义州。这是三个同心圆彼此碰撞而迸发出的第一朵火花。

　　　　调完焦距之后，我们还得把时间的指针再往回拨到前一年，才能明白这其中代表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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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潜伏和暗战

　　　　公元一五九一年、大明万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叫丰臣秀吉的日本老人在朝鲜半岛附近画了一个圈。

　　　　此刻的整个日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沿海随处可见造船的工坊，平均每天都有一条新船滑入大海；铁炮工坊里火星乱溅，无数工匠挥汗如雨地打造着铁炮；巍峨的名护屋天守已初见雏形，只待工匠们的最后修饰；来自全国各地的军队排着长长的队列，高举自家的家纹，从家乡朝着九州汇聚而来，他们的身后则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粮草与辎重车队。

　　　　这一切古怪的异动，引起了一位中国人的注意。

　　　　这个人叫做许仪后，又名许三官，大明江西吉安人，行商为生，跟后世名人许三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许仪后在隆庆五年外出作生意，结果在广州附近海域陷入倭手，几经辗转被卖到了日本去。

　　　　当时被倭寇掳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很多，在官方分类里，被称为“逋逃之种”。在“逋逃之种”里，许仪后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他精通医术，没怎么受到虐待。一次偶尔的机会，他凭借医术救了萨摩藩岛津家的小孩，大为感激的藩主岛津义久把他留在了身边，担任御用医师。于是许仪后便定居在萨摩，娶妻生子。

　　　　许仪后这个人，天生古道热肠。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倭寇的威胁，但每次看到自己同胞受到倭寇欺凌，他都恨得咬牙切齿，一心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秀吉进攻九州之时，岛津义久见无法抵挡兵威，便身披僧衣开城投降。他去觐见秀吉时，许仪后也随侍左右。见到秀吉之后，许仪后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恳求秀吉下重手惩治倭寇。

　　　　秀吉对许仪后的这种胆量十分欣赏，正好他有意为日本海商扫平海道，便做了个顺水人情，下达倭寇取缔令，发兵剿灭海贼。从此岛津义久对许仪后刮目相看，愈加重视，觉得这家伙有胆识有魄力。

　　　　进入万历十九年以后，许仪后发现最近萨摩藩变得十分热闹，出现了大量外藩武士与足轻。从这些人的穿着与旗号判断，应该是属于本州、四国等地的诸家大名。他久居岛津家，接触的都是藩内高层，政治嗅觉十分灵敏。日本在形式上已经统一，再无战事。如此大规模地厉兵秣马，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海外用兵。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对海外用兵唯一的可能，就是攻打朝鲜。

　　　　朝鲜是大明的藩国，倘若朝鲜被攻击，大明势必要出手相助。而如果大明与日本发生碰撞，那将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许仪后虽只是个医师，却拥有不凡的政治眼光。他意识到，一场大规模战争迫在眉睫，必须得做点什么。于是，许保仪利用自己在岛津藩的地位，不动声色地开始展开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秀吉的目标不是朝鲜，而是大明。小小的日本，居然作起了鲸吞中华的春秋大梦。

　　　　许仪后虽已定居日本，娶妻生子，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却从未冷，对故国仍旧心怀眷顾。加上许仪后自己也是倭乱的受害者之一，无论从公从私，他都不能对这一异动坐视不理。

　　　　他知道，大明对于日本这个小国的了解近乎于零，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秀吉的计划传递过去，未必会引起重视。因此，许仪后决定要准备一份务求详细的报告，要把日本国情原原本本地详述，以便祖国参考。

　　　　这位爱国者开始不动声色地收集情报，利用御医的身份四处探听。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驾轻就熟，可一涉及到军事，他这个行外人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得找一个帮手这个帮手必须是中国人，而且要知兵。

　　　　于是，整个壬辰战争中最神秘也最富戏剧性的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国安，福建人，在萨摩藩担任下级军官。他究竟怎么去的日本，又是如何混入岛津家军队的，已经谩无可考。但从他能够在萨摩藩担任军官一事，可以看到郭国安是颇有才干的，而且心思深沉。他后来参加了侵朝战争，衍生出许多精彩故事，我们留到壬辰战争中再说。

　　　　郭国安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暗中配合许仪后。两个人忙碌了很久，最终把第一手情报汇聚一处，总结成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大约五千多字，里面分成了六部分：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入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复陈未尽之事。林林总总，涵盖了日本国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之详尽，其中除第三部分可能出自郭国安手笔外，其他皆是许仪后的心血写成。报告里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详细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

　　　　报告是写完了，但怎么送到大明手里，却是一个问题。许仪后本来打算“亲奔告陈”可他身为岛津藩御用医生，家里又有老婆孩子，根本无法脱身，只能从来日本做生意的明商身上打主意。

　　　　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许仪后先后找了两批商人，让他们代为传达。可这两批人都不太靠谱儿，他们离开以后，许仪后生怕自己的心血白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夙夜忧叹，这时候，他的一位弟子挺身而出，拍着胸脯说我可再去送一次信。

　　　　这个人是许仪后的江西同乡，名字叫朱均旺，江西抚州人。他本在南海贩卖布匹，结果遭遇了倭寇，被掳至萨摩藩福昌寺替人抄写经文。恰好许仪后去寺里烧香，听到朱均旺说家乡话，大为欣喜，通过岛津义久的关系把朱均旺解救出来，收为弟子，留在身边抄写药方。

　　　　朱均旺对许仪后感激涕零，看到他这么忧愁，便毅然站出来，主动要求当信使。

　　　　这一趟差使可不容易，且不说海外风高浪急，单是政治上的风险，就相当之大。秀吉那时候已经采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所有往来明商都不许下船，生怕泄露情报，一般人很难混上船去。就算一切顺利上了船，等回到大明，也可能被官府以通倭之罪抓起来总之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使。

　　　　但朱均旺为报许之恩，对这些毫不畏惧，许仪后大为欣喜。信使的问题解决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朱均旺弄出日本国。

　　　　许仪后经过奔走联络，找到了一位漳州商人林绍歧，他表示可以把朱均旺偷偷带走，但是得等这船货物在日本卖完，才能拔锚启程。许仪后没奈何，只能耐心等候。这一等，却等出了一桩大祸事。

　　　　他之前四处奔走搜集情报的举动，背着日本人，却没瞒着中国人。这些旅居萨摩的中国人中，偏偏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把这件事捅到了秀吉的亲信浅野长政那里。

　　　　浅野长政一听还有这样的事，不敢怠慢，立刻汇报给了秀吉。秀吉正做着征服大明的春秋大梦，陡闻有人要坏他的事，还是自己施过恩的许仪后，不禁勃然大怒，声称要狠狠地整治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

　　　　这一场祸事，当真不小。许仪后被关到监狱里，知道自己这次必然无幸，但他一口咬定全是自己筹划，没有吐露出郭国安、朱均旺或者林绍歧任何一人的名字。

　　　　对于许保仪的罪名，浅野长政本来裁定为“越度”之罪就是非法出境可秀吉不甘心，放出了狠话：“咱们不是新铸了几口大锅吗？就把许三官那小子搁锅里煎死算了！”

　　　　许仪后出事以后，急坏了岛津义久。他跟这位御医感情十分深厚，又是自家救命恩人。往大处说，岁久本人对于秀吉这场战争毫无兴趣，许仪后投书大明之事，其实正合乎他的心意。

　　　　可是这事出在萨摩藩，岛津家不能找秀吉直接求情，说不定人没救出来，反被扣了顶“失察”的帽子。思忖再三，义久搬出了一位大人物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秀吉最头疼的也最看重的大名，他从未在战场上被秀吉打败过，坐拥关东二百万石，是日本丰臣氏之后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他的面子，秀吉不会不卖。

　　　　而德川家康自己也有盘算，打算借这个机会市恩于岛津氏，为以后的争夺天下埋下一点伏笔。

　　　　于是，德川家康给秀吉写了一封求情信，这封信写的很艺术，充分显示了家康的情商。他没正面为许仪后辩解，而是先批评了一通许仪后通敌之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不光是许仪后，在日的中国人都对政府不满，如果把他处罚，反显得咱们小肚鸡肠。如果太阁你把他赦免了，显出宽阔的胸襟，大家就会感佩您的度量，说您是仁德之人。

　　　　家康是最了解秀吉的人，这封信完全号住了太阁大人的脉：秀吉内心最想要的，是别人对他的尊重。果然不出家康所料，秀吉接到这封信，深以为然，加上家康面子大，便不再追究许仪后泄密之罪，只是象征性地申饬了一下，赶回了萨摩藩。

　　　　许仪后死里逃生回到萨摩，却一点也没被吓到，依然不改前志，继续为朱均旺的出行奔走。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年初，林邵歧终于要扬帆回国了这时候，偏偏又节外生枝。

　　　　那时候距离开战已不足三个月，日本的备战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时任藩主的岛津义弘下令封锁港口，不许闲杂人等进出。林绍歧的船也被扣了下来，藏身船中的朱均旺束手无策。

　　　　在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