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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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藩自从抵达朝鲜以后，没有呆在驿馆里接受官员恭维，而是到处转悠，不动声色地观察一切，甚至不惮跟最底层的平民接触，并把一切默默记在心中。这是石星对他的嘱托，之前来朝鲜调查的使臣，大多是被朝鲜大臣带着转了几圈便完了，敷衍了事，带回去的报告几乎没法用。

　　　　现在朝廷要对朝鲜采取大动作了，亟需详细情报。薛藩接受的任务，正是评估大明出兵的前景，以及朝鲜战场的敌我情形，为北京的朝鲜出兵决策作参考。

　　　　因此，薛藩擦亮了眼睛，事无巨细，悉以查之，从来没有人象他如此细致地了解过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短短三天时间，薛藩已经了解到了他想要知道的东西，便动身回国。此时在薛藩的心里，已经有了一笔清晰的账。

　　　　薛藩和沈惟敬一前一后相继回到了北京。他们的返回，在京城投下了两枚炸弹，让围绕着出兵朝鲜吵成一团的大明朝廷，变得更加混沌。

　　　　且说李和朝鲜的一干大臣们送走了薛藩，高高兴兴地把万历皇帝谕令看了一遍又一遍，忽然发觉有哪里不对劲儿，再仔细一读，看到其中有一句话：

　　　　“并宣喻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

　　　　我说万历皇帝，你到底有多喜欢暹罗啊！
………………………………

第十四章　廷议

　　　　让暹罗出兵援助朝鲜，万历皇帝在去年就曾经提过一次。当时朝鲜被吓得不轻，特意派了使者婉言谢绝，总算把这件事搅黄了。

　　　　朝鲜人万万没有想到，事隔一年，暹罗居然死灰复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还得从一个与暹罗八杆子打不着的人说起。

　　　　壬辰年八月十日，大明朝廷接到辽东一封来自建州的奏章，发帖的楼主是大明建州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

　　　　在这封奏章里，努尔哈赤说他刚刚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可以更好地为大明戍边，因此乞求朝廷能赐给他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接下来，他又抱怨说最近高丽边境不安宁，他的部落已有五十多人遇难。然后笔锋一转，拍着胸脯表示：日本人正在打朝鲜，下一步就是打我们建州，我愿意为朝廷起兵三万，等到冬天鸭绿江水一上冻，就渡江抗日去。”

　　　　对于努尔哈赤要求的官职，朝廷未予理会，但对于他在奏章底下的提议，倒是兴趣十足。

　　　　石星此时正在为调兵遣将伤透了脑筋，这个提议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前一阵刚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战斗力毋庸置疑。现在居然上表请战，真是忠诚可嘉。

　　　　如果换成别的女真部落领袖，石星还得嘀咕一下，但这个努尔哈赤身份大不一样。努尔哈赤是辽东名将李成梁的贴身侍卫，从小就养在李家，自称“奴儿”，跟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关系很好。现在朝廷已经有了派遣李如松入朝的打算，有他镇着，谅这个努尔哈赤也翻不出天去。

　　　　石星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朝鲜，本来想达成一个意向性协议。不料朝鲜人的反应极其激烈，尹斗寿直截了当地表示：“要是努尔哈赤入朝，朝鲜就彻底完蛋了！”

　　　　朝鲜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壬辰开战之前，他们最头疼的就是这些女真蛮子。女真每年都要在朝鲜北境骚扰抢掠，死伤无数，两家早结下了深仇大恨。现在居然他们要打着救援的幌子深入朝鲜国土，这岂非是前狼后虎。

　　　　朝鲜君臣唯恐女真出兵形成朝廷决议，表现出了强所未有的强硬，打死也不从。对此，石星只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让女真出兵的打算。

　　　　努尔哈赤有些失望，骂骂咧咧地继续去跟海西女真打仗。其实我们也很失望，因为努尔哈赤与加藤清正的对决，最终没有实现。

　　　　许多年后，当努尔哈赤再度进入大明视野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恭顺忠诚的部落领袖了……

　　　　女真出兵这事没成，但给了石星一个灵感：让外藩出兵似乎是个好主意，不用糜费中华人力，便能达成援朝的效果，大明最多出些银子粮秣就够了，是笔好买卖。

　　　　可除了女真以外，大明还能找什么人呢？石星故伎重演，想在民间咨询一下。

　　　　这次他又找到一位奇人，名字叫做程鹏起。

　　　　程鹏起，也有的史书上写成程鹏举。他和沈惟敬一样，是个市井无赖，靠嘴皮子混饭吃。与常年混迹炼丹界的沈惟敬不同，程鹏起的主营范围是外交圈子，忽悠那些外国使节，给他们与各衙门之间作个政治小掮客。

　　　　这个职业在北京很有市场。大明以上国自居，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眼高于顶，那些来北京的外国使者尤其是海外小国想开展外交工作，很不容易。尤其是整个大明朝廷是个充斥着潜规则的复杂官僚体系，若没熟人点拨，想作点事难于上青天，特别需要程鹏起这种小人物作润滑油。

　　　　石星看中的，正是程鹏起的这个背景。他问程鹏起知道不知道哪家外国愿意出兵，程鹏起眼珠一转，当即脱口而出：“暹罗”。

　　　　石星摇摇头，去年的暹罗出兵事件他知道，何必旧事再提。程鹏起给他解释道：上一次只是万历皇帝提出的想法，算不上正式讨论，无疾而终很正常。而这一次，他有把握让暹罗国自己主动提出来，这性质就大不同了。石星听了大喜，

　　　　暹罗恰好这时候有一个使团在北京，团长叫握叭喇，跟程鹏起很熟。经过他私底下一番运作，握叭喇欣然同意，写了一份奏章递给朝廷，声称听说天朝打算对日本用兵，暹罗愿意也派一支部队为前驱。

　　　　这份奏章在朝廷引起了很大轰动。石星和宋应昌认为此事可行，万历自己也是兴趣盎然，可朝中对此事非议的也不少。这些反对者的观点可以分成两个问题：一，暹罗能不能出兵；二，暹罗危险不危险，会不会借机攻打中国？

　　　　反对者中的代表人物，是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他描述暹罗出兵时，语气十分轻蔑：“听一妄男子上言，欲发暹罗之兵，使由海道捣其巢穴，庙堂以为奇策，识者闻之，无不骇笑”

　　　　不过无论是什么意见，本质上是一群盲人在争论大象的形状，因为暹罗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没去过。

　　　　朝廷觉得这么讨论下去，实在没什么效率，最后有人给出了个主意：“两广地区离暹罗最近，不如问问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说好，便给来两广总督萧彦发了一封咨文。等到萧彦回复，再派正式请兵使者不迟。

　　　　不过万历皇帝特别兴奋，心里藏不住事。正好行人司薛藩要去朝鲜宣谕，于是万历特意在圣旨里加了一句：“并宣喻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

　　　　给两广的咨文发出去了，但石星有点等不及。北京到广州这一去一返，横跨整个大明疆域，太耽误时间。他找到程鹏起，说咱们能不能先派个人去暹罗看看，让他们先准备着。程鹏起一拍胸脯：我去！

　　　　石星大喜，循沈惟敬的故例，给程鹏起加了一个参将的头衔，发了一笔钱，带了二十几个人，前往暹罗。

　　　　相比起出生入死的沈惟敬，程鹏起实在是太不敬业了。他带着这一批人先跑到朝鲜，索要了一笔贿赂，然后又折腾到福建一带，扯着兵部的虎皮，要求当地船厂给他们造大船，招募水手，贪了饷银数十万，在海上晃荡了几个月，一点要去暹罗的意思都没有。

　　　　石星送走了程鹏起，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正琢磨着怎么给朝鲜人说。到了九月十九日，朝鲜的请兵陈奏使郑昆寿抵达了北京。石星闻言大喜，心想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郑昆寿这次来北京，目的只有一个，促成大明正式出兵。他到了北京以后，还没好好休息一下，便开始到处拜码头。从礼部拜到兵部，从兵部摆到户部，总之把京城能管得着朝鲜出兵的衙门，都拜过了一圈。每过一门，他都哭上一鼻子，恳求上国帮帮忙，救朝鲜于水火。

　　　　郑昆寿在拜码头期间，偶然碰到了另外一位使臣，一打招呼，发现是暹罗来的，名字叫握叭喇。郑昆寿听到暹罗这名字，心里一哆嗦。想起去年时金应南进京的时候，万历皇帝差点把暹罗人安排给他们当盟友，心想不会这么巧。

　　　　九月二十八日，石星给郑昆寿发了份请帖，请他去家里赴私宴。郑昆寿不敢怠慢，立刻赶了过去。一进石星家，他抬头就看到一人，特别眼熟，正是前两天碰到的那个暹罗使者握叭喇，汗珠子当时就啪嗒啪嗒掉下来了。

　　　　在石星府上，郑昆寿照例哭了一鼻子，恳求石星出兵。石星也照例慰勉了一番，然后把他引到座位上，与暹罗使者一起吃了一顿有些憋屈的饭菜。吃饱喝足了，郑昆寿和暹罗使者一起走出来，看四下无人，偷偷对暹罗人带的翻译说：“今天石尚书叫我来，是打算向我暗示暹罗出兵的事。我跟你们说，我们朝鲜不好走，得从广东绕路琉球，而且朝鲜和日本之间，还隔着好长一段旱地长沙，走不了船，你说你们来干嘛？”

　　　　一听就知道，郑昆寿是成心要把这事搅黄……

　　　　后来郑昆寿年底回国，还跟李提起这事，说大明打算派暹罗出兵日本，明年春天发兵。李听了以后自己嘀咕说连元朝都打不动日本，暹罗能干个啥？”

　　　　这个暹罗兵的问题从年中讨论到了年底，最后还是被两广总督萧彦一锤定音。萧彦接到咨文以后，郑重其事地上了一道《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在这封奏疏里，他把暹罗描绘成一个狡猾如日本，国力也十分强劲的阴险国家，说找这样一个国家借兵打日本，只怕日本未灭，中华先引火上身。

　　　　其实萧彦这话，纯粹属于造谣，是对和我国一直以来睦邻友好的暹罗人民赤裸裸的污蔑。

　　　　明代的暹罗，在那一圈里确实是个桀骜不驯的国家，没事就跟缅甸打着玩，但绝没到萧彦说的那种能跟日本抗衡的地步。最关键的是，暹罗对明朝一直是仰慕加尊重，是相当友好的，好比暹罗不支持本国女子和外国通婚，尤其是和洋人通婚，但对她们嫁给中国人却是明目张胆地鼓励。又譬如往来通商，其他国家商人的税收都一概没商量，惟独中国商人的税收要远低于其他人，而且这是官方明文规定，由此可见暹罗对明朝的态度了。

　　　　萧彦之所以说得这么夸张，只是因为怕给自己惹麻烦。暹罗邻近两广，若真要出兵，到时候无论粮饷兵备驻屯，一应事体必然全是他忙活。这种国外军队驻屯接待工作十分复杂，万一闹点什么军民纠纷之类的，外交无小事，官帽很可能因为屁大点事搞丢了，还不如写一纸奏章直接把这事搅黄了算。

　　　　于是，在各方面势力情愿或不情愿的搅黄运动中，轰轰烈烈的暹罗借兵大计，就这么黄了。最后只便宜了那个程鹏起，骗了一笔国家的钱悠哉游哉地在海上游玩，一直到次年才被大明解决掉。

　　　　女真、暹罗两路援兵都因为各种原因夭折了，朝鲜人又开始不停地问了：大明什么时候出兵。

　　　　要大明出兵不难，只要能在朝堂之上把百官的意见统一，这事就好办。

　　　　石星在暹罗项目上被人骗了个跟头，但那是输在了对海外情况不熟，对于自己熟悉的领域，他可谓是老成谋算，布局缜密。

　　　　为了能促成廷议出兵，石星拟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从沈惟敬和薛藩去朝鲜开始，便已开始部署，等到郑昆寿九月十九日抵达北京后，石星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出手了。

　　　　郑昆寿一到北京，四处哭衙。他的这一行动非常有成效，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郑昆寿的这种举动，很快就博得了很多朝臣的同情，效果卓著。反对出兵朝鲜的舆论，就在这声声哭泣中逐渐降低了调门儿。那种“朝鲜是外邦，死活不必理会”的言论，再没人好意思提了，反对者们都改口强调朝鲜敌情未明，不可轻举妄动这是一大进步，至少从道义上他们不再阻挠出兵。

　　　　石星此时已接到沈、薛二人的报告，他在九月二十八日召见郑昆寿，除了给他介绍暹罗使臣以外，还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统一思想，最后一次摸摸朝鲜的底。

　　　　到了十月二日，石星提请廷议讨论援助朝鲜问题，这照例遭到反对。但石星的提议，并未完全被驳回，此前一直未获通过的火器援助，终于被一致通过。

　　　　这是石星的一次投石问路，他从决议结果看到，反对派的意志已经不那么坚定，可以予以重重一击。

　　　　于是，到了十月五日，石星再次上奏，要求阁部九卿科道集体来一次廷议。奏本里除了援助朝鲜的老生常谈以外，还加了两句话，一句是他自愿前往辽东居中策划，立下军令状，只要有一个倭寇进入国境便自受军法；第二句，是推荐辽东的地下君王宁远伯李成梁一同前往剿倭。

　　　　这两个人选让朝廷炸了窝。大明朝还从来没有兵部尚书亲自带兵出征的先例；至于李成梁。他在前一年刚刚被弹劾罢官，朝廷一直希望他在辽东的影响力被削弱，恩养在京，现在提出起复，岂不是荒唐？

　　　　这两个人选，是一定不会被朝廷通过。石星这一手，玩的是拆屋开窗之计。我说开窗，你肯定不答应；但我要说拆屋子，你就允许我开窗了。

　　　　果然如石星所料，朝中大臣都被这个奏本里破釜沉舟的气势惊呆了，不知他哪里来的这份心气。石星趁机把郑昆寿的哭诉讲了一便，朝中大臣多少都知道这人的事迹，纷纷默然不语。反对者们看到在道义上已无法阻止，只能继续搬出“朝鲜敌情不明”的理由，说如果贸然前进，只会和祖承训一样遭遇失败。

　　　　石星早等着这句话呢，他嘿嘿一笑，拿出一份报告给大家看。大家一看落款，薛藩。

　　　　这份报告是薛藩返回北京途中写成的，在壬辰战争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明确提出“夫辽镇京师之臂，而朝鲜者辽镇之藩篱也”，属于必救之地；第二部分则是讲述在朝日军与朝鲜军民的动静，指出日军嚣张跋扈，却立足未稳；朝鲜军民“彼国之人，莫不以恢为念，誓不与此贼俱生。乘此人心，加以精兵，与彼夹攻，则倭奴必可计期灭”。正是发兵的好时机。

　　　　在第三部分，薛藩还根据朝鲜战场的经验，指出“北人善於御虏，南人善於御倭”，建议多多调派南兵入朝，并多造鸟铳、藤牌等装备，来应对日本人的铁炮战术。连如何对付日本著名的三段铁跑战术，他都提出了建议。

　　　　在石星的授意下，薛藩还特意表扬了沈惟敬两句，说他单身入敌营，争取来五十多天的缓冲期。

　　　　薛藩的报告详尽、缜密，极富说服力，折服了所有人。最顽固的反战者，此时也只能嘀咕两句“战争有风险，用兵须谨慎”之类的警句，再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反对意见。

　　　　万历皇帝对这个结果大为高兴，下旨说老石你是个好样的。

　　　　石星确实是个好样的，他这一次先是激情攻势，又是理性辩白，数路并发，攻势绵绵不绝，于无声中便把反战者的舆论消解于无形，可谓是精彩至极。

　　　　他能够取得胜利，最关键还不在这些手段，而在于合乎上意。对朝鲜用兵，一开始就是万历皇帝提出的方针。他虽躲在宫内不与大臣们相见，却通过石星，逐次往朝鲜添兵，把中朝、日的对峙长期化，日常化。反战者们就象是温水里的青蛙，温度上升而不自知，等到石星最后法出雷霆一击时，他们发现大势早已悄然逆转，出兵朝鲜已是弓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行人司行人职薛藩为倭情狡猾可忧调兵征讨当急陈防御一二事宜以备圣明择事先该兵部虏叛交倭情叵测恳乞圣明亟遣文武大臣经略征讨以弭急患事奉圣旨朝鲜被倭陷没国王请兵甚急经多官会议探听得失咨行礼部以职藩题差宣朝鲜国王职钦此钦遵驰到朝鲜开宣该国君臣莫不感泣咸谓「皇恩垂恤小国若覆载之恩」而引领王师又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据其君臣哀吁迫切之辞及目困苦流离之状诚有存亡於呼吸之间顾事势之可闷者不在朝鲜而在吾国之疆埸职愚之所深虑者不止疆埸而恐内地之震动也其调兵征讨可容顷刻缓乎职请料其必至之势及务当兴兵防御地方事宜为我皇上陈之夫辽京师之臂而朝鲜者辽之藩篱也永平畿辅之重地而天津又京师之门庭也二百年来福？浙常遭倭患而辽阳？天津不闻有倭寇者以朝鲜为蔽乎鸭绿一江虽有叁道然近西二道水浅江马可飞渡其一道东西相去不满二箭之路岂能据为防守若使倭奴据有朝鲜则辽阳之民不得一夕安枕而卧矣风汛一便扬帆而西永平天津首受其祸京师其震惊否乎职不胜其私忧过计足所至震详询博访又差人直至平壤地方哨探据其还报皆云倭寇各占人家妇女配为室家缮治金房多积粮草为久住之计添造兵器搜括民家弓矢？？为征战之用此其志不在小也臣到之日闻其声言西向观兵鸭绿朝鲜臣民彷徨无措幸得游击沉惟敬奋不顾身单骑通言约五十日缓其侵犯以待我兵之至然而我以此术愚彼亦安知彼非以此术而愚我乎其人狙诈狡猾方陷没平壤之日则曰「欲假途仇」今则欲假途朝贡矣方以不得与中国抗衡为千古遗恨忽又以得沉惟敬可通朝贡为幸其倏然而为慢骂之辞倏然而为恭顺之语此其奸诈难凭自可见且十年一贡自有常期入贡向由波府亦有贵州地今挟朝鲜以要我盟臣窃恐重译来王者不如是也可置之而不问耶臣料其谋不过如许诈请和好以缓我兵计耳或候河冻以犯辽阳或候春期以犯天津且未可知若非是时速以大兵临之「则彼以为侵犯所至莫敢谁何」其肯怡然而返棹者吾不信也今朝鲜垂亡危在朝夕然纶音一布其忠义之心作其敌之气彼国之人莫不以恢为念誓不与此贼俱生乘此人心加以精兵与彼夹攻则倭奴必可计期灭苟候岁时彼招集贫穷安抚流离朝鲜之人厌起甲兵乐有新主虽有百万其能济乎或谓「兴兵往征从速其来」职谓「征之固来不征亦来征之则牵制於平壤之东其来迟而祸小不征则肆意於平壤之外其来速而祸大速征则我藉朝鲜之力以擒倭迟征则倭率朝鲜之人以敌我」故臣谓调兵征讨不容顷刻缓者纵大兵不能一时齐集亦宜陆续调兵以为朝鲜声势之助庶几万一可夺犬羊之魄也顾兴兵之费莫甚粮职询其所积仅足七八千人一月之粮有不足者资我继之其国君臣亦愿多发人马在於鸭绿江边接尔克定平壤之后共国君臣亦幸我兵为其父母兄弟报仇乐输粟自可随地资粮矣况有倭贼之所积者乎至如宽奠延袤五百里原额官军数已极少今除各营调去选锋？哨马及节年逃故军士外宽奠实在营军只叁百叁十名欲防倭又欲御虏守堡不可无兵堵截不可无人倭果来住以御之职谓宽尊等处官兵不可不速为之添设也北人善於御虏南人善於御倭若与倭战非得南兵二万其何以挫其锋而折其锐乎则南兵不可不速调也我之长技在骑射倭之长技在鸟、弓箭之所及者盔甲可避鸟之所发者士马难当况有藤牌？？可蔽身亦可蔽马则藤甲、鸟皆当速为之备也臣之所言谅诸臣皆先言之何待臣之陈顾念早一日则朝鲜免一日覆亡之祸迟一日则我疆埸一日之忧恳乞圣明睿断下该部议转行当事诸臣催促兵马前行则疆埸幸甚宗社幸甚职不胜杞人之忧奈何日月风寒患病途中未能疾趋奔走差义人薛志奉奏闻兵部……

　　　　大事既定，剩下的便是细微末节。兵部趁热打铁，在数日后上表提请出兵。这一次的调动规模空前，包括辽东军、浙兵、蓟州、保定、宣、大等地驻防军，加上已在鸭绿江两岸驻屯的九千人，总兵力达到了四万人。这个计划数字虽然和后来实际动员的人数略有出入，但足见明军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在这些部队当中，辽东军是精锐尽出；宣、大、蓟、保等地因为要防御蒙古人，派来的大多是当地团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兵，这支部队是戚继光的血脉，指挥官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等人都曾是戚继光的部属，拥有一整套对付倭寇的战术与装备。

　　　　这还只是先发部队，四川、山西、浙江义乌、东阳等地的军队，都在陆陆续续动员中。

　　　　至于总指挥官的人选，石星在那封奏折里已经给出暗示了：李成梁但是李成梁肯定不行，他身份敏感，何况年纪也大了，不宜出征，可是宁远伯的面子不能不给，那么朝廷只有一个选择：李成梁的长子李如松。

　　　　李如松此时正从宁夏战场带着无上的荣誉归来，征尘未洗。他来当这个指挥官，众望所归。

　　　　于是，李如松从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改成了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另外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福建道御史彭而珩等人还不失时机地举荐了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李如梅、李如梧等人，也都在东征军中各有职务。其他人选如杨元、张世爵等人，都是南北一时名将。

　　　　但大明祖制是“以文驭武”，这种国家级的军事动员，必须要用一位文官来担任最高统帅。石星倒是想自己去，可于规矩不合，于是这个职位便落到了一直