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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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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决策者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各种情况祖承训进入朝鲜后，按最糟糕的局势估计，最快也要一个半月时间才能败退回辽东。因此第二波援军的出发日期，就是踩着这个时间点来算，两者衔接得非常紧密这样一来，即使祖承训败退，后军也可以及时进驻到鸭绿江畔，摆出随时入朝的态势，保护王室安全。
这么周密的计划，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第二波援军的兵力来自辽东、宣大、乃至遥远的广东等几个军区，只有北京兵部才有资格作出这种部署。而石星自己绝没有这种魄力，他的上司赵志皋也没有，唯一可以这么干、敢这么干的，只有万历皇帝本人。这说明万历早就处心积虑，要在朝鲜的土地上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可是，既然已经决心开战，为何明军要停在鸭绿江畔不肯前进呢？
有两个原因让大明暂时不能全力出手。
第一个原因，还是宁夏之乱。
现在正是平乱的关键时刻，宁夏城围攻战打的如火如荼。万历一朝精通兵略的名臣名将，几乎都聚集在城下：叶梦熊、梅国桢、还有著名的“东李西麻”李如松、麻贵等等。在他们的身后，是来自半个中国的数万大军。在更远的地方，整个西北都被动员起来，几十万民夫如流水一般地行进着，无数粮饷从各地汇聚至宁夏。
当时大明除了宁夏有事，其他地方也不太平，播州杨应龙爆发变乱的苗头也逐渐显现。大明的财政状况并不算好，人力资源也不算丰富，很难同时支撑两场战争。必须要把宁夏彻底平定，才能腾出手来料理那头东方来的饿狼。
第二个原因，是朝廷百官。
对于大明援助朝鲜这件事本身，拥有大义名分，没人反对；但究竟该不该大张旗鼓地正式出兵，这事在朝堂上一直存有争论。
主张出兵援朝的一派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在朝鲜打倭寇总好过在自己国土上打倭寇。其中山西道御史彭好古说的最清楚：“今日御倭之计，迎敌于外，毋使入境，此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是为中策；及至天津、淮阳之间，而后御之，是无策矣。”这是所有朝臣里对朝鲜战略地位最清晰、最全面的论述。
但反对派的理由也是十分充足。兵科给事中许弘纲就对出兵这事表示反对，认为大明应该“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只要把战争控制在国境线附近就够了，没必要管朝鲜的事。
有趣的是，彭好古与许弘纲一个是御史，一个是给事中，级别都不高，都属于嘴巴大，权力小的言官。反观朝廷的诸位大员，却保持着奇特的沉默。兵部石星的立场算是旗帜鲜明，其他几位尚书：户部杨俊民、刑部孙丕扬、工部曾同亨、礼部李长春、吏部孙几个人的态度却十分暧昧，至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两个人，更是未置一词。
因为在同一时间，他们正忙着作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比起朝鲜危机来说，更为至关重要争国本。
当时万历皇帝有两个儿子：老大朱常洛、老二朱常洵。按照规矩，长子立嗣，可万历宠爱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一直处心积虑要把朱常洵扶上位，便一直不肯给予朱常洛名分。大臣们坚决反对，纷纷上书请求尽快确立太子之位，万历却抵死不从。
于是百官与皇帝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为万历十四年一直打到了万历二十年。问题是就在万历二十年的八月，这场斗争刚刚有了一丝转机。在大学士张位的领导下，百官对皇帝发起了疾风怒涛般地攻击，死活要万历给出一个说法。
在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大臣们都不希望节外生枝，给万历模糊话题的机会。对于朝鲜出兵这件事，他们反对也罢，赞同也罢，都绝不能开口，一开口，以万历的聪明劲儿，肯定会顺着话题接下去：“战事紧呐，咱们商量商量这个先，太子这事回头再聊。”
因此，许弘纲是这些朝廷大佬们推向前台的一枚棋子，希望能藉此把援朝战事控制在一个小范围的程度，不至于抢了“争国本”的风头。
而彭好古背后，也不是没有势力推动。隐藏在他后头的，是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地方大员们。
太子是谁，这些封疆大吏不如京官那么敏感，但日本如何，却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从壬辰战争一开始，沿海各地的官员就不停地给朝廷上书，要么提请内阁提高警惕，要么要求拨款整饬军备，生怕倭寇又来袭击。
如果日本在朝鲜深陷战争，那么得益最大的将是这些沿海省份，因此他们坚决支持大明出兵朝鲜。
于是，在这种种潜藏在水底的心思交错之下，形成了大明朝廷难得的政治奇景：军队已经厉兵秣马，打了好几仗了，上头却还保持着暧昧的沉默。
万历皇帝知道，如果要跟日本全面开战，必须得经过廷议形成朝廷决议，把朝臣的意见捋顺最起码得让主战派占优势，否则这仗没法儿打。
因此，在军事、政治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明的当务之急，只有一个字：拖。
拖到宁夏平定，大军返朝；拖到百官意见统一！可这个战略，必须得让日本人配合，倭寇个个狡猾不堪，该怎么对付呢？
石星在万历的授意下，已经在八月份先行把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偷偷派去了辽东经略，为大军集结作前期准备工作。但是这还不足以拖延时日，于是头疼不已的石星脑子里冒出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念头：和谈。
和谈这事，前头搁在宋朝，后头搁在清朝，都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搁在大明，却是一件极其敏感而且完全不会讨好的事。大明朝在中国历代皇朝里可说是个彻底的另类，从头到尾没用女人和亲过，也没和谁真的和谈过，性格极其倔强，是胜了也打，输了也打，打不过大不了跑路，喘过气来接着再打。总之，在大明朝的字典里没有和谈，只有免谈。
所以这次“和谈”只是为了争取时间，是个纯粹的骗局，因此绝不能从朝廷里派遣正式使臣，否则会被言官们骂到死，而且还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挂上一块牌子：奸臣。
因此，一切都必须在水面下偷偷进行。石星想了一圈，有了主意。他决定从民间找一个精通倭寇内情的人，这样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推个一干二净，完全可以说这人谁啊？脑子秀逗了？居然干出这么寡廉鲜耻的事？然后杀头了事。
这一找，被他找出了一位纵观大明三百年历史都无人出其右的大忽悠。
当时在北京有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叫沈惟敬。他籍贯浙江平湖，是平湖沈家的旁支。据此人的个人履历记载，他年轻时候当过兵、炼过药、还在胡宗宪手底下干过幕僚，曾经用计谋毒杀过倭寇，算是半个日本通和一个抗日英雄。万历二十年的时候，沈惟敬已经六十多岁了，每天在京城里跟一群方士、无赖厮混。
他是个职业骗子，也具备骗子必须的两大特质：第一，语言能力出众，能言善辩；第二，生得一副好皮囊，面貌“长髯伟干”，形象很正面，不像骗子。
从履历看，沈惟敬完全符合骗子标准：江湖阅历丰富、胆子大、不怕死，最关键的是能忽悠。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但凡跟炼药、方士挂上钩又出了名的，不用想，一定擅长忽悠。
跟他一起每天炼丹作假药的人里有一个老头，姓袁。袁老头有个女儿，嫁给了石星做小妾。石星想在民间找人，知道自己这位老岳父常年混迹市井，问他有什么人可推荐。袁老头得了消息，回去赶紧告诉几个相熟的朋友，其中包括了沈惟敬。
沈惟敬作为职业骗子，直觉地嗅出其中投机的味道。出于谨慎，他找来一个朋友沈嘉旺，问他日本的情况。沈嘉旺曾经被倭寇捉去过日本，约略知道一点当地情形，当下为了不示弱，说了些常识后，便满口胡柴起来，说什么日本关白只是想前往中国纳贡，朝鲜不让过，这才发兵讨伐。想要停战，写一封信就能搞定云云。
沈惟敬听说这事这么容易，动动嘴皮子就有一份万世功业，大为心动。他跑去找袁老头，让他把自己引荐给石星。
石星对沈惟敬作了一次面试，对这个骗子十分满意。沈惟敬仙风道骨，三寸不烂，而且又是个民间无赖，十分适合担任这次“和谈”工作。为了表示诚意，石星亲自下文，把沈惟敬提拔为神机营游击将军，他的同伴沈嘉旺为指挥。
沈惟敬乐坏了。心说这事自己还真没判断错，这还什么都没干呢，就从一介白身变成了游击将军，虽只是个无品级的，好歹也是官呀！
石星这会也还算厚道，总算在事前把大明朝廷的真实战略目的告诉了沈惟敬，叮嘱说这一次你去和谈，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和谈和谈，谈，就是目的，和不和的完全没所谓，要紧的是你得一直谈下去，最好一直谈到抗战胜利……
于是沈惟敬和沈嘉旺两个人，带着十来个随从，高高兴兴奔赴朝鲜，去执行伟大使命了。
他们第一次抵达义州，是万历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这个时间，祖承训的部队都还没出发呢。这说明石星与万历对战局早有安排，这才早早布下“和谈”一手棋来拖延时间，好等宁夏方面的明军腾出手来。
沈惟敬抵达朝鲜以后，朝鲜人有点莫名其妙。这个人既非军人，也非使者，挂着区区一个神机营游击的头衔就跑了过来，自称来侦查敌情，到底想干啥？
尽管心中疑惑，朝鲜人看在石星的面子上，还是派了一个提学吴亿龄接待。吴亿龄问沈惟敬来作什么，沈大骗子大嘴一张，便开始胡说八道，说我打算单刀赴会，前往平壤城去谴责小西行长，说你们再不退兵，中国就要发全国之兵讨伐。
对这种夸张说辞，吴亿龄很不以为然。祖总兵那三千人，还是朝鲜苦求了很久才求的，现在你一张嘴就说中国大军将来，凭什么啊。沈惟敬见他有点不信，一拍胸脯：“你别不信，平义智知道吗？平秀吉认识吗？那都是我的熟人。我说什么他们都听。”
接待完以后，吴亿龄回去报告：“这人长的丑，倒是挺能说，是个大喷子。”按说沈惟敬模样长得不差，却被朝鲜人骂成丑八怪，大概是因为朝鲜人厌恶他的言行，就连这人也一起烦上了。
沈惟敬打算去平壤城的计划，在中途夭折了。当时的朝鲜王室，正一门心思筹备粮草，催促祖承训出兵平壤，在这个关键士气，不会让前来和谈的沈惟敬坏了好事，各项工作均不予配合。结果沈惟敬的第一次出使，还没出义州就失败了，灰溜溜地返回北京。
从这一次出使能看出来，沈惟敬不是那种善于捕捉心理活动、循循善诱式的骗子，而是靠无比自信与夸张言论来蛊惑的表演型选手，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他的典型风格是满嘴跑火车，偏偏这人胆子还极大，赌性十足，什么都敢胡说八道。在别人眼里，外交无小事；在沈惟敬眼里，外交无大事，只要自己说得高兴，连秀吉亲戚都敢冒认。
往轻了说，这是轻浮；往重了说，这是拿国家大事胡闹。后来发生的种种黑色喜剧，可以说都是肇始于他这种有些癫狂的性格。问题在于石星需要的还就是这样的骗子，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比起来算很实诚的日本鬼子给蒙住，才能拖够时间。
沈惟敬回来以后没几天，平壤之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于是“和谈”又提上了石星的日程。在石星的殷切催促下，沈惟敬在八月十七日再度来到义州。
这次朝鲜人态度不同了。平壤城两次都没打下来，咸镜道也丢了，现在任何一个天朝来人，都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国王李亲自迎出义州西门，一路陪到龙湾馆大厅，给足了沈惟敬面子。
沈惟敬哪里受过这等礼遇，脑子有点晕，一张嘴，习惯性地又开始胡说八道了：“圣上很关心你们国家，已经调动了七十万兵马，马上就到。”
他这一句话，让大厅里一片沉默。
七十万，坑爹呢！
要说这事得怪石星。石星存心想利用沈惟敬，只对他面授谈判机宜，其他什么都没说。沈惟敬手里的资料，除了沈嘉旺那点半真半假的情报，只有零星的一些战报。
大明朝廷对战争什么态度，国内战备准备如何，沈惟敬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他甚至没想过，为什么朝廷里那么多能人，却偏偏派他一个籍籍无名的无赖来谈判所以只能胡说八道。
他这“七十万”一出口，李和一群大臣腹诽不已，又不好明说，只得委婉答道：“其实六七千人也够了，时间再拖下去，怕是大军还没聚齐，便已来不及了。”
沈惟敬这时候显出自己口才来，滔滔不绝地给朝鲜君臣上了一堂兵法课，说得天花乱坠，说到最后一抹嘴：“你们呐，根本不用派使者去北京。反正我们大明七十万大军立等可到，不光是为了恢复你们朝鲜，还要直接捣去日本老巢哩！”然后大摇大摆离开义州，继续朝平壤赶去。
朝鲜君臣面面相觑，李憋出一句：“这个姓沈的说话，太不靠谱了。咱们还是派人去北京活动活动。”柳成龙、尹斗寿等一干大臣忙不迭地点头：“太不靠谱了，太不靠谱了。”朝鲜君臣本来还没下定决心，沈惟敬这一拍胸脯，他们越发心虚，当即派了一位叫郑昆寿的使者，封为请兵陈奏使，星夜赶往北京。
郑昆寿的遭遇容后细表，单说沈惟敬离开义州，在二十五日抵达顺安。他让沈嘉旺背起一个黄包袱，先去平壤城。这个沈嘉旺也是个傻大胆，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从祖承训败退的普通门闯进去，扯着脖子对城上日军高喊。
喊了半天，城门开了，出来的不是倭寇，而是一个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叫张大膳，浙江人，和许仪后他们一样，是被倭寇掳掠至日本的华人，不过品行却截然相反。他现在在日本的第一军团担任通事，标准的汉奸翻译官。
沈嘉旺是温州人，跟张大膳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俩人相见，彼此唏嘘了一番，然后开始进入正式话题。沈嘉旺说大明派了谈判代表，此时正在顺安，希望跟小西行长谈一谈。最后两个人把日程敲定，本月二十九日，沈惟敬将单骑入日营，在平壤斧山院洽谈业务。
小西行长对和谈十分欢迎，他早盼着这一天了。他特意写了封信给沈惟敬，说嘉靖年间我们日本人吃过一次亏。有个中国人叫蒋丹说与我们通贡谈和，最后设了圈套把我们的使者一网打尽，你可别玩这一套。沈惟敬回了封信：只要你们停战，咱们就是一家人。
对于他单刀赴会这个举动，许多人都觉得太危险，纷纷劝阻。沈惟敬精通骗子行业的业务规范，知道做骗子必然风险与收益并存，富贵需得险中求。再说他本就是个不怕死的江湖泼皮，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当下只带三、四名家丁，欣然前往平壤。
不得不说，他的胆气着实叫人佩服。光凭这份胆气，就对得起大明兵部石星大人的托付。
八月二十九日，沈惟敬抵达平壤城。小西行长存心想给他一个下马威，故意排出一个煊赫的阵容，铠明甲亮，剑戟如霜，把沈惟敬团团围住。沈惟敬心说你再牛有北京的阵势牛吗，表现得极为平静，只是日本人这下倒把远处躲在大兴山上的朝鲜人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动手把他给抓了。
到了谈判地点，日本派出了五个代表：小西行长、宗义智、宗调信和外交和尚景澈玄苏、宗逸，基本上囊括了日本之前对朝鲜外交的主要成员。
沈惟敬惯于拿大言唬人，对方这阵势他根本不害怕，一落座就张嘴道：“大明马上就有天兵百万压境而来，你们全快完蛋了，知道不？”把姿态放得极高。景澈玄苏刚想说话，沈惟敬眼睛一瞪：“你说你！一个出家的和尚，怎么跟一群逆贼进犯大明属国！”玄苏赶紧当场叩头，解释说自己继承的是中国四明禅师衣钵，一向最尊重中华上国云云……
沈惟敬使杀威棒先杀掉了日本人的威风，这才徐徐开始谈判。
和谈是小西行长一直以来的夙愿，他从登陆朝鲜以来，先后三次给朝鲜国王写信，还曾经在大同江上与朝鲜使者正式会谈过一次。现在既然朝鲜的宗主国派人来谈判，正中他的下怀，因此表现出了很大诚意。
小西行长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要重开通贡之路；二是划大同江为界，西归朝鲜，东归日本。
这两个条件的提出，表明日本占领军已逐渐从秀吉不切实际的侵略计划中清醒过来，变得现实起来。各地义兵和李舜臣的活跃，让举步维艰的日军不再奢求能够打过鸭绿江，只求把目前占领的地区巩固下来。
对于这些，沈惟敬都没法做主，但他表示他把这两个请求带回给万历皇帝，同时打包票说你们这么有诚意，陛下肯定会答应的。
说来也怪，沈惟敬满口跑火车的风格，朝鲜人不喜欢，日本人却信服得紧。几天下来，小西行长把沈惟敬佩服得要死，说您在白刃包围之下仍旧面不改色，日本人里也没这么有派头的。沈惟敬微微一笑：“我这是学郭子仪单骑入回纥军营。”小西行长文化水平低，楞没听出来这是沈惟敬拐弯抹角骂他是夷狄。
最后双方约定，五十天以后，沈惟敬就会带回大明的正式答复。在这期间，平壤城附近划出一条宽约十里的军事分界线，在这条界限内准许自由割草，双方不得采取军事行动。
和谈第一阶段，就此结束。小西行长客客气气把沈惟敬送走，送了包括几条铁炮在内的日本土产，临走之前还反复叮嘱务必要在五十日内给出回复。沈嘉旺则留在了平壤，作为人质。可怜小西行长还满心欢喜，完全不知道沈嘉旺这条人命根本不值钱，就算死上一百次，大明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九月八日，沈惟敬得意洋洋地回到义州，把与日本谈判的结果一说，朝鲜君臣面色立刻就精彩起来。
没法不精彩。谈判这么大的事，事关朝鲜一半国土，居然朝鲜没有任何官员参与。而且沈惟敬敲定军事停战区一事，根本就是自作主张，他一个人就大大咧咧拍了板，直接为朝鲜作了主。
沈惟敬一看朝鲜人面色不善，立刻给了一个严厉警告，说我听说有人在军事区砍了一个倭寇的脑袋？你们别玩小动作，别在军事区动手惹怒了日本人，影响了整个和谈。朝鲜君臣赶紧解释，说您定界的时候，手底下的人还不知道，咱们下不为例。
沈惟敬知道自己的举动引起了误会，跟他们解释说我这不是和谈，是缓兵之计，一直拖到大明援军抵达，咱们就撕毁条约再打不迟。
在沈惟敬嘴里，基本是听不到实话的。别说对日本人了，就是在他给万历皇帝的述职报告里，也坚持了忽悠本色。不过这次，他难得地说了一段完完全全的实话，一点水分没有。
遗憾的没一个人相信他。李表面上嗯嗯答应着，还送了他匹好马回北京，背地里却恨恨骂道谁信你谁是小狗，暗中传令军中，该怎么打还怎么打。
沈惟敬在义州临走之前，小西行长又追了一封信过来。信中除了照例敦促以外，还不厌其烦地把自己和宗义智的正确姓名、官名写成一长串，生怕沈惟敬记错了。大概是他觉得沈惟敬回去，要把自己的名字报告给大明皇帝，是件相当光荣的事。
于是沈惟敬就这么回去了。无论朝鲜人怎么想，无论他的动机和手段是如何，总之石星交给他的任务，如今已经完美地完成了。小西行长已被暂时拖在了和谈的假象中，五十天之内肯定不会有大的军事动作。
对于沈惟敬的这一和谈举动，朝鲜人不屑一顾。尹根寿毫不客气地说这人根本就是在赌博，空手套白狼，拿身家性命去赌朝鲜救星的声望。
为何朝鲜君臣对沈惟敬态度如此恶劣？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根本反对和谈；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朝廷又派了一个人过来，这个人叫薛藩。
薛藩是大明行人司行人，身携万历皇帝的谕令在九月三日抵达了义州。在谕令里，万历对李大加安抚，承诺说已经派了十万大军，克日可到朝鲜。这个承诺正如久旱的甘霖一般，十分对李的胃口，他与一干大臣抱着谕令，激动得一塌糊涂，涕泪满面。
薛藩人家那是正宗朝廷使臣，万历十七年的进士，带的又是用过皇帝大印的正牌文书，无论哪点，都比沈惟敬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小丑强多了。两下对比，越发显出沈骗子的不堪。
朝鲜人不知道的是。这位行人薛藩，不只是个信使，他来到义州的目的，大不简单。
薛藩自从抵达朝鲜以后，没有呆在驿馆里接受官员恭维，而是到处转悠，不动声色地观察一切，甚至不惮跟最底层的平民接触，并把一切默默记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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