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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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危急时刻，许仪后又一次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他利用自己在岛津家的地位，去见义弘，说商船是用来做买卖的，如果擅自扣留，以后怕没人肯来做生意了。义弘想想有理，便应允了，放林绍歧离开。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许仪后如释重负，临别之前，他写了首诗赠别朱均旺，把臂相泣。两个人知道，这辈子他们没什么机会再相逢了。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难域萍逢几度周，一朝分首作遐游。

　　　　殷勤嘱咐忠君事；尽意叮咛灭寇仇。

　　　　知汝归成苏子景；岂宜还作李陵秋。

　　　　霜台若问尘中事；惟道斯民苦尚忧。

　　　　诗句情真意切，其中“殷勤嘱咐”、“尽意叮咛”等语，无不浸透许仪后拳拳爱国之心。他以苏武自况，即便身险蛮夷之地，志向不改，他不求名亦不求利，唯一的心愿，正是诗中最后一句“惟道斯民苦尚忧”。

　　　　许仪后一辈子没取得过任何大明的功名，也没被授予过任何大明官职，羁旅海外的他却拥有令许多大明官员汗颜的爱国情怀。他对大明所付出的一切，都是自发的，是对故国朴素真挚的热爱，没有指望过会有任何回报。谈及壬辰战争，各路史家都会摆出汗牛充栋的史料，津津乐道于战事攻伐，或是政治上的折樽冲俎；但我们也不该忘记，在战争前夕，曾经有这么一位中国人，以布衣之身，当国难之前，默默地为他的祖国立下绝大的功劳。

　　　　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的事迹证明，无论海内还是海外，中华民族永远不缺仁人志士。

　　　　万历二十年一月十六日，林绍歧离开萨摩藩。朱均旺怀揣报告，藏在船舱底部，生怕被人发现。这一路风高浪急，朱均旺苦不堪言，这种生活他一过就是四十多天。一直到了二月二十八日，这条船终于抵达福建大湾。

　　　　这时距离朱均旺离开大明，已经有十五年了；距离日本向朝鲜正式开战，还有四十四天。

　　　　朱均旺登陆之后，顾不得身体虚弱，径直去找福建军门张汝济，把许仪后的报告递交给大明官方。

　　　　这份报告对大明朝廷来说，极其重要。报告里不仅介绍了秀吉意图吞并朝鲜、入侵大明的计划，而且给出了详细的出兵路线图、动员兵力、战争起因与日本诸藩对战争的态度。更可贵的是，许仪后或者是郭国安还专门提及了日军的作战方式和应对策略。

　　　　报告里说对付倭寇，应该用“水陆互攻；日夜并杀。斯时也；倭不及饱食；丽不及为应；途分主客；后无援兵；不习水战；不敌火攻。”这个建议，对大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后来朝鲜战局的进展惊人地相似。日军的失败，正是由于“不习水战”，后勤补给困难，才在中朝联军“水陆互攻”的攻势下一路溃败。

　　　　这份报告获得了大明官员的盛赞，说“预说今日之事；合如契卷内中所云”。这份报告传到朝鲜后，朝鲜人也说“所论倭贼用兵之事，验之多重。”，还一直追问大明使者，问许仪后有没有继续更新。

　　　　许仪后、郭国安的故事，并未到此完结。这两个人一直活跃在日本阵营，之后又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上演了一场公元十六世纪的精彩谍战。跌宕起伏之处，比之后世不遑多让。此处先埋一笔不提。

　　　　许仪后他们，也并不是孤军奋战。在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华人象许仪后一样，奋不顾身，尽力将日本即将入侵的阴谋通报大明，从而让明廷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这些远羁海外的大明子民，甚至有些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成为了日本国人，没有再踏上大明的土地，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生于大明，并且一直在为大明默默地奉献，用埋藏在身体深处那颗跳动着的灼热的心捍卫着自己的故乡。

　　　　也许，他们会寂寞，但他们永远不会孤独。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一位叫苏八的渔民，是浙江台州人。万历八年，苏八被掳至日本，卖给了寺院当奴隶，后来又转卖给了海商讽刺的是，这些海商都是漳州来的中国人他的运气不好，没碰到许仪后这样的热心人，只能咬着牙苦捱。这种苦日子过了足足八年，他才攒够了钱，为自己赎身。

　　　　虽然苏八恢复了自由，但没什么正规渠道回国，便在日本平户港定居下来。恰好秀吉率军征讨九州，苏八加入了平户岛主松浦镇信的军队，为丰臣家效力，据说还亲眼看到过秀吉本人。

　　　　中国人当日本兵，这在当时属于很正常的情况。在后来侵略朝鲜的日军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士兵，他们广泛地担任军队里的各种职位，以至于大明甚至动过招安的心思。

　　　　其实这些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在嘉靖、万历两朝沿海倭乱时流落日本的，成分无外四种：一是像王直那样的武装走私犯，也就是现在历史研究中常说的武装海商。明朝在永历之后、隆庆之前，是禁海的，凡是民间从事海上贸易者，在官方史书里，就只有一个称呼：海盗。还有一个错误比较多的称呼：倭寇。因为明朝几乎将所有和明朝作对的海上贸易者，都叫倭寇，事实上并非如此。真正意义上的倭寇数量相当少，数量最多的是王直这种驱使倭人的中国武装走私集团。在倭乱被平以后，这些人相当部分都留在了日本。之前说到的那位郭国安，我怀疑就是此类人，因为他们大都具备一定的军事能力。

　　　　二是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日本的有一定职业技能的中国良民，譬如许仪后。

　　　　三是纯粹的运气不好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的无辜苦力，譬如苏八。

　　　　四是纯粹的经商人士，不过对明朝来说，他们还是走私犯，为了避免风险，他们大多在日本置办了家产以为后路。

　　　　万历十八年，丰臣家在历经长达四个月的围城后，终于攻下了日本最后一个反丰臣的堡垒后北条家的小田原城。战争结束后，秀吉命令九州诸藩开始动员军队，着手准备征服朝鲜事宜。

　　　　松浦镇信身为九州大名之一，也接到了动员令。在松浦军中的苏八注意到了军队的异动，略加推测便发现了事情的真相：秀吉打算对朝鲜和大明用兵了。这比许仪后足足早了一年。

　　　　苏八是个普通老百姓，不比许仪后受过高等教育，写不出花团锦簇的文章。他只有一张嘴，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亲身逃回大明，回到自己的妻儿身旁。

　　　　历史上没有记录他是怎么逃回去的，只说得到了漳州商人的帮助，不知道跟买他当奴隶的是不是同一批。总之，他最后奇迹般地回到了浙江台州。苏八这个决策绝对是英明的，因为如果他继续留在日本，肯定要跟随松浦镇信出征，而松浦镇信在战场曾经与明军数次交手死战，届时苏八便会险入极其尴尬和危险的境地。

　　　　苏八回到台州跟妻儿团聚以后，主动前往参将衙门，说明自己的身份。当地官员震惊之下，把他送去了杭州。官府安排了一位书吏，边说边记，录成一份供述书，提交给了时任浙江巡抚的常居敬。

　　　　常居敬看完这份报告，眼皮有点发跳。

　　　　因为在苏八的这份供述书里，提到了一件事，说秀吉一直在拉拢琉球和朝鲜，打算三国联手，对付大明。

　　　　琉球姑且不论，朝鲜和大明从明初开始，就是敦睦之邻。这一两百年以来，朝鲜一直表现良好，从无逾越跋扈之举，为何突然就起了反心？倘若这是真的，这么多倭寇，再加上朝鲜人的配合，这仗……怕是有得打了。

　　　　关乎藩国，兹事体大，何况这事跟自己管辖的浙江隔得有点远。于是常居敬大笔一挥，把这份报告送至京城。这些事情，就让朝廷里的老爷们去头疼。

　　　　苏八的供述书抵达北京后，直接送到了兵部和内阁大学士许国手里。许国展卷一读，差点以为书吏拿错了。因为数天之前，他接到过一份奏章。发帖人名字不同，内容却跟这份差不多。

　　　　那封奏章来自福建，发帖的楼主是福建巡抚赵参鲁。在奏章里，赵参鲁说琉球国来了一位使者和海外华商，向天朝通报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日本招诱琉球与朝鲜，有意与中国开战。差不多是苏八的翻版。

　　　　原来在万历十八年的年初，秀吉接见了一次来自琉球的使节。在接见过程中，秀吉跟使节夸口说“明不听我言，我当发兵伐之。”要求琉球臣服于日本，为我做攻打大明的前驱。还告诉琉球的使节说：“我都跟朝鲜说好了，打大明，就让高丽兵作为先导；等到我打下北京，就让中国北方人做先导，去打江浙一带。”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一样。

　　　　琉球一向奉大明为尊，对日本从来虚以委蛇。这次听到秀吉这么直白地袒露心声，琉球国有点吃不消。消息传回国内，琉球国王尚宁犯了愁。您有什么侵略计划，您自己知道就得了，现在非要告诉我，您说我是举报呢还是不举报呢？

　　　　秀吉送走了琉球使节以后，觉得这些人态度暧昧，有点琢磨过味儿来了。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让琉球停止遣使入贡，省得自己家虚实被探听出来，便宜了大明。

　　　　通知一到，琉球国一下慌了手脚。尚宁发现秀吉原来是认真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事情有点闹大了。

　　　　这事不上报大明，有失属国义责，天朝之怒可承受不起；要是上报大明，又会得罪近邻日本，尚宁没天真到盼望大明会派水师来救他。琉球国实在太小了，夹在两个大国之前，里外都不是人。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搁置没办，一拖就是一年多。

　　　　恰好在这时候的琉球，住着一位大明商人，叫陈申，是福建人。陈申这个人挺倒霉，他三年前乘船过琉球做生意，结果船触礁沉没，就被困在了琉球。好在琉球国有一位长史叫郑迥，也是福建人，对这个老乡挺照顾，平日经常走动聊天。

　　　　一次喝酒闲谈，郑迥把琉球国碰到的这件为难事告诉了陈申。陈申听完大惊，表示这等大事肯定要报给朝廷才是，怎么能隐瞒不报呢！他当即表示，就算琉球不报，他自己也要设法回国，通知朝廷。

　　　　郑迥也是中国人，听了陈申一席话，深受感动，便连夜去请示琉球国王尚永。尚永同意了陈申、郑迥的意见，派了通事郑迪，以贡使的名义前往中国。陈申也随船出发。

　　　　到了福建以后，陈申二话没说，直奔福建巡抚府邸，把自己所知的内情悉数相告然后郑迪走官方渠道，也正式把这个警告知会大明朝廷。就这么瞻前顾后、拐弯抹角着，琉球国总算把日本入侵的情报转达给了大明朝廷。对于这个警告，赵参鲁很是重视，也修书一封，星夜送往京城。

　　　　大学士许国接到陈申报告和琉球国的警报后，心中有些犹豫。

　　　　这封报告里提及日本利诱朝鲜、琉球为先导，对大明有不轨之心，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但琉球国和朝鲜国毕竟都是藩国一员，外交无小事，处置不可不慎，不能轻信一面之辞。

　　　　许国一向老重持成，与其说他不敢轻信，倒不如说是不愿轻信。内阁如今正风雨飘摇，朝廷与皇上因为太子的事情吵成一团，在这个节骨眼上，外藩可千万别再添乱了呐。

　　　　正在他犹豫来犹豫去的时候，苏八的报告也送到了。

　　　　无论是历史考据还是刑侦，都有所谓“孤证不铁”“孤证不立”的说法。孤立的证据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得出定论。陈申、苏八两份报告分别来自福建和浙江，彼此独立，里面关于日本招诱琉球、朝鲜以攻大明的情报却几乎一致，可以互相印证。证据确凿，不由得人不相信。

　　　　于是在万历十九年七月二十日，许国把这两份报告正式呈递给了朝廷。对于日本的开战动机，许国解释说是因为今年大明的边患不少，北方的女真人西边的蒙古人还有南边的缅甸人都在闹事，所以让倭人觉得有可乘之机。

　　　　至此，在全东亚各地的民间爱国志士努力之下，日本的侵略计划正式进入大明王朝的视野。此时距离壬辰战争的爆发，还有九个月。

　　　　我们除了李如松、邓子龙等等名将之外，还必须记住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陈申、苏八这几个名字，向这些几乎被历史埋没和遗忘的中国普通百姓致敬，并将他们的故事一直流传下去。

　　　　因为，他们是我们民族最坚强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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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秀吉的烦恼

　　　　每一场战争，都有一个动机。

　　　　许保仪、陈申、苏八等人的报告中，对于日本即将开战的事实描述很多，对于丰臣秀吉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却很少提及。恪于时代限制与身份，他们只能把秀吉的征韩大计，模模糊糊地总结为是倭寇天然的野心。

　　　　他们显然还不够了解秀吉。

　　　　秀吉发动战争的理由有很多，这些理由有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也有个人心理上的，但归根到底总结起来，就两个字：烦恼。

　　　　丰臣秀吉的烦恼，相当得多。

　　　　从秀吉初仕织田家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以往那些系出名门眼高于顶的大名、公卿们，一个个跪拜在他脚下，予取予求。丰臣氏已成为日本列岛的“天下人”，在整个日本说一不二，权柄要比当年室町幕府还要大。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家伙，居然攀爬到了天下的巅峰，这在日本还是从未有过的事。

　　　　按道理他已经功成名就，可以颐养天年了。可按照美国超级英雄漫画的规律：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而责任越大，烦恼就越大。

　　　　他的天下，一半是靠打下来的，另外一半是靠谈下来的。打下来的地方好说，我的地盘我来做主；谈下来的地方，就得卖人家面子，象德川家、上杉家、毛利家几家大名，尽管已臣服秀吉，但地位尊崇，实力雄厚，秀吉见了他们也得客客气气。

　　　　对于这些人的领地，万万动不得，就算动，也是要付出相应代价。比如德川家康，秀吉费尽心思把他从老根据地三河撵走，却不得不把更为富庶的关东地区给他，整个德川家的领土，比丰臣家本身还辽阔。

　　　　所以秀吉的所谓“天下一统”，是一个多方势力妥协的结果，和蒋介石在“东北易帜”后的处境差不多，只是个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他所能直接控制的领土并没多少，许多大名根本是听调不听宣。

　　　　而追随秀吉鞍前马后的那一批文臣武将，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逐渐崛起成为新兴势力。秀吉把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区，一一论功行赏，分配给了他们。可这点土地，不足以满足这些人的胃口。

　　　　这下可麻烦了。新人要积极上位，老人却不肯让贤日本六十六国，已经不够这些新旧势力瓜分。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危及到丰臣家的和谐统治。

　　　　小兄弟不能不管，老东西不能不防。为了皆大欢喜，丰臣政权唯一的出路，只能走出去，向海外去夺取土地。

　　　　对日本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入侵朝鲜，甚至还有更远处的大明。

　　　　很多学者认为，秀吉发动朝鲜战争的原因，是为了打通中日、中朝因宁波之乱、三浦之乱而断绝的贸易线路。

　　　　但我个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次要原因，或者说是一个附带好处。从全国格局来看，秀吉时代虽然町人已经有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出现了许多豪商集团。他们积极扶植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迫切地寻求对外贸易。可日本毕竟还不是成熟的商业社会，主要的商业区只是集中在博多、界、长崎等几个港口，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后世象英国那种商业帝国为了贸易开战的情景，在日本还不具备条件。举个小小的例证，就是当时的日本连货币都无法完善地制造，日本铜钱质量太差不经使唤，没人爱用。谁也不愿意自己挣来的钱一不小心就碎成一地铜渣不是？那会金子、银子、大明朝的铜钱，才是日本市场上的硬通货。所以在大明隆庆朝以前，亚洲海上走私者们的一大常规贸易项目，是把大明铜钱贩运去日本，从那里兑换回远高于明朝比价的银两。

　　　　因此对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始终是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人，有了钱，有了可以传承百代的资本。秀吉的一位老部下加藤光泰，曾经跟秀吉抱怨说他在甲府的封地太小，养活不了家族。秀吉大怒，说现在日本就这么点地方，你想拿地，就是想造反。等咱们打下大明，再给你解决不迟。

　　　　再仔细看一下日军先发九大军团的指挥官名单：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岛津义泓、福岛正则、小早川隆景、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丰臣秀胜。在这份名单里，要么是秀吉的亲信，如小西、加藤、黑田、福岛等；要么是秀吉的亲戚，如秀家和秀胜；要么是失地的大名，如毛利、小早川（这两个其实算是一家）岛津等。

　　　　向海外开疆拓土犒赏功臣的意图，昭然若揭。

　　　　果然，当秀吉把入侵朝鲜和大明作为解决方案公布之后，乐坏了一大群人。他的一群亲信纷纷响应，七嘴八舌地讨论着美好的未来。加藤清正腆着肚子，说打下明朝以后，要至少分二十个县城给他；龟井兹炬是海贼出身，一直很向往浙江台州，说自己做个台州守也就知足了；锅岛直茂更直接，表示只要是封到中国大陆，哪里都不错。

　　　　日后在朝鲜战场上，这几位个个都如狼似虎，都是被这个美妙前景给刺激的。

　　　　秀吉看着这一群猴崽子兴高采烈，老心大慰。

　　　　这些人不知道的是，他选择对朝鲜、大明开战，除了开疆拓土以外，还有一个难以宣诸于口的原因。

　　　　这个才是他最深层次的战争动机。

　　　　他太自卑了。

　　　　日本人的门第观念，有甚于中国魏晋。尽管经历了“下克上”的战国时代，旧有秩序趋于崩溃。可有些传统根深蒂固，即便是用卓绝的武力也不可能彻底消除。象秀吉这种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农民，他可以布武天下，可有些事情却没法随心所欲比如混入贵族阶层。在日本史上，这也叫公家和武家的矛盾，也就是传统贵族和武士集团之间的矛盾。

　　　　日本有四大姓氏：源、平、橘、藤原，各地守护大名或多或少都是这四系的源流子嗣。如织田信长，就是平氏之后；武田信玄和德川家康，是源氏苗裔；上杉谦信则是藤原族胤。两边来往，必得先对一遍家谱，比一比祖上的风光。

　　　　象一些重要职位，比如象征武家最高权柄的征夷大将军，必须要源氏之后才能担任，别家再有能耐也不行。这是一种潜移默化了许多年的传统，根深蒂固，无人能去撼动。

　　　　秀吉出身太低，家庭成分不好，屡次被人鄙视。为此他削尖了脑袋，拼命也要挤进这四大姓的系谱里。他不得不挖空心思，编出一整套说法，把自己打扮成平氏的后裔，在中国和朝鲜的史书里，提到秀吉时会称其为“平秀吉”，其实是上了这个爱慕虚荣的农民的大当可惜在日本，没人会相信他的话。

　　　　于是秀吉又认了属于藤原系的近卫前久为干爹，勉强挤进藤原氏，这才有资格被授予关白之位。

　　　　可这样还不够，秀吉又说自己母亲曾经得到过天皇的临幸，血统不凡，因此要在四大姓之外，原创一个姓氏，这就是“丰臣”姓氏的由来。

　　　　这种种行为，无不昭示秀吉潜藏在心理的自卑和羡慕，他渴望得到别人真心的认同。

　　　　可惜的是，事与愿违。秀吉苦心孤诣为自己帖了这么多金，没人敢公开反对，但也没人叫好。大家根本不把这个当回事。那些贵胄表面上对这个乡下人恭敬有加，转过身去便会厌恶地抽动鼻子，低声骂上一句猴子。茶人们和公卿们也会在日记里偷偷地嘲笑他的种种粗鄙，说他附庸风雅事实上这位太阁大人也确实有那么点不风雅，譬如现在日本的国宝，一把楠木五郎入道正宗锻造的太刀，就是因为落入他手之后，他觉得不怎么符合自己矮小的身材，生生截短了刀茎来了个“大磨上”，以至原本十分优雅的古太刀姿看上去很是不伦不类。

　　　　秀吉对这个问题，一直相当烦恼。

　　　　同样的分析方法，我们也可以用在秀吉身上。通商也罢，领土分封也罢，这些都属于战争起源的外因。这些客观存在因素可以影响秀吉，但不会左右他。真正能够促使秀吉决心开战的，是他因低贱出身而产生的自卑，以及为了弥补自卑而对成功近乎偏执的渴求。这样的极端心理，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许多国家之间的纷争，说到底，也不过是这样的小心思作祟罢了。

　　　　比如他曾写给朝鲜国王一封国书，在里面秀吉说起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显佳名于三国而已。”可见这场战争在他心目中，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他个人在其他人心目中的“佳名”，这要比实在的利益更为重要。根据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论，秀吉恰好处于从被尊重的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的迁跃期。

　　　　秀吉侵略朝鲜、大明的心思，早在天正五年便已经萌发。当时他还是织田信长手下一员大将，在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